7资主与民主：资本雇佣劳动制矛盾的政治体现和制衡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家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几乎众口一辞地宣称资本统治的政治是“民主”的，并指责社会主义政治是“专制”的。
民主的主体是民，“主”则是指政治上的决定与主导。那么，何为民，或者说谁是民主的主体?
民作为一个社会基本范畴，也有其历史的演化。在中国古代，民是指与官相对应的社会范畴，即“士农工商”四民。在欧洲，封建领主制时代的民，是指农奴和平民，当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民主”口号时，民的界限已相当清楚，就是第一等级——领主贵族和第二等级——僧侣之外的第三等级，它包括市民、农奴、农民，而市民中就有商业和工业资本家。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民主，就是以资本家为领导的第三等级参与和主导政治。这在当时是革命的，也是政治与经济进步的集中体现。
将民的范畴界定在第三等级，并以此号召农奴、农民、手工业者等参加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领导对封建特权和集权专制的革合成功的根据。这场革命开创了公民社会，并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这是人类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又导致革命取得政权后，民主的性质就已发生变化。由资产阶级掌控的立法权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以及性别和在本国、本地居留时限等限制。这实际上是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全部妇女，以及移民都排斥于选举权之外，不仅如此，法律还限制了他们的言论、结社、集会等权利。
如果说这种制度是“民主”的话，那么，拥有“民主权”的只是那些拥有大量资财的人，而他们之所以能拥有“民主权”，并不因为他们的血统——如果按血统来拥有“民主权”，则与旧领主专制无异——而是因为资财。法律所承认的政治权利，不是根据人，而是根据资财归谁所有。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就在于他对资财的所有权。“民主权”是资财所有权的政治形式。
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形式，虽然拥有大量资财的人不见得都是资本所有者，但其主体是资本所有者，而那些非资本所有者的富人——旧贵族、地主等——也可以随时将其财产转化为资本。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夺得政权，资本统治确立其政治制度时，虽然名义上还沿用革命中的民主口号，但其实质已经是资主或财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个委员会以政党和立法、执法、行政、警察、军队等政权机构的形式存在，它们的表现，可能样样种种，但归结起来，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资本所有权，保证资本的增殖。200余年来，虽有多种变化，实质依然。
当我们今天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时，必须明确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且都要以政治权利来界定并协调经济关系。不能以政治制度辩护人对该制度的命名来评价它，而应以经济关系及其矛盾来判断政治权利的归属与运作，从中发现权利的矛盾。
资产阶级以民主名义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其主要权利是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是资本的政治形式。资本所有者也可以自称为“民”，他们的“民主”权，实则资主权或财主权。一旦他们失去了对资本的所有权，虽然还是民，但已不能为主了。
与封建领主制不同的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的经济关系中，劳动力所有权也是一个基本权利，虽然这个权利的确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劳动力使用权作为商品与货币资本的交换，已使雇佣劳动者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据此争取利益。当他们从个体的争取到联合的斗争，逐步迫使法律认可了劳动力所有权依据这个权利而组成的联合体——工会以后，就又展开新的斗争，要求劳动力所有权派生并保证劳动力所有权的政治权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被雇佣劳动者阶级所继承，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发生于19世纪初、中期的英国“宪章运动”，明确提出要求普选权及相应的民主权利。在工会等组织的基础上，要求普选权的斗争自“宪章运动”以后，一浪高过一浪，而成立政党，则是这个斗争的必要形式。
在雇佣劳动者阶级政党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关键环节。这个宣言，宣布了劳动者政党的理论、原则和纲领，也是劳动者联合起来争取民主权的基础。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政党纷纷成立，并展开了艰难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明确了劳动者的公民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而且逐步争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到20世纪中期，西方各国被迫取消了对有关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实现了普选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民主权的，是公民身份的体现。对于今天西方国家的青年人来说，这个权利似乎习以为常，甚至会嫌麻烦而不去投票，但对于他们的祖辈而言，却因没有这个权利而苦恼和压抑，为争取这个权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选举权是劳动者联合斗争的结晶，也是他们继续联合斗争的手段。
民主权中还包括结社权、言论自由权、示威权等权利。政党就是结社权的社会体现。正是依据并运用结社权，劳动者才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并由政党集合劳动者民主权中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示威权等，形成政治势力和政治运动，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经过两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国家中的民主政治，虽然并未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但社会主义势力在其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绿党等的联合执政，以及在议会中的斗争，明确了劳动者民主权利，强化了社会保障，干预并协调工资制度，切实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当然，社会民主党的渐变改良路线，也滞缓了制度变革，从而使劳动者在总体上还处于被统治地位，还要出卖劳动力使用权，并为资本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只有在集合了劳动者民主权的政党的正确路线导引下，才能不仅争取局部利益，还要为长远利益而进行制度变革。
8资本文化与劳动文化的对立统一
作为对人生和社会关系的意识，文化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也呈现出其特殊性。资本所有权主体和劳动力所有权主体，不仅在经济利益上对立着，也在政治关系上对立着，这双重对立，反映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就形成对立的文化，即资本文化和劳动文化，它们存在并作用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中所有的人，导引并制约人们的经济和政治活动。
资产阶级领导的对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的革命，首先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它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开始，经“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展开了基督教的自我否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市民文化和资本文化。市民文化是一般，资本文化是特殊，是以市民文化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市民文化的基础上，依据其原则，还形成了劳动文化。这二者的对应统一，构成了市民文化。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初期是资本文化，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不断的斗争，劳动文化逐步明确和系统，并与资本文化相抗衡。
基督教的核心是“上帝”，他制造并安排了人间的一切：人的生命、等级和贫富，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显然，基督教限制了资本的生成和发展，只有否定“上帝”，第三等级中的资本所有者才能增殖资本，才能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但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这就是资本。这个由商品生出的货币所形成的资本，是那么平庸、俗气，但却真正地、普遍地统治了社会。拥有资本，无穷尽地占有物质财富，不仅是一个人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其价值的体现——社会也以此来评判个人。
资本是对体现为货币的物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使人们具有远比其人身存在大得多的价值，这是他人劳动所创造价值被异化的结果，从而也使其所有者可以进一步支配他人，并由此产生满足感和幸福、荣誉。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是对资本社会关系的意识，它体现为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全方位地支配资本所有者的意识，并主导社会意识。
资本文化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作为个体人，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也有劳动能力，会思维，有各种生理和心理欲求。然而，当他们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就成了“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劳动能力，不是用于劳动，而是执行“资本人格化”的职能；他们的思维，也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求，不仅要通过资本的增殖过程来满足，而且资本增殖成了他们主要的欲求。与之相应，人的本质和人性在他们那里已经异化，起码是在执行“资本人格化”时已经异化。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像“神魂”附体的巫婆、神汉，忘我地在传达着、履行着资本增殖的“神意”。由于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本的文化也就经资本所有者及其所雇佣的特殊劳动者——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论证传播而漫布于全社会。
资本文化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对财富的贪欲和崇拜，并以所有的财富量来衡量人的价值。在这里，文化上的价值与经济上的价值得以统一。之所以用所拥有财富的量来衡量人的价值，就在于财富集中体现着经济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是已有劳动力的结晶。对这个价值的所有权，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还可以支配人们的生产劳动。所有权中的占有、支配、处置等权能，就是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包含着荣誉和地位。对物质财富，特别是货币化了的资本的所有权，保证了其所有者在生产和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他们在自己所有权支配的范围内，就是专制的领主，所有权表现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的价值观，不仅主导着资本所有者的意识，也主导着社会的意识，导引那些没有资本所有权的人也为此而奋争。
资本文化的思想，是其价值观的展开，是从资本所有者的立场对经济关系与矛盾的认识。其基本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它的宗旨就已明确，即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认识，贯彻资本所有者的价值观，实现其利益，保证资本所有权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几百年来，各学派层出不穷，所论问题、概念体系都有变化，但其宗旨如一。在经济学的基础上，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甚至哲学——它曾是思想的前导，但在资本统治确定以后成为经济学的附庸和注释——都围绕这个宗旨，并将资本的价值观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扩展。
资本文化的道德，是其价值观经思想而达到的对人们行为的具体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法律的规范，二是道德的规范。前者是“硬”性的，后者是“软”性的，但作用范围更广。资本主义的道德，表现为义务、良心、信誉、幸福等范畴。其义务是与权利对应的，是对权利的意识和运用，主要就是如何认知资本所有权并实行“资本人格化”的各种义务。良心和信誉，则要求人们服从所有权的支配，并按所有权的规定，来处理人们的社会关系。以资本的增殖为幸福，是资本主义道德的最高层次，而且，这种增殖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乎义务、良心、信誉的。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量，也即所有权的增加而感到幸福，社会因此而承认其价值。这些，就是资本文化的主体。
与资本文化相对立的，是劳动文化。这是在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形态中，市民文化一般的又一种特殊形式，其主体是近现代已经具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首先是雇佣劳动者。劳动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系统的阶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者的文化。资本雇佣劳动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中，虽然也有奴隶意识、农奴意识、小农意识，但都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而是从属于统治阶级意识的，是对奴隶主文化、封建领主文化、官文化的认可与屈从。只有当劳动者具有了劳动力所有权，并在与资本所有权的矛盾斗争中，才逐步形成了与资本文化相抗衡的劳动文化，其系统就是劳动社会主义文化。
劳动文化的基础，是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在明确劳动力所有权的基础上，确立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并以此导引劳动者争取和保证社会主体地位的运动，建立并改革公有制和民主制，促进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关于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本书第九章将具体论证，这里只做一些提要。
劳动文化也由价值观、思想和道德构成。即劳动者主体价值观、劳动者主体思想、劳动者主体道德，它们是内在统一的层次。
劳动者主体价值观是劳动文化的基本环节，这也是真正以人为本位，以劳动为标准的价值观。从个体而言，努力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是创造价值的内在根据，从总体而言，则应为个体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提供必要条件，并形成一个公正的评判个人价值的社会机制。这是劳动者主体价值观的核心。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这个机制并不具备，劳动者主体价值观是批判资本统治的出发点，进而在劳动者联合中起内在的凝聚作用。
劳动者主体思想，是在展开劳动者主体价值观的基础上，对现实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系统认识。在劳动者尚未实现社会主体地位时，其重点在于批判资本统治及其他旧势力统治的社会制度，论证劳动者的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及其利益，进而说明社会矛盾的状况及其演化趋势，以指导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公有制和民主制，也应以劳动者主体思想为指导，进而根据其演化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不断探讨改革与发展——其实质在于强化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公有制和民主制的途径。
劳动者主体道德集合并具体化了劳动者主体价值观和思想，是劳动文化从总体上对个体意识和行为的规范。这是与资本道德相对立的，它的义务、良心、信誉和幸福，都是以劳动为根据，并在平等的交往中实现的。在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尚未制度化时，劳动者主体道德既是批判资本道德的准则，又是联合劳动者的内在机制；制度化以后，则与法律相辅相成，在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改革和完善公有制与民主制进程中发挥其规范导引作用。
总之，资本文化与劳动文化的对立，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中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主体矛盾的表现，它们的对立构成的统一体，成为资本雇佣劳动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而劳动文化的实质，就是体现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自由精神，从而是真正的自由文化，由其导引的劳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说明：该文系《劳动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五部分的7/8两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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