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生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和方向。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出路。然而，曹先生认为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根本上处于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底层地位，精英主义的现代化只能造就少数人进入小康社会，大多数农民将被边缘化，整个社会将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冲突不断上演。现今的道路注定农民将长期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决定的，即使实施一些人提倡的土地私有化也解决不了，因为农民无法在城市完成生命再生产的任务。今年1月份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农民增收是主题。这是多年来未见的新气象，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新发扬，给人们心头一点亮光。然而，曹先生依据多年的调查研究和思考，认为如果不改变现行的模式道路，农民增收没有多大指望，特别是在现今我们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因为如今农民收入主要由农业收益和打工收入构成，农业收益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粮食价格没有多少上涨空间而没有增加的空间，打工收入也因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没有增长空间甚至有可能会因为遭遇经济危机而下降，这样农民增收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要谈农民的出路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在现行发展道路上是无法实现的，农民也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在现行框架下做些调整，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是有可能的。中央曾经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工作方针，曹先生研究认为“多予”因为没有能力而将落空，“少取”最好是不取，就是取消一切农业收费，这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基本稳定的一个办法。
老田先生曾经生活在农村，对于“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走不下去时遭遇的问题；农民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这跟有无户口限制无关；在竞争思路下“三农”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关键是怎样实现合作。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历史告诉我们，农民无法完成内生型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合作，只能依靠外生型的合作，这就需要善意政权和农民领袖的作用。当然，合作也有一些弊端，存在强制管理的成分，但是这可能是需要承担的管理成本，相比分散的小农任由强者宰割的处境还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一位多年生活在农村的老先生发言指出，曹先生的研究最大的成果就是农民没有出路。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自从195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业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并不是一团漆黑，很多地方成就很大，这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不了解的，希望曹先生能够带领学生研究这个问题。
另有一位朋友发言道，对于独立思考者而言，对于政治权威的观点应可怀疑，中国应当服从真理，不服从真理就没有前途。
还有不少朋友积极发言，有的提出“三农”的问题的出路是减少农民，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耕种，将农民从身份地位的名词转化为社会平等的职业名词。
曹先生在最后总结时深情地讲道，今天这么多人来关心探讨农民出路的问题，这是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开始具有社会关怀氛围的一个标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希望。
的确如此，如果知识精英一味地在社会各阶层的竞争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利益置若罔闻，那么我们必将看到一个同归于尽的囚徒困境，没有谁能够获得安全和幸福。好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看到竞争的危害和危险，意识到合作的收益和美好前景。这，大概才是我们的全面小康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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