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二·九”七十周年活动简讯
嘉宾：
武光（北航首任院长，原社科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肖衍庆（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原社长，著名长篇小说《双水峪》）
时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教师）
韩德强（北航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2005年12月10日上午9点半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主办：书社
下面是肖衍庆老师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和不革命的最终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和实行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唯一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我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我和工农兵结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学阶段。我是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进了大学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将来就是国家干部，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也就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来自农村，所以进大学时是抱着这个思想的。但进大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北大食堂南墙上贴着两条标语，一条是歪歪扭扭的“自由万岁”，另一条写着“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很显然，头一条是右派先生写的。后一条时毛主席的语录。这两条标语给我的印象是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时我就如饥似渴的看接漏右派的大字报，参加批判右派的会。我清楚记得当时一个右派在给妻子写的信中称赞自己的头是多么天才，这颗头只能放在自己的肩上，放在任何别人的肩上都不行。这种种教训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根源。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开始有所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劳动，后又下乡深翻地、下矿当矿工。在劳动中，一面用汗水洗刷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这是“破”；一面还要立。靠什么立? 我当时有一个高中同班同乡的同学，他当时在沈阳工作，路过北京来看我，特意给我留了十块钱。我拿这十元钱到北大书店买了套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买了后就一篇一篇读，当我读到《〈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读完这篇后脸发热。毛主席在文章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就相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妈呀，我一想，领袖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我呢？想“扬名声，献父母”，想做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我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就在后面下乡、下矿的劳动中自觉地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在井鑫煤矿劳动了一百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工人。 我当时的交往对象叫李裕德，他比我大两岁，我写他。结果第一篇我没写好，矿工们说，你写的像你，不像我们的李裕德。哎呀，我很苦恼。学校放暑假时，我又跑到煤矿，和李裕德一起劳动。 在一起劳动中，他把他的情况和心里话给我讲了。他说，旧社会那个时候，矿工们都是为了活命，哪儿会想着能够娶老婆，更没想过有所积攒。解放后，我就干起头了，我非要好好做不行，来报答国家。我和他交往深之后，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写了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头版。他后来还参加了5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我看了个材料，上面说当年的先进工人现在大多数生活状况都非常惨。所以三年前，我和老伴专门去看了他。他已经瘫痪了，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肖衍庆啊，资本家入党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不通啊！”我说，“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咱们都想不通吧。”我写的《双水域》中的李云山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曾经到北大来，我给他说“咱们换换位置，我去当几年矿工，你来学习几年，这样你的贡献会更大。”当时我确实有这个思想，就是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确实觉得怎么就不如他们呢。我当时的感觉也正像毛主席说的“工人农民比较干净”。所以当时从感情上开始有了变化。对这些人，我非常尊重。
到了1961年，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我当时带了几个研究生到昌平县黑山寨一个叫分水岭的小村庄搞政府支持，也是一百天的时间。那一年正是春夏都旱，春种种不上。我们和群众一起担水、点种。就是用山沟里的水，一瓢瓢舀出来，点种。晚上我们就把青年团的工作组织起来，编文艺节目、唱歌，读毛主席的书，讲讲革命故事，把群众的文化生活搞起来。到了深秋写了场谷雨，我高兴极了，和农民有了种共同的感情。当时我们已结束回校了。我又跑到这个村子，住了七天。那个群众啊，尽管生活还很困难，但是在我住的那几天里，群众们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给我讲这个村子的历史。这个村子解放前夕曾有过一场拉锯战，是和国民党组织的“还乡团”，当地又叫“壮丁队”的这么一伙儿力量打仗。当时有几个村民被打死了，这个时候的村支书就是从还乡团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回校之后，我利用暑假的时间给他们整理了一部村史。我写的《双水域》中村史的那部分，就是借鉴了这个村子的历史。我和这个村子现在还有联系。
如果没有1958年我下厂、下矿劳动时看到的千百万革命群众那种冲天的干劲；没有1961年我看到的群众在困难面前不怨天、不忧人，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就不会形成我坚定的感情。这对我后来在两条路线中站稳立场非常重要。所以我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平反时，专案组的同志说，“老肖对三面红旗是坚定的。”
旧学校教育我的是“劳心者治人”。而毛泽东思想教育我“要学会尊重劳动人民”。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转变阶段，破除个人主义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1962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这是个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在老同志身边工作，从老领导那里学习革命的传统。但是当时我还有个问题，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随着在这样一个领导机关工作时间的增长，“为官”的思想就慢慢凸现出来了。 这是有两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一件是62年国庆节，我从外面调查回来，在王府井受到警察的盘查，我把市委工作证掏出来给他，意思就是说“我在特殊机关工作，你还敢不放行？”我当时就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权思想。另一件事情是，我一个北大留校的同学在王府井书店买了本《雷锋日记》。我们在大街上碰上了，我问他买的什么书，他说《雷锋日记》，我当时不屑一顾。后来看到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我才知道我错了。我真正对“特权思想”的认识和反思主要是在后面的“五反”、“四清”（社教运动）中。我们当时到的厂子是通县的一个仪器厂。当时这个厂子的领导班子是整个腐烂了。当真正把这个厂子的群众发动起来，控诉这些腐败分子，就是“斗走资派”时，那个群众像火山爆发一样，里三层、外三层把厂领导围住，简直要把他们打成肉饼。所以群众对走资派的愤恨，我是亲眼看到的。这个对我教育很深。那个时候我也在读《焦裕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后来学大庆的过程中，我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清洁卫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斗私批修。这是第二阶段，也就是怎样克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阶段是文革时期，那个时期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潮触及到了每个人的世界观。这个时候毛主席有段话：“旧学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个传到我们教研室时，有相当一批同志接受不了。有个清华来的女同志非常气愤，她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几年共产党员白当了。因为当时市委研究室集中的都是名牌学校的高材生，都是培养的革命接班人，头上的光环一个套一个，当然就对主席的话有意见。我当时虽未明着表态，但也未完全想通。后来我被错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下放察北劳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被打错了，当时我对自身有一个问题是认准了，对别人的批判是认同的。就是刚进北大校门时“这下终于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摆脱劳动人民嘛。所以下放期间和群众一起劳动时，我是全心全意投入进去。我当时横下心给自己定条要求，要半年时间赶上他们一个壮劳力。那个时间也积极地用自己以前学到的医术给群众们扎针、治病。当时是一心自觉地要去改变自己旧有的思想、观念，愿意改造，愿意接受再教育，培养劳动人民的立场。所以《双水域》中的下放干部杨立伦是概括了我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我结束下放，彻底平反时，我给爱人说，“这一年多的下放使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一定要改造‘名’和‘利’。只有改造了这两个方面，你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不改变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组织上不论对我们平反到何种程度，我们都不应对组织上有任何的怨言。”所以后来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时，我对此不屑一顾，从未动摇过。因为我是亲身感受和经历过的。
由于前面的经历，在后来多年的工作中，我知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太重要了！你说你要搞共产主义，要为人民服务，而你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都是一句空话！在我思想转变之后，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我感觉就有方向盘了，工人、农民们的话和思想感情和我就是相通的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一个大的刊物组织了一场大的“潘晓来信”讨论，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提倡宣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样一种哲学。有人批判雷锋、丑化雷锋，否定“大公无私”。我反其道而行之，当时顺义县有个女青年，看了这个刊物上的讨论之后，就给编辑部来了封信，问“农村青年到底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就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辩论。后来这个女青年又给她们村里的赤脚医生辩论，他们这个赤脚医生就坚决批判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后来改变了这个女青年对潘晓思想的盲目认同。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当我们自己的思想改造之后，我们帮助青年进行思想改造时，就能帮到点子上。不斗私批修，不改造自己的人，绝对学不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要改造人。
从以上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像我这样一个农民子弟，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不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今天也只能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远离实际，远离生活，远离人民，为有钱、有势的人去卖命。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坚持和贯彻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把共产党人的观点坚持到底。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唯心的，英雄和人民共同改造历史的观点同样是唯心的。抱着唯心的观点，是不可能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现代不同了，工人阶级由于下岗、买断而被分散了。农民也因分田、进城务工而散了。和工农结合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全社会又没有这样的风气，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认准了这条光明的道路，我们就会有办法到工人农民中间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后还是工人农民说了算。
李尔重老人说得好，“人民不会不说话。一旦人民说了话，中国就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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