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讲座
主题：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主讲人：老田先生
时间：2004年7月10日下午4：00
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一、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研究文革这个热潮不是我们要兴起的，是反毛反文革那一派人士，把这个热潮推到一个新的高潮。我研究文革是被动跟进性质，因为我感到很惊奇，我99年上网参加左右派论战，就感觉到这样一股加强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气氛，论战的一个长期不变的话题就是毛泽东和文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的原因，因为不掌握事实就没有发言权，就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确实不了解，不是亲历者，论战到最后我们说话也没有底气，逼迫我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我住在武汉，这是一个研究文革的有利条件，武汉当年的文革在国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众组织和运动的规模是非常浩大的，因为武汉群众组织分化不是特别厉害，这是后来诱发武汉720事件的原因，这个时间是全国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武汉当年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叫“钢二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在得到他的帮助后，陆陆续续的结识了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主流的文革叙述之外，了解到文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层面――群众性的文革史，去追寻造反派青年学生和个人为什么参与文革运动，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他们后来经历的政治斗争过程如何，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就积累了一些这个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是长期不受重视的，不仅是国内受到政治的限制如此，包括海外的研究也如此，那些所谓的权威也完全不重视文革政治博弈另一方的资料。
在调查文革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一个人，把他的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听，也许有助于我们大家了解，文革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个人姓张，他家在解放前是个大地主，他祖父曾经在北京上大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后来北洋政府任命他当江苏泰昌县县长；他的父亲是北阀时期国民党的师参谋，大概是在30年代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父亲后来的遭遇不好，结果促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的官僚精英群体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认为这个群体是有问题需要改进，所以他很积极主动的认同了毛，就是党内有坏人，有走资派，毛一说这话，他就认为说到他心坎上去了。这样他就积极主动地参加了文革运动，因为参加造反运动，所以他的遭遇就非常惨，但到后来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后悔，自己虽然是妻离子散，69年的时候又被判3年徒刑，释放候又把他下放到鄂西北山区农村，回武汉之后也一直没有稳定工作，眼睛也瞎了一只，现在要靠儿女抚养，但他不后悔。他说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有很多波澜，酸甜苦辣咸都应该尝一下。他自己说从祖父参加火烧赵家楼开始，到他父亲的思想转变，到他自己参加文革，他说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中华民族要到哪儿去，中华民族有什么路可以走？始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说80年代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造反派政治上最不得意的时候，但他还觉得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机会的，还是挺高兴的，到现在，他认为，20多年来，这条路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路越走越窄，从这个意义上，从他祖父那么积极的参加五四运动开始，到他现在积极参加文革运动，改革开放又有20多年，这么长时间的跨距里面，在三代人的时间里面，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当然，张先生是个人出身，没有很高的理论的修养，他的看法却很坚实，来自中国的现实，是很朴素的，从现实出发，从现在社会的紧张关系看，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大问题迫切需要答案。其实就算把这个层次再抬高，抬到全球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仍然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人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就只能是这样，只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或者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剩余，然后再去控制或者动员多数人；另一派人仍然是理想不死，就象我们这个的名字所象征的那样，还是要去追寻一下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主张另一个世界是不是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全球视野里也是始终没有解决，还是在争论之中，无非是有的时候这一派人比较得势，有的时候是那一派人得势，二战之后的早期，哈耶克在西方知识界声明狼藉，到1974年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风水轮流转，问题还是没有尘埃落定。
二、 否定文革背后的意函变换
文革过去几十年过去了，在1980年代被政治决议否定了。最近20年来，在表面上否定文革的话语没有变的情况下，其内涵却有着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海内外的网络兴起以后，我们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网络上面关于文革的争论不受控制，一直都很热门，但是慢慢的在这些否定话语背后的味道已经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否定文革的研究就很有意思。
否定文革的话语内涵，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关于文革的叙述，基本上不是一种研究，而是要在政治上要判定共产党内相互争执的两派的是非，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在几十年内关于新中国建设的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决议就是要在政治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社会舆论上，响应决议并对舆论和普通人的意识形态世界起作用的主要是借助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来实现的，伤痕文学很真实的实质部分就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在文革、在毛泽东时代30年里，利益受损，自己的最大利益没有实现，自己要的社会秩序和分配方案没有实施，所以感到不满，或者在文革十年中间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质疑和冲击，或者按流行的说法叫受到迫害，这个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伤痕文学就是一部分人要出来倒倒苦水。
在六中全会的决议之后，是政治决议解决党内是非的重新评说，由伤痕文学表述部分精英们的黑暗感受，这个相互配合的内外搭配我认为很真实，决议反应的是党内需要，文学去争取社会舆论同情。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时代党内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缓和，毛泽东要走的道路，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人在反对，这个反对方面的理论在1980年代我们还看不清楚，那个时候舆论还是说毛泽东错在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原理，很多方面运用错了，他毛泽东批判的许多东西正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说是要从毛泽东时代不太好的社会主义，进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好的社会主义。那么再结合今天的现实看，用好和不好的马克思主义，来定位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之间的分歧是不合适的。从发展趋势看，毛泽东定性的自己和对立面的分歧性质，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已经由社会发展的事实检验过，毛泽东当初的判断不能说是极左，也不是什么扩大化。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反对的这条路行不行，走不走得下去，这是在理论上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得时候，老是停留在“倒苦水”的层面上，老是去描述阴暗面，而是要超越文学叙述层次和争取同情的范畴，要在真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里面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早期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政治和经济学方面是坚持“不争论”的方针，那是符合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但是今天继续这样的“不争论”就刚刚好反过来，不符合现实政治需要了，我们知道中央前些时发布了关于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意见，其实高层恐怕就是有道路选择方面的困惑。
我们看到，今天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叙述，他是要起这样一种作用，防止人们去思考和比较毛泽东时代的得失，服从建立话语霸权的需要，直接告诉你什么另外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制止人们去思考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道路到底是不是可能。早先的文革叙述，是解决党内政治是非问题，表述部分人的独特感受；那么现在的文革叙述已经脱离这样的轨道，服从建设话语霸权和文化专制的需要，这是一个质变，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同样的形式，进行非人道控诉，炒几碗冷饭；但是叙述的实质和服务方向已经发生了质变了，早期是满足政治需要，现在是满足文化和思想专制需要，利用早期否定文革建立的叙述资源，利用建设道义立场的方式去排斥理智和逻辑，利用复述早期文革叙述的结论去和最强大的官僚精英群体保持一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参加网上论战以后，再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以后，才慢慢感悟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再检讨今天主流学界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叙述，会发现，他们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妨碍我们去检讨另外一个时代，妨碍我们去思考另外一条道路，妨碍我们去寻找新的理论空间和思考中国出路。因为早期争论文革的两派绝大多数都不在政治舞台上了，都不在了，这个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就是说我们要到哪儿去的时候，去规范人们怎么说，谁来说，什么话不准说，是建立这样一种规矩。主流知识精英建立这样的规矩，利用两个资源，在学术上面援引早期非毛化时期的现成叙述，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会心理上与人们已经有的印象和知识接轨；在政治上保持与官僚精英群体的一致性，和最强大的群体保持一致，本身是一种力量整合方式和统一战线策略。
针对今天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叙述是服从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的需要，就这样的重大转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疏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然后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因此研究文革不是要搞平反委员会，不是要为谁说话，没有这个必要，当年中央高层参与文革竞争的两部分人，大多都不在世界上了，今天的领导人跟文革的主流，正反两方面关系都不大，在高层里面，无论是哪一边，都丢掉文革这个包袱了。
简单地说，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学界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所谓的自由派组成的）已经丢弃了早期否定文革的政治内涵，把否定文革作为一根棍子使用，去敲打别人。从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到秦晖这样的自由派大腕，人人都喜欢使用。从战术上讲，文革这么一根棍子可以用来方便地打击对手，把自己和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对文革感受捆绑在一起，这个统一战线的实际存在，是这么一根棍子还能够打着人的原因；从战略上讲，或者从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上看，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也许希望通过发掘本土资源，去为论证“历史终结论”做一点微薄的贡献，通过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毛泽东去论证“另一个世界”绝无可能存在。
三、 毛泽东选择的中国式道路
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今天确实不存在了，那今天再来看文革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就是一个认识空间问题。所谓为了简化叙述，我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供大家参考，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迄今为止在人类能够设想的另外一条路上走得最远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方面确实很不完善，但是确确实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一条路，跟西方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作为这一道路的本身固有特点之外，还具有中国特殊的时代特点，这条路在毛泽东时代还处在资源分配关系很紧张的时代，结果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了当时党内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包括我们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在文革中都有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精英主义者的看法，文革的发生具有中国式道路的结构性因素作用，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故意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两条腿就是：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三面红旗是解决新中国如何建设的问题，继续革命是针对建设过程中间暴露出来的的重大政治和国家管理问题的。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我个人认为不仅与毛泽东选择的新中国建设道路有关，也有着那个时代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全面紧张的制约，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和周期性清算，不是人为的、或者可以随意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赞同精英主义者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以及文革这样的事件，反映那一条道路的内生性问题，我反对的是精英主义者过分偷懒和随意的叙述。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内含着以政治权力替代资本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大跃进就是要快速的完成工业化进程，以钢铁和主要的工业品产量在15年内赶上英国为努力目标；人民公社就是在农村广泛的实现有组织的劳动，去替代原来个体农户的家庭劳动。
人民公社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的1956年，接近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的集体里面，高级社的规模就相当于后来生产队；人民公社实际上没有改变集体的性质，而是在县和生产队之间强化了中间层级的基层政权，全国建立起9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在县以下组织进行广泛的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平整，后来的农村小工业基本上也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一级来办的。今天回顾人民公社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一级联系到广大乡村的一层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政权都是不下县的，县里面有县令是由皇帝派，然后再下就是乡村自治，或者是乡村恶霸，或者有影响的精英人物，来负责乡里的秩序。人民公社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毛泽东时代30多年的历史，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就是组织大家修水利，修水库，组织大家修道路，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动员的一个组织，是这样一个功能。人民公社后来也办乡镇工业，在1970年代才开始的。
三面红旗虽然是在1958年才正式提出，但是基本思路是在1956年就确定下来的，通过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加以确认的。根据当事人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在这两个文件中间，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定了农业增产要在没有大量化肥农药投入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三面红旗其实也是一个舆论策略，有把重大政策宣传给人民知道的意思在内，毛泽东自己亲自设定的三面红旗确实用心很深，红旗就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正确性”，通过简单的口号式宣传广为人知，本身有让人们拥护的重大政策，在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再反向作用于官僚精英群体、向上传递管理压力。这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个范例，他利用这样形成的群众舆论压力，去引领和规范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方向。
三面红旗直接划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模式，最后在中国落实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农村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通过大量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业增产，以满足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对农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要满足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和在高死亡率业已下降的条件下人口巨额增长的需要。这样一个设想，可以用后来的事实进行检验，从1952年为起点到1978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3.2%，就是大家在那个时代吃的不好，但基本上满足了庞大的农村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这个增长是在没有大量农药和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实现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完全依靠需要投入劳动力很多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水库渠道设施建设。
大致上我们国家粮食增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完全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条件来支持粮食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到今天的粮食增长基本上是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产生的。这就是三面红旗在农村是依靠集体劳动，依靠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
在工业上，就是以高积累的方式，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不是靠西方那种私人资本主导，而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原始积累过程，来推进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在我们这样庞大的国家里，由于国情限制，不可能依靠国外的经济体，来实现我们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梯级演变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独立自主，只要是独立自主就决定了是重工业优先，必须先把生产资料发展起来，等到你会建工厂的时候，你能够制造工厂建设的设备以后，你才能建工厂，这个重工业优先是必然的。
重工业优先政策的背后，也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要建设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体系，实践的是阿明所极力主张的“脱钩发展”和毛泽东自称的“自力更生”，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是典型的“另一条道路”，不是作为中心地区的扩张后果，而是中华民族自我把握命运的自主努力。
三面红旗所决定的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它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起点是新中国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包围，或者说新中国没有国外更大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可资凭借依仗，所以说必须独立自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过程不是西方早期的发展那样主要是受私人资本主导，完全是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起作用。有了这两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看到新中国整个的工业增长、农业增长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过程，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言说大有道理，因为他们是拿着从西方现代化进程总结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那新中国点点滴滴都不对，西方走过的路新中国完全没走，西方人没干的事情毛泽东他们都干了。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确实就是这样，完全不符合西方的经验，所以只要是确认了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那新中国发展努力桩桩件件都不对。反过来去回顾毛泽东时代，报纸舆论大力妖魔化西方，说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都是腐朽一片，也有道理。从我们的道路经验和有色眼镜看过去，西方也是完全跟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对的事件他们都没干，我们认为错的他都干了。这样的理论和现实对立，只要我们今天不带什么包袱去看，明显是各有道理，你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样，是两股道上的车。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别，就应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经验所能够包容和检验的，反过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验也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在研究和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就要更多地去看现实，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书本。
直接管理模式的管理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显然就不能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深入探求毛泽东时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在当时的努力方向上成功和挫折如何，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是利用私人资本主导人力物力整合过程，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余要向少数人手上集中，通过增加少数人的控制权去增加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能力，私人掌握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少数人控制权上升，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有序动员能力上升，调度和整合整个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就相应增强，经济发展会相应顺利一些，因此就必然是对私人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的正常实现条件持正面评价，对不利的因素给予负面的评价，这是西方道路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本作为主要整合力量相一致的结果，算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形式。私人资本的控制权行使方式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集中购买力去选择雇佣和不雇佣、选择和不选择某些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来生产发展。那么我们刚好反过来，新中国就是一种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对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行调度，分配资源和社会剩余。
新中国的政权主导和西方发展过程的私人资本主导，那些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有色眼镜都不再在中国具备现实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企业领导人的要求完全不同。在私有制情况下要求资本家能够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剩余，少数人的控制权越大越好，换言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致是合适的；而在公有制条件领导人，毛泽东这条道路上要求他的这个领导人大致上（不要求100％）做到不乱伸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索取剩余，这样才能让群众确信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保障的，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受到群众信任的一个认识关键是：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去占有和索取非分的社会剩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内在于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之中，表现为社会评价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对立。
毛泽东时代的努力过程是通过建立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信任，再去调配物，对人要做直接限制和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就通过占有物去调配人，它是间接的管理方式，它对人不做直接限制。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从间接管理和直接管理的差别入手的，最后把受政权管理下的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自由个人命运与个人主导生产地位对立起来，而在私人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哈耶克就完全放弃在资本驱使下的个人命运和遭际问题，中国的追随者们更进一步，把个人命运的视野完全抛弃掉，把资本主导的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效率问题，赤裸裸地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其实个人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乃是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除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之外，个人的命运总是从属于某个庞大的、个人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参与意见的机构，这是现代化大生产急剧膨胀到囊括一切人的社会后果。哈耶克的反对和自由的言说，对于现代化大生产而言不过都是空谈而已。社会主义管理思路对人有直接限制，直接调度，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的差别，一直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理论资源，20年来的重大发展是发现可以跟在哈耶克屁股后头，用人权的话语去解构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管理模式，凸现两者不同管理模式的区别并进行歪曲的解读，算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理论进展。
看清楚了毛泽东时代的直接管理模式和私人资本的间接管理模式的差别，就很容易理解左右派在政治上的相互攻击。毛泽东时代使用政权的力量，对人进行直接调度，隐含的底线是每个人都给你一个位置，谁都不排斥，社会主义最终承诺给每个人一个机会，给每个人安排一个位置。个人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社会管理通过政权来进行，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只有政权愿意承诺，而资本则必定要搭配某种性质与程度的排斥机制。当然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至少百分之八九十做到了，而是作为长期努力方向的。直接管理，我人人都管，从经济上给你最低保障。每个人从道义上，从最终发展方向上，从制度设计原理上，每个人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每个人给一个机会，给当官的带来一个麻烦，我不能随便开除人，意味着不能对人的选择性排斥作管理手段使用，就是控制权很有限。控制权一有限，事情就变成了工人如果不满意，他老婆可以到厂门口破口大骂厂长，生产队里的“泼妇”就可以破口大骂生产队长，使得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制约能够发挥反向监督作用，结果又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分配上相对平均也是高积累政策的配套要求，因为有限的剩余要集中用于快速的工业化，那么给工人的工资就相当低，像在58年开始的定的工资起点，二级工就是38块钱，剩余集中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无法用来建立分配上的阶梯并作为管理手段去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结果毛泽东时代的“官”是不那么好当的，舆论可以进行反向制约、对人的选择性排斥机制受到很大限制、物质刺激政策也不容许大规模使用，控制权很有限条件下的管理压力问题，最后总是向上传递，常常导致某种政治打击手段的引入，管理成本和压力在党内常常以“路线分歧”的形式进行表述，文革前后的党内分歧多数与此有关。
后来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不断抨击“工厂办社会”，真实原因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跟这38块钱的工资水平有关，如果要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职工子女的就学、入托问题，工资肯定就不够花了。因此必然要寻求一条非市场化的出路，因此用合作方式来进行就是必然的，在工厂办社会过程中间用这种隐性的福利给你一点补助，因为不配套这种东西，人人都没办法忍受这种低工资，在高积累低工资状态下也必须要配套这些东西。这个社会很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人居住环境的高度稳定，好像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很封闭的社区，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那么这个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越是这样就越发把工厂变得像个农村，变的像个很稳定的社区，一家子几口人甚至几辈人都在这个工厂里面，这样也根农村一样，民间对精英们得反向舆论压力非常大，工人他可以在舆论上制约厂长，厂长他没有办法来制造舆论来压制工人。舆论作用还有一个条件是社会身份分化不严重，现在的厂长都住富人区与工人截然分开，原来的厂长都住在厂宿舍区，充其量，他住两居，工人住一居，可能就这个差别。这也就是限制了管理者的支配权。而私人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我不保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但是你在我这里可以来去自由，在市场上进行双向选择，管理者可以对员工进行选择性排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社会主义给予人们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选择政权作为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必然意味着直接管理，哈耶克就说你这样的集体化和直接管理的特点，说是通往奴役之路。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私人资本主导的指责，就集中在说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用旧上海常常有“路倒”没人管的事实，说很多人死在马路边和阴沟里，人都成了“路倒”，你也不管，太没有人性，这是拿着资本主导社会必然会有的排斥机制说话。显然这是两个体制在管理特点上的极端不同，最后就成为不同的话语资源，共同的特点是把个人的命运去解构对方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一个是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间接管理模式要求一定形式的社会排斥机制起作用，没有相当程度的排斥数量，间接管理模式下就无法集中适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福特在大萧条时期看到失业工人很高兴，说只要他们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荡了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最好的工人。可以想象，排斥机制覆盖面越大，间接管理的威力才会越大，没有排斥机制，间接管理模式就要破产。
安全目标和长远目标优先政策下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紧张化
重工业优先政策，可以用纺织工业发展为例来帮助理解，解放初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都依赖一个纺车在家庭内部解决穿衣服的问题，妇女常常要为此起早贪黑地劳作，还不一定能够穿上像样的衣服；为了避免繁重的家庭劳动，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多建纺织厂，这样就可以多生产布，可以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建更多的纺织厂，在钢铁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那就要优先使用钢铁去建设更多的纺织机械厂，在建设纺织机械厂之前，肯定要先建机床厂，在建机床厂之前，先要建钢铁厂。这就是重工业优先，也就是五八年说的“钢铁元帅升帐”，用这样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就完整表述了重工业优先或者生产资料有限增长的内涵，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或者高妙的东西。
如果说解决穿衣问题的工业化需要分四步走的化，那么重工业优先政策执行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国大致上已经把前三步走完了，钢铁厂建完了，机床厂建完了，纺织机械厂也建完了，就剩下建设纺织厂这一步了，重工业优先的政策马上就要见到最后的效益了。以湖北为例，黄石、武汉、宜昌三大的纺织机械厂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按原来的企业分类标准都是国家大二类企业，规模都很大的，他们开足马力生产的话，一年可以装备十几个纺织厂。就是在这个纺织业生产能力支撑下，在1983年取消了布票，我们是在1984年才开始尝试进行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的，在改革见效之前，纺织业的生产能力扩张已经完成了。在这个纺织业扩张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勒紧裤带”几十年的大跃进成效，我们当初要快速解决国民穿衣工业化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们工业化的最初规划目标，是从解放前洋钉洋线洋布的基础上开始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品“有和无”的问题，第二步才是解决“好和坏”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中国工业化的产品技术标准，常常是五十年代的技术水准和要求，淘汰和替代的目标是手工纺车那样的解决穿衣的方式，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起点就是这两者。新中国建立的纺织厂生产的布，年纪大点的同志都知道，像白细布、哔叽布、斜纹布都是处在这样的技术标准上。不仅跟今天我们穿衣服又很大的距离，跟当时美国日本也有着很大的距离，这就是改革以后主流经济学长期抨击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依据所在，“一贯制”的存在是“有和无”的目标还没有最后完成，民众20多年内还在受布票配给制的限制。主流经济学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不愿意看一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什么，也不愿意正视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的事实，换言之，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看到了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去集中分配资源，并支持技术标准迅速提高和实现自身消费意愿非常强烈，这妨碍了他们看问题的视野，他们不愿意正视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也漠视生产者的努力成绩。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人们为了将来的福利快速增加，要以承受当前福利减少的代价。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决策而言，是把未来的分配状况改善作为政策依据，以承受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减少的社会关系紧张，这样的政府决策在民主制和任期制下是难以做到的。重工业优先政策，是以减少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和剩余为条件的，决策依据是长远利益先于当前利益。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普通的工人农民并没有特别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新中国提供的工业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他们在解放前的消费状态相比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那些有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感到只要改变资源分配方式就可以迅速与欧美日接轨的可能性，同时自己又被毛泽东捆绑在一个落后的消费水平上，因此极为不满，这个不满最终积累为一种政治上的势能，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
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工业化目标，受到两次挫折。第一次挫折就是在大跃进以后的大压缩，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他们主持压缩了1700多万工人，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上的大多数项目，后来都说成是盲目上马，结果倒是真的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盲目下马，结果导致工业储备项目严重不足，使得工业钢产量到70年代初与50年代末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钢铁工业是十年徘徊，这是第一个波折。第二个波折也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关，三年困难之后全国人民对这个粮食副食品短缺带来的紧张关系是感受很痛切的，这个时候国际形势也相对缓和，中央高层也形成了一致看法：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把吃穿用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最终没有采用，到1964年事后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准备升级越南战争给中国的资源分配政策带来重大限制和变化，有限资源从此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在工业布局上要优先满足战争条件下的生存需要（这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和配套成本急剧攀升）。
这个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受美苏对中国压力的交互作用。美国在南边威胁中国安全的军事行为开始了，结果对苏联产生了很大的鼓励，苏联也因此变得又可能借此机会捞一把，利用这个对他们有利的形势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后来就表现在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上面。因为中国的安全形势不利，美国和苏联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和对中国安全的压力，低成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1963－64年的中苏论战和公开分裂，明显助长了美国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而美国在中国南面边界的军事压力，又给苏联一个有可能低成本榨取中国让步的可能，助长了苏联的莽撞行为。国家的安全态势急剧恶化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所充分把握，因此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一切侥幸心理和幻想都迅速放弃了。
在6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月提纲，就是说工业和国家建设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原来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以吃穿用为主，又改回来了以重工业优先。在这过程中又特别注意了战备的需要，这个过程中又将重工业的建设成本提高了，在重工业中间又优先布置军事项目；在布局上面为了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也较低了投资效率和产出水平，原来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项目，现在要进山、钻洞、分散，而且规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样就使建设成本规模效益都很不好。有限的资源，在投资和建设效益上，必须要以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为第一依据进行布局调整，这样的效率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个效率损失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代价。
中国企业布局和规模效益很差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个时候中国的安全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开始执行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面，就脱离了原来的战备考虑。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管制和禁运，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拿出43亿美元进口了十三个化肥厂、四个大石化工厂，一个烷基苯厂，两个电厂，这样就总共一百多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在布局上主要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且规模是按照国际上产品规模建设的。这个调整过程由于政治上的干扰没有最后完成，但总体趋势已经开始了，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减少了当前可分配资源和剩余之后，国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国政府选择一个低效率的布局和规模选择，同时制造枪炮的需要压倒了制造面包的需要，安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当前福利，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紧张关系，就这样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长远利益优先的影响，除了解放初中国的起点很低，人均资源不足之外，这两者是毛泽东时代社会分配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为了国家和民族安全，为了长远利益，人们不得不忍受当前福利的减少。这就是精英们后来主导政治变局的能量之一，他们不承认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认长远利益优先，不承认多数人的普及比少数人的提高重要。
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建国时90%是农民，而且社会剩余非常有限，洋钉洋线洋布这么一个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按产品量计算，是世界第三位，仅仅少于美国和苏联。然后从整个工业化进程来看，已经到最后冲刺阶段，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1970年代就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一九七五年初的四届人大定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已经能看到我们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了，指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了，认识的起点和高度就是：（按照当时的口径叫做）一个初步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成了。按照我们1985年第二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们国家82.1%的工业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业装备进口，除了1950年代苏联的156项和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之外，其他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四、 如何制造给官僚精英群体工作压力及传递机制
我们刚才讲了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实施管理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规则中间，精英们基本上没有与控制权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权，消费层次与平民阶层落差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在这两个视野里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争执，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的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既没有捞到他们满意的好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精英们的管理工作还特别不好做。
关于管理和控制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两件事，一个是明代晚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搞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然后再用这个特务机构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对于这样的选择，原来我完全不懂，就跟着咱们的教授们认为皇帝很腐败无能，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形式很落后，他们除了残酷专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实到“坏人不办好事”的解释上。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财税改革之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央政府收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地方政府拒绝给中央政府上缴收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和控制权不足，最后没有办法了，到93年94年的时候干脆进行税制改革，建立两套平行的税收机构，以大幅度膨胀收税机构、人员和收税成本为代价，把主要的税种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支出不足然后再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和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朱鎔基的税收制度改革背景，与晚明时代背景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僚群体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响力以后，他就使坏招，反正我没办法从正面影响你的话，你们这些个官僚还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务就在你边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证据搞一个满门抄斩，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你，控制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是管理的破产，管理手段的破产，最后只能用这种流氓特务的方式来控制官员，这说明整个行政体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在深圳也流传了一个笑话，真假不清楚，就是说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办公室和已经登记的手机跟朋友通话，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才说点私房话，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在政府失去对各级官僚精英群体的良性影响力方面，有一个农民编成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是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农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负担问题，中央为此发了几十个减负文件，严厉要求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内，但是多少年来从来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体变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跟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个利益份额相比，中央政府能够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难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如果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向经济人方向发展，贪污被抓的几率很低，贪污的风险很小，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建立瓜分经济利益的同盟进行相互勾结，以实现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过程，这个时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种权力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进行突破就很困难了。韩非子里面有个预言故事“社鼠城狐”之患，说老鼠和狐狸跑到人们不便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被抓的风险，用来官僚精英群体自己贪污，却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国家政权转嫁成本和风险，以逃避受制裁的可能。辽宁的反腐败的力度一度比较大，结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拒绝办事的后果，最近国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说，公布审计报告打击了国电职工的积极性，基本上还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事。
政治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努力方向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运用权力去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发展生产，势必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精英群体实现了整体化，显然他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模式就具备了条件，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良性的影响力呢？在这样的视野里，回顾毛泽东时代和后来的文革大民主运动就很有意思。
三面红旗是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在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们国家工商业改造已经完成了，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肯定了业已完成的既成事实并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官僚精英群体的个人只要是没有真正实现“非经济人化”，就必然要有所抗拒。在这个视野立去回顾从56年到58年的高层分歧，显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断。虽然政策已经确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实还是需要做工作。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做了许多探索，并试图引用党内的力量去促使党内工作作风的转变；在1957年的“整顿三风”中间，毛泽东要求实现开门整风，要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精英群体工作的良性压力。结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弹，变成了一次反右运动，还大大地扩大化了，一些人包括当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认为毛泽东后来承认是“阳谋”和“引蛇出洞”，实际上是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毛泽东自己亲自给官僚精英群体做思想工作并辅之以政治压力，毛泽东不仅拉着党内高层官员到处开会，毛泽东亲自出场做了超过100场讲演，还在毛泽东推动之下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以形成决议的程序和制度去压他们；因为仅仅是正面推动还有困难，毛泽东还动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今天被“非毛化舆论”反复诉说的几件事情中间，就有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右倾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很明显是毛泽东那政治压力当管理手段使用的结果。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这个建设思路归结为“三面红旗”，并通过大量宣传让普通群众掌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建立政治正确性的氛围，以期规制官僚精英群体。邓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争论”，实际上还是部分受到毛泽东1958年“政治正确性”建设运动的压力，不敢轻易去正面抗衡毛泽东时代舆论导向，只能是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实并规范高层官员的努力过程，不仅不像后来描述的那样厉害，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我后来访问到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叫刘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学组学习文件，他为看到从57年开始毛一系列的文件和讲话，包括这中间62年的一段争执，他说对毛泽东非常同情，毛主席讲了这么多了，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人就是不听，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不听，这些人太可恶了，所以他就认为毛很值得同情。他对毛开展文革就很理解，支持文革运动开展和造反派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他自己说这个选择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同情，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就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就是要群众起来发挥影响帮助毛主席。因为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推动官僚精英群体去积极工作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去看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实际上是说你干不干，再不干给你带个政治帽子式，其实就是用给你带个政治帽子的方式施加压力。虽然八大政治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中央委员和政治常委在会上大家也都举手了，但是要在现实中间积极去落实和贯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报告说农业怎么做，工业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中间做和不做，慢做和快做，积极的去做还是消极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里面就看到毛当时的心态。
毛在使用右派这样的帽子之前，除了几十次几百次讲话以外，还积极主动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是一个理想家、战略家，只干大事，但当时毛并非完全是这样，他在1958年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亲自总结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进行宣讲，你们不做、不爱做，不积极地去做，毛泽东亲自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一条一条总结该做什么怎么做，毛亲自总结的，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秘书的工作范围，毛亲亲自给这些人当一回秘书，帮助总结出来。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通，讲了一通还是不太管用，接着又开成都会议，后来才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决议建立的人民公社，从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作为一个联系县政府和村庄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组织，既承担政府功能，同时也是一个企业性质的机构，乡村技术服务和办工业的努力都是在人民公社层次进行的。
1980年代的宣传说，大跃进就是极左，三面红旗就是极左，更重要的联系是说它就等于浮夸风，然后还把这个浮夸风说成是三年困难的原因，然后要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决策者为饿死三千万人负责，这就是今天的主流叙述和多数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风和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评价有关系，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官员们就一定要用浮夸风来应付，也说不过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路线与大量浮夸风之间的传递机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要少慢差费，能不能实现多快好省，这个差距体现着私人资本主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动员强度和能力的差别。政权主导能力的很好发挥，必然要与官员的工作努力状态相联系，如果能够顺利推动官员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结果，毕竟政权的积累能力要大大高于私人资本的作用。
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困难，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困难，如果谁能把这个困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谁就是神仙，得个把诺贝尔奖根本不值得一提，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为这个问题操心，从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契约理论，就是要为资本家解决怎么监督经理层的问题，我股东怎么让经理班子尽心尽力的往前冲，我董事长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励总经理，为此已经很大方地发出了好几个经济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至今连像样的答案都没有。虽然资本家企业规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到好方法，诺贝尔奖给的很多也给得很丰厚又很集中，就是希望重赏之下出勇夫，聪明人都来帮助想办法，本质上是想要影响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来想这个办法，为资本家们共同操心的问题出谋划策，费点心费点力帮资本家们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结构性的难题，越是毛泽东的那种需要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体制，这个结构问题越就突出，所以毛泽东费尽心思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用了所有手段还不管用，这个时候来个绝招――政治压力，毛泽东只是在几十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况下，非常谨慎地选择对能够深涵周纳的周恩来总理用了这招。
刘少奇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用戴政治帽子的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个方式最是简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费心费力，那我们也来照章办理，结果1958年刘邓主导了一个规模很大、对官僚精英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这个运动1980年代完全不宣传。这个拔白旗运动，还不仅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简单，政绩的不行的人不仅要下台，还要被说成是政治上的敌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个人叫何载，后来担任过中组部秘书长，他1958年就是“拔白旗”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下放到农村干了20年农活，可以想象一下当初“拔白旗”运动对官员的压力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毛泽东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为之，还特别选择使用对象，刘邓在大范围内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虑。
这个“拔白旗”运动，给各级官员带来的强大思想压力，又缺乏适当的引导，听任浮夸风蔓延和相互激励，结果带来官员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这股疯。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本身与浮夸风没有关系，但是刘少奇为了简单地推动官员工作，盲目使用政治压力，又缺乏及时的引导和调节，结果带来各部门各级政府，争相浮夸，盲目地进行数字上的跃进，结果竟然导致毛泽东亲自压高指标，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毛泽东为此进行过多次会议和调整，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期，各地诸侯竟然都拒绝买帐。拔白旗运动搞得官场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居白旗，就是再这个非常庞大的政治压力下，各个地方争先恐后地制造出先进典型，湖北省的先进典型是从王仁重亲自跑到襄樊地区搞的，在老河口伙牌公社去搞了个典型，说小麦亩产3215斤。湖北是这样靠近西北方是小麦产区，靠武汉周边是水稻产区，王任重放完3215斤得小麦卫星之后，还是心里没底，怕自己好要当白旗。他一个电话打到孝感地区，地委书记不在家，魏秘书接的，王任重说历来低产的小麦已经达到了3215斤，向来高产的水稻应该达到多少斤，你告诉家吉。孝感地委书记叫王家吉，王仁重亲自从襄樊跑到孝感来蹲点，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准备搞一个亩产千斤县，王任重说千斤县里面必定有亩产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万斤田，亩产万斤的生成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样搞了两个月，各种各样的高产典型都出来啦。我访问过一个人，就是当年孝感地委秘书，当时接过王任重电话的，此人后来参加文革是造反派，所以没有升官留在民间还可以访问到。在合作化时期当时地委书记出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这个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在1958年的时候，上级布置了很多任务，叫他天天下去采访哪个地方出现了万斤田，把他分到应城去，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农民懒得很，懒得做那个假典型，把那个稻子割掉，留一块很密集的谷蔸子给他，要他们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个稻穗，每个稻穗多少粒，千里重是多少你就乘吧，结果七算八算，算出来有七千多斤，心里正着急找不着万斤田，结果王任重亲自蹲点的那个县出了万斤田。后来又要他去武昌县豹獬公社去，那是湖北省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延春的点，他也要出万斤田，这块田见报的时候说出了3万7千斤，拔白旗运动下参与造假典型的干部级别都是很不低的。
当时很多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刚好武汉大学有20多个同学在那里调查，那时候很多大学生很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业生产很清楚，根本不相信万斤田，怎么会有3万多斤呢？于是就去访问农民。贫下中农开了会，统一了口径，说真是这样。地主富农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后来学生就问到富农，他们就告诉学生们典型从哪几块田搬过来的。那学生去田里一看，是呀，这谷蔸子都哪儿去了？在验收的那一天，有新华社记者和农业专家参加，王任重还亲自带队，中央电视台还派了人拍摄电影，预备播放。那个时候人还是很天真，以为事关真假，完全不关心干部的个人得失，带队的老师姓陆，陆老师冲上去说“王秘书长，王秘书长，你们赶紧回去，这个样板是假的！”这样一来王任重就很紧张，不仅让他大大丢脸了，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来主持开斗争会，可是那个陆老师很顽强，三天三夜不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最后没办法就给他施加组织压力，把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何定华在“文革”时候被王任重亲定为“三家村”）找来。何定华就赶紧道歉，说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把人都带走了。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拔白旗”运动给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共产党这个官僚精英群体，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组织纪律性好，多数人是打仗出身。这一个方面是优势；第二，因为是一个新政权，不太腐化，心中还是有诚意想把事情搞好，毕竟是文化水平极低，没有管理经验，做工作容易简单粗暴，整齐划一，在这个拔白旗运动里面就暴露得很明显。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到处都有反映。毛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还在4月29日特别写过一封信，要求传达到小队长手里，要求他们按照正常去安排工作，不要理会高指标。毛应该说是比我们的管理经验多得多，对整个现实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现这些弊端表示理解，作为“交学费”，但是错误不能总是继续，下面要改好。为什么说毛泽东59年说这个是个学费，这涉及到一个制度和程序建设的成本支付问题，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来并为人们接受，需要一个正规化过程和时间，在正规化早期出现了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各种失误，确实具有不可避免性质。喻权域老先生参加过土改，他说一般要换三拨干部才能把合适的人选换上来，先是勇敢分子当干部，接着是思想好的上台，最后才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出来。建国后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没有走上正规化，没有建立起一套组织考核体系，现在通过1958年的这个挫折过程，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毛泽东既严厉批评，也抱有宽容和谅解态度；这与彭德怀觉得机会难得不同，彭德怀不仅仅是有话要说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不依不饶要去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今天那种造政绩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的结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认为相比而言亩产万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那就亩产万斤好了。今天一些精英们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常识，发疯发颠，只有他们树立的几个典型才有起码的智慧，这只能说明精英们自己理解能力的贫乏，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压力造成的，精英们又要袒护责任者，明明是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失误造成的问题，结果被精英们局限在技术和认识层面，结果叙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弱智。弱智是精英们的弱智，完全无法识别政治过程的特定场景。
毛自己指责周恩来，但他的条件是我给你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我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我给你说了几十次、上百堂讲座，根本不办之后他才选择了施加政治压力。但是刘少奇和各级机关他就没有这些说服教育工作，也没有交给工作方法，他就是简单施加很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搞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浮夸风”高潮，结果使得国家管理失去了正确的信息。浮夸风达到什么程度？当年统计上来的1958年粮食年产量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历史上粮食最高产量是1998年达到5.123亿吨，还差300亿斤，这个数据是李先念还以为自己比较谨慎的一个数据，结果毛主席说要打七折，最后见报是7500亿斤，到庐山会议前期再调整为5000亿斤。因为这个“拔白旗”运动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王任重这些省委书记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责任，倒是毛泽东没有什么责任，从主持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自己亲自给六级干部写信要实事求是。1980年代的宣传目标是要突出毛泽东的对立面，把责任推卸给毛泽东，以解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结果在宣传上就必然要省略这个至关重要的拔白旗环节。结果在宣传上，前面有大跃进并命名为“极左”，后面有“浮夸风”，把它命名为“瞎指挥”，中间缺少了在管理过程的传递机制和作用过程，极左决策究竟是怎么传递下去并执行成为浮夸风的，使人感到非常费解，只好是把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和记者作为弱智和疯癫去理解，就是因为政治责任问题很涉及到敏感人士，只好在历史叙述中把“拔白旗”运动屏蔽掉的结果，这个运动因为与决议不一致，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回忆录中提起过。1980年代的历史叙述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评定毛和他的对立面谁是谁非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需要把这个传递机制加进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后来的困难期间，浮夸风确实是部分地区严重灾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浮夸风”典型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红旗插得最多的地区。当时信阳地区是450万人，饿死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我后来访问过一个人，叫杨珏，他在吴芝圃1957年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时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纠正“浮夸风”，对信阳饿死的人数进行过核实，死亡数字最开始有两个，一个是120万人，一个是80万人，最后他们核实了在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饿死。这个事件极其严重，促使了毛泽东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进行重新认识。1960年的时候发了个中央文件，开始提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背景就是信阳事件。
从鼓吹和执行过程看，应该说“拔白旗”和“浮夸风”运动的第一号责任人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说，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责任，所以是刘少奇的威信很高。当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两次讲话收入了刘选。他在讲话中反复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意思是说我没错，都是你们这帮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坏了，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相反，毛泽东却承担了责任，但实际上“拔白旗”运动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在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对毛泽东很是心折，毛为了安抚大家帮助刘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会议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刘少奇说的反对分散主义也算帽子，但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办，大家下去还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会上的真实场景就是大家对毛非常服气，对刘极端反感，因为“拔白旗”就是你刘少奇干的，是你施加庞大的政治压力逼良为娼，然后还说是别人乱搞搞坏的，底下要是不报亩产万斤就给你划为白旗，还动不动就要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担责任，就拔白旗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刘少奇工作方式和个人胸怀之一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仍然是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继续进行站队，排斥各级那些批判刘邓的人以巩固中央的权威，换言之，“反右倾”的错误是为了掩盖“拔白旗”运动的错误，结果是在错误的轨道上巩固了刘邓的政治地位，在驯服工具论的基础上塑造官场风气，这是邓小平1959年之后自信心极度增强、并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政治基础。
今天的历史叙述中，196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批判“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后来被毛泽东称为1962年的右倾。当时批判“单干风”具体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一个是邓子恢。毛批评田家英是说他思想动摇，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能坚持立场，新中国要搞人民公社、搞工业化都是由政治报告和党的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作为政策制订者，对政策完全缺乏认识和信念，你怎么就随便一退就退到要搞单干上头去了呢？毛对田家英就是这样批评的。而毛对邓子恢的批评就很不一样，毛说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没有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到处乱讲跟党的历次政治报告不同的东西。另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对毛泽东讲，如果分田到户，四年可以恢复，如果不搞分田到户，八年还不能恢复。毛就问他，你给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单干比合作恢复得快？你给我讲一个道理，工业化要不要搞？究竟怎么搞？从此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泽东面前出现了。大概从此以后，刘少奇也不重视陈云，陈云后来埋怨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反正从1964年开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毛和他的对立面争论的问题，还是八大报告中间肯定的那个老问题，就是新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一个政治报告确实解决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都出了选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被1980年代“非毛化舆论”中间被肯定为八大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间，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领会了政治报告实质精神的！
毛泽东个人相对而言比较具有前瞻视野，对政治报告和决议常常加以引导，只要会上通过了就成为毛泽东加以援引的资源，要求对立面认真执行，毛泽东作为党内的少数，常常把决议和政治报告作为做压力施加给对立面，要他们能够按照已经决定的方向去推动工作。
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错误，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说毛泽东违犯了八大的集体领导，把毛泽东的对立面打扮成为八大报告的捍卫者，这个宣传的发明权要归功于小平同志，他首先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违犯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固然是依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而关于主要矛盾表述也不反映刘邓当时的看法或者集体认识，而是秀才们胡乔木和陈伯达灵机一动作出来的，事先只有毛泽东看过，经过毛泽东临时同意（而刘邓并未过目）然后在会议上被代表们表决通过的，更不反映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分歧。邓小平是迟至1980年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然后主流知识精英和舆论宣传才大力紧跟的。
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体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毛重新评价党内上层和下层，毛对上层采取缓和方式，自己亲自出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开始中苏论战的契机，重新给政治局常委们和其他高级官员讲一遍理论课；对基层干部采取稍微严厉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经济问题入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间的回忆，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召集中央高层开会，包括扩大到吴冷西、王家祥、张闻天这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给中央高层上课，我们应该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压力传递机制怎么样，怎么样正面影响官僚精英群体，核心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仍然是试图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导机制，避免像“拔白旗”这样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吸取教训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讲课的效果在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大家一致同意说共产党当然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是要反对“三和两全”，当然是要和赫鲁晓夫相区别，这个一致的结论，最后就写成《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个《九评》里面已经全面表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是要继续努力，为多数人服务，就是坚持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实际上，这是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把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这是毛泽东选择的对高层干部的做法。
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就是在农村开展四清，针对广大农民不满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在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要临时赋予农民评价和监督干部的权力。原来的四清在农村的内容，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前十条”中间给予全面列举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实际上都是跟经济有关，跟干部的工作有关系，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就把这个四清的内容变成了单一的“清经济”。原来毛泽东的规划中间，虽然面上是经济问题，骨子里还是要解决权力的归属和服务方向问题，要农民自己起来说话，去臧否干部。经过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力发展之后，四清就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变成了四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务扩大了四分之三，这个无限扩大了的运动目标，显得漫无边际，难以操作，据说学习文件就花了几十天，被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工作队下去之后又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和极大地偏离原来的目标。
刘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动员大会上有个讲话，其认识论和哲学基础就是“四个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敌我矛盾交叉；在打击矛头指向谁这个最关键的执行方针问题上，他提的执行方针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这样，四清工作队下到农村后就划新富农。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上级派了工作队下去以后，就变成了打击干部以外的群众。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以后，又升级成为把所有干部看作一团漆黑，要对他们进行秘密侦察和调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实际上意味着干部组织考核体系全部推倒重来，把1958年以来付出巨大学费建设的组织考评体系都作废，原来的考核标准都不算数了。桃园经验就是先假定你们全部都是阶级敌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楼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一一调查核实，于是工作队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时间去调查核实。鼓励你主动交代，或者积极揭发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这样工作队就先解放你，定为一类干部、二类干部，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你不跟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配合，不就把你放一边，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样，个人品德、工作业绩都作废。用工作队的操作困难核定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只能是制造问题，李尔重回忆说，他们当年向毛泽东汇报四清工作方法的时候，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选择了文革。毛泽东后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实是形左实右。在文革期间批判这是搞独立王国，要把上下级关系变成庸俗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通过四清运动变相地推广“驯服工具论”那一套东西，把党员和干部变成驯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学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气一些，北京南下的学生说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张体学争辩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事情发展这一步以后，毛刘分裂就非常公开，刘原来在毛讲课的时候，表示都同意保证要站在多数人一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上。一到具体主持工作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自己的“小九九”都出来了，迎合各省各地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属都换成听话的人这个意愿，而基层的“五风干部”又巴不得把运动的打击矛头指向群众，干部群体的两个意愿刘少奇都愿意主动地去代表，就是没有群众的意愿，就是没有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决心。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两个东西出来以后，毛主席一看，问题还真不在基层干部那里，上层问题特别是中央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你们当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这样23条就出来了，23条一个核心就是说运动的的重点是“要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就是毛刘分裂的真实过程，在新版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部分选录了四清时期的一个内部讲话，毛刘两个人在讲话中间相互不接腔，你说你一套，我说我一套，各自的讲话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毛下决心要搞文革，就是因为党内有组织的调整机制，党内的正面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经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阴暗面，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来给官僚群体施加压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响力。文革运动的决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转移打击方向之后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运动的重点和矛头又有一次改变，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白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喜欢写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日记后来被造反派得到了），当时根据少奇的布置，刘少奇给王仁重打电话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万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国要打30-40万右派，我们湖北要在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里面打5%的右派。本来经过四清的争论，文革运动方向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后来有人检讨的时候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知道文革怎么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真实有什么犹疑或者不确定，经过了四清的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文革的目标和对象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内部的问题，绝对不存在被误解为第二次反右运动的可能。文革初期运动方向的改变，代表的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水平和阶级意志的初步觉醒，他们不愿整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接受有组织的程序监督，所以运动对象和打击矛头一再被转移。1980年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大大发展，毛泽东施加的压力很大的，没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无法纠正极左错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当然就要为很多大事情负责了。这个说法虽然为主流知识精英广为宣传，但是显然无法解释四清到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转移问题，倒是毛泽东说邓小平他们一贯自行其是6年不汇报工作的说法，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刘邓他们为什么敢于转移斗争方向，反复不断地去整群众呢？这个目前缺乏文献支持，需要进行推断，师东兵写过一本书《中国第一冤案》，这本书主体是写刘邓陶如何被打倒的过程，还得过中宣部的奖项，他在书中提供一种解释，他说刘邓当时判断，在党内多数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有多数票，就算是毛泽东不愿意了，要公开跟他们翻脸，他们也不怕，所以敢于改变运动方向跟毛泽东叫板，把打击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和群众。刘邓之所以这么干不是误解，是他们判断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泽东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师东兵在书中也写到，毛泽东在66年7月16日从武汉游泳游到北京以后，就着手扭转这个运动方向，主持撤销工作组，薄一波、何长工这些人很慌张，因为许多人在会上都争着向毛泽东检讨，背弃了原来的立场，结果多数票集团瓦解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候，反而是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十六条。如果刘少奇真是师东兵所说那样，事实表明刘少奇对大局判断严重失误，在毛泽东跟前他永远得不到多数票，即便是文革这样违背官员意愿直接针对官员的大民主运动，刘少奇也无法得到和维持多数支持，毛泽东相对刘少奇的权威是很大的，十六条能够在中央表决通过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从刘少奇手上夺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够争取到违背官员自身意愿的“多数票”这个重大政治事实。
十六条通过的时候，在公开性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被看作是文革起点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发行到党内发到某一级别，不向公众公开的，而十六条一通过，第二天（8月9号）就在全国各大报刊第一版刊登出来，政策就这样第一次直接交给群众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政策的公开性，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政策和意图，就无法体现出来，许多研究文革的精英们老是穷于挖掘宫廷内幕，完全不考虑没有公开性的政策，就无法为广大群众对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实。
国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国家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调配，去组织领导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权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间，对管理者如何施加良性影响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组织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体意志无法运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最后是选择是动用群众的力量，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和激励。通过群众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来促使官僚精英群体实现真正的服务方向转变，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认为都要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去认识。对于大民主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性质，毛泽东认识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面明确表述过；对于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去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行为限制和监督，毛泽东认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众出来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适当的威慑作用，让官僚精英群体看到群众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惧，不能走极端。在这个层面去评价文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断失误，文革的成功和失败就要以对官僚精英群体的压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过作用。
当然一次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对管理者永远起作用，一次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实现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变换。所以毛泽东说不要认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决问题，群众压力在国家管理体系内部的传递是经常需要的。以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成本和代价是很高，无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组织的程序都已经失效了。
五、 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革命与历史变迁的主体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精英们能够主导社会并创造历史，并把与此对立的观点抨击为民粹主义。毛泽东的观点向来是旗帜鲜明，认为中国的精英们由于自身地位的特殊性，无法主导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方向。鉴于精英们20多年的理论努力，毛泽东群众运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需要进行一些分析和回答的。
群众运动这样一种方式，有很多自身的特殊问题和特点，需要考察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去回答文革过程为什么会展开成后来那个样子。这样去评价文革，就不见得要求文革是不是非要胜利，是不是非要成长起来一批社会主义新人，是不是非要实现制度变迁，是不是非要变成理想的社会。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在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管理困难如何解决，管理问题需要有一个良性的影响力，那么最低目标和起点是这个，那么最高目标和终点是什么，就要看群众起来以后，和群众对立的那些力量相互博弈的运作过程。在这样的视野里，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这样一场群众给官员施加故作压力的运动，可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回顾这个运动的宏观意义和认识论价值。无产阶级的限定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主体是谁，而文化概念则需要进行粗略的界定。
怎么理解文化，按照汉语的本义文化就是“人文教化”，是指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间形成的区别于人的生物本性的那些特性。在超越个体的宏观社会层面上去看问题，在社会上除了物质力量的作用之外，还有精神力量的作用，物质力量或者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象钢铁、粮食，大家都看的见的，这很好理解。而一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却是大家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人们的规范作用，人世间恐怕就很难与禽兽世界相区别，这就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的特定形态的文化，精神力量或者文化的形态作用不足，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提到的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中间那种良性的影响力的丧失。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我个人认为文化还是先秦诸子划定的文化内涵比较有理，他们把文化作为区别华夏和蛮夷、区别人和禽兽的依据，你有文化就变成了人，没有文化就是禽兽要不就是蛮夷。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模式，按照今天的流行词汇文化要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界线，在文化起到这样规范和调节作用的心理状态离。文化也可以说成一个人的关于自己的未来过去、关于他人关系的一个整体的看法和个人应该努力成就的方向。如果要跟我们今天学术对应的话，文化相当于社会科学的整体作用，并且这个作用还要深入并内化为人的内心深处而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也相当于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规划的一整套观念化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就相当于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诸范畴。
毛泽东这个时代不同于西方的话，取决于毛泽东非常注重文化建设过程，毛泽东大概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没有西方成长过程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终究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式道路，那么如何规范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使他们主动意识到这个巨大的不同，让人们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努力过程，去完成这一道路将要实现的目标，并根据正确的认知去完成自我制约、自我调节，让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合理的社会过程中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努力过程，非常长远，在革命年代就表现得很清楚，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很集中地阐述了历史主体，以及话语权如何服务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列的文艺批判过程，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去寻求不同于西方的文化，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历史主体是谁？如何为历史主体服务？服务的合适形式与内容又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蜂乃至后来的反右，直到文革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这一些列过程都是试图用政治压力，去规划文化的发展空间，规划出一个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文化建设的方向。事实证明，这一系列运动的成就不怎么样，仅仅依靠政治批判过程去建设新文化证明是很不成功的，最近二十年来知识精英在回顾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在咒骂和泼脏水运动背后表现出来的刻骨仇恨，大致上可以认为是他们当初所受政治压力的心理创伤的恶性发作，这一份幽怨的发作烈度，大体上可以度量毛泽东要进行文化革命和精英阶层抗拒文化革命之间的政治距离和落差。
毛泽东最先是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建设任务，结果是知识精英最反对毛泽东那种文化建设方向，虽然知识精英掌握着书面文化，最有条件完成文化革命和新文化建设工作，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最不愿意干这个工作。毛泽东最后发现无法依靠他们，从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去看，其实毛泽东早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是在1939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历史主体的选择问题，知识精英在建国后抗拒这样的历史任务，最终是坐实毛泽东早年的一系列判断。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努力过程，就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毛泽东在低成本实现文化革命道路上的顽强努力过程，这个努力过程与他早先的政治洞见是不相符的。毛泽东提到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是精英阶层；对于知识精英，毛泽东一贯是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在“资产阶级”这个定语的后面，还要再加上三个标签：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
在这个背景下去回顾毛泽东毕生的思想，他的矛盾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最终都要落实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会怎么样这个决定性的判断上。1939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很鄙视的腔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上，政治领导权也必须把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上，今天回顾从建国以来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冲突看，仍然涉及到这个对精英阶层怎么看的最基本的判断。
文化的一个核心叙述和把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在一个竞争性质的社会中间，落实到个人、落实到相互竞争的群体、落实到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中间，如何去落实国家的政治主导权、剩余分配权和话语权的问题，或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如何分配，如何限定其服务方向才是最合理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大是大非如果不清楚，就根本谈不上新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中国的精英阶层。
对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群体怎么看，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个意义上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至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直是消极看待的，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其基础判断是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的，在建国以后一系列改造学习和政治运动，也都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好象在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权服务方向去证实毛泽东这个判断。这一点很不幸，我们在坐的都属于这个群体，但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在民众中间的确是名声不好，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名誉越来越差，看小宋去西部农村支教，当地的农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要好一点，老百姓对大学教授对医生的印象都是很不好的。哪怕在今天来看，在毛泽东晚年反复提到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上去对照着看，最后就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精英群体（包括知识精英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包括资本精英群体）会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远见，有没有全局和系统的思维，能不能领导中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其实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全球竞争的态势下不大可能拥有对外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他们的优势不能在对外竞争中获胜，这个时候精英阶层如果把全部竞争优势用于对内竞争，对本国的平民阶层会产生什么样后果，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判断。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上。
这个方面中国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乐观，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看法是对了，你要证伪毛泽东的看法要靠中国精英阶层自身的努力，你做的与毛泽东说的不同那就说明他错了，如果毛泽东说错了乃是一件幸事，就说明中华民族就很有希望。如果毛泽东的论断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前途就很悲观，发展下去说不定就是一场革命，如果下一场革命发生的话，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精英群体的命运肯定是极其悲惨的，再获得在毛泽东时代的待遇是不可能指望了。因为毛泽东领导那一场革命，它的整个的成本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里面，都是社会底层支付的。毛泽东的革命是用武力把反对派方面的力量完全摧毁了，在摧毁对手的过程中，自己聚集成一个庞大的有组织力量，新政权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对政权的稳定和不受威胁是很有信心的，因此才能够作到“一个不杀，大多不捉”，毛泽东在内部讲话里多次讲这样一个意思，说地富反坏右就算有5%，他们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千5百万人（这是60年代初的话），如果3千5百万人组成一枝军队来对付我们，那我们到要认真对付一下，他们分散在各处那就不要紧了。有鉴于此，毛泽东还主张人家地主劳动十几年了，还带着个帽子，现在总应该摘下帽子当社员吧，不过毛泽东这个主张给地主去帽子的事情没有人给办。一个政权如果很稳定而且不受威胁的时候，它肯定可以做到很宽容，就算是你反对他，它也知道你反对它，它也仍然可以宽容你，反正你坏不了大事。按照我们乡下的说法就是“黄花鱼翻不起大浪来”，翻不起大浪来，你就可以继续存在，即使你什么贡献都没有还可以养着你，文革后的政策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养起来”。如果有可能坏事，肯定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国内的一些地主和地方黑实力蠢蠢欲动，结果受到了坚决镇压，当时全国是镇压了70万人，象我的老家的几个地主，本来都在土改中间给他分了田的，结果在政权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又重新执行了镇压。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的成本和代价，是非常高的，即便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样一场平民革命，其强大和稳固在受到战争的残酷检验的情况下，也仍然是这样。
毛泽东直到临死之前，对知识精英的判断还是与1939年的判断一样，毛泽东在1976年还是这个态度，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文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检验了中国新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的性质和问题如何，在文革的大民主中间，官僚精英群体是选择引导还是选择站在对立面上，这是无法隐瞒的，而且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完全落在参加运动的群众眼里，想要进行辩解和掩盖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公有制改造的完成，毛泽东时代没有经济精英群体，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对立状况，讲主要是由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向界定，民众的命运将取决于话语权和政权的行使和服务方向。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整个社会发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状况如何，就是新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系列理论演绎的基础，需要对精英阶层作出一个适当的判断。
毛泽东对于知识精英群体的判断是一直很稳定的，自从1939年之后就没有改变过。对于官僚精英群体，毛泽东也有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他在1957年对于官僚精英群体还是相信的，认为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与知识精英群体的问题不同，知识精英群体是立场和思想问题，是不愿意为多数然利益服务，而官僚精英群体是不善于为人民服务，是水平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但是这个判断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76年毛泽东更改了自己当初的判断，他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由于自身受到社会分化规则的制约，受到阶级意志的局限，毛泽东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设想不可能不失败，在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互动中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发展出毛泽东所指望的、必然要超越知识精英阶级意志局限的新文化来。
当年的一些所谓的文化积极分子，像吴敬琏这样的，虽然对当“极左打手”有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超越自身的局限，对于这样一些人，毛泽东在1958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吴敬琏先生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有很多“光荣业绩”值得一提，在1964年的文艺大批判过程中，于光远主持对孙冶方的批判工作，有两大打手出面批判孙冶方，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张卓元，这样的乖巧人到现在还都很红啊！后来于光远后来领导一个小组，要重新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一直没有完成。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吴敬琏在于光远的写作小组里面，吴还说利息体现剥削主张取消。但是没过两年，吴敬琏在观点书面就迅速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吴市场”。这个转变的迅速和剧烈，令很多人跌破眼镜了！你吴敬琏与时俱进的速度也也太快了吧！整个来说，即使是在当时的体制中很红的那些人，在表明上做的那样一些文化建设，也不过是在那儿趋炎附势、敷衍了事，装出极左的样子去捍卫自己的职业利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对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现状，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九几年的时候，刘再复和李泽厚在香港就告别革命对话，其中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成就判断，他们也说文艺只有些空洞的符号，形象干瘪，没有血肉，没有说服力，不能感动人。我觉得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最终跟江青对文艺界的评价取得了某种一致，江青也向来认为他们那帮人就是不行，干的活也基本上都是假的。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文化革命不能在学院里面经由知识精英主导完成，虽然他最有能力完成文化革命，但实际上他最反对。因此文化革命就只能是群众在实践中间去建设，去认知，让精英们在文革实践以自己的行动说话，去教育群众，以等待未来的总结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主持的一个群众性的大民主政治运动过程，为什么可以称文化革命，这其实就是文革革命只能由阶级意志局限的人去完成，而且理论革命不可能先于实践，即便是毛泽东一个人先把握到了并告诉人们实际情况如何，也不一定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把握，文化革命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精英阶层的判断，这个需要精英们在文革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中间自己去定位。文化的认知和接受，都是需要一个重大的实践活动来完成。
六、 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检验一支军队的训练情况和战斗力，不可能在沙盘上完成，还是需要定期举行耗费不菲的演习过程，在演习过程中间去暴力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就是一场演习，要求党政军民学都出来表现一番，毛泽东还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左中右派都会得到自己的教训。实际上文革一直进行到人们根据政治决议认定已经结束了之后很久，在文革运动中间缺席的主流知识精英才得以进行原汁原味的表现工作，这个工作至今为止还在进行。
要建立新的政治学、新的经济学、新的社会学，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分化规则是什么样子的？社会群体竞争如何展开？各个阶层或者集团如何进行竞争？竞争包括什么样的内容？竞争的性质如何：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践来回答，文革刚好就是一场这样的内容涉及全面的政治博弈过程。今天很多人研究政治学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呢？一般人都不谈政治，先生们聚在一起往往是谈女人，谈发财，谈的是这些东西。一些研究政治学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农民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基本上不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总是在那里指望“好官好政府”。政治学按照孙中山的说法，起码是“众人之事”，但是在现实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中间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到哪去都找不到政治。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揣测，去摸索，去评估，去猜想：农民有些什么政治诉求，如果搞政治，是什么样子的，与某某地方的一个偶发事件是什么关系，或者干脆就认为偶发事件就是农村政治的常态，结果把政治研究变成了瞎说！就算不是瞎说，也是把政治变成一种猜测、一种解释、一种读后感这样的东西。
中国今天的政治学很有意思，在主流上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是这个马克思话语在否定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后，就不承认中国还有阶级和社会分化，也不承认集团竞争，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竞争分析法，否定了矛盾论，实际上吧结构――功能分析法都否定掉了，这样一种政治学，在我们的学术界占了半壁江山吧。另外一部分是西方主流来的舶来品，核心话语我们很熟悉，叫做海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只有这五个核心话语。这些东西跟我们国家一对照，就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按照这些理念组织起来的，结果就变成泼妇骂街，说共产党政权不民主，不是选举产生的，违反人权等等，美国就是在那里挥舞着人权大棒，下面就跟着一批摇旗呐喊的。这样一些批评，加上社会上许多人都有对自己的处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凑合着用这些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小右派们把泼妇骂街政治学极力发扬光大。
这两种政治分析的共同特点，都是不对应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样就变得空空如也。前一种政治既然否定了结构分析法，就不可能在政治的核心理论上发挥什么作用，只跟部分学界人士掌握话语权或者就是纯粹的职业利益相关：我要说――我不说就没有饭碗，我必须说，马列主义政治学被他们改造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后一种政治就变成了一种发泄不满情绪：要人权没有，要自由没有。我要当权，你不让我参选，你共产党专制！腐败！就变成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东西政治学，中国的问题在那里，对策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我有什么东西用来表达我的不满意，失去了建设性和对应性。两种政治学话语都完全失去了建设性。
从中国政治学话语变异去回顾文化大革命，就很有意思。文革恰恰是一个全民性的、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参与面最广、参与程度最深，而且激发了真正的政治竞争过程这样一个群众性运动，也是最为政治化的群众性实践，足以支持我们进行政治学研究。文革的起点和归宿，也都是希望重建共产党政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或者反过来要群众的意志和力量显示给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激励和制约作用，形成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在文革期间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和官僚精英群体的互动和住址博弈过程中，双方各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如何实现内部动员与整合，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发展并互为消长的，最终各方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又是如何排除自己的政治障碍的，这些内容涉及到新中国的社会分化，各方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各方与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关系，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足以修正人们头脑中间那些西方舶来品的政治信念，更新人们对新中国社会的认识。
政治竞争的资源包括几个方面，话语权、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能力，瓦解对立面的手腕和能力。一句话就是要整合自己的同时分化对手，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更大的手里。历史的悲喜剧最好是用当时的词汇来描述，所以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参与者是两个方面：造反派与当权派（包括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
造反派的资源主要有毛泽东亲自控制的话语权支持，体现在“两报一刊”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复高调宣传和对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面。这是造反派的优势和最重要资源，因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掌握话语权，两报一刊在支持他们：你们造反有理！大方向正确！即使有消极和缺点，但不掩盖大方向正确，主流是好的。这是造反派的一个优势，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当然是通过毛泽东这样的代理人来掌握话语权的。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就是当权派，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企业的话，毛泽东的地位相当于是董事长，董事会在文革期间亲自掌握着话语权。而从刘少奇以下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就是企业各个层次的大小经理，他们是当权派系统。董事会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股东发动起来，通过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相当于是要拿上鞭子准备在经理班子后面打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往前赶。文革运动的规划起点是这样子，但是运动最终走到哪去了，就不由人预先设想，在这样全面的政治博弈中间，并没有神仙和皇帝能够控制这么一个过程。
当权派在共产党内不是铁板一块的，从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看，至少可以划分为党政精英群体和军队精英群体两个有截然不同界线的群体，因此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也是相应地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派系，早期由党政精英群体主导和把握的“多数派”和后来由军队精英群体把握的“拥军派”，也是非常不同的，他们采取的主导行为模式和背后的依靠力量有关，而且与政治博弈过程深化的利益保护目标密切相关。
在1966年8月初十六条发布之后，毛泽东在66年8月21号和22号两连续两天，通过公安部和中央军委下了两道命令：不准调动部队去镇压群众，不准开枪，连朝天鸣枪都不允许；也不许军队出席各种庆祝大会去示威、显示力量；也不许公安警力去镇压群众。当权派原来可以轻易调用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这两道紧箍咒就在那儿，消解了当权派利用国家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的可能。很显然国家机器是不能用了，当权派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依托原来的组织体系，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和政权官员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动员起来，这样就形成了文革初期的的多数派组织。
湖北的王任重，就是按照少奇同志的布置要变成打右派的时候，就利用各地的党委把团员、学生会干部、班组长这些都集中起来组成多数派，用他们去打少数派，去抓右派。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对立，群众还没有造反，造反派还没有冒头的时候就已经挨了一闷棍，就像鲁迅在那首诗中说的：“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没有开始造饭右派和反革命就已经要抓到你头上来了。说造反派是凭空产生的或者说是么响应毛主席造反号召组织起来的，都没有反映造反派的主要起源，学生当中的造反派，主要就是文革初期当权派发动多数派抓坏蛋，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一抓，抓出一批造反派来了，这个符合革命和造反的一般规则：多数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正是在这个抓右派的过程中，当权派制造了与造反派的对立和造反派本身，规定了冲突的性质和冲突的样式，后来的抢黑材料、要求工作组和当权派做检讨等造反形式，就是这一冲突过程的反应。冲突的一方是上级派去的工作组和他们支持的各地基层机构的党委，还有他们驱使的多数派；另一方是被打击的（包括少数响应两报一刊社论起而造反的）少数派。
早期的多数派的主要目的是贯彻刘邓把文革作为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的政策，主要是转移斗争方向指向黑五类，否定斗争矛头和社会分化规则下官僚精英群体的责任问题，他们的资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使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扬“血统论”的文斗方式，转移运动方向去“保爹保妈派”，同时遂行对出身不好的造反派进行舆论压制，说他们是右派翻天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禁止把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背后的逻辑是把当权派个人与共产党政权捆绑在一起，试图以此转嫁自身不法行为被追究的风险和成本，造反派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指出当权派个人是否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需要审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客观存在的，把个人与政权整体区分开来。
早期的多数派也实行一定程度的所谓“红色恐怖”，但是不是主要的政治竞争方式，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这些事情，也是作为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66年10月报章上开始批判资反路线之后，由于面临着明显的政治风险，多数派陷入瓦解，早期当权派通过多数派转移运动方向的全部努力，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也已经完全失败了。
在当权派把早期多数派作为运动主力期间，刘邓等人不仅转移运动方向部署搞第二次反右，各地党委和工作组大搞左中右排队，准备划一批右派和反革命，刘少奇后来在给北京建工学院的检讨中间承认是自己亲自部署了“排除干扰”和“抓游鱼”运动，把一些不满意工作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这些步骤造就了第一批最坚定的造反派，在8月初十六条公开发布之前，造反派处于被动受打击状态，称为“少数派”。在十六条之后，各地学生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反驳当权派把矛头对准群众的运动模式，在10月初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原来处在造反派对立地位的多数派陷入瓦解，当权派又明显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造反派却同时得到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给各地的当权派带来很大的压力。当时的当权派这个官僚精英群体要保护自己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优势地位免受质疑，它有什么可动用的力量？
文革政治博弈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是在66年十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时候话语权放弃了对官僚精英群体的保护，而且公然指斥他们镇压群众是资反路线，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结果批判资反路线确立的政治风险又迅速瓦解了多数派。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学生相对单纯，原来受到当权派组织动员的这一部分人，很多迅速依据两报一刊的批判口径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成为造反派。这个时候，官僚精英群体不仅不能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保护自己；原来好不容易组织了一个多数派，结果就被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瓦解掉了；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同时就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在运动早期当权派制造出来的造反派攻势面前，连一堵墙都没有了，不要说长城了。
文革发展到夺权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资产路线批判以后，全社会的许多不满情绪都爆发出来了。早期文革运动主要局限于学校，学生根据中央文件放假半年，专门搞运动。工人还没有参与进来。根据十六条的规定，专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和农村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许多工作组派到工厂里一样根据当权派自己的需要去抓右派。工作组表现是这个样子，工人中间也积累了很多怨气，工人也有很多苦水要倒。上海在1966年11月9日工人也组织起来，要求参加文革运动去造当权派的反。武汉的工人总部是11月10日成立的，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支持，他们也组织了北京告状行动。工人组织开始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也是违法的。后来的变化起因是上海的“安亭事件”，先是工人成立了组织，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市委当然不那么愿意承认：你造我的反，我还承认你合法？工人看到市委不承认，造反就有当反革命的危险，所以要反抗到底，因此就拦了一列火车到北京去告状，希望寻求中央的支持。火车刚刚开出上海不久，上海华东局就命令铁路局调度，把车开到安亭一个小站里，丢在岔道上面，把准备进京告状的工人关在那儿。结果把矛盾激化了，工人一方面向中央文革打电报寻求支持，一方面阻断京沪铁路制造影响，这个时候的文革小组长陈伯达还是按十六条的口径，给工人回电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没有支持工人成立组织的事儿。中央文革派到现场处理事情的代表是张春桥，他去了以后于工人在现场接触，觉得工人很值得同情，很多人有很多苦处，而且他们的问题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签了五条，实际上承认了工人组织是合理的，上海市委这种对待工人的粗暴方式是不对的。根据王力的回忆，张春桥签了这五条回到北京以后，也是焉头搭脑的，很担心。因为他在现场签署的东西没有法理依据，而且大家都不支持，陶铸还为此大发脾气。张春桥做这个事情明显是自作主张，有犯了错误的可能，开始几天很消极。最后毛泽东出来表态支持，还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觉得工人已经起来了，如果要把工人组织瓦解掉，把工人的造反精神打下去不合适，要镇压也只能让对立面去镇压，这样就重新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在十二月初时，拿到陶铸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工交战线座谈会上征求了意见，一些条款遭到反对，最后变成了十条，于1966年12月9日发布。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里面，肯定了工人有造反的权力，肯定他们有建立组织的权力。肯定他们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八小时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工人起来造反的权力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之后追认的。在这个时候毛就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对当权派的冲击已经造成了当权派的整体性罢工。工人的力量起来以后，当权派对立面的力量更大了，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可以预料：由于官僚精英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的话，他们肯定是整合程度更高，反抗更激烈。到了这个时候，当权派和对立面之间的竞争和社会矛盾激化，肯定是必然的结果，毛泽东对此很有预见性。
1966年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以前都没有批露，在王力回忆录批露出来以后，新版的毛泽东传也引用了这一部分。毛泽东讲述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国全面的形势斗争这样一个总体的形势判断。由于原来当权派不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他们自认为是共产党，天下是他们打的，他们要坐这个江山。工人农民在解放后，多数人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好转，因此对共产党有感恩心理，当权派一些人就贪天之功为己有，认为自己就要当官做老爷，不想着继续为人民服务。
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工人组织起来造反，是文革政治博弈力量对比转变急剧发生逆转的时期。也是文革时当权派遇到的第一个最慌张、最混乱的时期。他们的共同选择就是穿上军装、跑到军队里去躲起来，结果就基本上进入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三道防线”，核心是防止自己受到造反派的攻击，全部干部放弃原来承担的工作。这是当权派的第一招：我失去了保护，我不干了。正是这个当权派的罢工行为，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安排军队“支左”和支持造反派“夺权”，其实都是援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恢复秩序的行动，应对党政精英群体的罢工形势。
当时既然你这些人不干了，那么工农业生产、调度、指挥总得有人来干。当时可以指望的力量有两种；一个是有组织的造反派群众力量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可以帮助发挥恢复秩序的作用。另外一部分就是从前站在国家机器后台的，作为政权支柱的这样一部分力量-----军队，军队是全国性的最严密的有组织力量。在这是两部分力量之外，毛泽东还希望有熟悉业务的干部能够转变态度站出来工作。为了应对罢工之后的恢复社会秩序需要，毛泽东首先是主张是军队出来支左，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第三个就是希望原来的干部站出来合作，后来的“三结合”革委会，其实就是为了应对当权派罢工后的混乱形势，要求三个部分的力量出来为恢复秩序而努力，一元化的革委会，就是把这个临时性的恢复秩序的政权机构长期化和固定化了。夺权使得当权派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全面的威胁，马基亚维里所说的就的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对革新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当权派的竞争意志迅速高涨，组织程度和勾结过程迅速完成。文革从此就变成了完全、彻底的政治搏弃过程了，基本上就不受调控。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毛泽东自己的指示，无非是能够支持造反派，它本身就降低为造反派的一份资源和一份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击。
“夺权”的形势不仅使得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过程的加速，而且在另一个方面引发了造反派组织的相互竞争和分化。因为政治利益竞争是排他性的，也肯定是互为消长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就是指这样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利益竞争性质。结果各个地区的造反派都发生了分裂的改组，在一月夺权之后武汉造反派按照对“二八声明”是否支持来画线，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军队“支左”给当权派提供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机会，特别是适应军队支左需要的“军委八条”，使得当权派找到了一个重新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保护自己的口子。“一月夺权”之后的力量消长过程，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
军委八条的第一条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其它的当权派都不看了，就看“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条。当时军队出来到底是支左还是支右，全部依赖支左干部和军区的领导人倾向，而不在于造反派组织的性质。在争取军队支持的过程中间，从前的党政精英群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历史上王任重和陈再道的个人关系就很好。陈再道原来是在晋冀鲁豫120师小平同志的部下，王任重是冀南地委书记，陈的军粮就是王任重主持的后勤供给，工作上这种关系。在文革的时候他们的交情有加上了阶级感情，陈再道对王任重被点名批判也是兔死狐悲：王任重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压力，而陈再道则在军队内部受到压力，在文革初期武汉军区还发生了两件特殊的事情：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自杀，唐原是一军军长是二方面军贺龙部下，调到武汉任职不久就自杀了。中央进行过调查，但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自杀的，后来很多人猜测和贺龙被指控进行“二月兵变”有关，因此受到压力。我访问过当年陈再道的生活副官，他去看过唐金龙的自杀现场，说唐是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枪打的，脑浆喷得到处都是。第二个是他军区政治部主任吕炳安也是自杀，什么原因自杀？陈再道都讲不清楚。根据规定，武汉军区下属有四个单位也可以开展“四大”，就是武汉陆军总医院、信阳陆军学院、武汉高级步校（现在是海军工程学院）和胜利文工团。这四家是军队内部的文化单位，他们也要开展四大，也去寻求陈再道的接见和支持。陈再道这个人作风很是简单粗暴，他说：“接见个球！都给我轰走！”这种态度很明显是把造反派往对立面推，陈再道老是不接见，造反派就拿武汉军区的自杀事件来非难陈再道，军区两个人自杀而死，肯定是陈大麻子有阴谋。不仅是造反派当时这样想，陈再道身边的人副司令员孔庆德也说：也难怪造反派他们产生怀疑啊，两个高级干部自杀，说也说不清楚。
地方干部穿上军装后，和陈再道在这个时候可是发生了很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大家处境一样，都面临造反派的冲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找不到办法来保护自己。刚刚好军委八条出来了，原来不准动用解放军和公安警力去镇压造反派，现在只要是宣布你是反革命组织，就可以堂堂正正第调用军队的力量了。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工人总部，就在六七年三月十七号晚上这一天，调用湖北省军区的8201部队，一个晚上就抓了他们各级头头五百多人，然后再宣布你这个是反革命组织！军区随后发布3.21通告：列举了工总十大罪状，说他们搞武装准备造反，照片上是武汉市电信局的民兵枪支，另外就是破柴刀啊什么的，还有房契地契什么的。由于力量强大，所以在舆论方面就不太精心，简单地把工人总部说成是国民党的还乡团，说服力严重不足。因为最大的工人老大哥组织被抓了，学生承担的政治压力就格外大起来，军区还勒令学生去军区门口列队请罪，结果共同的遭遇在学生造反派中间也产生了阶级感情，工人老大哥没有了，自己的长城也没有了嘛，眼看下面主要打击方向就轮到自己头上来了。结果学生一个就派人去各个工厂调查，调查的内容就是要给工人伸冤：军区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军区抓的人到底是不是坏人？结果武汉市全市到处出现了反驳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核心内容就是说他们不是国民党还乡团，被军区抓去的头头都不是坏人，不是军区说的流氓，也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还让他们的夫人到全市演讲。
武汉军区为了把造反派搞臭，把工人总部一号勒务员叫朱红霞与王任重联系起来，因为王任重当时是被中央点名的走资派，他们就放消息说：“朱红霞是王任重的小老婆。”（大笑），没有想到这个朱鸿霞是个先生，不是女的。河南省军分区也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小老婆。这样的谣言确实很不高明，也不符合严肃的政治斗争场合。但是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对垒的双方都经常使用这样的话题，而且作为一个主要舆论手段使用。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政治！因为政治要让普通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间去区别好坏对错，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或者瓦解对方的阵营。找一个人们在通常经验里面不能接受事实，然后把你装进去，用最低的成本很方便地把你说成坏人，然后你在政治上就很难站得住了。后来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的时候，也是常常干这个事儿，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要批臭走资派，指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批臭，不是指生活作风问题，毛泽东还抱怨造反派把小报办得像黄色小报似的。这就说明双方对群众的政治认知水平都把握得很好，大家都就这个问题投机，以便去争取群众，大家都是满足于群众的先有认知水平，就是在普通群众得认知水平上把他说成是坏人，看来政治竞争的成本和效率对比，决定了政治竞争只能是在现有的多数然认知水平上进行。真实的政治竞争看来高明不了。在经过几年的文革调查以后，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名家的书本谈政治，从脱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书本原则出发去谈政治，都是伪政治，肯定是假的。真实的政治竞争过程和舆论动员过程，一定要对多数人发生作用，只有这样一种政治才是真实的政治。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称的“二月逆流”“三月黑风”，陈伯达根据自己在怀仁堂里的感受，把这个时期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清算造反派的过程称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不正确的。逆流的到来是当权派自己的竞争意志和特定时期可资调用的力量相结合的结果，体现的是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坚定竞争意志，“二月逆流”决不是老干部和中央文革在怀仁堂里斗斗嘴那么简单。地方的黑风与怀仁堂里的争执，其共同点仅仅在于：当权派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现了共同的捍卫既得利益的坚定政治意志。武汉的情况是地方干部穿上军装躲到军队之后，经常在一起秘密开会，根据720事件之后一些老干部的揭发，他们这些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一起商量如何镇压造反派，镇压的步骤是先抓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再后来跟着对付地方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二三月间，各地的行动虽然在表面上很象是出自统一安排，也有可能各地采取行动之前向北京的老上级打过招呼，但是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各地当权派对于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要实现的意愿都是很清晰的，对于实现自身意愿的现实政策空间都是一样的，因此采取的行动模式和行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高度重合。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权派的阶级意志和政策空间的重合。
各地造反派被抓的事实，激发了很大的群众舆论同情，武汉的学生一方面在纸面上反驳军区强加给工人总部的罪状，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去动员群众舆论的同情，先后发起了“新公校绝食”（武汉支左火线指挥部门口）和汉阳公安局绝食，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的战友。还派出大量的学生去各个工厂，帮助工人成立战斗组织，重新组织起来造反。整个武汉的群众舆论受到学生行动的影响。工人造反派的实力，在重新“树旗”之后急剧上升。原来在二八声明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因为面临着接踵而至的政治压力和同样的命运，也终于认识到造反派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反对“二八声明”毒草派，也起来为被军区支左勒令解散的工人总部翻案。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得到了暂时的弥合。
武汉这个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先是中央处理了安徽问题，发布了“安徽五条”，说不准随便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的人要放。四月二号《人民日报》发表了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个社论就是以武汉和四川抓捕造反派和解散群众组织的背景写的，社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说，红卫兵小将虽然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的方向和主流始终是对的。不能一有缺点就把他们打下去，这要犯走资派的错误。这是第二个文件。第三个文件是1967年4月6日的《军委十条》。按照《八条》各军区、军分区解散组织和抓人行动，至少还有一个法理依据可以采取专政措施；但是《军委十条》就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把这个权力给取消掉了，而且反复申明各地的军区军分区都没有权力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谁不是反革命组织，也不能随便采取专政措施。这三文件出来之后，结果是又回到1966年8月之后的状态：当权派仍然无法调用国家机器的威力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始终面临着一个政策空间问题：1966年8月20－21日的文件规定了国家专政机器不能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是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被瓦解；在军队支左和军委八条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在动用一下专政措施，军委十条之后专政措施又不能用了。换了各位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们要保护自己，那么你们有什么手段？我估计你们的选择与当时武汉军区差不多。很难说陈再道镇压造反派完全是是徐向前吩咐的，各地的当权派在采取行动之前都有可能向他自己的老上级，老山头上级做些请示过，多多少少肯定有这种协商过程，但是肯定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的是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是他们要捍卫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决心；他们也有能力采取各种手段组织一批力量，把挑战力量镇压下去。
为了落实“军队支左”和“军委十条”，中央分别在1967年的3月和4月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政策交底和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在为支左服务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的320讲话比较重要，核心内容是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何把握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以及如何看到文革的代价和老干部的遭遇问题，要求大家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角度超脱个人的感受。在为落实军委十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代表毛泽东去讲的，周恩来讲话内容涉及要保持革命晚节问题。
武汉军区人武部部长信俊杰，当支左办公室主任来搞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武汉市人武部部长巴方庭发了一个文件给各个区县，要求组织基干民兵集训，百万雄师的核心组织叫红武兵，就是这个经过集训的基干民兵组织。对于当权派而言，情况很清楚，跟学生辩论是没有用的，已经输了好几波了，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不是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特别是把工总说成还乡团这件事上，完全是输得体无完肤，丧失民意。而且象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火爆脾气，也压根就不想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搞文斗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各个造反派已经兴办自己小报的情况下，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都已经落入造反派手里掌握了，军区和当权派方面已经没有了舆论优势，唯一的优势组织和动员技术，这样就奠定了武汉军区以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摧毁造反派的选择，同时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的分裂军区也没有能够把握和主导，象重庆争取到八一五这样的造反派组织去和对立面进行武斗的工作成就也没有了，这样武汉军区以基干民兵组织作为依托力量的格局，明显是为后来的720事件设定了前提。
从五月份开始，在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的支持下，武汉开始了一系列的武斗。造反派占优势的一些单位，陆续受到百万雄师的有组织攻击，如武汉汽车配件厂、汉阳轧钢厂等；造反派的一些主要宣传据点和广播站，也陆续被占领。到1967年中央“六六通令”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发了一个通告，说要制止武斗。因为有内幕消息说中央马上要着手解决武汉的问题，要武汉两派派代表到北京去谈判。百万雄师在这个时候，就加紧了武斗的步伐，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中央谈判之前和把造反派的力量扫平，你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参加谈判了，六月份武汉地区的武斗急剧升级。汉阳地区的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武力驱逐干净了，就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还有几个孤立的造反派据点，因此被称为“游击区”；武昌称为“解放区”，因为武昌大学多，百万雄师搞武斗的时候还是区别对待的：把工人往死里打，学生还被看作将来要掌握国家政权的，对于接班人打起来还是要缓和一点，有这样一个政策区别，所以武昌这个解放区能存在。
武斗在六月中旬升级，是与中央准备举行武汉两派的谈判有关。武汉武斗的高潮是百万雄师武力拔取汉口的造反派据点，主要的据点是三个：1966年六月十七号到十九号，攻打了汉口的民众乐园，这个民众乐园位于汉口六渡桥闹市区一个群众性的娱乐机构，既然是娱乐机构就有一定的场所啊，既然是闹市区就人多啊。各个造反派组织在那儿搭广播站，那是汉口闹市中心造反派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大的宣传点。也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造反派就武装保护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在连续三天被百万雄师攻打之后，造反派决定撤离。因为造反派中间最有战斗力的工人总部被军区解散了，也就是最能够和百万雄师硬拼的一股力量瓦解掉了。虽然工人总部原来的战斗队员“人还在，心不死”，也组成一个叫“钢八师”的组织，给造反派一些支持，但是终究不是组织严密的百万雄师的对手。“钢”就是钢铁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是坚持八小时工作，是一个散兵游勇性质的松散组织，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学生造反派肯定三天都坚持不了，到六月二十号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支持不下去了，结果就决定撤回去。工厂中被百万雄师攻打的主要的造反派头头，也不敢回厂了，就跟着学生一起撤到学校里面去。在百万雄师攻打民众乐园的过程中间，有整整一车的造反派学生被百万雄师杀干净了，这些学生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技校的学生，他们坐上卡车去声援民众乐园的战友，被百万雄师拦截，司机最先被杀死，满车手无寸铁的学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百万雄师逐一杀死，这是1967年的6月18日。
失去了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汉口的造反派工人组织就更加孤立了，六月二十四号百万雄师武装攻打汉口友谊街的刘少奇纪念馆，在文革前武汉建有刘少奇纪念馆，没有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所表达的地府官员小意思很清楚，刘主席你看我们很重视你，很效忠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80年代之后人们都说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其实刘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很不少，当然到底是人民群众还是人民公仆崇拜他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臭了，这个纪念馆不能再要了，就被武汉市委拨给一个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做办公地点成了他们的司令部。六月二十四号那天，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工造总司被杀的造反派有二十多人，被俘虏的有几百人。附近武汉八中的学生，也有许多人被杀死，最惨的是姐妹两个，妹妹叫朱庆芳，百万雄师说她是广播员，当场被杀死，姐姐的下身被捅了二十多长矛，整个下身被捅烂了，因此毕生残疾也不能嫁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工造总司被打下来以后，汉口还有一个唯一造反派据点“长办联司”，现在叫长江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头叫林一山，很有名，在我们国家治理大江大河战略思想上是很有贡献的。造反派也承认这个人自己在技术上不是很懂，即对水文、河流、航道这些东西不是很懂，但是大局上他都把握得非常不错。毛很看重他，他在我们国家技术专家里面非常少有的很有宏观头脑和全局战略意识的人。这个人如果不是做得太过火的话，他下面应该没有造反派。这个人办事作风，一贯很过火，因为毛很倚重他，他也很有大局观。他也认为自己见毛可以随便见，见周可以随便见，见刘可以随便见。所以水利部的那些人就不放在眼里，在五十年代成立流域规划机构的时候，其他机构是挂在水利部下某某委员会，他的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没水利部什么事。因为中国主要的水旱灾害集中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建国以后国家治水的大量精力也是集中投入到这些地方，因此他们的工作在国家事务中间是有一定的高度，毛刘周很重视他们呢。林的个性带来一定“长办联司”这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特特点，就是受到湖北省和水利部的大力支持，因为林根本不把湖北省委和水利部放在眼里，是武汉地区很特殊的一个造反派组织，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动员起来造反的。
长办联司当时已经掌握了单位基干民兵连的武器，有高射机枪轻机枪等，一些单位的民兵手上有武器，是五八年和六二年两次办民兵师的后果，很多单位都是有武器的。当汉口的工造总司打下来以后，长办联司就成为唯一的孤立造反派据点，汉口各个单位有几千人无法回家，最后全部集中到了长办大院。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大院，整天在外面用高音喇叭广播“敦促顾建棠投降书”。按照学生的观点，就要把民兵的武器拿出来和百万雄师拼，就要把机枪拿去用。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能够全面考虑问题，他想，如果我们先开枪了，那百万雄狮背后的陈再道有多少枪啊，军区你怎么打得过他？如果先动枪的话，百百万雄师真有借口血洗长办啊！顾建棠想不出什么办法去说服他们，他就想一个拖的办法说：我向中央请示一下再说。他心里想如果是中央不让动武器，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坚持的了。结果当时邮电局已经被军管，控制得很严密，电报不给发。最后是通过湖北省气象局的造反派，把电报发到周恩来手上。说了这个事，说我们现在被百万雄师包围，我们有些武器学生坚决要用，怎么办？结果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回了电报，只有七个字：“那个东西不能动！”。顾建棠就拿着电报说，你们看，周总理说不能动。既然周总理说不能动，那么大家都很买账。不能动就想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就决定化装逃跑。在当天晚上一两点钟外面包围的百万雄师处于最疲惫的时候，包围的人也很少的时候，他们分四路逃走。一路逃到上海，一路跑到长沙，一路到北京来，几千人到快天亮时才走完，顾建棠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被百万雄师打断了两根肋骨，打断了一条臂，最后要求他签署投降书，百万雄师还告诉他：“老红军刘宏宇已经签了投降书，你为什么还不投降？”他们那个单位很多老红军因为对林有意见，所以也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说四人帮时代老红军都是受迫害，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个不对。文革当时的特点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如果那个地方的老红军本身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的，平时受岐视的，也是有意见的，听到毛泽东说党内有走资派，他们根据自身的切身感受就相信有坏人有走资派，毛泽东号召造反，他们就支持造反，基本上是这样。长办的老红军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在技术干部面前没有什么优势，平时林就很不尊重他们。另外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底下有二十八个老红军，没有一个是支持保守派的，全部清一色支持造反派，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机构成立得晚，都是抽调比较有文化的干部，这批人用今天的说法是精英意识比较强，看不起工农干部，所以他们在文革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感受就自然选择了站在毛主席和造反派一边。长办的林一山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蛮好的，对工农干部很轻视的，平时要见他都见不到，所以很多老红军对他是相当不满的。长办联司疏散之后，汉口也成了“敌占区”。
文革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对垒双方的政治博弈过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舍弃了文斗，完全转入武斗，文革的政治博弈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武汉造反派应当说是组织得相当好的，内部分化也不是特别严重，结果在武斗期间也是每战必败。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当权派有能力把全部造反派围剿干净，武汉将呆不住一个造反派。我们看到文革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的残酷性。
接着就是中央文革的6－26电报，这个电报指责武汉最近一段世间的武斗，是极为不正常的，批评的对象直接指向武汉军区。许多军区干部读这个措辞严厉的电报都很慌张，猜测这个电报是不是江青表态的结果，有一些被百万雄师关押的学生造反派就是在这个通令之后被释放的。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打算要武汉两派到北京来谈判，最后毛泽东又决定去武汉就地解决。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前，对杨成武说是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最新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当时张春桥和周恩来都跟清华的蒯大富打过招呼，说陈再道、韩先楚和许世友是一定是要保的，第一他们是有功战将，第二这些人本身是老粗，不跟他们计较，第三他们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这几个人地位比较高，算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所以要保护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过错。蒯大富这个人挺不仗义，就把派去武汉的联络站给撤了，也不跟武汉的造反派打招呼。他的意思是造反派和陈再道对立成这样，我们又不能支持陈再道，干脆还是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介入武汉的事情，这件事是很近的时候，蒯才说出来。
武汉出现的七二零事件，跟武汉军区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为核心的百万雄师这样一个很恶劣背景有关，这样中央代表到武汉之后就给陈再道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人完全不善于处理各种的关系，由于他不善于做工作，虽然造反派在夺权时期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他解散了香花派，但是他没有做细致的工作把毒草派拉过来为己所用，再利用毒草派这样的早期造反派去武力压制香花派，这个他没干成。手上就没有力量，就去组织基干民兵组织，而且占据确凿，这个情形明显太恶劣。当时他又不知道毛泽东要保他这个底牌。第二就是百万雄师自己感到没有想头了，所以铤而走险。720的大背景就是这样跟陈个人的个性，跟武汉军区早期的自杀事件的特殊情形，还跟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特殊性质紧密相关。陈再道在周恩来跟前，都表现得桀骜不逊，跟周恩来都拍过桌子，这已经不是个性而是心虚了。钟汉华放任百万雄师和八二零一部队去抓代表谢富治和王力。
武汉720事件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也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事件背后折射出文革到了经过当权派的三次反扑，表明当权派内部已经完成组织上的整合，全国局势有失控的可能性，文革不仅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而且文革已经脱离了文斗的范畴，变成了真正的武斗和赤裸裸的力量对比，在720事件中间已经看到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已经强大到可能脱离中央权威控制的地步！当时和王力一起被抓的人在8201部队师部，听到他们的师政治部主任和师长的对话，当时他们还确实打算抓住“那个游泳的老头子”，这个师长曾经是王明的警卫员，资格很老，是1955年的少将，解放后没有受到重用，文革前还是师长。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很小心注意不要去触动共产党历史上的伤疤，说对于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都是要保的，借以避免政治博弈深入到历史层面而失控，实际上还是发作了。
七、 文革前后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表现及其认识价值
文革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博弈过程，本来就是极端不利于普通的群众组织的。在竞争意志和组织技术上面，当权派因为要失去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边际损失很大，这使得他们的反抗意志迅速攀升；而几十年世间弱势条件下长期奋斗的革命战争经历，锤炼了他们作为革命家意志和组织技术，今天他们要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不久，战争年代的光辉业绩和牺牲精神，在民众心目中间无疑也是他们的一项资本，这也是造反派无法比拟的无形资源；共产党政权对工人农民利益的照顾，整体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使得他们确实有“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保守派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马列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革命遗产不容抛弃的事实，都足以在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帮助当权派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志，转移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无法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的有形资源方面的弱势地位，造反派在经验和组织技术积累方面的欠缺也注定了在竞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不足，同时有组织的官僚精英群体，基本上在原有的官僚等级体系中间就已经完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过程，这明显有利于消弭当权派内部的分歧和分化，消弭给予政治权力的竞争关系而实现整合；而造反派恰恰就是在这个竞争的关键问题上，无法避免竞争关系，使得造反派一再出现分化，在一月夺权和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的造反派都出现了基于政治竞争的分化过程，这不仅妨碍着造反派力量的顺利整合，也使得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容易为当权派所利用。文革发展到1967年夏天，真切地证明了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有组织的少数才是最强大的，而分散的多数，无论享有多么广泛的同情，都不足以抵消有组织少数的优势。从这个意义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谈论政治如果不讲力量对比，不注意有组织的少数及其力量优势的根源，想要依靠海选过程的“多数决”去瓦解和冲击有组织的少数，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中间政治博弈过程的胜负，其实是事先已经注定了的，文革之所以能够开展起来，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个人超凡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决定的，而且毛泽东还能够独自把握话语权的控制，用以支持和鼓励造反派，极大地改善了造反派的弱势地位，不然的话，造反派在如此强大的对手面前早就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即便如此，也很难说造反派真的能够改写政治博弈的历史，在十六条中间就已经提起预言了这个政治博弈的可能结局：“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毛泽东传》中间，毛泽东提到要在实际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间去锻炼青年人，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也是毛泽东“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预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４１页。）“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文革演变成为政治博弈过程，已经没有了是非，到720之后已经只剩下冷冰冰的真实力量对比。这个时候许多个重大的政治考虑和目标，一齐涌现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文革的代价和成本不能够无限制膨胀，至少是不能引发全国性的政局混乱和内战，这样损失太大，超出了一场政治演习所能够承担的成本。这个时候文革唯一的一条路是撤退，撤退有两种方式，一是等待政治博弈过程的完结，竞争能量释放殆尽。实际上就是听任造反派被杀光；二是在对立面竞争意志和能量完全释放之前自行组织撤退，以保存一部分力量。
官僚精英群体到1967年夏秋之际，已经基于竞争意志完成了整合过程，而且有了组织起自己的第二武装，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在镇压威胁自身利益的群体方面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撤退，要继续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就必须把官僚精英群体清算掉，没有第三条路。清算这样的事情，就推测而言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他认为这一批老干部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战争年代许多人立功，也为新中国建立流了很多血，清算他们太过于残酷，也不合情理。即便是清算可以进行，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把这批人换下去，新上来的造反派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政治基础问题解决，那付出这样的成本也还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反派在夺权时期的内部分化，证明他们连自身的政治整合都是难以完成的，在现实中间还不能有效排除或者整合对立面，实现恢复秩序的能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军队一定要出来支左的原因。造反派连最低的限度――把握局势、恢复秩序都没有能力独立做到，因此对造反派的支持，现实的选择是无法继续下去。恢复秩序和把握局势的能力，一方面是内部整合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方面是有能力和手段整合或者分化对立面，造反派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当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撤退，撤退意味着造反派要牺牲，前军变成后队，尾巴部分难免被对立面追击，甚至还要包括自己抛弃一部分“饵兵”，以平衡和释放对方集聚起来的竞争能量，让对方相对满意，放弃以极端的手段去体现自身的意志。在文革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二月逆流之前，当权派竞争意志尚未凝聚起来之前，曾经发生过数起高级干部自杀事件，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魏垣等人，以他们地位和所起作用与湖北张体学一样，从湖北文革初期的政策安排看，这些人肯定也跟张体学一样在文革初期做过许多“资反路线”方面的部署，按照张体学后来在干部中间做检讨时痛苦流泪的说法是“把大家领错了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办事。”这两个人是在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候，政治上感到绝望并丧失了求生意志的，此后就很少发生同类的事件了，1967年夏天当权派对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和信心。
做了以上的分析，再来回顾当时抛弃王和戚，并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和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这一系列的步骤和安排，实际上就是撤退战略的必要步骤。既然力量对比不行了，政治博弈演变成为武斗又不能继续，在道义上、在力量对比上、在恢复秩序的考虑上，都不能清算当权派，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向他们让步。这个撤退策略甚至可以部分解释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和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打击矛头指向造反派，大致上可以认为当权派凝聚的竞争能量的继续释放，特别是10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抓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而在大体上兑现了当权派在文革初期威胁要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的政治恫吓。
文革在六七年的七二零事件之后转入撤退，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中央在很短的世间内集中对各地的群众组织进行了表态，在表面上真正的造反派都被中央肯定为革命群众组织，造反派自造反以来受到的各种压制，都是在被指为反革命的名义遭遇的，因此造反派在720之后真切地感到扬眉吐气和胜利。但是实际毛泽东却是要组织撤退，受到表面上胜利的鼓舞，许多人这个时候继续冲出来，包括湖南的杨曦光，他就写了《我们向何处去》这样一篇文章，说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没有实现，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自己的对立面还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因此要继续往前冲，撤退的时候还继续冲锋，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老造反派中间多数人的观点。他的感受和问题都是不错的，他错就错在不知道力量对比。这个时候力量对比已经不行了，应该撤回来。武汉在1967年11月之后，成立一个北斗星学会，后来又发展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他们几个人发行《扬子江评论》这样一份小报，也是说问题没有解决，文革要继续前进。甚至在大联合过程结束、革委会成立之后，这样的思想还是存在，并成为造反派分化的一个主要依据，一派人认为“革委会好得很”，称为“好派”，这些大体上是原来多数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转入造反派阵营的人，他们感到自己的诉求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派说“革委会好个屁”，称为“屁派”，这些人基本上是原来的少数派，他们感到原来整他们的人还是没有受到清算，在政治上也没有认错，自己还是有重新受到政治压制的可能，所以对革委会成立之后的政治格局无法满足。毛泽东的撤退，不为造反派中间许多人所认同，根本差别是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力量对比的消长，而造反派中间很多却着重于1967年720事件之后，反革命枷锁的取消，从这个感受出发结果是对形势判断发生根本性的错觉。
在整个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两报一刊始终掌握在毛泽东的控制下，每一次重大政策和政治举措的变化，往往采取了在名义上与毛泽东一致的某种表面形式。一般而言，一切有利于当权派的政策和措施，都贯彻得很快，很彻底，一切不利于当权派而有利于造反派的政策，都难以贯彻，阻力很大。反右抓反革命，当权派都很积极，平反改错，就拖拖拉拉，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就拖着不办。清理阶级队伍就执行得很快，而且很卖力地转移方向去打击造反派，基本上又回到了文革初期五十天的运动模式，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是毛泽东要求实现党组织的“吐故纳新”，提出建党50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很难落实，湖北后来的官修历史说由于受到广大干部的抵制，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最终没有能够混入党内。
官僚精英群体在文革期间对政策呈现明显的利益和立场选择，与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很一致，由于信息垄断带来的优势地位，当权派总是想尽办法去搞秘密政治，把自己的行为装扮为中央的政策决定，即便是公开的信息也要加以歪曲理解，湖北省的张体学就说毛泽东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
如何制约有组织的少数，如何制约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是一个永远的难题。我们刚才讲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颁，连续发给一系列的研究信息成本和契约理论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起在组织体系内部用尽一切手段，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才启动群众运动方式，最终正如毛泽东曾经预料到的：群众运动也还是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在结构性的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现实中间，制度和程序调节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最终选择文革的原因。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在力量对比和信息成本的作用下，制度万能和程序万能永远是没有依据，说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完全是骗人的。解决不了力量和信息优势带来的差别，制度和程序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落实就更不用说了。西方的资本家集团，也面临着经理班子难以制约的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发了好几个，有用的答案还是没有产生。毛泽东探索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大民主方式，又有毛泽东这样的超级权威的指导，并掌握着两报一刊的舆论来支持造反派群众，结果他们仍然处于弱势状态，还是在文革中间就被当权派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看“文革”的起点，毛泽东要通过群众的大民主运动，给官僚精英群体传递一种工作压力，显示群众的力量和意志，使得官僚精英群体知所戒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有战术价值和解决暂时性问题，这个应该说实现了。“文革”所有当权派后来的讲话，都因袭文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整套语汇，工人和学生代表直接在三结合的委员会里取得位置，当权派要在工作中间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至于很多人宣扬说，文革这样一次运动，是毛泽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建设新人新世界，显然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设想，也不可能在一次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完成这样的目标，真实世界的政治学无法给人任何许诺，还是老子比较说老实话，只要是建立了政权和国家机器，势必会加强少数人的组织点和力量，强化已经有的信息不对称，结果这样的“人之道”必然要被少数人用以“损有余以奉不足”。有组织的少数是最强大的，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对有组织的少数构成有效的制约，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点，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也重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文革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成就，不可能解决多数然监督和制约少数人的问题，文革的代价和成本是很大的，精英主义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代价？毛泽东和林彪在多次讲话中间，对这个成本持这样一种理解：把文革和革命时期的剧烈动荡和生命财产代价进行对比，把文革看作是可以防止革命出现的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比方说如果五次文革可以避免一次革命，成本是不是变得可以承受？林彪讲文革代价最小最小，就是把避免革命作为影子价格来计算的。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这一股不满情绪，其实就是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积聚起来的政治怨气和政治竞争意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们，看到了这样一股怨气的政治意涵和政治能量，想要借此成就其野心。其实这样一股“怨气”所代表的意志和力量，早已为中国1970年代高层政治人物所共同关注，谁能够整合他们并引导之，谁将成就自身的政治愿望和地位。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是要取悦这样一批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拥戴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邓小平上台后在1975年搞治理整顿期间，拼命整造反派，说新干部没有经验要下去锻炼，对于那些派头头一年要调动360次，说造反派比日本鬼子还要坏，都是去满足这样一批竞争意志很强烈的人的政治愿望，借以建立自身的政治代理形象；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各级政府部门的人数迅速膨胀到超过文革前，那些怀有强烈政治竞争意志的人就回到了政权中间去；对于这种人数膨胀的后果，江青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报纸上面极力批判“举逸民”，也是看到了这样一批人中间的政治能量所在，文革因此变成“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的运动，最强有力的那样一群人的判断就是主导地位的认识。
造反派处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上，其弱势地位在十年文革期间反复得到证明，弱势地位不仅仅是有形资源不足注定的，造反派在无形资源方面的欠缺也是非常明显的。造反派和革命者不同，他们不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哀兵”，因而具有一往无前的竞争意志，他们也没有充分感受到个人奋斗无法生效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强烈感到要团结起来进行奋斗，换言之就是认同感不是足够高，因而组织成本无法下降到足以完成内部整合的地步，因此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造反派没有超越对手的强烈竞争意志，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整合方面也不好，也注定了造反派在文革前后的不断分化。毛泽东时代经常强调“事件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经过文革大潮洗礼的造反派，确实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经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的打击之后，从前进入政权对于他们而言是当代表，是一种荣誉和政治地位，现在进入政权则是个人安全之所系，认知变化的背后，本身意味着竞争意志的强化过程；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派分化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在720事件之后的大联合过程中间，又分化为“钢派”和“新派”，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武汉造反派分为“潮流派”“议会派”和“招安派”，基本上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和场合的差别，在主要方面已经不是政治上的相互竞争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配合关系，更有甚者，一些造反派甚至同意与百万雄师的人合作，一起携手进行运动，在组织技术和整合策略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毛泽东要通过文革这样的运动去“练兵”，应该说收到了部分的成效，政治家不可能从书斋里产生，对于现实政治中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把握，政治策略与整合的进行，以及体现在这些政治博弈行为背后的政治竞争意志，尤其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去历练，才能获得。
在文革运动前后，就战术层面而言，文革也是有成就的。在经济上，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肯定是苏联那样的一步到位方式，国有企业的瓜分和垮台将提前20年，因此现在还有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几千万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基本保障，有几千万老工人的保障是通过文革造反派牺牲得到的。政治上，毛泽东毕生希望把中国政治扎根到民间去，希望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有人起来造反，使得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有强有力的守护人，从这个方面看，文革也是有部分成就的，刘少奇垮台和彭德怀垮台民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惋惜，除了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之外，但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根据华国锋的说法全国有几百万人说这是“右派政变”，政治的根是扎下去了，但是不够强大和有力。武汉的胡厚民在文革接近结束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孩子，如果文革被否定了，那只有重上井冈山。”也算是有点文革造就的政治利益相关者和政策路线守护人的样子，但是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他又告诉造反派战友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跟着去揭批四人帮算了。”政治意志为清醒的形势判断和力量对比所替代。在一般公众舆论上，对于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深刻惕戒，已经在民众心目中间扎下了根，这直接决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以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起点，也决定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策略“不争论”――光做不说，实质上文革时期强大的舆论压力，规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和悄悄演变的形式，这也规定了改革的政策空间只能是逐步的拓宽，改革总是需要与文革时期的强大舆论对话，没有整体社会舆论氛围的变换，就没有彻底的改革，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戴圆晨所总结的“本来要去天津，但是只能说要去廊坊，等到了廊坊之后才提出到天津。”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修补制度欠缺开始，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告终，这个改革过程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是很缓慢的，他们就是背负着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间给他们打制的强大精神枷锁。文革为改革设置的阻力，铲除了在中国实施“休克疗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也算是文革设计者的一个收获吧，吴敬琏总是不停地把理论对手叱责为“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至少是部分地反应他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只有世间是最宝贵的，也许中华民族能够在这样一个千百万年轻人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争取到的、最昂贵“时间差”里，完成认识调整和总结过程，最终能够以低成本回归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如何下一个准确的判断，有了这个判断做基础，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起点和基础就有了，毛泽东主张的到底是民粹主义，还是看透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本质特性和他们难以克服和超越的缺陷？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和否定文革之后知识精英的表现，足以为毛泽东力主完成的文化革命，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
八、 在社会分化和排斥机制深化的今天重新回顾毛泽东当初的选择
评价文革这样的政治事件，历史的真实还不足以评价之，过去的问题、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当然都是研究文革的基本起点，但是还要涉及到对现在和未来的判断。换言之，评价文革要结合今天和明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精英主义者要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的缘故。如果今天这样一条道路可以满足中国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需要，能够实现多数然的基本人生追求，文革恐怕就没有什么必要；反过来如果今天的道路不能兼容多数然的基本利益，文革这样的事件和代价就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与可能。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的制度和社会模式选择其实非常少，具体地说时是只有两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按照今天的解读，可以合理地归结为“精英阶层主导的精英主义道路”和“平民阶层主导的平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否定中国精英阶层按照自身意愿去主导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不停地寻找各种方式和力量，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超越自身的阶级意志和局限，去实现与平民阶层的结合。
从欧美日的现实看，其实精英主义道路也还是有可行性，不过要求的条件相对苛刻。西方国家民主相对有效，法制相对有效，它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纺锤型的，中产阶级占多数，它整个社会的资源或者权力的分配相对均衡，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分配都相对平均。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法制民主确实相对有效，也不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些知识精英宣传的那样，他们的民主都是假的，那也不是。这个制度的支撑点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充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阶层竞争不是那么激烈，换言之是实现了“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一个较低的版本，资源分配关系的相对宽松缓和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个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各个阶层流动性很大而且相互渗透，今天中国的阶层分布是截然分明的。我们今天的阶层分化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有一点很强烈的感受。去年春节前我去黄石拜访我的同学，毕业多年未见了，很多同学小有成就，很多人像大学老师、医生大概就是骨干这一类吧，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娶的老婆是个工人。这个人的老婆自己就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她也从不邀请这些同学到她家去玩。阶级分化明显到这种程度，就好象不是一种人，相互之间不交往。除非是中国先实现了物质财富分配关系的相对缓和，负责西方的道路就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在全世界的推广价值。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非要实现西方那个程度的富裕，只要中国的平均水平达到台湾80年代初期的水平，绝大多数人能够为社会发展过程所接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能够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需要，精英主义制度就可能在中国维持下去。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极度紧张，精英阶层利用一切优势地位建设各种社会排斥机制，提高资源分配的集中程度。结果社会排斥机制的作用范围和覆盖面越来越大，今天已经囊括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了。
像今天在北京，如果大学毕业生在北京拿不到一万块钱月薪的话，恐怕毕生就不能指望有自己的房子。今天得大学生无论是面对资本家也好，面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好，谈判地位都是极端低下。这个谈判地位下降过程，本身又跟90年代得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有关，因此显著改变了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供求平衡关系。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都很聪明，表面上讲都是好听的，扩招给大家教育机会，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在这种框架下让大家来读大学的，实际上一方面学费充实了教授们的腰包，一方面在社会上强烈改变了就业态势，扩大了社会排斥机制、减少了参与社会剩余分配的人数指标，帮助加强精英们的分配地位。今天已经是市场化社会了，个人读书是投资，你将来可以指望高收益嘛，那么大学收费就按照一定年限的收益增量来确定学费数量，结果大家把学费交了以后，毕业一看，发现社会上的就业供求关系完全变了，原先指望的高工资和收益增量就没办法兑现了。即使得到一份白领工作，也已经和农民工差不多了，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小孩了，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按照现在的工资水平和房价水平，百分之八九十白领也是很难买的起一套房了。社会分配和排斥机制的形成，常常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造就一种少数人优势的局面。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排斥机制，已经排斥到白领阶层，精英阶层还在继续设置各种篱笆和门槛，想要尽可能减少多数人的所得份额，增加少数人的所得份额，北大和社科院的改革思路，就是这样一种继续修筑篱笆促进社会分化的思路。
我自己毕业的时候离今年有15年了，我们当时的心态和你们今天要毕业的同学就很不一样。我们当时也是不可能指望马上得到房子的，也很难迅速住好房子，但是大致上可以相信将来肯定有房子，至于你什么时候有，反正是分到任何单位去都是跟着慢慢排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个人进入社会之后，有一个依托，基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是有保障的，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个很稳定的预期，对于未来大致上是有把握的。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把握，适当的压力固然可以促使人们奋进和努力，但是这样赤裸裸的社会排斥机制针对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就很残酷，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无法实现，给多数人制造反复不必要的挫折，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是很大的，这就很难说是一种健康和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了。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里面，把人们的心态和对未来的预期对比一下，在我毕业的时候工资很低，我第一年基本工资是66，过了一年涨到76，到单位里之后，第一个月给一个半月的工资，一百零几块钱，放在口袋里完全不管用，吃饭除了工厂食堂哪儿都不能去，想去饭馆都是休想，但是可以指望的隐性利益就很多。当时去沿海打工的，合资企业给开300块钱，400块钱工资，在短期收益上比较要高好几倍，自己跟着去了深圳以后就觉得没有根，指望不到房子这些东西，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给人带来的压力、思考和预期的变换很大，对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行为模式选择，就有很大的影响。我看到有报道说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实际上想要以短期利益付出作为条件，但是这样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是不是对长期利益有正面价值，也很有疑问。
今天的社会排斥机制发展到这么高的门槛上，那么这个社会的得利者和拥护者就变成极少数，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位工人就说这个社会路越走越窄一种写照，就会引发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认同感下降的必然结果是极大地拉高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成本。在革命时代，毛泽东说蒋介石最后变成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言人，整个中国就只有就是那么一些人拥护他，小地主、小资本家都不拥护他了，这个政权就肯定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在我们老家有个小地主，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那国民党军就老跟他要粮要税，要到什么程度呢，就让他把税从四几年交到七几年，为了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机器，把小地主榨干了。这样的话，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就很成问题。
最近中央高层说要有“新发展观”，要“繁荣社会科学”，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又借了这个机会去抄了一通洋书，提出绿色GDP什么的，实际上是完全不理解我们领导的心态和苦楚。提“新发展观”显然就是老发展观不行了，要“繁荣社会科学”就是原来的老社会科学不管用了，就是这样很通俗的两句话。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排斥机制、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上升，各地因此引发的一些极端事件，总是要通过政权机构层层向上传递，他们看到的应该比我们多，感受到压力肯定也很大，我看这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因此胡温的亲民姿态也好，包括高调纪念毛泽东，高调去访问革命老区，重新提两个务必，重新宣传工人中间的先进分子，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跟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在政治体系中间的传递和感受有关系，这种压力和紧张关系传递并积压到高层那儿，很难不痛感到原来的发展指标体系无法对今天的社会真实加以度量和考察，原来的社会科学无法帮助进行思考并指导未来或者应付现实，这些都意味着要在新的社会压力之下对原来20多年的道路的重新回顾，至少是一种重新展望。我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高层都完全没有感觉？显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在什么地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跟今天普通人的感受和压力相比是什么关系，看到今天连大学生都没有办法整合了，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敏感性，应该知道这种困境背后的政治危险。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化的愿望，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都不可能在高层受到知识精英那样盲目的追捧。
在我们经历的这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堪称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许多基本的范畴在这个时代里都发生了对比非常强烈的变化和落差，如果大家去访问四五十岁的人，就他们的经历和看问题的方式，差别更大，人们对这些巨大差距的感受和评价里面，隐含着全球竞争环境中与中国特定资源条件下人们的全部命运和出路的空间，理论就是面对这一切的结果。从文革到改革到今天的巨大社会落差，是非常丰富的理论创新或者文化革命的资源，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的社会科学和新的社会都是可能的，这需要大家的长期理论努力。那些坐在书斋中间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据西方舶来的话语去制造某种理论，并试图以此去规制人们的思维方向和主导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选择，这样的理论努力过程，与变革社会中间人们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活生生的生命遭际相比，未免显得过于渺小和浅薄。
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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