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辽宁日报》文章、徐岚在求是网的文章以及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讲话在网络上引起的争论非常激烈。
受到批评的以贺某为代表的一些人应对的最常用招数就是拿出“文革”作为棍子吓唬对方：我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你们就不能批评我，如果批评了我，就属于文革遗风。
吓死人了!这些人也太搞笑了，用“大灰狼”吓唬小孩子还是蛮有效的，吓唬成年人就有点二了。就好像文革中的工人、贫下中农不怕造反派一样，随意拿文革当成帽子吓唬跟文革没有关系的人甚至本身在文革中也曾经吃过苦的其他人，其实不但没有用，而且跟走夜路唱山歌一样，属于为自己壮胆的行为。
为了掩盖争论的实质，有些人抛出了很多伪命题。比如，能不能批评政府?能不能指出自己祖国的缺点?不让传播西方观念是不是倒退?西方的教材能不能进课堂?等等。一来有意把水搅浑，二来是故意装出受到迫害的样子，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旁观者的同情和可怜，三来也是最重要的是，掩盖某些人要把课堂变成他们为了进行颜革培养“白卫兵”的场所的实质。
关于文革，贺某们否定执政党的一切，却拿执政党在34年前的一个《决议》作为“尚方宝剑”吓唬人，实在是怪事。既然你否定执政党的一切，你有什么资格拿《决议》作为幌子?这不是笑话吗?他们就是抓住别人不好触及敏感话题的顾忌，常常自相矛盾地一边否定执政党，一边拿《决议》压人。
但是从现在的某些人不但否定毛，而且连当年主持通过《决议》的那些人及其定下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一块否定这一点看，很可能物极必反。
某些人动不动就拿文革吓唬对方，是为了占据“制高点”，并且把他们是把不同意见者都当成“夏大”毕业的了。他们一方面把文革说得一塌糊涂，一方面非常羡慕文革的斗争方式，一直梦想在中国发动一场由他们领导的“文革”——颜革。
从中东和北非的颜革中，也从最近的占街闹剧中，他们看到了让年轻人打头阵的妙处：年轻人逆反心理强，容易冲动，判断能力不强，并且他们牵涉到千家万户，会牵一发动全身，而且政府在处理由年轻人打头阵的骚乱的时候往往会投鼠忌器。要么迫于压力，接受他们的条件，要么过度反制，造成民众更大的对立，最后导致政府瘫痪，社会混乱。
他们说文革是动乱，但是他们目前非常需要动乱，而且越乱越好。
文革中的口号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他们没有喊出来的口号是对所谓的“专制”造反有理。
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而他们的重点是整“走社派”。
文革是自下而上进行一场群众运动;他们也需要这种形式。
文革是自下而上夺权，他们也希望自下而上夺权，而且有遮羞布——“一人一票”，他们相信靠他们手头掌握的巨额财富，足以影响选举的结果，起码控制混乱的中国的走向，即使万一失利，还可以借助外部势力干预，大不了，就按照他们曾经鼓吹的那样，将国家一分为七。
文革的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所谓“普世价值”。
文革中有红卫兵打头阵，所以，他们急需培养一批“白卫兵”。
红卫兵，是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开始由年轻的学生组成，后来发展到所有的自认为是革命派、造反派的人或组织都称作红卫兵。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革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那么现在的某些人靠什么作为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呢?由于上面分析的原因，还是年轻人。某些人不但具有在大学课堂直接向一些年轻人进行思想贩毒的便利条件，而且年轻人对包括腐败在内的社会不正常现象的极端反感以及由于就业渠道不通畅带来的焦虑情绪都很容易被利用。
“白卫兵”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名称，而是相当于红卫兵而言的一种虚拟的但是却有存在的很大可能性的群体，笔者在这里用比喻义。
一直来，某些人把大学课堂当成自己的根据地，当成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目前还没有成气候的情况下，他们不希望这一根据地受到任何损害。而且在网络中，从来是他们主动进攻，而环绕着大学课堂的争夺战问题，他们是被动地应对了《辽宁日报》、徐岚和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三次冲击，如果端了这根据地，以后实现他们的目的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在这三次较量中，他们这一小撮人的反扑之疯狂，可想而知。
当然必须说清楚的是，并不是所有反对《辽宁日报》、徐岚和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观点的人都属于上述这一小撮人的范畴。其中很多人也许只不过是比较倾向于西方的价值观，其他东西没有多想;还有一些人或者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不愉快，把学生当成发泄或者倾诉的对象;还有一些也许的确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但是方式方法不对，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结果连学生听了以后也反感。对于这一点，连自由派的少帅曹中青也不否认。
去年11月18日，中青报曹林撰写文章《大学老师讲课不需要谁居高临下教》。文章首先承认《辽宁日报》公开信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在大学课堂上确实存在，曹林说：“我们都是从学生走过来的，对大学课堂都很熟悉。客观地看，这篇来信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在大学课堂上确实存在。”
文章突然话锋一转又说：“大学开放自由兼容并包，应该容得下各种人各种声音，所以学生们虽然比较反感，但多没有太当回事，多是一笑了之”。
严格将那些把大学课堂当成培养“白卫兵”的场所同其他只是在课堂上满嘴跑火车的做法区别开来是非常必要的。
后者也许是认识问题，而前者是立场问题，就像文革需要红卫兵一样，某些人想搞颜革就需要培养“白卫兵”，事情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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