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革命与历史变迁的主体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精英们能够主导社会并创造历史，并把与此对立的观点抨击为民粹主义。毛泽东的观点向来是旗帜鲜明，认为中国的精英们由于自身地位的特殊性，无法主导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方向。鉴于精英们20多年的理论努力，毛泽东群众运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需要进行一些分析和回答的。
群众运动这样一种方式，有很多自身的特殊问题和特点，需要考察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去回答文革过程为什么会展开成后来那个样子。这样去评价文革，就不见得要求文革是不是非要胜利，是不是非要成长起来一批社会主义新人，是不是非要实现制度变迁，是不是非要变成理想的社会。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在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管理困难如何解决，管理问题需要有一个良性的影响力，那么最低目标和起点是这个，那么最高目标和终点是什么，就要看群众起来以后，和群众对立的那些力量相互博弈的运作过程。在这样的视野里，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这样一场群众给官员施加故作压力的运动，可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回顾这个运动的宏观意义和认识论价值。无产阶级的限定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主体是谁，而文化概念则需要进行粗略的界定。
怎么理解文化，按照汉语的本义文化就是“人文教化”，是指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间形成的区别于人的生物本性的那些特性。在超越个体的宏观社会层面上去看问题，在社会上除了物质力量的作用之外，还有精神力量的作用，物质力量或者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象钢铁、粮食，大家都看的见的，这很好理解。而一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却是大家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人们的规范作用，人世间恐怕就很难与禽兽世界相区别，这就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的特定形态的文化，精神力量或者文化的形态作用不足，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提到的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中间那种良性的影响力的丧失。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我个人认为文化还是先秦诸子划定的文化内涵比较有理，他们把文化作为区别华夏和蛮夷、区别人和禽兽的依据，你有文化就变成了人，没有文化就是禽兽要不就是蛮夷。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模式，按照今天的流行词汇文化要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界线，在文化起到这样规范和调节作用的心理状态离。文化也可以说成一个人的关于自己的未来过去、关于他人关系的一个整体的看法和个人应该努力成就的方向。如果要跟我们今天学术对应的话，文化相当于社会科学的整体作用，并且这个作用还要深入并内化为人的内心深处而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也相当于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规划的一整套观念化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就相当于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诸范畴。
毛泽东这个时代不同于西方的话，取决于毛泽东非常注重文化建设过程，毛泽东大概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没有西方成长过程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终究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式道路，那么如何规范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使他们主动意识到这个巨大的不同，让人们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努力过程，去完成这一道路将要实现的目标，并根据正确的认知去完成自我制约、自我调节，让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合理的社会过程中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努力过程，非常长远，在革命年代就表现得很清楚，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很集中地阐述了历史主体，以及话语权如何服务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列的文艺批判过程，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去寻求不同于西方的文化，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历史主体是谁？如何为历史主体服务？服务的合适形式与内容又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乃至后来的反右，直到文革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这一些列过程都是试图用政治压力，去规划文化的发展空间，规划出一个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文化建设的方向。事实证明，这一系列运动的成就不怎么样，仅仅依靠政治批判过程去建设新文化证明是很不成功的，最近二十年来知识精英在回顾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在咒骂和泼脏水运动背后表现出来的刻骨仇恨，大致上可以认为是他们当初传授政治压力的心理创伤的恶性发作，这一份幽怨的发作烈度，大体上可以度量毛泽东要进行文化革命和精英阶层抗拒文化革命之间的政治距离和落差。
毛泽东最先是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建设任务，结果是知识精英最反对毛泽东那种文化建设方向，虽然知识精英掌握着书面文化，最有条件完成文化革命和新文化建设工作，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最不愿意干这个工作。毛泽东最后发现无法依靠他们，从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去看，其实毛泽东早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是在1939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历史主体的选择问题，知识精英在建国后抗拒这样的历史任务，最终是坐实毛泽东早年的一系列判断。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努力过程，就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毛泽东在低成本实现文化革命道路上的顽强努力过程，这个努力过程与他早先的政治洞见是不相符的。毛泽东提到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是精英阶层；对于知识精英，毛泽东一贯是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在“资产阶级”这个定语的后面，还要再加上三个标签：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
在这个背景下去回顾毛泽东毕生的思想，他的矛盾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最终都要落实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会怎么样这个决定性的判断上。1939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很鄙视的腔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上，政治领导权也必须把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上，今天回顾从建国以来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冲突看，仍然涉及到这个对精英阶层怎么看的最基本的判断。
文化的一个核心叙述和把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在一个竞争性质的社会中间，落实到个人、落实到相互竞争的群体、落实到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中间，如何去落实国家的政治主导权、剩余分配权和话语权的问题，或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如何分配，如何限定其服务方向才是最合理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大是大非如果不清楚，就根本谈不上新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中国的精英阶层。
对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群体怎么看，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个意义上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至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直是消极看待的，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其基础判断是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的，在建国以后一系列改造学习和政治运动，也都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好象在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权服务方向去证实毛泽东这个判断。这一点很不幸，我们在坐的都属于这个群体，但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在民众中间的确是名声不好，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名誉越来越差，看小宋去西部农村支教，当地的农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要好一点，老百姓对大学教授对医生的印象都是很不好的。哪怕在今天来看，在毛泽东晚年反复提到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上去对照着看，最后就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精英群体（包括知识精英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包括资本精英群体）会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远见，有没有全局和系统的思维，能不能领导中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其实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全球竞争的态势下不大可能拥有对外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他们的优势不能在对外竞争中获胜，这个时候精英阶层如果把全部竞争优势用于对内竞争，对本国的平民阶层会产生什么样后果，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判断。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上。
这个方面中国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乐观，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看法是对了，你要证伪毛泽东的看法要靠中国精英阶层自身的努力，你做的与毛泽东说的不同那就说明他错了，如果毛泽东说错了乃是一件幸事，就说明中华民族就很有希望。如果毛泽东的论断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全图就很悲观，发展下去说不定就是一场革命，如果下一场革命发生的话，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精英群体的命运肯定是极其悲惨的，再获得在毛泽东时代的待遇是不可能指望了。因为毛泽东领导那一场革命，它的整个的成本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里面，都是社会底层支付的。毛泽东的革命是用武力把反对派方面的力量完全摧毁了，在摧毁对手的过程中，自己聚集成一个庞大的有组织力量，新政权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对政权的稳定和不受威胁是很有信心的，因此才能够作到“一个不杀，大多不捉”，毛泽东在内部讲话里多次讲这样一个意思，说地富反坏右就算有5%，他们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千5百万人（这是60年代初的话），如果3千5百万人组成一枝军队来对付我们，那我们到要认真对付一下，他们分散在各处那就不要紧了。有鉴于此，毛泽东还主张人家地主劳动十几年了，还带着个帽子，现在总应该摘下帽子当社员吧，不过毛泽东这个主张给地主去帽子的事情没有人给办。一个政权如果很稳定而且不受威胁的时候，它肯定可以做到很宽容，就算是你反对他，它也知道你反对它，它也仍然可以宽容你，反正你坏不了大事。按照我们乡下的说法就是“黄花鱼翻不起大浪来”，翻不起大浪来，你就可以继续存在，即使你什么贡献都没有还可以养着你，文革后的政策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养起来”。如果有可能坏事，肯定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国内的一些地主和地方黑实力蠢蠢欲动，结果受到了坚决镇压，当时全国是镇压了70万人，象我的老家的几个地主，本来都在土改中间给他分了田的，结果在政权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又重新执行了镇压。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的成本和代价，是非常高的，即便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样一场平民革命，其强大和稳固在受到战争的残酷检验的情况下，也仍然是这样。
毛泽东直到临死之前，对知识精英的判断还是与1939年的判断一样，毛泽东在1976年还是这个态度，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文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检验了中国新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的性质和问题如何，在文革的大民主中间，官僚精英群体是选择引导还是选择站在对立面上，这是无法隐瞒的，而且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完全落在参加运动的群众眼里，想要进行辩解和掩盖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公有制改造的完成，毛泽东时代没有经济精英群体，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对立状况，讲主要是由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向界定，民众的命运将取决于话语权和政权的行使和服务方向。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整个社会发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状况如何，就是新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系列理论演绎的基础，需要对精英阶层作出一个适当的判断。
毛泽东对于知识精英群体的判断是一直很稳定的，自从1939年之后就没有改变过。对于官僚精英群体，毛泽东也有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他在1957年对于官僚精英群体还是相信的，认为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与知识精英群体的问题不同，知识精英群体是立场和思想问题，是不愿意为多数然利益服务，而官僚精英群体是不善于为人民服务，是水平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但是这个判断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76年毛泽东更改了自己当初的判断，他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由于自身受到社会分化规则的制约，受到阶级意志的局限，毛泽东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设想不可能不失败，在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互动中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发展出毛泽东所指望的、必然要超越知识精英阶级意志局限的新文化来。
当年的一些所谓的文化积极分子，像吴敬琏这样的，虽然对当“极左打手”有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超越自身的局限，对于这样一些人，毛泽东在1958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吴敬琏先生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有很多“光荣业绩”值得一提，在1964年的文艺大批判过程中，于光远主持对孙冶方的批判工作，有两大打手出面批判孙冶方，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张卓元，这样的乖巧人到现在还都很红啊！后来于光远后来领导一个小组，要重新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一直没有完成。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吴敬琏在于光远的写作小组里面，吴还说利息体现剥削主张取消。但是没过两年，吴敬琏在观点书面就迅速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吴市场”。这个转变的迅速和剧烈，令很多人跌破眼镜了！你吴敬琏与时俱进的速度也也太快了吧！整个来说，即使是在当时的体制中很红的那些人，在表明上做的那样一些文化建设，也不过是在那儿趋炎附势、敷衍了事，装出极左的样子去喊我自己的职业利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对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现状，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九几年的时候，刘再复和李泽厚在香港就告别革命对话，其中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成就判断，他们也说文艺只有些空洞的符号，形象干瘪，没有血肉，没有说服力，不能感动人。我觉得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最终跟江青对文艺界的评价取得了某种一致，江青也向来认为他们那帮人就是不行，干的活也基本上都是假的。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文化革命不能在学院里面经由知识精英主导完成，虽然他最有能力完成文化革命，但实际上他最反对。因此文化革命就只能是群众在实践中间去建设，去认知，让精英们在文革实践以自己的行动说话，去教育群众，以等待未来的总结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主持的一个群众性的大民主政治运动过程，为什么可以称文化革命，这其实就是文革革命只能由阶级意志局限的人去完成，而且理论革命不可能先于实践，即便是毛泽东一个人先把握到了并告诉人们实际情况如何，也不一定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把握，文化革命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精英阶层的判断，这个需要精英们在文革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中间自己去定位。文化的认知和接受，都是需要一个重大的实践活动来完成。
六、 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检验一支军队的训练情况和战斗力，不可能在沙盘上完成，还是需要定期举行耗费不祉的演习过程，在演习过程中间去暴露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就是一场演习，要求党政军民学都出来表现一番，毛泽东还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左中右派都会得到自己的教训。实际上文革一直进行到人们根据政治决议认定已经结束了之后很久，在文革运动中间缺席的主流知识精英才得以进行原汁原味的表现工作，这个工作至今为止还在进行。
要建立新的政治学、新的经济学、新的社会学，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分化规则是什么样子的？社会群体竞争如何展开？各个阶层或者集团如何进行竞争？竞争包括什么样的内容？竞争的性质如何：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践来回答，文革刚好就是一场这样的内容涉及全面的政治博弈过程。今天很多人研究政治学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呢？一般人都不谈政治，先生们聚在一起往往是谈女人，谈发财，谈的是这些东西。一些研究政治学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农民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基本上不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总是在那里指望“好官好政府”。政治学按照孙中山的说法，骑马是“众人之事”，但是在现实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中间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到哪去都找不到政治。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揣测，去摸索，去评估，去猜想：农民有些什么政治诉求，如果搞政治，是什么样子的，与某某地方的一个偶发事件是什么关系，或者干脆就认为偶发事件就是农村政治的常态，结果把政治研究变成了瞎说！就算不是瞎说，也是把政治变成一种猜测、一种解释、一种读后感这样的东西。
中国今天的政治学很有意思，在主流上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是这个马克思话语在否定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后，就不承认中国还有阶级和社会分化，也不承认集团竞争，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竞争分析法，否定了矛盾论，实际上吧结构――功能分析法都否定掉了，这样一种政治学，在我们的学术界占了半壁江山吧。另外一部分是西方主流来的舶来品，核心话语我们很熟悉，叫做海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只有这五个核心话语。这些东西跟我们国家一对照，就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按照这些理念组织起来的，结果就变成泼妇骂街，说共产党政权不民主，不是选举产生的，违反人权等等，美国就是在那里挥舞着人权大棒，下面就跟着一批摇旗呐喊的。这样一些批评，加上社会上许多人都有对自己的处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凑合着用这些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小右派们把泼妇骂街政治学极力发扬光大。
这两种政治分析的共同特点，都是不对应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样就变得空空如也。前一种政治既然否定了结构分析法，就不可能在政治的核心理论上发挥什么作用，只跟部分学界人士掌握话语权或者就是纯粹的职业利益相关：我要说――我不说就没有饭碗，我必须说，马列主义政治学被他们改造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后一种政治就变成了一种发泄不满情绪：要人权没有，要自由没有。我要当权，你不让我参选，你共产党专制！腐败！就变成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东西政治学，中国的问题在那里，对策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我有什么东西用来表达我的不满意，失去了建设性和对应性。两种政治学话语都完全失去了建设性。
从中国政治学话语变异去回顾文化大革命，就很有意思。文革恰恰是一个全民性的、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参与面最广、参与程度最深，而且激发了真正的政治竞争过程这样一个群众性运动，也是最为政治化的群众性实践，足以支持我们进行政治学研究。文革的起点和归宿，也都是希望重建共产党政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或者反过来要群众的意志和力量显示给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激励和制约作用，形成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在文革期间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和官僚精英群体的互动和住址博弈过程中，双方各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如何实现内部动员与整合，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发展并互为消长的，最终各方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又是如何排除自己的政治障碍的，这些内容涉及到新中国的社会分化，各方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各方与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关系，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足以修正人们头脑中间那些西方舶来品的政治信念，更新人们对新中国社会的认识。
政治竞争的资源包括几个方面，话语权、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能力，瓦解对立面的手腕和能力。一句话就是要整合自己的同时分化对手，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更大的手里。历史的悲喜剧最好是用当时的词汇来描述，所以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参与者是两个方面：造反派与当权派（包括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
造反派的资源主要有毛泽东亲自控制的话语权支持，体现在“两报一刊”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复高调宣传和对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面。这是造反派的优势和最重要资源，因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掌握话语权，两报一刊在支持他们：你们造反有理！大方向正确！即使有消极和缺点，但不掩盖大方向正确，主流是好的。这是造反派的一个优势，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当然是通过毛泽东这样的代理人来掌握话语权的。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就是当权派，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企业的话，毛泽东的地位相当于是董事长，董事会在文革期间亲自掌握着话语权。而从刘少奇以下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就是企业各个层次的大小经理，他们是当权派系统。董事会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股东发动起来，通过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相当于是要拿上鞭子准备在经理班子后面打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往前赶。文革运动的规划起点是这样子，但是运动最终走到哪去了，就不由人预先设想，在这样全面的政治博弈中间，并没有神仙和皇帝能够控制这么一个过程。
当权派在共产党内不是铁板一块的，从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看，至少可以划分为党政精英群体和军队精英群体两个有截然不同界线的群体，因此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也是相应地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派系，早期由党政精英群体主导和把握的“多数派”和后来由军队精英群体把握的“拥军派”，也是非常不同的，他们采取的主导行为模式和背后的依靠力量有关，而且与政治博弈过程深化的利益保护目标密切相关。
在1966年8月初十六条发布之后，毛泽东在66年8月21号和22号两连续两天，通过公安部和中央军委下了两道命令：不准调动部队去镇压群众，不准开枪，连朝天鸣枪都不允许；也不许军队出席各种庆祝大会去示威、显示力量；也不许公安警力去镇压群众。当权派原来可以轻易调用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这两道紧箍咒就在那儿，消解了当权派利用现场国家捍卫自身利益的可能。很显然国家机器是不能用了，当权派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依托原来的组织体系，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和政权官员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动员起来，这样就形成了文革初期的的多数派组织。
湖北的王任重，就是按照少奇同志的布置要变成打右派的时候，就利用各地的党委把团员、学生会干部、班组长这些都集中起来组成多数派，用他们去打少数派，去抓右派。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对立，群众还没有造反，造反派还没有冒头的时候就已经挨了一闷棍，就像鲁迅在那首诗中说的：“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没有开始造饭右派和反革命就已经要抓到你头上来了。说造反派是凭空产生的或者说是么响应毛主席造反号召组织起来的，都没有反应造反派的主要起源，学生当中的造反派，主要就是文革初期当权派发动多数派抓坏蛋，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一抓，抓出一批造反派来了，这个符合革命和造反的一般规则：多数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正是在这个抓右派的过程中，当权派制造了与造反派的对立和造反派本身，规定了冲突的性质和冲突的样式，后来的抢黑材料、要求工作组和当权派做检讨等造反形式，就是这一冲突过程的反应。冲突的一方是上级派去的工作组和他们支持的各地基层机构的党委，还有他们驱使的多数派；另一方是被打击的（包括少数响应两报一刊社论起而造反的）少数派。
早期的多数派的主要目的是贯彻刘邓把文革作为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的政策，主要是转移斗争方向指向黑五类，否定斗争矛头和社会分化规则下官僚精英群体的责任问题，他们的资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使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扬“血统论”的文斗方式，转移运动方向去“保爹保妈派”，同时遂行对出身不好的造反派进行舆论压制，说他们是右派翻天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禁止把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背后的逻辑是把当权派个人与共产党政权捆绑在一起，试图以此转嫁自身不法行为被追究的风险和成本，造反派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指出当权派个人是否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需要审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客观存在的，把个人与政权整体区分开来。
早期的多数派也实行一定程度的所谓“红色恐怖”，但是不是主要的政治竞争方式，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这些事情，也是作为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66年10月报章上开始批判资反路线之后，由于面临着明显的政治风险，多数派陷入瓦解，早期当权派通过多数派转移运动方向的全部努力，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也已经完全失败了。
在当权派把早期多数派作为运动主力期间，刘邓等人不仅转移运动方向部署搞第二次反右，各地党委和工作组大搞左中右排队，准备划一批右派和反革命，刘少奇后来在给北京建工学院的检讨中间承认是自己亲自部署了“排除干扰”和“抓游鱼”运动，把一些不满意工作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这些步骤造就了第一批最坚定的造反派，在8月初十六条公开发布之前，造反派处于被动受打击状态，称为“少数派”。在十六条之后，各地学生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反驳当权派把矛头对准群众的运动模式，在10月初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原来处在造反派对立地位的多数派陷入瓦解，当权派又明显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造反派却同时得到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给各地的当权派带来很大的压力。当时的当权派这个官僚精英群体要保护自己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优势地位免受质疑，它有什么可动用的力量？
文革政治博弈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是在66年十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时候话语权放弃了对官僚精英群体的保护，而且公然指斥他们镇压群众是资反路线，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结果批判资反路线确立的政治风险又迅速瓦解了多数派。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学生相对单纯，原来受到当权派组织动员的这一部分人，很多迅速依据两报一刊的批判口径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成为造反派。这个时候，官僚精英群体不仅不能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保护自己；原来好不容易组织了一个多数派，结果就被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瓦解掉了；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同时就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在运动早期当权派制造出来的造反派攻势面前，连一堵墙都没有了，不要说长城了。
文革发展到夺权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资产路线批判以后，全社会的许多不满情绪都爆发出来了。早期文革运动主要局限于学校，学生根据中央文件放假半年，专门搞运动。工人还没有参与进来。根据十六条的规定，专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和农村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许多工作组派到工厂里一样根据当权派自己的需要去抓右派。工作组表现是这个样子，工人中间也积累了很多怨气，工人也有很多苦水要倒。上海在1966年11月9日工人也组织起来，要求参加文革运动去造当权派的反。武汉的工人总部是11月10日成立的，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支持，他们也组织了北京告状行动。工人组织开始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也是违法的。后来的变化起因是上海的“安亭事件”，先是工人成立了组织，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市委当然不那么愿意承认：你造我的反，我还承认你合法？工人看到市委不承认，造反就有当反革命的危险，所以要反抗到底，因此就拦了一列火车到北京去告状，希望寻求中央的支持。火车刚刚开出上海不久，上海华东局就命令铁路局调度，把车开到安亭一个小站里，丢在岔道上面，把准备进京告状的工人关在那儿。结果把矛盾激化了，工人一方面向中央文革打电报寻求支持，一方面阻断京沪铁路制造影响，这个时候的文革小组长陈伯达还是按十六条的口径，给工人回电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没有支持工人成立组织的事儿。中央文革派到现场处理事情的代表是张春桥，他去了以后于工人在现场接触，觉得工人很值得同情，很多人有很多苦处，而且他们的问题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签了五条，实际上承认了工人组织是合理的，上海市委这种对待工人的粗暴方式是不对的。根据王力的回忆，张春桥签了这五条回到北京以后，也是焉头搭脑的，很担心。因为他在现场签署的东西没有法理依据，而且大家都不支持，陶铸还为此大发脾气。张春桥做这个事情明显是自作主张，有犯了错误的可能，开始几天很消极。最后毛泽东出来表态支持，还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觉得工人已经起来了，如果要把工人组织瓦解掉，把工人的造反精神打下去不合适，要镇压也只能让对立面去镇压，这样就重新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在十二月初时，拿到陶铸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工交战线座谈会上征求了意见，一些条款遭到反对，最后变成了十条，于1966年12月9日发布。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里面，肯定了工人有造反的权力，肯定他们有建立组织的权力。肯定他们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八小时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工人起来造反的权力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之后追认的。在这个时候毛就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对当权派的冲击已经造成了当权派的整体性罢工。工人的力量起来以后，当权派对立面的力量更大了，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可以预料：由于官僚精英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的话，他们肯定是整合程度更高，反抗更激烈。到了这个时候，当权派和对立面之间的竞争和社会矛盾激化，肯定是必然的结果，毛泽东对此很有预见性。
1966年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以前都没有批露，在王力回忆录批露出来以后，新版的毛泽东传也引用了这一部分。毛泽东讲述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国全面的形势斗争这样一个总体的形势判断。由于原来当权派不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他们自认为是共产党，天下是他们打的，他们要坐这个江山。工人农民在解放后，多数人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好转，因此对共产党有感恩心理，当权派一些人就贪天之功为己有，认为自己就要当官做老爷，不想着继续为人民服务。
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工人组织起来造反，是文革政治博弈力量对比转变急剧发生逆转的时期。也是文革时当权派遇到的第一个最慌张、最混乱的时期。他们的共同选择就是穿上军装、跑到军队里去躲起来，结果就基本上进入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三道防线”，核心是防止自己受到造反派的攻击，全部干部放弃原来承担的工作。这是当权派的第一招：我失去了保护，我不干了。正是这个当权派的罢工行为，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安排军队“支左”和支持造反派“夺权”，其实都是援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恢复秩序的行动，应对党政精英群体的罢工形势。
当时既然你这些人不干了，那么工农业生产、调度、指挥总得有人来干。当时可以指望的力量有两种；一个是有组织的造反派群众力量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可以帮助发挥恢复秩序的作用。另外一部分就是从前站在国家机器后台的，作为政权支柱的这样一部分力量-----军队，军队是全国性的最严密的有组织力量。在这是两部分力量之外，毛泽东还希望有熟悉业务的干部能够转变态度站出来工作。为了应对罢工之后的恢复社会秩序需要，毛泽东首先是主张是军队出来支左，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第三个就是希望原来的干部站出来合作，后来的“三结合”革委会，其实就是为了应对当权派罢工后的混乱形势，要求三个部分的力量出来为恢复秩序而努力，一元化的革委会，就是把这个临时性的恢复秩序的政权机构长期化和固定化了。夺权使得当权派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全面的威胁，马基亚维里所说的就的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对革新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当权派的竞争意志迅速高涨，组织程度和勾结过程迅速完成。文革从此就变成了完全、彻底的政治搏弃过程了，基本上就不受调控。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毛泽东自己的指示，无非是能够支持造反派，它本身就降低为造反派的一份资源和一份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击。
“夺权”的形势不仅使得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过程的加速，而且在另一个方面引发了造反派组织的相互竞争和分化。因为政治利益竞争是排他性的，也肯定是互为消长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就是指这样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利益竞争性质。结果各个地区的造反派都发生了分裂的改组，在一月夺权之后武汉造反派按照对“二八声明”是否支持来画线，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军队“支左”给当权派提供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机会，特别是适应军队支左需要的“军委八条”，使得当权派找到了一个重新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保护自己的口子。“一月夺权”之后的力量消长过程，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
军委八条的第一条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其它的当权派都不看了，就看“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条。当时军队出来到底是支左还是支右，全部依赖支左干部和军区的领导人倾向，而不在于造反派组织的性质。在争取军队支持的过程中间，从前的党政精英群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历史上王任重和陈再道的个人关系就很好。陈再道原来是在晋冀鲁豫120师小平同志的部下，王任重是冀南地委书记，陈的军粮就是王任重主持的后勤供给，工作上这种关系。在文革的时候他们的交情有加上了阶级感情，陈再道对王任重被点名批判也是兔死狐悲：王任重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压力，而陈再道则在军队内部受到压力，在文革初期武汉军区还发生了两件特殊的事情：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自杀，唐原是一军军长是二方面军贺龙部下，调到武汉任职不久就自杀了。中央进行过调查，但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自杀的，后来很多人猜测和贺龙被指控进行“二月兵变”有关，因此受到压力。我访问过当年陈再道的生活副官，他去看过唐金龙的自杀现场，说唐是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枪打的，脑浆喷得到处都是。第二个是他军区政治部主任吕炳安也是自杀，什么原因自杀？陈再道都讲不清楚。根据规定，武汉军区下属有四个单位也可以开展“四大”，就是武汉陆军总医院、信阳陆军学院、武汉高级步校（现在是海军工程学院）和胜利文工团。这四家是军队内部的文化单位，他们也要开展四大，也去寻求陈再道的接见和支持。陈再道这个人作风很是简单粗暴，他说：“接见个球！都给我轰走！”这种态度很明显是把造反派往对立面推，陈再道老是不接见，造反派就拿武汉军区的自杀事件来非难陈再道，军区两个人自杀而死，肯定是陈大麻子有阴谋。不仅是造反派当时这样想，陈再道身边的人副司令员孔庆德也说：也难怪造反派他们产生怀疑啊，两个高级干部自杀，说也说不清楚。
地方干部穿上军装后，和陈再道在这个时候可是发生了很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大家处境一样，都面临造反派的冲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找不到办法来保护自己。刚刚好军委八条出来了，原来不准动用解放军和公安警力去镇压造反派，现在只要是宣布你是反革命组织，就可以堂堂正正第调用军队的力量了。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工人总部，就在六七年三月十七号晚上这一天，调用湖北省军区的8201部队，一个晚上就抓了他们各级头头五百多人，然后再宣布你这个是反革命组织！军区随后发布3.21通告：列举了工总十大罪状，说他们搞武装准备造反，照片上是武汉市电信局的民兵枪支，另外就是破柴刀啊什么的，还有房契地契什么的。由于力量强大，所以在舆论方面就不太精心，简单地把工人总部说成是国民党的还乡团，说服力严重不足。因为最大的工人老大哥组织被抓了，学生承担的政治压力就格外大起来，军区还勒令学生去军区门口列队请罪，结果共同的遭遇在学生造反派中间也产生了阶级感情，工人老大哥没有了，自己的长城也没有了嘛，眼看下面主要打击方向就轮到自己头上来了。结果学生一个就派人去各个工厂调查，调查的内容就是要给工人伸冤：军区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军区抓的人到底是不是坏人？结果武汉市全市到处出现了反驳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核心内容就是说他们不是国民党还乡团，被军区抓去的头头都不是坏人，不是军区说的流氓，也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还让他们的夫人到全市演讲。
武汉军区为了把造反派搞臭，把工人总部一号勒务员叫朱红霞与王任重联系起来，因为王任重当时是被中央点名的走资派，他们就放消息说：“朱红霞是王任重的小老婆。”（大笑），没有想到这个朱鸿霞说个先生，不是女的。河南省军分区也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小老婆。这样的谣言确实很不高明，也不符合严肃的政治斗争场合。但是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对垒的双方都经常使用这样的话题，而且作为一个主要舆论手段使用。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政治！因为政治要让普通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间去区别好坏对错，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或者瓦解对方的阵营。找一个人们在通常经验里面不能接受事实，然后把你装进去，用最低的成本很方便地把你说成坏人，然后你在政治上就很难站得住了。后来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的时候，也是常常干这个事儿，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要批臭走资派，指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批臭，不是指生活作风问题，毛泽东还抱怨造反派把小报办得像黄色小报似的。这就说明双方对群众的政治认知水平都把握得很好，大家都就这个问题投机，以便去争取群众，大家都是满足于群众的先有认知水平，就是在普通群众得认知水平上把他说成是坏人，看来政治竞争的成本和效率对比，决定了政治竞争只能是在现有的多数然认知水平上进行。真实的政治竞争看来高明不了。在经过几年的文革调查以后，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名家的书本谈政治，从脱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书本原则出发去谈政治，都是伪政治，肯定是假的。真实的政治竞争过程和舆论动员过程，一定要对多数人发生作用，只有这样一种政治才是真实的政治。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称的“二月逆流”“三月黑风”，陈伯达根据自己在怀仁堂里的感受，把这个时期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清算造反派的过程称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不正确的。逆流的到来是当权派自己的竞争意志和特定时期可资调用的力量相结合的结果，体现的是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坚定竞争意志，“二月逆流”决不是老干部和中央文革在怀仁堂里斗斗嘴那么简单。地方的黑风与怀仁堂里的争执，其共同点仅仅在于：当权派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现了共同的捍卫既得利益的坚定政治意志。武汉的情况是地方干部穿上军装躲到军队之后，经常在一起秘密开会，根据720事件之后一些老干部的揭发，他们这些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一起商量如何镇压造反派，镇压的步骤是先抓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再后来跟着对付地方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二三月间，各地的行动虽然在表面上很象是出自统一安排，也有可能各地采取行动之前向北京的老上级打过招呼，但是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各地当权派对于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要实现的意愿都是很清晰的，对于实现自身意愿的现实政策空间都是一样的，因此采取的行动模式和行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高度重合。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权派的阶级意志和政策空间的重合。
各地造反派被抓的事实，激发了很大的群众舆论同情，武汉的学生一方面在纸面上反驳军区强加给工人总部的罪状，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去动员群众舆论的同情，先后发起了“新公校绝食”（武汉支左火线指挥部门口）和汉阳公安局绝食，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的战友。还派出大量的学生去各个工厂，帮助工人成立战斗组织，重新组织起来造反。整个武汉的群众舆论受到学生行动的影响。工人造反派的实力，在重新“树旗”之后急剧上升。原来在二八声明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因为面临着接踵而至的政治压力和同样的命运，也终于认识到造反派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反对“二八声明”毒草派，也起来为被军区支左勒令解散的工人总部翻案。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得到了暂时的弥合。
武汉这个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先是中央处理了安徽问题，发布了“安徽五条”，说不准随便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的人要放。四月二号《人民日报》发表了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个社论就是以武汉和四川抓捕造反派和解散群众组织的背景写的，社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说，红卫兵小将虽然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的方向和主流始终是对的。不能一有缺点就把他们打下去，这要犯走资派的错误。这是第二个文件。第三个文件是1967年4月6日的《军委十条》。按照《八条》各军区、军分区解散组织和抓人行动，至少还有一个法理依据可以采取专政措施；但是《军委十条》就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把这个权力给取消掉了，而且反复申明各地的军区军分区都没有权力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谁不是反革命组织，也不能随便采取专政措施。这三文件出来之后，结果是又回到1966年8月之后的状态：当权派仍然无法调用国家机器的威力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始终面临着一个政策空间问题：1966年8月20－21日的文件规定了国家专政机器不能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是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被瓦解；在军队支左和军委八条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在动用一下专政措施，军委十条之后专政措施又不能用了。换了各位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们要保护自己，那么你们有什么手段？我估计你们的选择与当时武汉军区差不多。很难说陈再道镇压造反派完全是是徐向前吩咐的，各地的当权派在采取行动之前都有可能向他自己的老上级，老山头上级做些请示过，多多少少肯定有这种协商过程，但是肯定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的是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是他们要捍卫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决心；他们也有能力采取各种手段组织一批力量，把挑战力量镇压下去。
为了落实“军队支左”和“军委十条”，中央分别在1967年的3月和4月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政策交底和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在为支左服务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的320讲话比较重要，核心内容是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何把握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以及如何看到文革的代价和老干部的遭遇问题，要求大家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角度超脱个人的感受。在为落实军委十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代表毛泽东去讲的，周恩来讲话内容涉及要保持革命晚节问题。
武汉军区人武部部长信俊杰，当支左办公室主任来搞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武汉市人武部部长巴方庭发了一个文件给各个区县，要求组织基干民兵集训，百万雄师的核心组织叫红武兵，就是这个经过集训的基干民兵组织。对于当权派而言，情况很清楚，跟学生辩论是没有用的，已经输了好几波了，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不是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特别是把工总说成还乡团这件事上，完全是输得体无完肤，丧失民意。而且象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火爆脾气，也压根就不想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搞文斗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各个造反派已经兴办自己小报的情况下，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都已经落入造反派手里掌握了，军区和当权派方面已经没有了舆论优势，唯一的优势组织和动员技术，这样就奠定了武汉军区以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摧毁造反派的选择，同时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的分裂军区也没有能够把握和主导，象重庆争取到八一五这样的造反派组织去和对立面进行武斗的工作成就也没有了，这样武汉军区以基干民兵组织作为依托力量的格局，明显是为后来的720事件设定了前提。
从五月份开始，在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的支持下，武汉开始了一系列的武斗。造反派占优势的一些单位，陆续受到百万雄师的有组织攻击，如武汉汽车配件厂、汉阳轧钢厂等；造反派的一些主要宣传据点和广播站，也陆续被占领。到1967年中央“六六通令”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发了一个通告，说要制止武斗。因为有内幕消息说中央马上要着手解决武汉的问题，要武汉两派派代表到北京去谈判。百万雄师在这个时候，就加紧了武斗的步伐，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中央谈判之前和把造反派的力量扫平，你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参加谈判了，六月份武汉地区的武斗急剧升级。汉阳地区的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武力驱逐干净了，就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还有几个孤立的造反派据点，因此被称为“游击区”；武昌称为“解放区”，因为武昌大学多，百万雄师搞武斗的时候还是区别对待的：把工人往死里打，学生还被看作将来要掌握国家政权的，对于接班人打起来还是要缓和一点，有这样一个政策区别，所以武昌这个解放区能存在。
武斗在六月中旬升级，是与中央准备举行武汉两派的谈判有关。武汉武斗的高潮是百万雄师武力拔取汉口的造反派据点，主要的据点是三个：1966年六月十七号到十九号，攻打了汉口的民众乐园，这个民众乐园位于汉口六渡桥闹市区一个群众性的娱乐机构，既然是娱乐机构就有一定的场所啊，既然是闹市区就人多啊。各个造反派组织在那儿搭广播站，那是汉口闹市中心造反派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大的宣传点。也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造反派就武装保护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在连续三天被百万雄师攻打之后，造反派决定撤离。因为造反派中间最有战斗力的工人总部被军区解散了，也就是最能够和百万雄师硬拼的一股力量瓦解掉了。虽然工人总部原来的战斗队员“人还在，心不死”，也组成一个叫“钢八师”的组织，给造反派一些支持，但是终究不是组织严密的百万雄师的对手。“钢”就是钢铁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是坚持八小时工作，是一个散兵游勇性质的松散组织，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学生造反派肯定三天都坚持不了，到六月二十号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支持不下去了，结果就决定撤回去。工厂中被百万雄师攻打的主要的造反派头头，也不敢回厂了，就跟着学生一起撤到学校里面去。在百万雄师攻打民众乐园的过程中间，有整整一车的造反派学生被百万雄师杀干净了，这些学生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技校的学生，他们坐上卡车去声援民众乐园的战友，被百万雄师拦截，司机最先被杀死，满车手无寸铁的学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百万雄师逐一杀死，这是1967年的6月18日。
失去了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汉口的造反派工人组织就更加孤立了，六月二十四号百万雄师武装攻打汉口友谊街的刘少奇纪念馆，在文革前武汉建有刘少奇纪念馆，没有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所表达的地府官员小意思很清楚，刘主席你看我们很重视你，很效忠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80年代之后人们都说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其实刘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很不少，当然到底是人民群众还是人民公仆崇拜他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臭了，这个纪念馆不能再要了，就被武汉市委拨给一个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做办公地点成了他们的司令部。六月二十四号那天，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工造总司被杀的造反派有二十多人，被俘虏的有几百人。附近武汉八中的学生，也有许多人被杀死，最惨的是姐妹两个，妹妹叫朱庆芳，百万雄师说她是广播员，当场被杀死，姐姐的下身被捅了二十多长矛，整个下身被捅烂了，因此毕生残疾也不能嫁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工造总司被打下来以后，汉口还有一个唯一造反派据点“长办联司”，现在叫长江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头叫林一山，很有名，在我们国家治理大江大河战略思想上是很有贡献的。造反派也承认这个人自己在技术上不是很懂，即对水文、河流、航道这些东西不是很懂，但是大局上他都把握得非常不错。毛很看重他，他在我们国家技术专家里面非常少有的很有宏观头脑和全局战略意识的人。这个人如果不是做得太过火的话，他下面应该没有造反派。这个人办事作风，一贯很过火，因为毛很倚重他，他也很有大局观。他也认为自己见毛可以随便见，见周可以随便见，见刘可以随便见。所以水利部的那些人就不放在眼里，在五十年代成立流域规划机构的时候，其他机构是挂在水利部下某某委员会，他的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没水利部什么事。因为中国主要的水旱灾害集中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建国以后国家治水的大量精力也是集中投入到这些地方，因此他们的工作在国家事务中间是有一定的高度，毛刘周很重视他们呢。林的个性带来一定“长办联司”这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特特点，就是受到湖北省和水利部的大力支持，因为林根本不把湖北省委和水利部放在眼里，是武汉地区很特殊的一个造反派组织，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动员起来造反的。
长办联司当时已经掌握了单位基干民兵连的武器，有高射机枪轻机枪等，一些单位的民兵手上有武器，是五八年和六二年两次办民兵师的后果，很多单位都是有武器的。当汉口的工造总司打下来以后，长办联司就成为唯一的孤立造反派据点，汉口各个单位有几千人无法回家，最后全部集中到了长办大院。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大院，整天在外面用高音喇叭广播“敦促顾建棠投降书”。按照学生的观点，就要把民兵的武器拿出来和百万雄师拼，就要把机枪拿去用。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能够全面考虑问题，他想，如果我们先开枪了，那百万雄狮背后的陈再道有多少枪啊，军区你怎么打得过他？如果先动枪的话，百百万雄师真有借口血洗长办啊！顾建棠想不出什么办法去说服他们，他就想一个拖的办法说：我向中央请示一下再说。他心里想如果是中央不让动武器，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坚持的了。结果当时邮电局已经被军管，控制得很严密，电报不给发。最后是通过湖北省气象局的造反派，把电报发到周恩来手上。说了这个事，说我们现在被百万雄师包围，我们有些武器学生坚决要用，怎么办？结果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回了电报，只有七个字：“那个东西不能动！”。顾建棠就拿着电报说，你们看，周总理说不能动。既然周总理说不能动，那么大家都很买账。不能动就想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就决定化装逃跑。在当天晚上一两点钟外面包围的百万雄师处于最疲惫的时候，包围的人也很少的时候，他们分四路逃走。一路逃到上海，一路跑到长沙，一路到北京来，几千人到快天亮时才走完，顾建棠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被百万雄师打断了两根肋骨，打断了一条臂，最后要求他签署投降书，百万雄师还告诉他：“老红军刘宏宇已经签了投降书，你为什么还不投降？”他们那个单位很多老红军因为对林有意见，所以也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说四人帮时代老红军都是受迫害，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个不对。文革当时的特点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如果那个地方的老红军本身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的，平时受岐视的，也是有意见的，听到毛泽东说党内有走资派，他们根据自身的切身感受就相信有坏人有走资派，毛泽东号召造反，他们就支持造反，基本上是这样。长办的老红军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在技术干部面前没有什么优势，平时林就很不尊重他们。另外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底下有二十八个老红军，没有一个是支持保守派的，全部清一色支持造反派，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机构成立得晚，都是抽调比较有文化的干部，这批人用今天的说法是精英意识比较强，看不起工农干部，所以他们在文革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感受就自然选择了站在毛主席和造反派一边。长办的林一山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蛮好的，对工农干部很轻视的，平时要见他都见不到，所以很多老红军对他是相当不满的。长办联司疏散之后，汉口也成了“敌占区”。
文革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对垒双方的政治博弈过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舍弃了文斗，完全转入武斗，文革的政治博弈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武汉造反派应当说是组织得相当好的，内部分化也不是特别严重，结果在武斗期间也是每战必败。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当权派有能力把全部造反派围剿干净，武汉将呆不住一个造反派。我们看到文革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的残酷性。
接着就是中央文革的6－26电报，这个电报指责武汉最近一段世间的武斗，是极为不正常的，批评的对象直接指向武汉军区。许多军区干部读这个措辞严厉的电报都很慌张，猜测这个电报是不是江青表态的结果，有一些被百万雄师关押的学生造反派就是在这个通令之后被释放的。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打算要武汉两派到北京来谈判，最后毛泽东又决定去武汉就地解决。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前，对杨成武说是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最新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当时张春桥和周恩来都跟清华的蒯大富打过招呼，说陈再道、韩先楚和许世友是一定是要保的，第一他们是有功战将，第二这些人本身是老粗，不跟他们计较，第三他们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这几个人地位比较高，算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所以要保护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过错。蒯大富这个人挺不仗义，就把派去武汉的联络站给撤了，也不跟武汉的造反派打招呼。他的意思是造反派和陈再道对立成这样，我们又不能支持陈载道，干脆还是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介入武汉的事情，这件事是很近的时候，蒯才说出来。
武汉出现的七二零事件，跟武汉军区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为核心的百万雄师这样一个很恶劣背景有关，这样中央代表到武汉之后就给陈再道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人完全不善于处理各种的关系，由于他不善于做工作，虽然造反派在夺权时期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他解散了香花派，但是他没有做细致的工作把毒草派拉过来为己所用，再利用毒草派这样的早期造反派去武力压制香花派，这个他没干成。手上就没有力量，就去组织基干民兵组织，而且占据确凿，这个情形明显太恶劣。当时他又不知道毛泽东要保他这个底牌。第二就是百万雄师自己感到没有想头了，所以铤而走险。720的大背景就是这样跟陈个人的个性，跟武汉军区早期的自杀事件的特殊情形，还跟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特殊性质紧密相关。陈再道在周恩来跟前，都表现得桀骜不逊，跟周恩来都拍过桌子，这已经不是个性而是心虚了。钟汉华放任百万雄师和八二零一部队去抓代表谢富治和王力。
武汉720事件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也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事件背后折射出文革到了经过当权派的三次反扑，表明当权派内部已经完成组织上的整合，全国局势有失控的可能性，文革不仅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而且文革已经脱离了文斗的范畴，变成了真正的武斗和赤裸裸的力量对比，在720事件中间已经看到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已经强大到可能脱离中央权威控制的地步！当时和王力一起被抓的人在8201部队师部，听到他们的师政治部主任和师长的对话，当时他们还确实打算抓住“那个游泳的老头子”，这个师长曾经是王明的警卫员，资格很老，是1955年的少将，解放后没有受到重用，文革前还是师长。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很小心注意不要去触动共产党历史上的伤疤，说对于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都是要保的，借以避免政治博弈深入到历史层面而失控，实际上还是发作了。
七、 文革前后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表现及其认识价值
文革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博弈过程，本来就是极端不利于普通的群众组织的。在竞争意志和组织技术上面，当权派因为要失去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边际损失很大，这使得他们的反抗意志迅速攀升；而几十年世间弱势条件下长期奋斗的革命战争经历，锤炼了他们作为革命家意志和组织技术，今天他们要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不久，战争年代的光辉业绩和牺牲精神，在民众心目中间无疑也是他们的一项资本，这也是造反派无法比拟的无形资源；共产党政权对工人农民利益的照顾，整体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使得他们确实有“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保守派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马列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革命遗产不容抛弃的事实，都足以在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帮助当权派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志，转移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无法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的有形资源方面的弱势地位，造反派在经验和组织技术积累方面的欠缺也注定了在竞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不足，同时有组织的官僚精英群体，基本上在原有的官僚等级体系中间就已经完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过程，这明显有利于消弭当权派内部的分歧和分化，消弭给予政治权力的竞争关系而实现整合；而造反派恰恰就是在这个竞争的关键问题上，无法避免竞争关系，使得造反派一再出现分化，在一月夺权和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的造反派都出现了基于政治竞争的分化过程，这不仅妨碍着造反派力量的顺利整合，也使得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容易为当权派所利用。文革发展到1967年夏天，真切地证明了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有组织的少数才是最强大的，而分散的多数，无论享有多么广泛的同情，都不足以抵消有组织少数的优势。从这个意义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谈论政治如果不讲力量对比，不注意有组织的少数及其力量优势的根源，想要依靠海选过程的“多数决”去瓦解和冲击有组织的少数，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中间政治博弈过程的胜负，其实是事先已经注定了的，文革之所以能够开展起来，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个人超凡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决定的，而且毛泽东还能够独自把握话语权的控制，用以支持和鼓励造反派，极大地改善了造反派的弱势地位，不然的话，造反派在如此强大的对手面前早就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即便如此，也很难说造反派真的能够改写政治博弈的历史，在十六条中间就已经提起预言了这个政治博弈的可能结局：“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毛泽东传》中间，毛泽东提到要在实际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间去锻炼青年人，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也是毛泽东“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预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４１页。）“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文革演变成为政治博弈过程，已经没有了是非，到720之后已经只剩下冷冰冰的真实力量对比。这个时候许多个重大的政治考虑和目标，一齐涌现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文革的代价和成本不能够无限制膨胀，至少是不能引发全国性的政局混乱和内战，这样损失太大，超出了一场政治演习所能够承担的成本。这个时候文革唯一的一条路是撤退，撤退有两种方式，一是等待政治博弈过程的完结，竞争能量释放殆尽。实际上就是听任造反派被杀光；二是在对立面竞争意志和能量完全释放之前自行组织撤退，以保存一部分力量。
官僚精英群体到1967年夏秋之际，已经基于竞争意志完成了整合过程，而且有了组织起自己的第二武装，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在镇压威胁自身利益的群体方面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撤退，要继续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就必须把官僚精英群体清算掉，没有第三条路。清算这样的事情，就推测而言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他认为这一批老干部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战争年代许多人立功，也为新中国建立流了很多血，清算他们太过于残酷，也不合情理。即便是清算可以进行，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把这批人换下去，新上来的造反派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政治基础问题解决，那付出这样的成本也还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反派在夺权时期的内部分化，证明他们连自身的政治整合都是难以完成的，在现实中间还不能有效排除或者整合对立面，实现恢复秩序的能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军队一定要出来支左的原因。造反派连最低的限度――把握局势、恢复秩序都没有能力独立做到，因此对造反派的支持，现实的选择是无法继续下去。恢复秩序和把握局势的能力，一方面是内部整合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方面是有能力和手段整合或者分化对立面，造反派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当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撤退，撤退意味着造反派要牺牲，前军变成后队，尾巴部分难免被对立面追击，甚至还要包括自己抛弃一部分“饵兵”，以平衡和释放对方集聚起来的竞争能量，让对方相对满意，放弃以极端的手段去体现自身的意志。在文革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二月逆流之前，当权派竞争意志尚未凝聚起来之前，曾经发生过数起高级干部自杀事件，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魏垣等人，以他们地位和所起作用与湖北张体学一样，从湖北文革初期的政策安排看，这些人肯定也跟张体学一样在文革初期做过许多“资反路线”方面的部署，按照张体学后来在干部中间做检讨时痛苦流泪的说法是“把大家领错了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办事。”这两个人是在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候，政治上感到绝望并丧失了求生意志的，此后就很少发生同类的事件了，1967年夏天当权派对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和信心。
做了以上的分析，再来回顾当时抛弃王和戚，并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和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这一系列的步骤和安排，实际上就是撤退战略的必要步骤。既然力量对比不行了，政治博弈演变成为武斗又不能继续，在道义上、在力量对比上、在恢复秩序的考虑上，都不能清算当权派，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向他们让步。这个撤退策略甚至可以部分解释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和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打击矛头指向造反派，大致上可以认为当权派凝聚的竞争能量的继续释放，特别是10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抓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而在大体上兑现了当权派在文革初期威胁要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的政治恫吓。
文革在六七年的七二零事件之后转入撤退，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中央在很短的世间内集中对各地的群众组织进行了表态，在表面上真正的造反派都被中央肯定为革命群众组织，造反派自造反以来受到的各种压制，都是在被指为反革命的名义遭遇的，因此造反派在720之后真切地感到扬眉吐气和胜利。但是实际毛泽东却是要组织撤退，受到表面上胜利的鼓舞，许多人这个时候继续冲出来，包括湖南的杨曦光，他就写了《我们向何处去》这样一篇文章，说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没有实现，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自己的对立面还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因此要继续往前冲，撤退的时候还继续冲锋，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老造反派中间多数人的观点。他的感受和问题都是不错的，他错就错在不知道力量对比。这个时候力量对比已经不行了，应该撤回来。武汉在1967年11月之后，成立一个北斗星学会，后来又发展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他们几个人发行《扬子江评论》这样一份小报，也是说问题没有解决，文革要继续前进。甚至在大联合过程结束、革委会成立之后，这样的思想还是存在，并成为造反派分化的一个主要依据，一派人认为“革委会好得很”，称为“好派”，这些大体上是原来多数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转入造反派阵营的人，他们感到自己的诉求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派说“革委会好个屁”，称为“屁派”，这些人基本上是原来的少数派，他们感到原来整他们的人还是没有受到清算，在政治上也没有认错，自己还是有重新受到政治压制的可能，所以对革委会成立之后的政治格局无法满足。毛泽东的撤退，不为造反派中间许多人所认同，根本差别是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力量对比的消长，而造反派中间很多却着重于1967年720事件之后，反革命枷锁的取消，从这个感受出发结果是对形势判断发生根本性的错觉。
在整个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两报一刊始终掌握在毛泽东的控制下，每一次重大政策和政治举措的变化，往往采取了在名义上与毛泽东一致的某种表面形式。一般而言，一切有利于当权派的政策和措施，都贯彻得很快，很彻底，一切不利于当权派而有利于造反派的政策，都难以贯彻，阻力很大。反右抓反革命，当权派都很积极，平反改错，就拖拖拉拉，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就拖着不办。清理阶级队伍就执行得很快，而且很卖力地转移方向去打击造反派，基本上又回到了文革初期五十天的运动模式，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是毛泽东要求实现党组织的“吐故纳新”，提出建党50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很难落实，湖北后来的官修历史说由于受到广大干部的抵制，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最终没有能够混入党内。
官僚精英群体在文革期间对政策呈现明显的利益和立场选择，与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很一致，由于信息垄断带来的优势地位，当权派总是想尽办法去搞秘密政治，把自己的行为装扮为中央的政策决定，即便是公开的信息也要加以歪曲理解，湖北省的张体学就说毛泽东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
如何制约有组织的少数，如何制约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是一个永远的难题。我们刚才讲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颁，连续发给一系列的研究信息成本和契约理论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起在组织体系内部用尽一切手段，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才启动群众运动方式，最终正如毛泽东曾经预料到的：群众运动也还是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在结构性的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现实中间，制度和程序调节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最终选择文革的原因。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在力量对比和信息成本的作用下，制度万能和程序万能永远是没有依据，说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完全是骗人的。解决不了力量和信息优势带来的差别，制度和程序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落实就更不用说了。西方的资本家集团，也面临着经理班子难以制约的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发了好几个，有用的答案还是没有产生。毛泽东探索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大民主方式，又有毛泽东这样的超级权威的指导，并掌握着两报一刊的舆论来支持造反派群众，结果他们仍然处于弱势状态，还是在文革中间就被当权派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看“文革”的起点，毛泽东要通过群众的大民主运动，给官僚精英群体传递一种工作压力，显示群众的力量和意志，使得官僚精英群体知所戒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有战术价值和解决暂时性问题，这个应该说实现了。“文革”所有当权派后来的讲话，都因袭文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整套语汇，工人和学生代表直接在三结合的委员会里取得位置，当权派要在工作中间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至于很多人宣扬说，文革这样一次运动，是毛泽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建设新人新世界，显然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设想，也不可能在一次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完成这样的目标，真实世界的政治学无法给人任何许诺，还是老子比较说老实话，只要是建立了政权和国家机器，势必会加强少数人的组织点和力量，强化已经有的信息不对称，结果这样的“人之道”必然要被少数人用以“损有余以奉不足”。有组织的少数是最强大的，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对有组织的少数构成有效的制约，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点，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也重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文革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成就，不可能解决多数然监督和制约少数人的问题，文革的代价和成本是很大的，精英主义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代价？毛泽东和林彪在多次讲话中间，对这个成本持这样一种理解：把文革和革命时期的剧烈动荡和生命财产代价进行对比，把文革看作是可以防止革命出现的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比方说如果五次文革可以避免一次革命，成本是不是变得可以承受？林彪讲文革代价最小最小，就是把避免革命作为影子价格来计算的。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这一股不满情绪，其实就是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积聚起来的政治怨气和政治竞争意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们，看到了这样一股怨气的政治意涵和政治能量，想要借此成就其野心。其实这样一股“怨气”所代表的意志和力量，早已为中国1970年代高层政治人物所共同关注，谁能够整合他们并引导之，谁将成就自身的政治愿望和地位。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是要取悦这样一批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拥戴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邓小平上台后在1975年搞治理整顿期间，拼命整造反派，说新干部没有经验要下去锻炼，对于那些派头头一年要调动360次，说造反派比日本鬼子还要坏，都是去满足这样一批竞争意志很强烈的人的政治愿望，借以建立自身的政治代理形象；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各级政府部门的人数迅速膨胀到超过文革前，那些怀有强烈政治竞争意志的人就回到了政权中间去；对于这种人数膨胀的后果，江青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报纸上面极力批判“举逸民”，也是看到了这样一批人中间的政治能量所在，文革因此变成“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的运动，最强有力的那样一群人的判断就是主导地位的认识。
造反派处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上，其弱势地位在十年文革期间反复得到证明，弱势地位不仅仅是有形资源不足注定的，造反派在无形资源方面的欠缺也是非常明显的。造反派和革命者不同，他们不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哀兵”，因而具有一往无前的竞争意志，他们也没有充分感受到个人奋斗无法生效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强烈感到要团结起来进行奋斗，换言之就是认同感不是足够高，因而组织成本无法下降到足以完成内部整合的地步，因此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造反派没有超越对手的强烈竞争意志，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整合方面也不好，也注定了造反派在文革前后的不断分化。毛泽东时代经常强调“事件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经过文革大潮洗礼的造反派，确实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经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的打击之后，从前进入政权对于他们而言是当代表，是一种荣誉和政治地位，现在进入政权则是个人安全之所系，认知变化的背后，本身意味着竞争意志的强化过程；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派分化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在720事件之后的大联合过程中间，又分化为“钢派”和“新派”，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武汉造反派分为“潮流派”“议会派”和“招安派”，基本上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和场合的差别，在主要方面已经不是政治上的相互竞争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配合关系，更有甚者，一些造反派甚至同意与百万雄师的人合作，一起携手进行运动，在组织技术和整合策略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毛泽东要通过文革这样的运动去“练兵”，应该说收到了部分的成效，政治家不可能从书斋里产生，对于现实政治中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把握，政治策略与整合的进行，以及体现在这些政治博弈行为背后的政治竞争意志，尤其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去历练，才能获得。
在文革运动前后，就战术层面而言，文革也是有成就的。在经济上，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肯定是苏联那样的一步到位方式，国有企业的瓜分和垮台将提前20年，因此现在还有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几千万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基本保障，有几千万老工人的保障是通过文革造反派牺牲得到的。政治上，毛泽东毕生希望把中国政治扎根到民间去，希望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有人起来造反，使得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有强有力的守护人，从这个方面看，文革也是有部分成就的，刘少奇垮台和彭德怀垮台民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惋惜，除了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之外，但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根据华国锋的说法全国有几百万人说这是“右派政变”，政治的根是扎下去了，但是不够强大和有力。武汉的胡厚民在文革接近结束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孩子，如果文革被否定了，那只有重上井冈山。”也算是有点文革造就的政治利益相关者和政策路线守护人的样子，但是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他又告诉造反派战友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跟着去揭批四人帮算了。”政治意志为清醒的形势判断和力量对比所替代。在一般公众舆论上，对于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深刻惕戒，已经在民众心目中间扎下了根，这直接决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以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起点，也决定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策略“不争论”――光做不说，实质上文革时期强大的舆论压力，规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和悄悄演变的形式，这也规定了改革的政策空间只能是逐步的拓宽，改革总是需要与文革时期的强大舆论对话，没有整体社会舆论氛围的变换，就没有彻底的改革，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戴圆晨所总结的“本来要去天津，但是只能说要去廊坊，等到了廊坊之后才提出到天津。”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修补制度欠缺开始，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告终，这个改革过程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是很缓慢的，他们就是背负着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间给他们打制的强大精神枷锁。文革为改革设置的阻力，铲除了在中国实施“休克疗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也算是文革设计者的一个收获吧，吴敬琏总是不停地把理论对手叱责为“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至少是部分地反应他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只有世间是最宝贵的，也许中华民族能够在这样一个千百万年轻人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争取到的、最昂贵“时间差”里，完成认识调整和总结过程，最终能够以低成本回归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如何下一个准确的判断，有了这个判断做基础，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起点和基础就有了，毛泽东主张的到底是民粹主义，还是看透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本质特性和他们难以克服和超越的缺陷？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和否定文革之后知识精英的表现，足以为毛泽东力主完成的文化革命，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
八、 在社会分化和排斥机制深化的今天重新回顾毛泽东当初的选择
评价文革这样的政治事件，历史的真实还不足以评价之，过去的问题、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当然都是研究文革的基本起点，但是还要涉及到对现在和未来的判断。换言之，评价文革要结合今天和明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精英主义者要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的缘故。如果今天这样一条道路可以满足中国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需要，能够实现多数然的基本人生追求，文革恐怕就没有什么必要；反过来如果今天的道路不能兼容多数然的基本利益，文革这样的事件和代价就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与可能。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的制度和社会模式选择其实非常少，具体地说时是只有两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按照今天的解读，可以合理地归结为“精英阶层主导的精英主义道路”和“平民阶层主导的平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否定中国精英阶层按照自身意愿去主导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不停地寻找各种方式和力量，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超越自身的阶级意志和局限，去实现与平民阶层的结合。
从欧美日的现实看，其实精英主义道路也还是有可行性，不过要求的条件相对苛刻。西方国家民主相对有效，法制相对有效，它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纺锤型的，中产阶级占多数，它整个社会的资源或者权力的分配相对均衡，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分配都相对平均。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法制民主确实相对有效，也不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些知识精英宣传的那样，他们的民主都是假的，那也不是。这个制度的支撑点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充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阶层竞争不是那么激烈，换言之是实现了“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一个较低的版本，资源分配关系的相对宽松缓和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个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各个阶层流动性很大而且相互渗透，今天中国的阶层分布是截然分明的。我们今天的阶层分化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有一点很强烈的感受。去年春节前我去黄石拜访我的同学，毕业多年未见了，很多同学小有成就，很多人像大学老师、医生大概就是骨干这一类吧，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娶的老婆是个工人。这个人的老婆自己就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她也从不邀请这些同学到她家去玩。阶级分化明显到这种程度，就好象不是一种人，相互之间不交往。除非是中国先实现了物质财富分配关系的相对缓和，负责西方的道路就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在全世界的推广价值。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非要实现西方那个程度的富裕，只要中国的平均水平达到台湾80年代初期的水平，绝大多数人能够为社会发展过程所接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能够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需要，精英主义制度就可能在中国维持下去。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极度紧张，精英阶层利用一切优势地位建设各种社会排斥机制，提高资源分配的集中程度。结果社会排斥机制的作用范围和覆盖面越来越大，今天已经囊括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了。
像今天在北京，如果大学毕业生在北京拿不到一万块钱月薪的话，恐怕毕生就不能指望有自己的房子。今天得大学生无论是面对资本家也好，面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好，谈判地位都是极端低下。这个谈判地位下降过程，本身又跟90年代得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有关，因此显著改变了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供求平衡关系。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都很聪明，表面上讲都是好听的，扩招给大家教育机会，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在这种框架下让大家来读大学的，实际上一方面学费充实了教授们的腰包，一方面在社会上强烈改变了就业态势，扩大了社会排斥机制、减少了参与社会剩余分配的人数指标，帮助加强精英们的分配地位。今天已经是市场化社会了，个人读书是投资，你将来可以指望高收益嘛，那么大学收费就按照一定年限的收益增量来确定学费数量，结果大家把学费交了以后，毕业一看，发现社会上的就业供求关系完全变了，原先指望的高工资和收益增量就没办法兑现了。即使得到一份白领工作，也已经和农民工差不多了，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小孩了，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按照现在的工资水平和房价水平，百分之八九十白领也是很难买的起一套房了。社会分配和排斥机制的形成，常常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造就一种少数人优势的局面。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排斥机制，已经排斥到白领阶层，精英阶层还在继续设置各种篱笆和门槛，想要尽可能减少多数人的所得份额，增加少数人的所得份额，北大和社科院的改革思路，就是这样一种继续修筑篱笆促进社会分化的思路。
我自己毕业的时候离今年有15年了，我们当时的心态和你们今天要毕业的同学就很不一样。我们当时也是不可能指望马上得到房子的，也很难迅速住好房子，但是大致上可以相信将来肯定有房子，至于你什么时候有，反正是分到任何单位去都是跟着慢慢排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个人进入社会之后，有一个依托，基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是有保障的，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个很稳定的预期，对于未来大致上是有把握的。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把握，适当的压力固然可以促使人们奋进和努力，但是这样赤裸裸的社会排斥机制针对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就很残酷，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无法实现，给多数人制造反复不必要的挫折，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是很大的，这就很难说是一种健康和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了。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里面，把人们的心态和对未来的预期对比一下，在我毕业的时候工资很低，我第一年基本工资是66，过了一年涨到76，到单位里之后，第一个月给一个半月的工资，一百零几块钱，放在口袋里完全不管用，吃饭除了工厂食堂哪儿都不能去，想去饭馆都是休想，但是可以指望的隐性利益就很多。当时去沿海打工的，合资企业给开300块钱，400块钱工资，在短期收益上比较要高好几倍，自己跟着去了深圳以后就觉得没有根，指望不到房子这些东西，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给人带来的压力、思考和预期的变换很大，对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行为模式选择，就有很大的影响。我看到有报道说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实际上想要以短期利益付出作为条件，但是这样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是不是对长期利益有正面价值，也很有疑问。
今天的社会排斥机制发展到这么高的门槛上，那么这个社会的得利者和拥护者就变成极少数，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位工人就说这个社会路越走越窄一种写照，就会引发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认同感下降的必然结果是极大地拉高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成本。在革命时代，毛泽东说蒋介石最后变成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言人，整个中国就只有就是那么一些人拥护他，小地主、小资本家都不拥护他了，这个政权就肯定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在我们老家有个小地主，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那国民党军就老跟他要粮要税，要到什么程度呢，就让他把税从四几年交到七几年，为了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机器，把小地主榨干了。这样的话，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就很成问题。
最近中央高层说要有“新发展观”，要“繁荣社会科学”，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又借了这个机会去抄了一通洋书，提出绿色GDP什么的，实际上是完全不理解我们领导的心态和苦楚。提“新发展观”显然就是老发展观不行了，要“繁荣社会科学”就是原来的老社会科学不管用了，就是这样很通俗的两句话。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排斥机制、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上升，各地因此引发的一些极端事件，总是要通过政权机构层层向上传递，他们看到的应该比我们多，感受到压力肯定也很大，我看这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因此胡温的亲民姿态也好，包括高调纪念毛泽东，高调去访问革命老区，重新提两个务必，重新宣传工人中间的先进分子，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跟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在政治体系中间的传递和感受有关系，这种压力和紧张关系传递并积压到高层那儿，很难不痛感到原来的发展指标体系无法对今天的社会真实加以度量和考察，原来的社会科学无法帮助进行思考并指导未来或者应付现实，这些都意味着要在新的社会压力之下对原来20多年的道路的重新回顾，至少是一种重新展望。我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高层都完全没有感觉？显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在什么地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跟今天普通人的感受和压力相比是什么关系，看到今天连大学生都没有办法整合了，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敏感性，应该知道这种困境背后的政治危险。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化的愿望，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都不可能在高层受到知识精英那样盲目的追捧。
在我们经历的这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堪称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许多基本的范畴在这个时代里都发生了对比非常强烈的变化和落差，如果大家去访问四五十岁的人，就他们的经历和看问题的方式，差别更大，人们对这些巨大差距的感受和评价里面，隐含着全球竞争环境中与中国特定资源条件下人们的全部命运和出路的空间，理论就是面对这一切的结果。从文革到改革到今天的巨大社会落差，是非常丰富的理论创新或者文化革命的资源，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的社会科学和新的社会都是可能的，这需要大家的长期理论努力。那些坐在书斋中间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据西方舶来的话语去制造某种理论，并试图以此去规制人们的思维方向和主导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选择，这样的理论努力过程，与变革社会中间人们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活生生的生命遭际相比，未免显得过于渺小和浅薄。
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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