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月31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文，引起了周克成先生的批评。其要点如下:第一，打工是自由交易，打工仔在打工，老板也在打工，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这样打工，才能发展。不应该对工资待遇横加干涉。只要经济发展了，老板多了，互相争夺一个劳工，劳工的待遇才会好起来。第二，一个行业工资太高，竞争力就会降低，甚至获得的教育资源也会因此减少(见昨日本版)。
周先生的观点，代表了我所谓的“天真的自由派”。这派人的主张，在世界任何一个自由经济的国家中，其实都行不通，在中国也正在丧失公信力。如果实施，为害甚大。
首先，打工在理论上是自由交易。但是，由于老板和劳工之间在经济资源上的不平衡，如果对劳工缺乏法律保护，打工就成了劳工别无选择下的出路，没有自由可言。劳工的工资也会被压到生存线上，你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挣得任何剩余价值，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未来的老板。比如，你在一家汽车厂的流水线上工作20年，付出的不仅是自己的劳动，还有从事这个工作以后所丧失的发展其他技能的机会。等你工作到一段时间，除了这个工作外丧失了其他技能以后，老板就可以“自由”地砍一半工资，你毫无抵抗能力。所以，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老板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如果解雇，工人下岗后还会拿一定时期的工资，有失业救济。即使在美国这种最自由的国家，最低工资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而且不时根据物价而调整。福特解雇工人的条件是要给人家提供四年大学学费，也是基于这种道义和法律上的现实。
其次，工资高并不是企业丧失竞争力的原因。创意的丧失，才是丧失竞争力的根本。你可以说一个在实验室刷瓶子的人是在打工，但在同一实验室里搞研究的诺贝尔奖得主并不是在打工。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打工是个创意最低的工作。比如中国的一些服装厂，完全根据国外来的订单和设计来生产。创业可以从这种最低端的行业起家，但“永远”打工，甚至剥夺了打工者培养自己创意的基本经济资源，就会使他们陷入长期的贫困。这也是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文中探讨的问题。比如，书中提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供货的厂家，10年前一件产品出厂价7美元，如今被砍到4美元，工厂被低价压得难以生存，裁员一半，却要保持同样的产量，结果工人每日工作18个小时，一个月挣不到300元人民币。你能指望这些工人日后成为老板吗？
不妨再举个例子。一个大都市边上有家养鸡厂，一对农民夫妇白手起家，几年内发展到相当的规模。结果一纸拆迁令，养鸡厂被毁，价值六七十万元的鸡被哄抢。为什么要拆迁？当然是要发展，要修公路、建开发区、改善投资环境，使世界上的跨国公司都来我们这里开厂。但这对农民夫妇经营的养鸡厂是什么呢？以中国的经济水平，至少也算中小企业了吧。这样的中小企业，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些跨国公司，也是从这样的小规模发展起来的。我们把这些民间的小企业推倒，他们的创意自然无法发展。把跨国公司引进来，照人家的订单和设计进行最无创意的“打工”。想想看，那对农民夫妇失去自己多年经营的企业后，还会有什么出路？还不是去打工？我们这里是老板越来越多，还是打工者越来越多？
对小老百姓缺乏保护，劳工的工资太低，还会惯坏了大企业，使之缺乏真正的国际竞争力。许多跨国公司来第三世界发展的一大理由，就是那里对劳工、环境缺乏保护，企业不需要在经营、技术上下太大工夫，只要压低工资就能赚钱。结果，来的全是低技术的企业。我在书中反复提到“低薪危机”、“低技术陷阱”，就是这个道理。国外一些非常先进的企业，到了中国，宁愿把自己有的先进技术放弃。为什么？因为先进的设备太贵，中国的工人太便宜。不如用买设备的钱多雇些人。这样中国能够学到什么技术呢？
我们的政府，要学会像对待跨国公司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夫妻店小买卖，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如果以亏待劳工的方式，为老板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那么我们给企业设置的横杆就太低了，使之缺乏压力在经营和技术上改进。日本经济起飞25年时，许多日本公司成为世界顶尖的企业，而我们起飞同样25年，一流企业的影子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惯坏了大企业，因为我们无权无势的民间小本买卖，太缺乏法律的保护。这些小企业本来可能会像索尼那样发展成势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但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同样的机会。
南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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