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2001年依据竞争经济学预见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编者按：韩德强7年前基于竞争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对世界经济危机历史的研究，大胆预言十年世界经济将陷入大萧条，而且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如今，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日益深化，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虽然断言世界经济将陷入大萧条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但是这种预见不久就可以证明正确与否。危机的发生引起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欢迎读者批评讨论。2008年10月31日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韩德强
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2001年12月31日
该文出自韩德强经济学理论专著《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希望深入阅读该书了解经济学理论的读者可以联系01062760856购买该书。
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阐述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世界经济危机史简述
第一次经济危机（1788年）
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不久。1770年代和1780年代是英国纺织工业技术革命的年代。1764年发明手摇珍妮纺纱机，使纺纱效率提高20倍左右；1771年第一家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出现，纺纱效率进一步大幅度提高；1781阿克莱的专利权被判剽窃。阿克莱丧失专利权后，水力纺纱机厂大量涌现，到1788年，已有143家水力纺纱机。1779年出现骡纺织机，1785年起，瓦特的蒸汽机开始迅速应用到棉纺织业。这样，纺织行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大大超过了消费能力，产品大量积压，商家被迫折价抛售。1788年，棉花进口额与1787年相比，下降了12%。同年，破产事件增加近50%，工人大量被解雇，兰开夏和柴郡等地的棉纺织工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大量破产一方面减少了商品供给量，另一方面降低了未破产企业的工资成本，这两者合起来使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企业利润回升。更重要的是，本次危机仅仅局限于纺织工业。与纺织工业的大发展相比，运输成了瓶颈。不久，从1789年至1792年，政府发出了30份开凿运河和改善内河航道的许可证，内河航运业蓬勃发展，吸收了大量工人，并扩大了本国市场。与此同时，价格下降风潮扩大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对外竞争力，棉纺织品对外出口额显著上升。这样，短短一年以后，供不应求局面重新形成，价格上涨，竞争缓和，棉纺织业再度繁荣。繁荣从1789年持续到1792年，这一期间不但内河航业、机器制造业兴旺，而且银行数量迅速增长，地方银行增加到400家，银行贷款额增长得更为迅速。银行贷款使筹集资金更主容易，工业投资迅猛增长，投资品需求旺盛，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出口不断增加。否则，这次繁荣时间可能缩短，随后相应的危机程度也可能减轻。
第二次经济危机（1793年）
然而，纺织工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又一次超过了其他部门的吸纳能力，第二次危机降临了。1792年末，物价开始下降，破产事件开始增加。1793年英国对法国宣战，英国对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出口严重萎缩，物价急剧下跌，1792年到1793年，100支棉纱价格从30先令跌至16先令。企业破产数量急剧增长，甚至连一家最大的负债达100万英镑的企业也宣告破产。企业破产带动银行破产，400家地方银行有100家停止支付。
大量破产减少了供给，价格暴跌扩大了需求，两者结合使棉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迅速缓解。战争虽然使对欧洲大陆出口锐减，但大量的军事订货推动了重工业和机器加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国内需求。军用被服订单大增，呢绒业率先走出危机。降价增加了外国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对美洲出口弥补了对欧洲出口的损失而有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或被招募至军队，或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工资止跌回稳，使工人的纺织品市场得以恢复。因此，到1794年，工商业的状况开始好转。
第三次经济危机（1797年）
过了四年，第三次危机爆发。1794年到1795年，英国农业歉收，粮价飞涨，工业品的需求下降。军事开支一部分扩大了内需，另一部分却造成了国际收支失衡。1793年到1796年间，英国在国外军事开支高达3800万英镑，加上大量进口粮食，使英国黄金滚滚外流。黄金外流使金价上升，许多银行倒闭，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小，物价大跌，终于促成了1797年的经济危机。黄金危机给英国纺织工业的打击可谓是雪上加霜。然而，由于纺织和动力技术仍在迅速进展中，采用新技术的大企业很快适应了下跌的物价，并且有新的利润产生，纺织业不久又繁荣起来。
第四次经济危机（1810年—1814年）
好景持续了12年，到1810年第四次危机终于爆发。由于繁荣持续的时间长，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超过以往各次。1808年，美国对英国实行禁运，严重威胁了英国纺织品的出口，并使棉花价格暴涨。英国被迫把目光投向南美。南美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在出口信贷的支持下，大量纺织品被送进了南美各地的货栈，使纺织业的繁荣得以延长至1810年。但是，1809年英国农业再度歉收，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因此，当1810年南美的纺织品开始退回英国时，英国的纺织工业失去了希望，一泻千里，大工厂裁员过半，中小工厂关门大吉，物价下跌40-60%。正在市场一片恐慌之际，1811年春，美英开战，美国再次对英国实行禁运。雪上加霜的打击。
危机持续了4年多，单纯靠淘汰落后企业、裁员、削减工资、降低价格，都不足以使纺织工业庞大的生产能力得以消化。
第五次经济危机（1816年）
1814年世界市场出现巨大转机，拿破仑战败，欧洲大陆市场开放，英国商品对欧洲大陆的出口额从1811年的1300万英镑，急增至1814年的2700万英镑；1815年，英美战争结束，英国商品对美国输出额从1814年的8000英镑激增至1330万英镑。于是，英国工业空前繁荣。但是，英国货的生产和运输能力过于强大。1814年底，欧洲大陆市场即告饱和，1815年对欧洲出口即下降23%；由于美国市场迅速接替，繁荣得以继续，但过了几个月，北美市场也饱和了。1816年，英国对美输出额下降了28%。同时，由于军事订单下降，黑色冶金业和煤炭工业第一次生产过剩，原来每吨高达20英镑的铁价跌至8英镑。于是，英国工业陷入第五次危机。1817年，英国第一次提出了旨在减轻失业、启动需求的公共工程拨款法案。法案批准拨款100-200万英镑，资助建设运河、港口、道路和桥梁。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用财政手段缓和经济危机的最早尝试，比凯恩斯主义的提出早了100多年。
第六次经济危机（1819年—1822年（？））
但是，对于英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说，区区一、二百万英镑无疑于杯水车薪。事实上，1817年以后，虽然利润和生产有所恢复，但供过于求的总体态势仍未改变，因而投资繁荣没有到来。1815年到1817年之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几乎增长了5倍。这说明英国企业主们纷纷将赚得的利润放进银行，从而使这一轮经济恢复十分乏力。黄金涨库给外国债券的推销提供了良机，1817年至1818年在英国推销的外国公债数量达到3800万英镑。巨额资金外流让外国增加了购买能力，英国工业的剩余生产能力才被部分吸纳。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随着英国粮食歉收，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涨价，黄金外流，国内外市场需求再度萎缩，1819年，英国经济陷入了第六次经济危机。1819年破产事件超过1815-1816年危机的最高点。1819年11月，棉纺织工业三大中心——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培斯利——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全国食品消费量比1818年减少三分之一。由于世界贸易的恢复，1815年和1819年两次危机对美国、法国、德国正在成长的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第七次经济危机（1825年）
这次危机持续很长时间，直到1824年才出现新的繁荣。严重的生产过剩使资本家不敢投资，利润源源不断变成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1819年为360万英镑，1820年为820万英镑，1821年为1120万英镑，1822年为1010万英镑，1823年为1270万英镑。于是，相似的一幕又上演了。从1821年到1825年，伦敦交易所共对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发行了4897万英镑公债，而英格兰银行对国内私人贷款却急剧萎缩。这些公债转过来又成为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英国输往中南美洲的棉纺织品从1824年的150万英镑，激增至1825年的395万英镑。出口猛增一方面刺激生产和投资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再一次使供给严重超过需求。1825年下半年，物价终于开始下跌，而南美洲投资也被证明是一场豪赌。投机商人和银行首先大量破产，继之第七次危机席卷英国主要工业部门。
这场危机使纺织工业设备开工率下降了一半，纺织机械如花边机的价格下跌了75%-80%，机器工业首次受到危机的严重袭击。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外国公债上净损失达1000多万英镑，对资本家和英国国力都是一个沉重打击。此类现象后来在对美国铁路的投机上再次重演。债券投机屡屡失败是英国走向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价格大幅下跌，英国货倾销美、法、德各国市场，重创了它的竞争对手。
第八次经济危机（1837年—1843年）
1825年危机以后，纺织工业仍然步履蹒跚。但是，铁路业兴起，带动冶金、煤炭、机车制造业的发展，运输成本迅速降低，进而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经历了长达近12年的繁荣。1834年到1836年，英国成立股份公司名义资本额为10520万英镑，其中铁路占6960万英镑，银行机构占2380万英镑，保险公司占760万英镑，采矿企业占700万英镑，运河占370万英镑。除铁路因素外，另有两个因素使繁荣得以延长。其一是从1833年到1836年农业大丰收，粮食价格下跌到60年来的最低水平，从而使工业品市场扩大。其二是向美国输出资本和商品，仅1832年到1833年，英国对美出口就从547万英镑增加到1243万英镑。与此相应，则是大量黄金从英国流向美国。1836年，两个主要因素先后发挥到顶点。铁路建设投机过度，建设成本大幅上升，收益转为亏损；英格兰银行控制黄金外流，美国信贷紧缩，英国对美出口1837年比1836年下降了三分之二。于是英国陷入了第八次危机。棉纺织业仍然首当其冲，呢绒业、亚麻和丝纺织工业都陷入困境，冶金工业、造船业、煤炭业大规模裁员、减薪，单是具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炼铁工人的失业率就从1836年的5%上升到1837年的12%。更加严重的是铁路建设规模大幅度收缩，反映上年建设规模的通车铁路长度1838年为357英里，1839年仅为78英里。就在这时，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小麦价格在1839年比1836年上涨了48%，使国内的工业品需求进一步萎缩。1839年，美国棉花歉收，加上合众国银行力图垄断棉花贸易，棉花价格暴涨。工业品价格下跌而小麦、棉花涨价，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使英国出现贸易赤字。因此，黄金大量外流。为控制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客观上进一步缩小了国内投资。这样，1837年开始的危机就变得格外严重，事实上，萧条持续了6年。在此期间，英国商品继续对其他国家进行倾销，但美、法、德等国则加强了贸易保护，双方展开拉锯战。
这场大危机对美国、法国、德国也同样产生严重影响。美国的萧条也持续了六年。从1837年到1842年，美国破产事件达33000起，破产总金额达44000万美元，而当时美国最大的企业规模在1000万美元左右。同期，工资水平下降了约30%-50%。危机在法国和德国的表现相对缓和。由于法、德两国大工业比重较小，生产不能迅速扩大，信用制度又不发达，所以在经济繁荣时期，发展比较缓慢，在经济衰退时期，下降幅度也就比较小。虽然如此，危机期间英国货的倾销却使法、德两国的新兴工业损失惨重。1839年，德国从英国进口的棉纱超过国内产量的两倍。1842年，由于英国货的竞争，法国棉布出口额下降29%。
第九次经济危机（1847年—1850年）
1843年到1847年，英国启动了新一轮繁荣。这一轮繁荣的主要成因是冶金和机械制造技术的飞速进步。由此，铁路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新一轮铁路建设热潮兴起。纺织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使纺织业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扩大了需求，增加了利润。此外，英国拼命开拓国外市场。为进一步打开主要贸易对象的市场，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其主要举动是废除本国征收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谷物法》，从而一方面降低粮价，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其他各国开放市场。第二，则是寻找新的出口对象，特别是扩大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1840年英国用炮舰开打中国大门，1842年强迫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对英国商品豁免关税。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1840年为50万英镑，1845年即增加了4倍。40年代，英国棉布出口增加了56700万码，其中欧洲2200万码，美国7200万码，而亚洲和非洲却占了36200万码，为增加额的64%。这样，从1842年起，英国经济渐渐转入繁荣。
与此同时，以往曾经延长并加深繁荣的投机手段也在起作用，那便是贷款给美、德等国，使它们有能力购买英国的铁轨、机车。1825年到1840年，英国建成铁路不到1300公里，1841年到1848年则建成铁路6900公里。同一时期，世界铁路网从8600公里扩大到38000公里。1839年至1847年间，德国生铁净进口量增加了8倍，达114000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2%，1841年到1845年间，美国每年进口10万吨以上的生铁、钢和铁轨。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冶金工业得到高关税保护，没有受到英国钢铁制品的冲击。由于这一政策，法国冶金工业迅速发展。就蒸汽机马力数而言，至1847年，法国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纺织工业很快面临生产过剩，1845年出口额即达到最高峰。对中国和印度出口首先下降，接着，由于农业歉收，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1846年，对美洲和非洲的出口跟着下降。1846年，美国棉花歉收，棉价价格上涨达一倍，进一步使纺织品的消费量萎缩。事实上，1845年底危机已初露端倪。除国外市场饱和外，对于铁路的投机也开始破灭。1845年10月股票价格下跌达30%-40%，许多公司垮台。由于政府要求各股份公司将部分资金存入国库以证明其可靠，许多资金不足的公司跟着破产。但是，因祸得福，那些交出保证金的公司反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结果1846年获得议会批准的铁路设计方案增加了一倍，铁路建筑被推向高潮。事实证明，这是危机前最后的挣扎。在其他部门物价下跌之际，铁路通车后缺乏相应的运输量，收入远低于预期；相反，建设铁路的各项费用却迅速膨胀。1847年秋，铁路投机终告破产，英国第九次经济危机开始了。许多线路停目铺设，干线铁路的工程进展大大放慢。恰在铁路危机爆发之际，又出现英国和中欧、南欧地区农业严重歉收，1847年5月底，粮食价格比1845年上涨一倍，进一步缩小了工业品市场。由于繁荣被投机因素延长，危机爆发的烈度和持续的时间也超乎寻常。铁路工程量连续5年下降，到1852年时，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比1847年少了五分之四以上。相应地，铁价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斯塔福德郡137座炼铁炉中，58座停产。生铁产量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减少了三分之一。棉纺织业本来已经在下降中，随着铁路投机的破灭和粮价飞涨，进一步落入低谷。1947年11月，在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兰开夏地区，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完全停业，其余的多半一周开工2-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法国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纺织工业早在1845年就出现随着英国纺织品的倾销而出现危机，铁路建设狂潮也终于在1847年下半年退潮。随着英国工业陷入危机，法国工业遭受着英国货的更严重的冲击，从而危机也就更加严重。1848年，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了50%。在危机的冲击下，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德国工业由于保护较弱，受英国危机的影响更大。1847年冬，克莱费尔德8000台织机中有3000台停工，1848年上半年科隆14家工厂中只有3家开工，埃尔富特的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由于德国本国就靠更残酷的剥削抵抗着英国货的倾销，危机到来后，工人处境更加恶化。1847年就多次爆发反饥饿的暴动。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3月德国柏林也爆发了革命。
美国的冶金业受英国危机影响最严重。1846年生铁进口量只相当于美国国内产量的十分之一强，1851年进口量几乎与国内产量持平，本国产量大幅减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追随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将金属进口税从75%-110%下调至30%。结果，英国钢铁潮水般涌入美国，在新税则实施三年内美国钢铁产量下降了33%。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却比较缓和。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欧洲农业歉收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好机会。1845年到1847年，谷物和面粉出口值增加了6倍，棉花出口量减价增，总收入还有所增长。因此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需求继续旺盛。第二，1847年以前美国银行系统还停留在上次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存贷款数量都很有限，因此繁荣中的投机成份较少，危机也就比较浅。第三，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金矿，淘金热潮刺激了美国铁路的大发展；第四，1848年初对墨西哥作战产生了大量军事订货；第五，欧洲革命使资金大量外逃，流入美国（以及英国），增加了美国的资金供给。
美国经济的相对独立对于英国摆脱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英国的冶金工业的衰退相对减缓。危机带来大量破产，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下降，技术革新速度加快，垄断程度提高，例如，1846年英国还有200家铁路公司，到1848年即减少到20家大公司和几家小公司，从而为走出危机铺平了道路。
第十次经济危机（1857年—1858年）
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在悄悄发生。首先，英国纺织业中大型工厂彻底驱逐手工工场，手织机彻底退出市场。此后，英国对法、德、美各国的纺织业的优势进一步增强。第二，蒸汽机迅速应用于海运业，大大降低了海上运输的成本，提高了速度。第三，电报开始普及，现代通讯初露端倪，经营的可控性大大提高。第四，制造技术不断革命，机器性能和成本比大大提高。
此外，新的市场得以开拓，旧的市场得以深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淘金热形成了庞大的新市场。从1848年到1857年，从这两地运出的黄金总额超过10亿塔勒。英国还加紧开发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殖民地手工业不断被摧毁，殖民地市场不断开拓。第三，英国废除《谷物法》带来自由贸易思潮的兴起，除美国外，瑞典、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都降低关税，扩大了英国工业品的市场。所有这些技术和市场因素，促使英国在1850年前后走出危机，转入一个长达7年的繁荣期，并带动其他各国摆脱危机。
从1847年到1853年，英国对仅对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出口即从1260万英镑增加到3820万英镑，其新增需求量等于1847年以前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总额。从1847年到1857年，英国对自己殖民地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英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为殖民地所吸纳。1850年代美国铁路建设出现新的高潮，建成约33000公里铁路。在关税降低的前提下，这个庞大机车和铁轨的市场基本上为英国所占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英国商品出口扩大还伴随着价格上涨，这说明英国工业的处境特别有利。价格上涨减轻了对法、德两国工业发展的压力，法德两国的重工业进展迅速。从1846年到1858年，普鲁士的蒸汽机功率增加了4倍多。几乎同一时期，纱锭数目大约增加了1倍。法国的速度稍慢，纱锭数目只增加约一半，蒸汽织机增加一倍，重工业约增长75%。1850年到1857年，美国工业和运输业的资本额增长也很迅速，虽然其中约有近一半是英国债券和股票。冶金和机械制造业进展较慢。煤炭业生产能力则增加较快，约为一倍半。
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信用高度膨胀，投机猖獗。从1850年到1857年，伦敦9家股份银行的存款增加1.5倍，从1800万英镑增加到4300万英镑。美国的银行数从824家增加到1416家，放款业务从44500万美元增加到68400万美元。德国银行数目从9家增加到29家，钞票发行额增加1倍。法兰西银行的放款业务增加了两倍多，从18亿法郎增加到56亿法郎。出口信贷和空头期票制度广泛发展，银行大量凭空头期票放款给自有资本额很小的公司。这一方面延长了繁荣，另一方面却增加了风险。此外，滥设企业骗取小额投资者信任和钱财之风盛行，许多银行参与制造泡沫，造成股票价格暴涨暴落。
但是，由于工人工资总是被压得过低，市场容量很快就被充满了。事实上，到1854年时，危机已经开始冒头。由于连续三年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过猛，1854年时纺织品价格下跌，企业不得不缩减生产。铁的出口量也下降了，与1854年相比，1855年扁铁的价格下降15%，生铁价格下降11%。在英国商品的冲击下，美国、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下降。幸而金融投机人为地扩大了市场需求，铁路建设一再扩张，投机性创业热潮不断高涨。1856年，英国的出口一跃增加了2000万英镑。在投机狂热中，物价飞速上涨，1857年中与1856年初相比，棉价上涨了37%，棉纱上涨28%，糖上涨4%，澳大利亚羊毛上涨50%，咖啡上涨44%，烟草上涨100%。在高价格的刺激下，生产一再扩大。与此同时，则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购买力不足。于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第十次经济危机终于更加猛烈地到来了。
1957年秋，靠空头支票、出口信贷生存的进出口商首先大批破产，继之，银行纷纷倒闭。一度同纽约争夺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费城，几乎全部银行都停止支付。随后，纽约63家银行中62家遭到挤兑而停止支付。贴现率上升到60%-100%。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去85%-87%。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英国，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破产银行和有价证券共损失达8000万英镑，危机造成的全部损失则高达25000-30000万英镑。在德国的贸易中心汉堡，曾因信贷贸易而异常繁荣的交易所一片混乱，数以百计的银行和工商企业倒闭，贴现率提高到12%。法国情况稍缓和。从1856年到1858年间破产事件12030起，动产信用公司股票价格下跌64%，达姆斯塔特信用银行股票价格下跌一半，法兰西东方铁路公司股价下跌三分之一。欧洲破产公司的债务总额高达7亿美元。
危机暴露出的损失充分说明，从1854年到1857年的繁荣是靠金融投机支撑的。一旦金融系统崩溃，实业必将以更大规模破产。1857年12月英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但存货却增加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都大规模停工、减产，物价急剧回落。美国的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减产20%-30%，铁路建设工程量缩减一半，造船量减少四分之三。每周运煤量减少15000万吨，许多煤矿关闭，煤价大幅度下跌。美国农业这回也损失惨重，由于俄国小麦的竞争，欧洲粮食本已过剩，又加上美国小麦丰收，播种面积扩大，结果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在西部，粮价下跌了60%-70%，90%以上的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国内工业品市场进一步缩小。有意思的是，在1857年上半年，美国还再次降低了铁和纺织品的进口税，从而加剧了国内工业的困境。
由于竞争力弱，法国的生产和贸易缩减情况也比英国更严重。铁路建设缩减三分之二以上，生铁价格不断跌落，至1864年跌去一半。丝纺织工业出口额减少7500万法郎，价格跌去30%-40%。小麦价格跌落一半，农民苦不堪言。德国也难以幸免。至1857年底，棉纺织工业产量即下降28%，生丝产量减少24%。到1858年，棉纺织品下降了42%，呢绒出口下降15%，亚麻布出口下降了82%。在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直线下跌。生丝价格二年之内跌去25%。
危机使工人饥寒交迫。1857年11月，曼彻斯特45000名工厂工人有1万多人失业，18000人半失业，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家庭工业中的失业工人。同期，金属加工中心谢菲尔德工人的工资总额同比减少三分之二。从1847年到1857年，英国棉织品的出口从2330万英镑增加到3910万英镑，而国内消费量却从2150万英镑减少到1710万英镑。
第十一次经济危机（1867年—1868年）
由于英国技术和设备先进，竞争力强，有能力利用危机向外低价倾销，英国工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到1858年下半年，英国出口额已经有了显著增长。考虑到危机的深度，在短短一年之后能克服世界市场的萧条而走出危机是很困难的。但是，印度和中国市场再次帮了英国的大忙。1858年中，印度士兵的起义被镇压，英国委派了第一任印度总督，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期，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英国商品打开。1857年至1859年间，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出额从3900万英镑增至4800万英镑。在增长额中，印度占了将近90%。1860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几乎比输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棉布总数多一倍。对中国、日本、爪哇等地的输出额也很大，超过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
英国纺织工业的复苏使美国的棉花收入增长，从而促进了工业品需求的扩大。此外，1859年科罗拉多金矿和内布拉斯银矿发现，石油工业兴起，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1859年，美国石油产量为8.4万加仑，1860年增加2100万加仑，1862年增至12800万加仑。于是，美国经济也由雨转阴，进而转晴。法国的萧条却持续了将近三年。冶金业的萧条一直持续到1862年。1860年，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高涨。
然而，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繁荣的脚步不得不调整。1860年欧洲需要的棉花有85%来自美国。战争爆发后，北方封锁南方的棉花外流，使输入欧洲的美棉降到1860年的3%-6%。结果欧洲棉纺织业停工待料，棉价涨达3.5倍。毛、亚麻和丝纺织业取而代之，成为输往亚洲、南美和非洲的主要产品。与此同时，机器制造和冶炼技术的提高进一步降低了钢铁价格，铁路建设掀起又一轮高潮，而且这一轮高潮的主要地区就在欧洲，十年内铁路长度扩大了一倍。俄国铁路建设速度最快，但与美国一样，也带动了英国的机车和铁轨出口。英国还在印度境内修了5000公里铁路，在澳大利亚修筑了1000公里铁路。这一切都使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得到大发展。
除铁路以外，带动新繁荣的还有英国造船业的进展。这一时期各国都扩充军备，而以英国为最，英国花大力气用铁甲舰代替木制帆船，大量的新船厂应运而生，旧船厂也纷纷进行技术改造。陆军配备了新式来复枪和大炮。这一时期，机器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烤面包机，缝纫机，收割机，甚至火柴、卷烟、面粉生产都开始机械化。
繁荣产生了新的投资泡沫。从1863年到1867年，英国出现了3500多家股份公司，名义总资本将近7亿英镑，但实收资本很少超过名义资本的20%。由于对50年代投机破灭的记忆深刻，法国的泡沫没有像英国那么大。但新的股份公司也大量出现，从1861年的108家增至1865年的269家。德国由于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投机风也较弱。
尽管有南北战争，但美国的投机和创业风却十分强劲。仅马萨诸塞州，从1863年到1866年就成立了529家股份公司，资本总额达9600万美元，而上一个繁荣期内的1854年到1857年只创办了96家公司，资本总额仅为600万。这一时期的石油公司发展最快，内战时期成立了1100家石油公司，股本总额高达6亿美元，其中实收股本9000万美元。铁路建设也再上新台阶，1861年铁路股票价格曾跌至41，到1864年达到创纪录的新水平：118。
但是，危机的阴影又一次逼近了。由于资本家对前景过于看好，投资不断扩大，导致投资品价格不断上升，与1861年相比，1867年单座炼铁炉的产量提高30%，但苏格兰生铁的价格却反而上涨了23%。而与此同时，却由于产出迅速增加，销售日益困难，消费品价格开始回落。
事实上，早在1864年，英国铁路建设规模就缩减了40%，造船业也在1864年达到生产的最高峰并开始收缩。同时，由于大量进口印度棉花，英印贸易逆差在1864年高达3200万英镑，黄金外流严重，迫使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资金紧张，铁路投资收益下降，使一家信誉与英格兰银行相当的奥弗伦-格尼公司银行股票下跌。随后，该公司投资于其中的两家铁路公司破产，该银行公司也接着倒闭，并引发了全国银行系统的挤兑风潮。许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股票下跌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六分之五。股票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之内，市值损失高达13000万英镑。于是，实业扩张中的泡沫显现出来了。
这是英国经济史上的第十一次危机。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可以说是第十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67年春，英国棉花纺织工业生产缩减20%-25%，丝织品输出减少23%。毛纺织业出口1868年比1866年下降30%。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英国的重工业。1867年铁路建设比1866年下降30%。1866年中，苏格兰地区137座炼铁炉大半停止生产。造船业从1865年到1867年下降达40%。不巧的是，欧洲粮食连年歉收，1867年到1868年期间的小麦平均价格比1864年到1865年高50%-60%，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工业品市场需求。
英国的危机于1867年蔓延至法国。1867年法国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法郎。棉花消费量下降25%，停止运转的纱锭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棉纺织品的价格下降给毛纺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以致命打击。由于军事订货的增加，重工业的危机稍轻。但铁路建设规模也缩减了一半，1867年通车铁路总长度1198公里，而1868年仅为613公里。
危机对德国的影响主要限于纺织工业，纺织品出口大幅度下降。毛纺织品从1865年到1867年下降52%。亚麻织品从1867年到1871年下降一半。棉纺织品情况较好，到1869年内才减少19%，但此期间价格也在不断下跌。重工业得益于军事订货，以及为调动军队而赶修铁路，生产下降历时较短，幅度较小。战争的另一个正效应是生铁进口量下降，使铁路订货主要被国内冶金工业吸收。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内战一结束，物价就迅速下跌。但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1866年到1867年，生铁、煤和铁轨的产量就都创造了新记录。原先生产武器的工厂转而生产机车、农业机器和其他新式机械，也增加了对金属的需求。英国危机降临后，英制品以更大规模涌入美国，打断了美国的战后繁荣。1865年上半年，输入美国的英国棉纺织品为2400万码，下半年就激增至9800万码。受害最深的是美国造船业。从1864年到1869年，造船业生产下降了34%。然而，美国造船业的危机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危机。事实上，由于英国造船业的强大竞争力，美国造船业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或超过1864年至1865年的水平。
第十二次经济危机（1873年—1879年）
由于美国幅员辽阔，铁路建设的潜力很大，南北战争结束又扩大了南部对北部工业品的需求，也加快了西进的步伐，铺设新线仍然有诱人的利润前景，故美国铁路建设率先走出低谷。1865年至1875年，全世界铁路线从14.6万公里增加到29.6万公里，其中美国占一半以上。从1865年到1873年，美国铁路投资约20亿美元，其中在英国筹集的资金约占一半。如此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给英国重工业提供了强劲的需求，使英国经济走出危机。
1871年德国战败法国，实现全德统一，并获得法国纺织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和煤铁资源丰富的洛林，以及50亿金法郎的赔款，德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为赶超英国，德国政府大量投资重工业，并努力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提高产业集中度，使德国工业实力迅速增强。1873年，煤炭产量达2726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英两国。鲁尔区成为德国的钢铁工业、制造业和军火工业的集中之地，钢铁工业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工业。但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较慢，1871年时仍只及英国30年代的水平。
德国的兴旺是法国的衰落，大量赔款使法国税收沉重，债台高筑，经济发展缓慢，只在1873年危机前夕才出现一些繁荣景象。
在美、德两国繁荣的带动下，英国经济也摆脱了上一轮危机的阴影。从1868年至1873年，英国钢铁出口值增加一倍多，从1760万英镑增加到3770万英镑，煤出口值从540万英镑增加到1320万英镑，但纺织品增加较慢，从7970万英镑增加到9420万英镑。但英国国内市场扩展缓慢，英国工业严重依赖国际市场。1970年，英国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占50%，钢产量所占比例更高，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
但是，美、德两国的经济高涨免不了投机泡沫，特别是美国，是在英国资本的刺激下膨胀起来的。投资和生产猛烈扩大，市场需求远远跟不上增长，结果便是投机破灭，经济萧条。
1872年，由于建设成本高涨，预期收益下降，美国的铁路线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机车及铁轨订货开始减少。于是，铁路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从下跌转为暴跌的，是开始于1873年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股市暴跌，24小时内股票贬值达几亿盾。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引发了第十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金融市场的一片恐慌，铁路股票纷纷下挫。1873年9月，美国最殷实银行之一的杰依—库克金融公司因铁路投机破产，纽约股市狂泻，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纽约证交所第一次关门10天。此后，美国铁路线增长率连续四年下降，生铁产量由260万吨降至190万吨，船舶下降60%，机车下降70%。进口从1872年开始下降，连续四年，降幅达36%，其中铁和纺织品的进口分别减少了82%和45%-55%。只有钢产量保持增长，并于1875年大幅增长。
德国遭到重创。特别是重工业，迅猛发展后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铁产量连续三年下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产量为224万吨，1876年降至185万吨，一直到70年代末，产量才达到并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克虏伯等大工厂解雇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工人。直到1879年和1880年，车床的开工率还只有30%。轻纺工业发展缓慢，危机也就比较轻。1875年棉花消费下降了10%。农业却遭受沉重打击。随着水陆运输的畅通，美国、东欧和印度的粮食大量输入，粮价大幅下跌。
法国经济繁荣程度不高，受打击却不轻。1873年法国的棉织业产量减少40%，煤、铁的产量都大幅减少，而且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
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萧条当然直接影响到英国。生铁产量，1872年为685万吨，1873年降为667万吨，1874年降至609万吨；生铁出口量的降幅更大，1872年为396万吨，1873年为347万吨，1874年又减至296万吨，1876年更降至259万吨。与此同时，铁路和造船业、机器制造业都下降了。
然而与美、德经济的下降幅度相比，英国还比较缓和。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投机活动没有在英国国内市场上形成高潮；二，棉纺织业虽然价跌，但量还有所增长。这次危机主要是重工业危机，轻纺工业受影响相对较小，各国皆然。英国纺织工业竞争力强，受影响更小一些。三，由于固定资本投资周期延长，投资并未同步同幅下降。1873年至1878年间，纱绽总数仍在继续增加，炼铁炉数量也有所增加。铸钢和煤炭业投资也在继续。
但是，危机期间的投资扩张只能意味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过剩，从而意味着更大规模危机的来临。1878年10月，负债1200万英镑的格拉斯哥银行倒闭，继之，负债500万英镑的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宣告破产。于是，英国经济落入了更深的萧条。1879年，英国铸钢生产能力为300万吨，实际产量只有100万吨。每吨苏格兰生铁的价格从1872年的102先令降至47先令。纺织工业也在劫难逃。1878年秋，兰开夏20%的纱绽和织机停工，60%只能部分开工。
和以往一样，危机都促成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加速先进技术的开发和采用，提高生产集中或垄断程度。只是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物价下跌幅度大，走向垄断的过程更加自觉。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第十三次经济危机（1882年—1883年）
1878年到1879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并没有以往一样波及到美国和德国。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而美国、德国则日益强盛。
为什么出现这一转折呢？1873年美、德陷入危机后，两国政府都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水平。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关税即已达47%。战争结束后，主张贸易保护的北方工业集团取得胜利，而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农业集团失败，美国关税进一步提高。1873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继续实施高关税政策，特别是加强了对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保护。与此同时，垄断组织广泛出现，成为非国家的贸易保护力量。在高关税和其他措施的保护下，美国强劲的国内需求成为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工业部门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到1878年英国危机加深时，英国制品对美国倾销能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1873年危机也使德国决定性地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的残余。由于外国农产品的倾销使容克地主的收入下降，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第一次在提高关税上达成一致意见。德国钢铁工业家为抵制英国钢铁制品进入，联合各行业企业主，成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要求提高关税。俾斯麦也积极推动，他希望用高关税来增加税收，增强帝国财政和军事力量。这样，高关税就成为德国上下一致的利益所在。
美、德两国先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世界潮流，除英国外，其他各国都纷纷转向。此后，美、德等各国竞争力不断增强，其国内市场越来越多地为本国工业所占领，英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明显缩小，甚至英国的国内市场都开始受到美、德商品的入侵。这是一股决定英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大潮。从根本上说，这股潮流得以形成，是因为英国的国际统治经验还不够丰富，没有将它的世界经济优势转变成世界政治优势，没有花大力气在各国国内扶植自由贸易派，打击贸易保护派，从而无法决定或至少影响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内政治。一百多年以后，美国就比较善于将经济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了。历史是相信强权的，只有在政治上统治了各国，经济上的优势才能有保障。
贸易保护主义另一个后果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下降了。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时，另一个国家可能还在继续高涨。而一个国家已经开始复苏时，另一个国家却可能深陷萧条。在程度上也有了新的特点。以往，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投机。英国竞争力强，可以转嫁危机，受危机影响较浅，其他国家则常常比英国更严重。金融投机强的，受危机影响深。此后，贸易保护程度对危机程度也有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活动总量据世界首位，美国的经济周期对其他各国的影响更大一些，换句话说，从1873年危机以后，美国危机的起迄通常主导着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繁荣。
除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外，带动美国走出1873年的危机的，是铁路建设的又一个高潮。危机挤破了泡沫，降低了建设费用，提高了技术水平，这样，向辽阔的中西部和远西部进军的铁路又可以重新开工了。从1879年到1883年，美国共建成铁路近5.3万公里，约占同期世界铁路建筑量的50%，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则增加了一倍，钢铁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始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美国钢铁工业仍不能满足铁路建设的需求，仍然需要大量进口英国钢铁，甚至开始进口一部分德国钢铁。于是，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龙头。
1882年，美国铁路建设退潮，引发世界经济史上的第十三次经济危机。这期间美国建造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铁路。平行铁路恶性竞争，竞相削减运费，使铁路经营入不敷出，银行及投资者纷纷抛售铁路股票和债券。1883年伦敦市场上美国的铁路股票价格跌至面值以下。铁路投资骤然萎缩。1882年至1883年，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即下降65%。煤炭产量下降7.5%，生铁产量下降12.5%，棉花消费量减少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出口减少13.4%，进口减少22%。从1882年到1886年，批发物价指数下降24.1%。萧条持续了四年之久。萧条期间，美国的托拉斯大规模发展，遍及铁路、石油、食糖、肉类加工、煤、酒等产业，市场价格逐渐止跌回稳。这一方面促使公众反托拉斯运动的形成，另一方面却减轻了危机的深度，并为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提供了经济空间。
英国经济早在1882年就开始下降，美国铁路退潮后，危机加深了。危机期间，钢产量第一次下降，达15.9%，棉花消费量缩减了19.7%，造船业下降最严重，达62.8%。1882年失业率为2.3%，1884年增至8.1%，1886年更达10.2%。
法国的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1882年，联合总银行，里昂和罗尔银行倒闭，震惊全国。同年企业倒闭达7000多起。从1884年到1886年，破产企业数和失业人数都进一步增长。从1882年到1885年，进出口连续几年下降，出口共下降13.6%，进口共下降15.2%。煤、铁的产量，棉花的消费量都大幅度下降了。
德国的情况稍好。由于贸易保护和国内工业卡特尔化，德国工业的竞争没有出现大规模投机浪潮，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影响小。只有对美国出口的钢铁和机器下降幅度较大。
第十四次经济危机（1890年-1893年）
1886年以后，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从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是上次高潮的近一倍。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7.5万公里，比上次高潮多一半。这一时期还开始了电气革命，电灯、电话、电车、电动机等不断问世，形成一个又一个新产业。但这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
在铁路建设和电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兴建了大批煤井、铸钢厂、炼铁炉，仅新建成的煤矿生产能力即达6000-7000万吨。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已经向全国400多家电车公司供应设备。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移民入境和新土地开拓，使美国的国内市场猛烈扩大。在欧洲，德国工业建设规模跃居第一位，钢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新增采煤能力1800-2000万吨。英国也在发展，铸钢工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半倍，采煤能力也继续增长。法国仍然是以轻纺织工业发展为主，从1882年到1892年，纺织工业设备的增长速度仍比采掘、冶金工业中的快，与美国和德国的情形恰成对照。总的来看，法国的发展远远地落在德国后面。
但是，德国也最先爆发危机。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暴跌，此后股价连续下降两年多。从1890年到1891年，破产事件约1.5万起，铁路建筑规模缩减了60%。适逢农业歉收，危机更加严重。
美国的危机比较曲折，但却更为严重和漫长。1890年，美国即发生金融危机。1891年上半年，生铁、钢、铁轨和机车，以及轻工业的生产都下降了，但下半年又迅速好转。1890年再次陷入危机。从1893年1月到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价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1.5万起。1894年，94条铁路被拍卖，资本总额达11亿美元。在危机中，钢产量下降了18%，生铁产量减少了，铁轨和机车产量分别下降了47%和70%。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指数下降44%，纺织品价格指数下降了26%。萧条一直到1895年，美国经济才进入复苏阶段。
英国的危机也始于1890年，采煤量下降11%，生铁和钢产量分别下降19%和18%，船舶吨位减少32%，出口缩减18%，进口减少8%。
1890年开始，危机也降临到法国各工业部门。但在采矿冶金部门，直到1893年才明显表现出危机。危机期间，铁轨和船舶生产分别下降34%和37%，棉花消费量减少23%，出口下降了18%。
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法国终于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潮流。1892年法国制定了《梅利奈税则》，大大提高了进口工业品关税率。物极必反，法国在吃尽了自由贸易的苦头后，所实施的保护政策是全欧洲最严厉的。
第十五次世界经济危机（1900年-1903年）
德国经济于1893年开始复苏，美国1895年，英国比美国还晚一些。这一轮高涨是钢带动的。短短几年间，世界的煤产量增加65%，生铁产量增加70%，而钢产量增加将近两倍。大部分铁都被炼成了钢。美国1890年的钢产量为1427.7万吨，1900年达到1018.8万吨。由于提炼技术不断进步，钢轨的价格从1873年的每吨120美元，降到1898年的17美元。而美国最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还依然利润丰厚，每年达2000万美元之巨。钢材价格的不断下降，使一切钢制品，如机器、工具、铁轨、桥梁、机车、轮船等的需求都迅速扩张，从而带动了新一轮经济繁荣。
但是，危机还是不邀而至了，这次危机是从俄罗斯开始的。1892年至1893年起，俄国出现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可观的一次高涨。从1890年到1900年，俄国铺设了22600公里的铁路。顿巴斯的煤、巴库的石油、南方的冶金业都有长足的进展。到90年代末，俄国的生铁和钢产量已超过法国而居世界第四位，铁路线的长度仅次于美国。但是，俄国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资本和进口机器、铁轨进行的。1890年，外国资本在全部股份资本中约占25%，到1900年则占40%以上。主要投资者依次为法国、比利时、德国。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是俄国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时，就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因此，这一轮高涨既是俄罗斯大规模开发的开始，也是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殖民地化。迅速而持续的扩张自然引来狂热投机，滥设企业，虚估前景，股票和债券高溢价发行。结果，1899年夏天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俄罗斯，随之工业生产陷入危机。
在俄罗斯有大量投资并向俄罗斯大量出口的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最先跟进，英国尾随其后。美国的危机发生得较晚，比较曲折，但程度却最严重。1900年生产已经开始下降，市场信心开始失稳，1901年5月，纽约股市暴跌。但很快又上涨。1901年和1902年，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还在继续，生铁、钢和煤的产量都有所增长，直到1903年，美国才爆发全面危机，并转入萧条。危机期间，美国的生铁产量下降8.4%，钢产量下降7.3%。1904年铁路修筑量比1902年减少36.4%，机车产量缩减33.2%。1904年失业率高达10.1%，工资降低10%-20%。在失业增长和名义工资降低的情况下，房租等生活费用却反而出现上涨。这是垄断组织哄抬物价的结果。最终，工人的购买力进一步缩小，危机也就更加延长了。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展示了英国和德国的竞争地位的消长。由于德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先进程度、生产集中程度都高于英国，而且采取鼓励输出、限制输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钢铁大量出口英国，并占领英国的海外市场。1900年到1902年，德国黑色金属的净出口增长3.5倍，从1900年的净出口71.5万吨，增长到1902年的320.9万吨。与此同时，英国黑色金融进口额在1900年到1904年期间增加了62%。这就使德国能够尽早摆脱危机，而英国的危机则被延长了。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崛起，面对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动摇了。英国内阁以张伯伦为首的集团开始主张恢复保护关税，取消自由贸易，代之以“帝国国内特惠关税”。这一主张得到了重工业的大资本家们的拥护。但是，由于英国鼓吹自由贸易日久，以欺人始，以自欺终，这一有利于英国长远利益的主张并未成为新政策。
日本在1900年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第十六次世界经济危机（1907年-1908年）
1905年，美国最后一个摆脱危机并迅速转入高涨。这一次高涨不仅时间短，而且强度弱，但投机程度却很高。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崛起，如电力、汽车、化学等。从1902年到1907年，美国的发电量从48亿度增至106亿度，增长了1倍多。1900年至1907年间，世界汽车产量由7000辆增至8.4万辆。在德国，化学工业的从业人数从1900年的15.3万人增至20.8万人。法国的汽车工业格外引人注目，1907年，法国已经生产了5.5万辆汽车，超过美国的4.4万辆。但是，带动这一轮高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铁路和重工业建设。1905年至1907年，美国建成了25000公里铁路，使用了860万吨钢轨，生产了2万台蒸汽机车和69万节车厢。
有这许多新兴工业的崛起，这一轮高涨本来可以指望持续时期比较长。但是，创业投机猖獗，使这一轮高涨暴起暴落。在美国，这一时期大量个人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发行掺水股票，从中牟取暴利。大量欧洲资本通过提供短期信贷来资助创业投机，1906年，吸金融投机吸引到美国的资本总额达5亿美元，美国信贷机构投入的资金约为3亿美元。这段时期，英国新设企业2.24万家，德国新设企业的资本额达15.54亿马克。美国和德国的投机活动最为强烈，而英法的资金则被卷入其中。在英国和法国，70%-75%的有价证券是外国债券。因此，美国与德国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这一轮高涨的新建生产能力大部分都是在1906年到1907年建成投产的，由此带动原材料价格的飞涨。1907年铁的最低价比1901到1905年间的最低价上涨了39.2%，铜价上涨了一倍，铅价上涨了92%。
如此高的价格是很难被有限的需求接受的，于是泡沫破灭的时机又成熟了。1907年到1908年，美国破产的信贷机构超过300个，负债达3.56亿美元，大多数银行则停止支付现金。30多家铁路公司倒闭，他们拥有股票和债券6.1亿美元，铁路长度1.3万公里。还有2.74万家工商企业登记破产，共负债4.2亿美元。在美国，这次危机引起的生产下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以月度数字计算，钢产量下降近60%，生铁38%，机车69%，货车车厢75%，新建铁路量46%。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
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英国首当其冲，危机深度仅次于美国。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减少20%，生铁产量下降11%，钢产量下降19%，新建船舶吨位减少48%，棉花消费量下降14%。从1906年到1909年，生铁价格下跌25%。
危机在德国也十分严重。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20%以上，钢产量下降13.1%，已竣工商船吨位减少三分之一，建设业损失最惨重，业务量缩减36%，与此相应，水泥等建材工业产量下降近一半。轻工业损失也不小。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减少18%，棉布价格下跌2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但由于该行业垄断程度高，黑色金属的价格竟提高了14%。
1907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6.5%。其中丝纺工业危机最严重，丝织品出口减少了24%。危机不但使工人生活恶化，甚至教师与国家公务人员的生活都受影响，工会活动活跃起来。1909年，巴黎邮电职工大罢工，一时电讯中断。
这次危机以后，德国工业实力已经明显超过英国。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机器制造业发展迅速，电气、化学等工业成为德国的骄傲。造船工业在1896年以前还不具规模，1899年至1913年间，每年平均造船30.5万吨。到1913年，德国轮船总吨位达到510万吨。德国海军实力已经接近英国。虽然如此，英国还拥有重大优势：庞大的殖民地，巨大的商船队，数额巨大的资本输出。德国认为，其实力与海外殖民地规模很不相称，而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显重要。于是，从经济战争转向军事战争的时机渐渐成熟了。
1909年起，美国、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并很快进入高涨阶段，德国到1912年才走向高涨，英国则更晚。然而，这一轮经济高涨的主要动力却是军备竞赛。1913年，新一轮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但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转入战时计划经济，危机遂告消失。
第十七次世界经济危机（即大萧条，1929年-19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繁荣。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经济停滞，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相反，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种极不平衡的繁荣终于以一场大萧条告终。
从技术上看，一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学、电气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三倍，达到平均每六人一辆汽车的水平，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炼油业发展迅速，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亿桶。汽车轮胎的需要推动了橡胶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船舶市场主要为英国和德国所占领。制鞋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产量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农业也长期萧条。一方面欧洲各国保护本国农业，建立保护关税，另一方面靠廉价劳动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1929年美国出口小麦价值仅为1919年的1/3，肉类仅为1/9（1919年小麦出口值为10亿美元，肉类出口值为7亿美元）。然而，农业萧条却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农场主人数减少了50万，农场规模迅速扩大。1930年，全国600万个农场中300万小农场仅生产了11%的农作物。此外，煤炭工业受到石油工业的替代，铁路运输受到汽车运输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铁路运输业的就业人数从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
但是，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和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德国巨额外债。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法国的情况特别好。法国得到了德国81。51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又收复了煤钢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对萨尔产煤区15年的代管权，并夺取了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叙利亚、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统治权，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使法国工业和农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与美、英两国相比，法国重工业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生铁产量从1919年的133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1036万吨，钢产量从1919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972万吨。汽车、电力、化学等新兴工业发展更快，汽车产量从1920年的4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25万辆。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法国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用低定价的法朗打开国外市场，法国出口猛增，至1923年时，已超过进口5倍之多，进出口总额则从1918年的270亿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亿法郎。巨额贸易顺差加上投资利润回流，黄金大量流入法国。1928年以后，法国拥有的黄金仅次于美国。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时的8%。
意大利也不错。1925年的工业生产是1922年的157%。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都进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法国，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时，意大利的汽车年产量才达到5.4万辆。
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
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在短短三年投资热潮后，从1927年起，德国工业危机已经开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债务和赔款偿付，德国国内市场狭小，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必须在高速出口增长中实现。然而，美、英、法等国既要德国的赔款，又拒绝进口德国的工业品，使德国的巨额投资利润无法实现。1929年3月，英国裴熹爵士在全国贸易会议发发出警告说：“我们正遭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威胁。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以致债务国无法还债，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机。我们现已无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溃。那些贷款国家的钱收不回来。”
这场危机果然爆发了。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从那时起至1932年，纽约股票价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证券贬值总计840亿美元。纽约股市跌暴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1930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美国是债务繁荣的受益者，也是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应该承认，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与德国相比，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也转入战时计划经济轨道，美国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
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总的来看，危机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调整了各国经济的相对地位。英、德、日等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及时正确，其国际市场份额提高；美、法两国的应对措施则显得迟缓、乏力，国际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美国的损失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于1913年时的36%。美国所拥有的巨额战债化为乌有，外国投资大量抽回，1938年，美国国外投资存量减少为115亿美元，比1929年减少三分之一。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也急剧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国的进口份额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国则依靠其广大的殖民地夺回了世界贸易总额的首席位置。英联邦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德国也在其统治区及殖民地（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实施贸易封锁。在亚洲市场上，美国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日本和德国。美国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重新夺回失去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再度称雄世界的。
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57年-1958年）
二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战争期间，美国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其生产能力反而有了巨大增长。从1939年到1942年，美国工业生产即增加近一倍，1945年又比1940年增加116%。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4.6%，出口贸易占23.9%，还集中了世界3/4的黄金。不仅如此，美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明显。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西德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美国以盟国的保护伞自居，军费长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其一是，危机期间物价上涨，即所谓“滞胀”。形成滞胀的原因很多。从微观机制上看，二战以后，工会力量普遍增强，形成所谓名义工资的增长刚性，而雇主对付工资增长的办法便是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形成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石油涨价也可归于这一大趋势，但情况更复杂一些。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由于石油生产国相互竞争，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而相应的工业品却不断涨价。石油生产国之间加强团结后，就相当于工人加强了团结，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导致物价上涨。从宏观上看，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各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用财政和货币手段扩大需求，需求拉动型的涨价成为通货膨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汇率贬值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从而使通货膨胀带有主动的战略意义。因此，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期现象，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但是，与二战前相同的是，国内国际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尤其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过多投资追逐过狭市场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世界经济危机还是会不断降临，只是危机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破产、开工率下降、投资下降、库存增加，而较少地表现为价格下降。
另一个新特点是危机的同步性下降，即使是同步性危机，其严重程度也相差较大。其原因在于，各国经济竞争力距离较大，各国干预经济的程度增强，因此各国经济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例如，从1950年到1966年，美国发生过1953年到1954年危机，1957年到1958年危机，1960年到1961年危机，而此期间西德经济却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危机，只是每次美国危机时西德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下降。1966年到1967年，西德经济发生危机，但美国此时却正经历着二战后的一次长期繁荣。但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各国竞争力差距再度接近，各国间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危机的同步性又显著增强。继1973年到1975年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各国都经历了一段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接着就是1979到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失业率都上升到空前水平，然后是1990年到199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无一例外深陷其中。九十年代后，美国经济表现异常，在欧洲和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波低通胀高增长的所谓“新经济”，其实是巨大的泡沫经济，似乎各国危机的同步性又被打破了。但紧接着就是自2000年3月开始的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带动欧洲、日本经济进一步衰落。
1957年-19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二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发生的。问题在于，良性循环中各方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衰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逆差，英镑危机频繁；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至1958年时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黄金外流。
危机以前，各发达国家都出现投资高涨，其中以日、德为最。从1955年到1957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10%，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美国的工资和汇率较高，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的投资最容易出现过剩。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13.5%，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这两个部门正是日本和西德发展最迅速的部门），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到7.5%，是危机前的一倍。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并未导致物价下跌，相反，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2%。因此，危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相反，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1958年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14.3%，贸易顺差从1957年的65.1亿美元减少到35.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国际收支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逆差。这样，美国的危机持续时间延长了。
危机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各国。由于日本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日本的危机深度和持续时间仅次于美国。日本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批发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忽略加拿大，因加拿大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强国）紧随其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而西德的危机持续时间却只有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仅为1.4%。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震中和首发地，但是美国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足以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不能最先摆脱危机。相反，西德经济却具备了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成为摆脱危机的领头羊。
美国仍然用财政和货币两手对付危机。财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36.5亿美元），增加军费（58亿美元），从而使1958年1959年国债总额增加142亿美元。在滞胀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提高利率，则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危机会加深；反之，则通货膨胀会加剧。无论如何，美国于1959年2月工业生产指数超过危机前最高点，进入周期性高涨阶段。但高涨仅持续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机中。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48.2%，汽车产量下降43.3%，建筑业下降33.6%。失业率最高上升到7.1%，全失业人数达500多万，半失业人数400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有较大下降。危机期间，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危机随后即影响了英国、西德、日本等各国，但除英国外，程度都比较轻，因此这次危机没有被认为是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
二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1973年到1975年）
从1961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8年的繁荣期。危机使美国工业的工资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带动军费支出猛增，国内需求不断膨胀，更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是美国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企业现代化投资占全部厂房设备投资的60%-70%，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高达3.4%。这一繁荣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61年到1965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增长迅速，物价比较稳定。此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至1966年下半年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就国际经济而言，1965年上半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1966年至1967年西德爆发经济危机，增加了美国进出口的压力。只是由于侵越战争升级，军费开支猛增，才阻止了一场危机的到来。代价是累计财政赤字高达604.5亿美元，再加上信贷扩张，为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同时，美国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到1968年时已不到10亿美元，国际收支则连年巨额逆差。1969年至1970年，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新一轮危机。危机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止，工业生产下降8.1%，其中设备和耐用品制造业面临日本和西德的激烈竞争，降幅最大，分别达17.4%和15.6%。失业率上升为6.1%，而且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1972年经济进入新的高涨阶段后，失业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此次危机还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美元危机频仍。1970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猛增，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急剧减少。
但是，这次危机对西德和日本的影响仍然较小，虽然德、日两国生产亦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由于德、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加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美元贬值、减税、扩大政府支出、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美国的危机亦得以摆脱，从1972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又进入周期性高涨。
这次高涨持续了23个月。由于美元贬值，美、日、德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化。为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除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外，各国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向海外迁移，世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因此，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加速到来。终于，1973年12月，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
触发这场危机的是石油涨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售价从每桶2.48美元上涨至11.65美元。在一个需求螺旋萎缩的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涨使需求萎缩突然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了。
在美国，危机从1973年12月持续到1975年5月，GNP下降了5.7%，工业生产下降了15.1%，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打击尤为严重。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23.6%，企业的设备投资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战后的空前纪录。失业率高达9.1%，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达41.9%。而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1.4%，1975年上涨11%。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在1973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又在1975年春或夏走出危机。
日本受危机的打击更严重。因为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石油价格暴涨后，不但国内需求萎缩，而且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20.6%，超过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数创战后最高记录，达11738家，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1.3万家，刷新了记录。这一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在这一轮倒闭风潮中倒下，如阪本纺织公司，东京钟表公司，“兴人”公司等。其中仅“兴人”公司一家即负债2100亿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高达112万，也创战后最高记录。
英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粗钢产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小汽车产量下降了12%。大批企业倒闭，565的企业开工不足。危机中最高失业月份的失业人数达125万。企业纯利率从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1975年的3.6%。英国股市崩溃，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跌落了76.2%。由于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危机期间贸易逆差上升到123亿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产下降的同时，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却高达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批发物价指数更高，1974年达48.9%。
西德的工业生产下降10.9%，首次达到两位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6%，失业人数增至119.4万，失业率从1972年的1.1%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4.7%。但总的来看，西德受影响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国轻。
为摆脱危机，美国的对策是赤字财政。1975年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而且此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西德三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27.8亿马克增至585.5亿马克，而1966年到1967年危机时财政赤字最多仅为70亿马克。英国着重控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1976年的16.5%下降到1978年的8.3%，而代价则是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应对措施看来最得力。在萧条期间，日本企业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生产能力数量扩大的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1965年占57.5%，1971年为49%，1975年下降为24.3%，1978年更降为15.3%。经过技术改造，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费下降27.8%，金融费节约27%，库存费用节省8.9%，营业所和工厂关闭节减费用9.5%，其他费用23.9%。以钢铁工业为例，连铸比从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0.35-0.4之间，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0.76。这样，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同时又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顺利渡过1980年-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年-1982年）
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从1977年1月到1980年1月为高涨阶段，但37个月时间里工业生产仅增长15.4%，折合年均约4.8%，比以往各次高涨都低。英国则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连德国、日本经济都落入滞胀，无法自拔。
然而，旧账未清，新账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各主要工业国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危机程度超过上一次。在美国，危机历时三年左右，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13.77美元涨到37.29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触发了经济危机。公司纳税后利润在1982年仅为556亿美元，比1979年下降43%。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相当于1933年的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10.8%，刷新上一次的记录。危机期间，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4%。对外贸易逆差也创下364亿美元的新记录，出口值从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
英国于1979年7月陷入危机，于1981年5月达到最低点。工矿业生产指数降幅为12.1%，刷新上一次危机的记录。其中纺织、冶金、和建筑业下降最大，1981年第二季度与197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9.3%，29%和18.6%。如果不是北海油田的开发，1980年英国工业生产还要下降8.2%，GDP还要下降3%。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猛增。1980年8月失业率达8.3%，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仅次于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国同样的是，物价上涨率达两位数，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3%，18%，11.9%，只是由于撒切尔政府采取以抑制通货膨胀优先的政策，1982年通货膨胀率才降到8。6%。其代价是经济进一步衰退，1979年，1980年，1981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8%，-2。4%，-2。4%。
由于西德马克不断升值，工资成本提高迅速，国际竞争力下降较快，西德的危机更严重。从1980年3月到1982年12月，西德的危机持续了34个月，时间之长远在其他各国之上。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11.7%，固定资本投资下降25.4%，失业率从3.7%上升至8.6%，失业人数从81.8万猛增到203.2万，同时，则是物价年平均上涨率高达35%。为了应对危机，三年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574亿、761亿和700亿马克，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赤字，1980年时逆差高达286亿马克。
日本受危机的影响最轻。危机持续时间最短，没有出现连续6个月的生产下降，而且生产下降幅度很小.以年率计算，1980年，1981年，1982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工矿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7%，0.95%，0.35%。同时，物价上涨幅度比其他国家小。只所以如此，是由于日本企业将上一次危机变成了技术更新的强大动力，重新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结束后，日本节能型的家电、汽车涌向世界各国，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二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1990年到1991年）
在1980年-1982年的危机中，面对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困境，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英两国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而置失业和生产下降于一旁，结果危机迁延反复，变得更加深重。里根政府的对策是借失业削减福利，削减工人工资，强硬打击罢工，同时削减税收，给企业以各种税收优惠，刺激企业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在理论上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同时，实践上大规模增加军费，增加国内需求。这两手相配合，终于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底摆脱危机，进入自70年代以来少有的持续高涨阶段。1983年到1989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达3.2%。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失业率降到5.3%，通货膨胀率降到3.5%-4.0%之间。
这在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就。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里根政府的经济反革命政策作用下，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降至低于西欧主要工业国的水平，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竞争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里根赶上了石油和初级产品降价的好时代。石油价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考虑到七十年代以来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与涨价相反，降价扩大了市场需求，并且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仅有这两条还不足以维持长达8年的繁荣。里根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达13382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672亿美元，是70年代财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间，不仅政府债台高筑，个人通过分期付款和信用卡贷款方式积累的债务也急剧增长，而且股票价格在1980年到1989年间上涨了181%，推动了个人需求的增长。
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却是一波三折。先是从1983年到1985年强劲扩张，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全世界惊呼日本的经济侵略。接着是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压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从1985年2月到1986年8月间，日元竟升值69%，到1988年又上升28%，这就使日本进口大增，出口停滞，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1986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0.2%。随后，日本经济被泡沫化，内需旺盛，大批豪华型服务项目、娱乐设施、高档轿车纷纷上马；企业大量投资，从1988，1989，1990三年的设备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4.8%，16.6%，12.4%，投资额超过美国同期的投资额；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狂涨，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755点，涨至1989年末的38915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从1986年的1000亿美元下降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但是，泡沫经济毕竟不能持久。1989年底起，泡沫开始破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
西德从1983年1月起开始经济回升，但增长乏力，曲折较大，失业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1983年1月失业率8.9%，到1985年10月，升至9.2%。1983年-1990年平均失业率高达7.3%。这一失业率高于日本（2.7%）和美国（6.7%），但低于同期英国（9.55%），法国（9.72%），意大利（10.65%）。当然，以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1983年到1990年间通货膨胀率仅为1.88%，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在失业的压力下，八十年代名义工资增加缓慢，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使得进出口连续保持顺差。
八十年代的繁荣极不平衡而且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以跨国公司为后盾的保守主义的经济势力主宰各国，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工人的福利和工资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相互竞争，初级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发达国家政府、企业、个人债务也越来越沉重，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唯一从中获益的是发达国家的各垄断财团和跨国公司。但是，到八十年代末期，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能力投资过度，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又降临了。
实际上，美国经济走向危机的历程应该从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算起，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1987年第四季度为最高点，接近7%，从1988年第一季度开始即逐季直线下滑，到1989年第二季度降到1.7%，第四季度降到接近零，到1990年变为负增长。这次危机从表现上看似乎比较温和，实际上其严重程度比上一次更甚。这次危机经历了历时约两年半的始发阶段，即1987年10月至1990年初，经历了为时三个季度的恶化阶段，又经历了历史约两年半的危机后期阶段，共历时五年又三个季度，呈现W+W型。直至1993年9月23日，美国财政部长小劳埃德·本森特在华盛顿就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一事向新闻界吹风时，仍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的“经济衰退”比做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滑出跑道”，并呼吁日本和西欧作出努力，“以避免发生连续第五年的全球经济萧条。”在危机的恶化阶段，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5.2%，1990年企业破产数达6万家，8月以后每周宣布破产公司达1500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也严重衰退。199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430033家，其中商业、服务业、运输和公用事业占56.6%。失业率于1992年6月达最高值7.8%，但直到1993年8-9月间，仍达6.7%，高于危机始发时的5.5%。
日本的情况更糟糕。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危机或萧条。从1990年到1992年8月，日经指数下跌了62%。1992年日本股票市值与土地市值共损失406.9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65.4万亿日元的87%。在泡沫高涨的年代里，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大量股票和房地产，并且还大量贷款给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者，形成丰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泡沫破灭后，资产转眼间成为负债，银行的不良债权大幅度上升，多家信用社和银行倒闭。其中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宇宙信用社的不良债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72%，消息传出，该信用社即发生挤兑风潮而倒闭。日本大藏省1995年6月公布，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40万亿日元，相当于全部放款额的6%。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泡沫破灭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其次是营业外亏损增多，第三是流动资金缺乏。因此，工业生产连续3年下降（降幅为11.8%），企业设备投资连续3年下降，企业经常利润连续4年下降。
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至0.5%，仍然不能奏效。从1993年起，财政出现赤字并且逐年加大，至1995年赤字占GDP的3.9%，经济情况也不见好转。但是，在萧条期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一直很高，每年约为1000多亿美元，出口数量逐年增多。同时，日本海外投资的利润回流也不断增加。1985年海外利润回流为24亿美元，1989年即增至163亿美元，1994年更增至410亿美元。回流的利润和贸易盈余缺乏投资出路，在日本银行低利率的逼迫下，纷纷投入美国证券市场，是促成美国九十年代股市狂涨的重要力量。在日元升值一倍，日本工资增长率远高于美国的情况下，日本产业仍然展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贸易盈余和利润回流下，日本经济仍不能摆脱萧条，说明日本此次萧条之严重。九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稍有回升即又跌落，东南亚金融风暴后，日本经济更加萎迷不振。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日本经济衰退之势加剧，日经指数跌破10000点大关，日本银行体系的坏账进一步增长，而日本政府却已经债台高筑，累计债务高达GDP的130%。现在还看不到日本经济回升的前景。
在美国陷入危机时，由于两德统一，西德正处于“统一景气”中。为接管东部地区，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每年投入1500亿马克，形成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89年的4.0%升到1990年的5.5%和1991年的4.9%，机器设备投资增长率1990年、1991年分别为13.2%和9.1%。但是，投资很快饱和，而国际市场却仍处在萧条之中，于是德国经济于1992年第二季度起陷入危机。危机是严重的，20个制造业除原油提炼外都出现负增长，且传统的优势行业遭受的影响尤其严重。其中，汽车业下降18.4%，机械制造业下降11.3%，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下降达1.8%（西部地区为2.4%）。失业率直线上升，1993年底西部为8.9%，东部为17.1%。这次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过西德前三次危机，除周期性因素外，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1992年，德国全年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519天，美、日分别是1857小时和2007小时。1994年，德国西部地区工人的小时工资为43.97马克，而其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仅为36.01马克，美国仅为27.97马克。此外，德国的社会保障费用已达工资总额的85%，占财政支出的1/3。这样，德国的直接和间接工资成本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由此付出的代价，一是即使在经济恢复增长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全德失业率分别高达9.6%、9.4%、9.3%、11.1%。二是进出口顺差缩小，国际竞争力削弱。三是财政赤字继续扩大，1996年债务总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2%。
由此可见，除美国以外，日本、德国及西欧主要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摆脱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而是陷入了长期萧条。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高度流动性，日本和西欧以及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萧条，反而促成了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意外的营养。
从1993年底起，美国经济摆脱危机，进入新的高涨期。
二战后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2000年--）
美国这一轮经济高涨可谓声势夺人，同时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三大目标，被称为“新经济”。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4.3%，失业率降至5%以下，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3%以下，财政赤字也逐年减少，1993年到1997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903亿美元，2594亿美元，2030亿美元，1638亿美元，1073亿美元，226亿美元，至克林顿任期末甚至出现结余。这种良好的局面出现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的确是一种“奇迹”。奇迹的背后另外一组数字，一是各类债务增长，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二是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高达约4500亿美元。三是股票市值高速膨胀，吸引大量境外游资、国内居民存款和各类基金进入股市，造成收入虚增，消费支出猛涨。
换言之，尽管这一轮新经济的繁荣有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作依托，因而似乎显得理由充分，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一轮股票和债务的投机性繁荣。世界各国赚了美国人的钱，又送回美国证券市场，供美国人消费和投资所用，而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或者不至于负增长。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
果然，随着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逐渐陷入了危机，并带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经济的衰退。这必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由于这场危机在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资料来源：
《危机时刻——200年来的经济大动荡》，林晨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史纲》，孙执中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7月；
《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张海涛，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7月；
《日本：又一次失败》，朱文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詹姆斯·托宾，何宝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世界经济史》（上、中、下），宋则行，樊亢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韩德强，成稿于2001年12月31日，发表于《财经研究》2002年第4期。
Real World Macro, Edited by Ellen Frank John Miller, Alejandro Reuss, and the Dollars and Sense Collective, Published by Dollars and Sense, Autum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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