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意义
韩德强
2008-12-10
时代不同，生活的意义不同。
过去，人们大多为光宗耀祖活着。光前裕后：追思先人，泽被后人；光耀祖先，富裕后人，这是一种生活意义。这种意义可以鼓励人有长远目光，不走歪门邪道的致富捷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为下一代人做榜样。乡亲们的目光，无论是嫉妒还是诅咒，无论是羡慕还是嘲笑，都成为生活意义的一部分。项羽为什么要衣锦还乡？因为他的生活意义存在于他的乡亲的目光中。至于说战争中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都是陌生人，都是项羽的生活意义之外的人。
可是，后来说光宗耀祖是封建、愚昧、落后。于是，家谱也不续了，宗族祠堂也拆了。计划生育一搞，“断子绝孙”了，更没必要光宗耀祖了。所以，光宗耀祖不再成为普通人的人生意义。
那么，为父母活着行不行？父母说，我们有自己的养老金，不用你管。只要你自己好就行。再说，根据现代法律，年满十八岁就是一个独立公民，与父母只有法律上的赡养关系。独立了，父母也不需要为孩子活着，孩子也不需要为父母活着。
那么，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活行不行？问题是，神圣的爱情已经让位于世俗的利益考虑。恋爱双方都自我中心，逐渐计较投入产出比。
那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行不行？国家说，年轻人一关心国事，国家反而不稳定。年轻人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选择，出国留学，还是下海经商，悉听尊便。
那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行不行？本来，这是新中国几代人的生活意义，但是，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个意义也很快消失了。
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为自己活着。可是，自己怎么活着都可以，怎么死也都可以。既然不对任何人、任何共同体承担责任，也就不被任何人、任何共同体所需要，活着和死了也就没有任何人关心，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勤快可以，懒惰也可以；可以积极生活，也可以消极避世。可以烟酒不沾，也可以吸毒贩毒。可以洁身自好，也可以卖淫嫖娼。可以自杀，也可以杀人。
这样，你彻底拥有了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彻底的形式自由。但是，这种形式自由也是让人极难以忍受的。所以，在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自由中，人们才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人为什么活着？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人生已经出了问题，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意义是将人生与社会连结起来的最重要的心理纽带，是人生的发动机、方向盘和灯塔。生活有了意义，就有了动力，有了方向。有了方向感，才有成就感，才有幸福感。
有的人可能会问，一个人有责任，不也就有了方向感，成就感，幸福感吗？是的。但是，意义比责任更高一层。意义不但能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分工，还能协调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责任与分工，教人既珍惜生，又能不怕死。责任相对明确，但意义却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使生活充满了情趣和浪漫想象。
想想春节回家的现象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大城市，回到农村去过年，说明了什么？说明农村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农村的父母亲戚、乡里乡亲，构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虽然祖坟没有了，虽然也要计划生育了，但是由千年以来由光宗耀祖、泽被乡里的文化所形成的习俗还在，人们依然在乎乡亲们的关心与蔑视，赞扬与批评，羡慕与嫉妒。这些都是自己的生活内容、生活意义。而在城市里打工的日子，就只是挣钱。
从根本上说，有社会共同体，生活就有意义。没有社会共同体，生活就没有意义。社会共同体相互承担责任，相互提供生活的意义。由自由市场、自由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所构成的一个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而是一个靠个人权利和国家法律所构造的一个自由交易平台。其中每一个人都不存在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而只有权利的相互博弈。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高于社会，这才是一个自由的健康的社会；凡是个人的权利要服从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就这样，自由主义将任何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都瓦解了，也就将任何人生的意义都瓦解了。
人生意义被瓦解了，个人获得了彻底的形式自由。一些人接受不了意义的失落，就去自杀，或去杀人。一些人走向虚无主义，纵欲狂欢。一些人肆无忌惮，物欲横流，巧取豪夺，成为成功者；还有更多的人是撇不下亲情、乡情、友情，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迷茫者。这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社会倒退？这究竟是社会文明了，还是社会野蛮了？
我的看法是，社会野蛮了，社会倒退了。进步的是技术。但正是这技术的巨大进步，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世界战争，以及人类毁灭的前景。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阿拉伯故事。故事说有一个渔夫，从海里捞里一个魔瓶，魔瓶上打着所罗门王的封条。渔夫不知轻重，将封条打开。魔瓶里释放出一屡轻烟，这轻烟很快变成一个“口像山洞，鼻像烟囱”的魔鬼，要吃掉渔夫。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故事寓意深远。人的贪欲就像是魔鬼，而那个不知轻重的渔夫就像是自由主义。本来，这贪欲是被基督教、天主教封在瓶子里的。后来，自由主义撕开宗教的封条，以自由之名释放出欲望这个魔鬼。这个魔鬼从一屡无害的轻烟（思潮）转化为有形力量，发明技术，征服自然，改天换地，带来繁荣的物质生活，同时，则使人类两极分化，痛苦不堪，走上毁灭的道路。在1789年的那场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叹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担忧：“自由啊，人类的毁灭将假汝之名而行！”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自由主义的致命诱惑呢？自由主义者特别擅长颠倒黑白，将上帝的东西归为恺撒，将恺撒的东西归为上帝：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贴上自由、光明、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标签，而将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贴上专制、黑暗、古代、落后、封建社会的标签。
人类社会说到底可以归纳为两种人际关系：竞争性人际关系和垄断性人际关系。
竞争性人际关系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买卖关系。买方和卖方相互不认识。开价高了，买方可以不要。还价低了，卖方可以不卖。货好了，卖主人品再坏，买家也能踏破门槛；货不好，卖主人品再好，顾客也门可罗雀。双方身份平等，各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却能通过自由交易达成合作。双方关系相互陌生，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没有情，也没有仇。因此，双方关系是临时的、简单的、公开的、透明的、规范的。虽然买卖双方本质上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本质上相互封锁信息、相互欺诈，本质上弱肉强食，但是在现象上却很有吸引力。于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以为找到了人际关系模式的至宝，以为可以将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转化成临时的、简单的、公开的、透明、规范的人际关系，这样，就可以“相忘于江湖”。
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际关系客观上相互垄断，相互不可替代。例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政府或企业中的高层上下级关系等。一旦其中一方，例如父亲发现儿子在外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能不要儿子吗？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能轻易离婚吗？一个掌握重要业务的高级经理泄露部分公司机密，能轻易辞退吗？在上述种种情形中，另一方一定会火冒三丈，要责骂，甚至要动手打人。经过责骂，经过忆苦思甜，经过启发教育，出问题的一方答应改过自新，双方关系可能重归旧好。如果说，竞争性人际关系的双方自利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问题，那么垄断性人际关系的双方就必须时刻想着对方，必须利他。
利他主义是处理垄断性人际关系的唯一行为准则。但是，往往其中一方更能体谅，更能团结，更能感化或教育对方，更懂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更懂得大义，这一方就会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双方关系逐渐深化，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相互产生默契，越来越融为一体。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深层次都是形成了良好的垄断性人际关系。什么叫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人际关系就是“相濡以沫”，就不好。因为这种人际关系长期、复杂、深邃、难以公开、难以透明、难以规范、难以标准化、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其中一方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另一方就惨了。
自由主义者要求公开、透明、规范的人际关系也颇有道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弱者。但是，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社会中，弱者并不需要用公开、透明、规范的契约来保护自己，而是诉诸舆论，诉诸道义，对背信弃义的强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秦香莲就是这种做的，陈世美至今翻不了身。相反，一旦将秦香莲与陈世美的关系转化成公开、透明、规范的市场买卖关系，陈世美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签订一个AA制的婚姻契约，随时可以抛弃秦香莲。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弱者的，绝不是法律、契约，而是活在每个人头脑中的道德，是一个生活意义系统。一旦把道德废除，把舆论约束弱化，强者完全可以利用公开、透明、规范的契约欺压、剥削、掠夺弱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由主义解构了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的各种生活意义，而将“自由”二字写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确立了“自由”的专制，确立了“弱肉强食”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野蛮的、无耻的、纵欲的、毁灭性的社会——现代社会，就穿上自由主义者缝制的“文明”外衣行销到了全世界。这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超级巨大的皇帝新衣啊！
人类要摆脱这个野蛮的、无耻的动物世界的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唤醒人心深处的良知，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崇高、追求崇高、体验崇高、实践崇高、享受崇高”，体验幸福，找回做人的尊严和自豪，联合起来与野蛮、与无耻作斗争。
人类的历史有进步，有倒退。每当善良、崇高的仁人志士大批出现时，历史就进步了，人民就福了；每当邪恶、堕落成为社会风气时，历史就倒退了，人民就危险了。人类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能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一部善恶斗争的历史。唯独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相信“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相信“看不看的手”，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善恶是非黑白。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建人类社会共同体，重建人生意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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