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韩德强

2009年5月4日

      在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多年追涨后，美国房市终于崩溃。在房价一路追高的过程中，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房利美、房地美等企业认准了房价高涨趋势，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购房者贷款，促使购房需求进一步增长，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这就是一种正反馈机制，繁荣导致更加繁荣，直至某一天系统资源不足而崩溃。

      认识经济、社会、技术各系统中存在的种种正反馈机制，才能真正认识自由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和破坏力，才能真正懂得市场经济，也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07年9月20日，应《经济学家茶座》邀请，我写了如下《想象正反馈经济学》，加上小标题后，作为本文的一、二部分。

      一、正反馈现象种种

      我在八十年代读到的书都是说，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但是，近来的科学研究表明，由于气候变暖导致北极地区的冻土层融解，冻土层中将释放出大约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接近目前大气层中的7300亿吨二氧化碳。气候越暖，冻土带融解速度越快，二氧化碳排放越多，气候越暖。如此，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未来气候变暖不断加速。

      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是我们的日常用语，换成系统论语言则是恶性正反馈或良性正反馈。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或变量又反馈回系统的输入端，增强输入信号或变量，则该系统是一个正反馈系统。如果削弱输入信号或变量，则该系统是一个负反馈系统。纯粹的正反馈系统越来越远离平衡，如股票市场的追涨杀跌，或者如原子弹的链式反应，或者如癌细胞的裂变，最终必然导致系统的崩溃、爆炸或死亡。因此，正反馈系统是一种不稳定的系统。负反馈系统则每时每刻都指向平衡点，如钟摆和地球系统，弹簧和固定物系统，太阳与行星系统，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热系统等。

      显然，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以太阳与行星系统为参照系，设想自发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负反馈的自动均衡系统，后来被论证为一般均衡模型。但是，经济生活真的是一个自动均衡系统吗？或者说，自动均衡模型真的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型吗？

      这要取决于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正反馈系统，以及正反馈系统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以下几类重要的正反馈经济现象：

      规模经济。企业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越低，利润越丰厚。由此，可以进一步扩大投资，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形成正反馈。这实际上否定了一般均衡模型的重要假设——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减，而意味着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增。

      范围经济。企业生产的品种越多，不同品种单位产品分摊的采购、生产、运输、广告、销售渠道建设越低，利润越高。由此，可以进一步扩大投资，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形成正反馈。

      品牌效应的形成。品牌效益需要长时间积累才能形成。企业发展之初，技术粗糙，质量不稳定，人才缺乏，消费者不接受，亏损累累。但如果能够承受初期的亏损，则慢慢企业稳定下来了，人才积累起来了，消费群体扩大了，质量提高了，企业从亏损转入盈利了。扭亏为盈后，经营心态稳定了，思路开阔了，越有条件吸引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消费群体进一步扩大，口碑逐渐形成。如此，则利润逐渐增加。有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则可以提高研发经费，改造生产设备，改善员工生活，大企业的形象日益丰满，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以更低的代价吸引各种资本。这样，逐渐就能够在市场上打造品牌效应，排挤竞争对手，形成垄断地位。

      股票市场上的追涨杀跌现象。中国股市正在追涨过程中，由于股民预期牛市还没有结束，逢高惜售，逢低进仓，多高的股价都有人买，买了就赚钱，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股市抢购股票，从而进一步推动股市上涨，股价越来越远离股息，直至某一天崩溃。

      外汇市场交易量增长。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为了避免汇率风险，纷纷购买外汇期货以保值增值，买卖外汇和外汇期货的玩家越多，外汇的波动幅度越大，波动幅度越大，主动和被迫进入外汇市场的玩家越多，交易越频繁。三十多年前，外汇交易中的80%是为了贸易和投资，至今，每天外汇交易中只有不到1%的交易量与实际的贸易和投资有关。世界经济逐渐从一个实体经济，变成了“虚拟经济”，从实干经济，变成了“投机赌博新经济”。

      经济周期。例如刚刚过去的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计算机、通讯、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前景乐观，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由于大量资本进入，形成投资高潮，设备、技术和人才都供不应求，利润高涨。由此，进一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形成一个正反馈。但是，供给正反馈迅速远远超过了需求正反馈的速度，结果，正反馈崩溃，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经济从繁荣的顶点跌下萧条的谷底。几乎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正反馈逐渐起动，加速，狂欢，崩溃的过程。

城市规模爆炸。城市发展超过某个临界点，交通方便，医院、大学等生活条件良好，产业群形成，各种门类的高技能人才集中，高收入顾客多，将吸引各种资源进入城市。有了更多的资源，城市可以进一步发展交通、通讯，提高收入，扩大居住区域，提高房价，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源。如果不加行政控制，北京市的人口恐怕早就超过了墨西哥市。

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弱者由于不得不寻找下一顿饭钱，所以，无法选择，撞上什么活干什么活，无论强度多大，工价多低，没有经验可供积累，都得干。如此下去，体力不断透支，越干能力越差。强者积蓄充足，可以长时期寻找高利润的机会，积累知识和经验，轻轻松松赚大钱。如此，知识、经验、技术、人际关系、市场感觉越来越丰富，财富挡不住地滚滚而来。强者愈强，对于强者而言，这是一个良性正反馈。弱者愈弱，对于弱者而言，这是一个恶性正反馈。但两者都是正反馈。当然，这两种正反馈也都会崩溃。当弱者开始搞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时，抢劫、杀人、放火、偷盗，则强者愈强的正反馈就到崩溃的时候了。当强者被迫或自愿通过二次分配，将部分财富转移支付给弱者时，弱者愈弱的正反馈就到崩溃时候了。

      可见，市场经济中充满了重大的、根本性的正反馈现象。搭上正反馈的顺风车，完全可以一夜暴富。遇到正反馈崩溃时，一夜之间又可以从亿万富翁变成亿万负翁！最近英国第五大银行差点破产倒闭，就是赶上了美国次贷市场正反馈的崩溃阶段。

      除了以上这些市场经济内在的正反馈现象以外，在技术积累、产业演化、人才成长、组织发展等与经济活动联系密切的领域都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正反馈现象。

      技术领域里最著名的正反馈现象是“摩尔定律”：集成电路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根据这一正反馈趋势，40多年过去了，每个芯片中集成的晶体管已经达到了2.9亿个。由此，计算机性能不断提高，价格不断下降，发动了一场可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信息革命。

      汽车产业演化过程展示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正反馈逻辑。第一辆汽车在速度、道路适应性、舒适性上都不如马车，但是，汽车的各部分，底盘、发动机、燃料、传动机构、操纵机构、车体、涂料，无一不在正反馈型的改进中。随着产业的演进，道路网在形成，加油站遍布各地，汽车技师分工日益细密，汽车驾驶员数量翻番增长。如此，从十九世纪末期的第一辆汽车开始，形成了今天遍布世界的汽车研发、生产、销售、驾驶、维修的庞大网络，汽车的性能价格比不断提高，给世界装上了轮子。

      人才成长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正反馈过程。世界上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能够不断沿着兴趣发展，兴趣不断增长，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有创新性，由此进一步增强兴趣，形成一个成长正反馈。如果这种正反馈发生在诸如写作、微雕领域，此人可以成为作家、微雕家。如果这种正反馈发生在汽车技术领域，钢铁技术，或核工业，电子工业领域，则可以成为顶级的技术专家，引领技术潮流。一类是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或者兴趣正反馈到一定程度就自我满足了，或者对工作内在乐趣感受不深，靠外在名利刺激的人，这一类人往往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即使在大学、研究机构，第一类的人也不常见。现代的教育体制往往注重培养第二类人，而不利于第一类人的成长。如果懂得兴趣在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那么，保护、鼓励兴趣正反馈的形成，将远比传授知识重要。

      组织发展也往往是一个正反馈过程。例如，传统零售业的巨头沃尔玛现在是全球第一巨头，拥有近7000家门店，遍布全球各地，销售额3500亿美元左右。但是，这家企业创办于1962年，前期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发展缓慢。但是，由于创始人沃顿的长期艰苦努力，由于沃顿宏大的想象能力，企业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正反馈。1970年后，沃尔玛开始加速发展，其迅速恰如摩尔定律。

      市场内在的正反馈机制与技术、产业、人才、组织的正反馈机制相互作用，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只有理解这些广泛而深刻的正反馈机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二、正反馈机制的特征种种

      但是，如此理解市场经济必然与流行的一般均衡论的经济学相抵牾。

正反馈本身意味着非均衡，越来越远离均衡。正反馈及其崩溃，意味着市场不能完成自我调节，或者必须以破坏性的方式，“创造性的毁灭”，完成自我调节。“创造性的毁灭”是熊彼特的用语，意指新技术的创造对旧技术、旧产业的毁灭，这还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正反馈还可能意味着“破坏性的毁灭”。高息揽储型的正反馈，只有毁灭，没有创造。金融崩溃型的正反馈，也是只有毁灭，没有创造。社会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非均衡？正如索罗斯认识到的，如果加强市场纪律，意味着加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社会能不能接受？

正反馈意味着先发优势。谁先形成技术、产业的正反馈，谁就拥有进一步发展正反馈的人才、技术、设备、市场和资金优势，谁在就该技术、该产业拥有垄断优势，谁就有力量阻击后发企业、后发国家，从而固化不平等的国际产业分工秩序，使落后者永远落后。

正反馈意味着路径依赖。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之初，往往有多种选择，谁碰巧选择了正确的技术路线，谁就拥有该技术路线上的一切优势，而足以消灭竞争对手。例如，过去的Betmax和VHS录像格式之争， 正在发生的GSM和CDMA两种移动电话技术之争，都有可能使一家碰运气选对了技术格式的企业垄断市场。

      再进一步，正反馈还意味着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重要。在一般均衡论经济模型中，经济主体都是短期、物质利益的追求者，是理性经济人。然而，正反馈意味着，经济主体可能追求正反馈的长期效应，即追求长远、整体利益。当啤酒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远低于一般利润率时，由于啤酒行业各企业的当事人都追求本企业正反馈发展的长期效应，价格战可以愈演愈烈，陷入“囚徒困境”，使均衡市场模型想象的市场出清机制失效。

      在正反馈机制的影响下，不但企业将出现激烈的价格战，甚至每一笔交易的价格都将变得极不确定，与生产成本脱钩。一个演员，成名之前，到处无偿演出，寻找成名机会，一旦成名，则收取天价出场费。一个毕业生，宁愿不要钱白干，也要挤进跨国公司的白领队伍。一个员工，为了升迁，自愿加班加点工作，既积累经验，又博得老板的好感。这个演员、这个毕业生、这个员工，是在承受正反馈前期的亏损，而博取正反馈后期的重大利益。但是，这就意味着演出经纪人、跨国公司、企业有资格使用极其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从而严重干扰市场均衡。

      正反馈机制的广泛存在，还意味着公平变得难以确定。例如，一个精通技术的工程师A，10分钟就可以找出一条生产线的问题，再10分钟可以解决问题，20分钟取得了10万元的报酬；另一个技术不精的工程师B，忙了3天，得了90元钱，但没解决问题，每天停产损失10万。在老板看来，甚至是工程师B看来，A工作20分钟拿了10万元，这是公平的，因为A解决了问题。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将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稍微深入一下可以发现，在正反馈广泛存在的社会中，仅仅是按劳分配就可以造成极大的收入差距。过去讲按劳分配，没有说清楚是按劳动的结果分配，还是按劳动的过程分配。按劳动的结果分配，掌握技术的人就将获得巨额财富。按劳动的过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则人们将没有动力钻研技术，技术进步速度将大大放慢。如果认识到技术积累是一个正反馈过程，组织成长是一个正反馈过程，那么可以想象，处在正反馈系统的某个关键时刻、关键位子上的人，将能以公平的名义，以按劳分配的名义，将巨大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更进一步，正反馈意味着偶然性的重要。无论是斯密的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都强调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强调经济运行内在的客观必然性。然而，一旦引入正反馈概念，那么，同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的产生出了良性正反馈，有的产生出了恶性正反馈，其结果可以有天壤之别。产业、经济甚至历史的演化，就将出现了巨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正反馈中心当事人的选择、想象、意志、道义等品质密切相关。

      可见，一旦认识到正反馈在市场经济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存在，西方近代以来以均衡为中心概念的经济思维必将受到严重冲击。随着牛顿力学均衡思维的局限性不断暴露，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将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启示，我们也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生命、社会系统的非均衡特征。

      三、重建市场与政府关系

      正反馈机制既意味着丰富的创造性、多样性和生命力，但也意味着巨大的破坏性、毁灭性和单调化；既意味着新技术的迅速普及，也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既意味着艰苦奋斗、勤劳致富，也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由此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市场不能自动均衡，自我调节，必须加以政府调控。新自由主义的信念，放任自由的市场学说，都是基于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因此，都忽视了市场内在的种种正反馈机制。进一步推论，持主流的、一般均衡论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萨缪尔森，更不用说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们，其实都不懂市场经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神话、一种信念。他们与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宣扬的，其实是一种市场神学。

      第二个结论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根本任务是：

一、鼓励形成创造性的正反馈，为创造性的正反馈培土、施肥、除害，但防止揠苗助长，必要时甚至要放慢正反馈的速度，以使其成长得更为结实、持久；

二、防止出现破坏性的正反馈，甚至要铲除滋生破坏性正反馈的土壤；

三、监管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四、对于大自然长期演化所形成的正反馈果实，如矿产资源；或者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正反馈果实，如政府信誉（以及学校声望等）、技术进步、城市的级差地租等，都是公共资源，都应该公共所有，以免造成地区、行业、个人间的不合理两极分化。

五、对于创造性正反馈所形成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设置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负反馈机制加以调节。

六、对于创造性正反馈所形成的经济大起大落机制，例如钢铁产业的投资狂潮，通过设置信息公开、利率调节、税收调节等负反馈措施加以调节。

1、             鼓励形成创造性的正反馈

创造性的正反馈，其核心往往是创造性的人才和组织的成长。

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主要与教育过程有关。目前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方式，一言以敝之，是应试教育，极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以往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知识，只是创造新事物的工具。现在的教育模式给了孩子们无数静态的知识，结果，“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忘笔记”，看上去似乎有知识了，实际上却可能浪费了青春，变成一个现代白痴。实践出真知。切断了知识与实践的联系，也就切断了知识与创造的联系。许多人天天讲，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但我们却在天天培养现代白痴。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创造性组织的成长，则主要与社会环境有关。当然，最具创造性的人才，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环境越严酷越能发奋图强。但是，这对于极少数人可以。对于多数创造性人才，还是有一个鼓励性的社会环境，更能使其形成创造性的组织。这方面，西方社会有许多直接学习的措施，例如，较低的创业门槛，对创业失业更宽容的社会舆论。但是，也要注意西方社会对创造性组织形成的揠苗助长教训。无论是思科公司，还是亚马逊网上书店，都得到了社会的过渡鼓励，无数资金涌入这些还在创业阶段的小企业，使其创业过程欺骗性过强，结晶粗糙，难以持久发展。

      鼓励创造性的正反馈，还意味着要防止那些已经在正反馈爆炸期的跨国公司欺侮中国正反馈前期缓慢成长中的小企业。否则，跨国公司利用先发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的创造性企业。这就需要政府能够为本国创造性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市场保护。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退出WTO，用双边贸易规则替代多边贸易规则。否则，中国的创造性企业无法获取正反馈发展的必要利润，中国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更进一步，则需要反思WTO。WTO是相信自由贸易能够导致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事实上，WTO导致发达国家的企业发挥先发优势，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同时使发达国家工作岗位流失，造成全国范围和各国内部巨大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应倡导有管理的公平贸易，使各国都有机会成为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国家，从而真正使全球利益最大化。

2、             铲除形成破坏性正反馈的土壤

正如正常人体应该割除癌瘤一样，正常的经济体系也应该割除癌瘤，进而消除产生癌瘤的土壤。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史教训，最容易形成破坏性正反馈的，是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衍生金融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紧随其后的，是保险市场和银行业。其他各行业的创造性正反馈，如果没有这些市场的推波助澜，其起落的幅度不可能如此上天入地。对这些市场，我看应该分别对待。

      1）股票市场

      2006至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追涨正反馈：越高越追，越追越高；2007年底至2008年，则又出现了一个杀跌正反馈：越跌越杀，越杀越跌。由此造成巨额资金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而城市白领的多年积蓄则一扫而空，内需显著萎缩。纵观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可以下一个基本结论，股票市场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粒子加速器”。无论如何监管，都改变不了股票市场的不对称赌博的特性。因此，应该取消股票市场。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要保护私有产权。既然已经有了股票市场，直接取消，会侵犯私有产权。怎么办？可以改变交易规则，从目前的T+0、T+1，变为T+180，即买入股票180天以后方可交易。这样，投机不行，炒股票不行，形成追涨或杀跌的正反馈不行，但是投资可以，分红可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只能分红不能炒作的股票市场，还有融资能力吗？企业融资问题怎么办？靠银行就行。在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其融资90%以上靠银行，证券市场只起到极有限的补充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德、日也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屈服，扩大了证券市场的作用。但这一时期，恰好两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靠银行融资不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比股票市场小，监管难度也远比股票市场小。监管银行，世界各国都已经有一套较成熟的办法。监管股票市场，至今没有好办法。即使在美国，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股票市场的意义和价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怀疑。

      因此，与其开放股票市场，不如开放私人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经营。

      2）期货市场

      2008年，石油价格上窜147美元，旋即回落40美元。中国民航系统和高盛公司对赌油价，造成巨额亏损。事实证明，期货市场的实践远远偏离设立该市场的初衷，不是稳定价格，而是放大价格的不稳定。各国期货市场的共同特点，一是保证金交易，少量资金可以炒作大量期货，赢了1：10，输了也是1：10。二是庄家炒题材，炒信息，操纵市场，卷走大量散户的资金，也是个不公平的赌场。因此，期货市场没有任何生产性、建设性，却有投机性、破坏性，也应当取消。

      同取消股票市场一样，既然已经有了期货市场，直接取消会侵犯私有产权，因此可以改变交易规则：已经购入的期货还是你的，但是，要求追加保证金至百分之一百。如此，真正从事生产、需要避险保值的企业，还可能继续留在期货市场，发挥期货市场的设计作用。但那些玩“空手道”的，绝大部分都会离场而去。

      3）金融衍生商品市场

      金融衍生商品其实就是金融期货，是造成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数学天才们施展数学魔法，玩出许多金融创新产品，直到他们自身也受重创。无论是1998年的长资基金破产危机，还是这次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都证明了金融衍生商品市场是杠杆率更高、信息更不对称、危害更巨大的市场，其内在的正反馈发展机制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经济。

      幸好，中国还没有充分开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业务，所以，不存在取消问题，只需要继续禁止就行。如股指期货一类的初级金融衍生商品，就永远不要再试验了。

      4）彩票市场

      如果说股票市场还勉强可以说与生产沾一点边，彩票市场是与生产一点都不沾边的。

      如果说股票市场是专门洗劫白领的，彩票市场则是专门洗劫蓝领和贫民的。虽然庄家从彩票市场上聚敛的钱财远不如股票市场多，但是，彩票市场的钱都是彩民幸幸苦苦打血汗工挣来的钱，彩民的受剥夺和受欺骗的感受远强于股民，对彩民家庭的破坏性也远烈于股民。许多彩民不但因购买彩票而倾家荡产，而且从此丧失辛勤劳动的品质，从此在社会上游荡，走上靠偷窃、抢劫为生的道路。

      因此，关掉彩票市场是毫无疑议的。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纯粹投机性的、造成许多家庭破坏、治安恶化的市场，当初为什么会开放？深层原因恐怕在于市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迷信逐渐统治了一切领域。相信一切自愿的、有规则的自由交易，相信应该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浅层原因是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卸包袱。面对体育、福利等部门的资金要求，“只给政策不给钱”，放出了彩票市场这个恶魔。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一些领导理论上缺乏认识，更缺乏自信，政策上放任自流，于是，在实践中，往往同流合污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5）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不可能由一国政府来决定，但中国应该有责任在世界上倡导定期协商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他们相信，市场既然可以自动均衡，那么外汇市场也可以靠市场调节而自动均衡。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真正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各国央行的行政干预。如果各国央行放任不管，或干预能力有限，那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外汇市场大起大落，就将频繁出现，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巨大不确定性。

      既然如此，干脆将浮动汇率制切换成各国政府和央行定期协商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平衡。

      在定期协商的国际固定汇率体制形成之前，中国应该坚持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

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人总是想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倡导自由浮动的外汇体制。如果中国早听这些人的意见，中国的外汇市场早就出现重大的动荡了。但是，坚持外汇控制的人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他们在理论上屈从于外汇市场的自动调节信念，在政策上则被动地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的管制。现在，以正反馈市场理论为后盾，以定期协商的国际固定汇率体制为远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实施外汇管制。

6）保险市场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是一次性的、垄断性的大事。这类事情就不适合市场化。但是，商业保险公司将这种一次性的、垄断性的人生大事市场化，来赚取大钱。在危险没发生时，保险公司以未来的空头承诺给人“锦上添花”。在危险发生时，保险公司又千方百计减少理赔，落井下石。保险公司的这种行为是本能性的、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常常抱怨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但实际上，承保人利用专业合同条款陷阱欺骗投保人，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这些大事的处理，本来是靠家庭、社会和政府。但是，这就意味着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有一定的依赖性。反过来，也意味着个人更愿意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由此，人与人之间将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那些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将被社会抛弃，而那些乐于助人者却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

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的正反馈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意味着社会的解体，个人生活的原子化。因此，商业保险公司也应在逐步取消之列。作为第一步，可以减少险种，加强对保险合同的审查，将合同条款的解释权从商业保险公司手中收回到政府机构，迫使其履行投保人印象中的保险责任。因为，投保人是根据其印象中的保险收益来支付保险金的。

与此同时，政府公开向全体人民开出一张大保单，为各类重大的地震、火灾、水灾、战争以及交通事故等无条件承保，制定出各类救灾方案和灾后重建机制。同时，制定严厉的查处惩罚机制，给那些故意制造、利用灾害的犯罪份子以严惩。

2008年的汶川地震说明，真正有了灾害，商业保险公司只会救手旁观，起作用的还是政府，还是社会。

7）银行业

      银行业也很容易形成破坏性的正反馈。最典型的机制是高息揽储机制。少数银行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超高利息吸收巨额存款，挥霍一空而倒闭；也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用较高利息吸收巨额存款，同样挥霍一空而倒闭。中国的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案，美国的麦道夫集资案，或者，美联储超额发行美元，造成美元贬值，都属于此类破坏性的正反馈。只不过，一般的高息揽储游戏，其作用的时间较短，范围较小；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正反馈机制则积累时间可以长达100年，范围可以大到全世界。

      因此，一旦开放私人商业银行经营，如何防止其利用高息揽储的破坏性正反馈机制来暴发，鼓励其老老实实通过低息吸储、高息放贷，利用存贷差赚钱，这将是一个问题。

      当然，这方面的监管机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问题不太大。

有人可能会责疑说，以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的德国，其监管银行体系的能力不可谓不强，德国人的行事风格不可谓不稳健，但是，据德国《明镜》杂志报道，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德国前20大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高达三千亿欧元，德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总额估计高达上万亿欧元。照你前面的逻辑，银行也不容易监管，我们是不是也关掉商业银行了事？

我认为，德国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主要是因为购入了华尔街发明的各种衍生金融商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创新风潮中，德国也受感染，或购入衍生金融商品，或照葫芦画瓢“研发”出许多金融创新产品。只要把这部分的因素剔除，德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仍然可称是稳健、成熟的。其间出现的问题，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是正常的，应该允许的。

3、             监管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最具挑战性的是监管那些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企业经营，还是技术创新，还是大国崛起，每一个具有重大创造性的正反馈，都往往蕴含着其正反馈后期的巨大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创造性正反馈发展之后，就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的危机，面临着人类毁灭的危险。

最好的情形是当事人自觉，主动察觉到那些导致其走向反面的因素，懂得“满招损、谦受益”，从而主动放慢正反馈的步伐，甚至功成身退，将越来越巨大的事业交给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可以实现这种最好的情形。

也许，今后能够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将越来越多。但是，目前社会条件下，这样的最好情形还很少。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处理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无数正反馈。

我看，最基本的处理应该是区分公共性、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凡涉及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水利、森林、海洋等公共性、垄断性产业的，就不能交给私人去经营，去发展。在吃、穿、用等竞争性产业上，放手让私人去创造、去经营。听任这些私人企业的正反馈成长，也接受其破坏性后果。一会儿高速扩张，一会儿倒闭破坏，一会儿猛招工，一会儿又大裁员，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应该允许。

换成新自由主义者听得懂的话说，在没有股票市场、没有期货市场、没有外汇市场、没有保险公司的市场上，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的前提下，允许普通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市场的自由竞争。

以此眼光观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在一个公共性、垄断性的领域放任市场竞争，结果出现了双重正反馈，一是出现了正反馈增长后期的房地产巨头，二是出现了绑架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正反馈的崩溃形势。如果说前者加速了两极分化，鼓励了不劳而获的社会气氛，后者则使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左右为难：听任房市崩溃，则国民经济将衰退；鼓励房市进一步上升，则未来的衰退将更严重。

在医疗市场上，情况也有相似性。大城市三甲医院越发展，名气越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就医，从而越有资金扩张，能够吸引更好的医生，形成良性正反馈。广大的小城、镇医院设备差、医术差，越不能吸引患者，就越缺乏资金，好医生就越流失，形成恶性正反馈。结果，大医院就医人满为患，小医院却门可罗雀。大医院提高收费，本意是为了将部分病人分流到小医院去。却不料，病人宁可节衣缩食，也相信优质优价，要到高收费的大医院就医。这正如股票市场上的追涨风潮，股票越涨，买得人越多，买得人越多，涨得越快。如此，医疗资源的配置就两极分化，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服务于少数有钱人，而大多数人穷人却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

在教育领域，少数学校集中好教师、好学生，形成巨大的社会声望，可以不断提高择校费。高择校费使学校的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容易吸引其他学校的好老师。于是，学校两极分化，大多数学生只能在没有希望的学校中混日子。

这三个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出现巨大的正反馈效应，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的基本公平，威胁到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必须予以正视，找到解决办法。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已经造成的问题，没有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对于房地产市场，要有接受其崩溃的决心，才能想办法减少崩溃造成的影响。久拖不决，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下了这样的决心，办法就有了：对于投机购入多套房产的，实施累进房地产持有税。使持有房产但自己不居住者，每年付出的持有税达到房租收入的一到五倍，甚至更多。这意味着在房地产正反馈的主链上，加一个负反馈的附链。这样，房地产价格就会一路走低，低到一定程度后，将启动低收入群体的购房能力，从而扩大了内需。

当然，房地产业应该逐渐回归到服务居民的公共事务的性质上来。集资建房、单位建房，或者政府规划建房，都是可行的措施。建筑环节可以市场化招标，但在开发环节、购买环节应当由政府、企业或社会主导。

医疗领域和教育领域的情形特别复杂，如何调节问题容当单独讨论。

4、             历史形成的正反馈果实应该归公共所有

矿产资源，无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其他矿藏，都可以看成是大自然某种正反馈演化过程的结果。这是大自然赐给全体人民的，不能因为少数人发现它，开采它，而成为这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归公共所有，还意味着，不能因为在中石化或山西大同煤矿工作，就因此坐享高薪。相应地，还有水利资源、风源、潮汐源、地下热源，甚至是自然景观资源，都应该归公共所有。

随着技术的进展，世界越来越依赖这些自然资源。现代化其实就是利用自然资源工作。因此，自然资源的公有化，意味着让全体人民都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如果没有这一步，现代化将只是服务于少数人，而失去其进步性和合法性。

照此原则，我们可以向世界提议，矿产资源应该归世界人民公共所有，其收入应该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地球人。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分配、管理这笔公共财富前，可以首先在一国范围内实行自然资源公共所有。

除大自然演化过程的正反馈果实外，人类历史演进中也产生了许多正反馈果实。

其中，最具经济价值的，当数一个国家长期稳定行政后，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无数重大的正反馈果实，从而使国家各部门、各层级权力的含金量正反馈增长，权力寻租空间的正反馈增长。当然，国家法定货币的信誉也在正反馈积累，为滥发钞票奠定了基础。逻辑上说，只要腐败蔓延的正反馈速度低于权力含金量增长的正反馈速度，只要通货膨胀的正反馈速度低于货币信誉积累的正反馈速度，政权就还可以继续稳定。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含金量的正反馈增长，应该归功于启动国家权力正反馈运动的人士，而不是在正反馈后期行使权力的人。在正反馈初期，增长慢，风险大，条件艰苦，需要真正有长远理想的人才能坚持。到了正反馈后期，增长快，风险小，条件优越，无数贪图荣华富贵的人都会乔装打扮混入其中。如果启动国家权力正反馈增长的人，坚持国家权力应该服务于人民，而不是自我服务，那么，逻辑上说，此后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就应该将国家权力含金量正反馈增长的果实，通过社会分红等方式，返回给全体人民。

学校，特别是大学的声望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北京大学的声望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无数人对此作出了贡献。但是，该大学现任的各级领导却都可以滥用这种声誉，为自己谋取与自身劳动远不相称的地位和权力。为学校积累声誉的工作，是长远的、看不见的、无法量化的。而滥用学校声誉为学校带来的收入，却是当下的、看得见的、可以量化的。于是，大学的堕落就难以避免。怎样解决此类问题，有待集思广益。

其次，则是技术正反馈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收益。今天，一个普通乡长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可能远远高过数百年前的王侯将相。出有火车、飞机、轿车，入有山珍海味，夏有空调，冬有暖气，通讯有手机、互联网，娱乐有全球的大牌明星侍候。但是，技术正反馈发展的另一面则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工作细分化、简单化。当一部分人享受着技术正反馈发展的巨大收益时，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乡村、山区居民却在失去温饱，失去尊严，失去清洁的水和空气，甚至失去身上的血液和器官。如何使技术正反馈的收益惠及全体人民，除了缩小两极分化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第三，当数城市正反馈扩张、人口正反馈聚集，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级差地租。巨大的级差地租使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不劳而获，而乡村居民则劳而不获。因此，首先应该使级差地租收归公有；其次，应该使级差地租在城市和乡村间进行合理分配。这样，才能缩小城乡差距，放慢城市扩张的正反馈速度，使经济和人口布局合理化。

正因为我们既享受着大自然的正反馈果实，又享受着历史演进的正反馈果实，因此，我们应该祭拜天地祖先，崇敬为新中国诞生而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谦虚地认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客观地位，满怀感激地、有节制地享受胜利果实。这样，才可以放慢腐败堕落的正反馈速度，使和平更加长久。

5、用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调节创造性正反馈形成的两极分化

即使取消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形成纯投机性正反馈的土壤，即使将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演化的正反馈果实收归公有，只要鼓励生产性、创造性的正反馈，出现大批世界级的技术专家，出现大批能够经营跨国企业的企业家、银行家，大批能循循善诱的教育家，仍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或者用通俗的语言说，即使取消了纯粹的投机，鼓励了脚踏实地、勤劳致富，只要保持私有制和市场交易的基本制度不变，一部分有思想、有远见、有组织能力、有创造能力、能够脚踏实地工作的人，仍然将逐渐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也仍然能够成为支配他人、雇用他人、剥削他人的工具，这些财富当然也有可能成为腐蚀权力的“糖衣炮弹”。

这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一律认为，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创造力和活力不足，造成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缓慢，因此，要恢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显然，在新中国六十周年纪念之际回顾历史，这种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是偏面了、极端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由于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高涨，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技术基础，显示出公有制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巨大创造力和活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主要利用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造力和活力。对于相当一部分自利性较强者的创造力和活力，对于希望成名成家者的创造力和活力，利用得不够，甚至打击得过多，造成商品不够丰富，社会生活过于单调等。

相反，后三十年则过于鼓励了个人主义的创造力和活力。对于那些仍然具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后三十年的舆论将他们描述为僵化、保守、极左形象，谩骂成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务必去之而后快。因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败以人性自私的名义迅速蔓延，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成为无数人的梦想，党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

总结两个三十年的巨大反复，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既鼓励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结合，又鼓励私有制、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结合，使两种体制的优越性和积极性都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要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有优越性，个人主义的积极性也要利用，那么就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也接受一定程度的剥削。经过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丰富实践对照后，普通工人不再自信那么大公无私，从而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煽动，本来那部分通过勤劳致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也愿意接受政府调节，以确保自身利益的长治久安。

      因此，在生产性、创造性的正反馈发展中，允许一定程度的剥削，并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来调节贫富差距，将是一个经过六十年历史探索后的新社会共识。

6、如何面对创造性正反馈形成的经济大起大落？

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性、创造性的正反馈过程同样可以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例如，中国的钢铁产业，近十年来经历了一个正反馈型的高速扩张。2008年，中国钢铁产能达6.5亿吨，是美、日两国钢铁产能之和的三倍。因此，中国钢铁产业产能的严重过剩，钢铁企业开工率显著下降，钢铁价格跌回到1994年的水平，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

当然，如果没有中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刺激，中国钢铁产能的扩张不可能如此迅猛，其价格下跌也不会呈自由落体状。

但是，即使没有中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刺激，没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刺激，中国的钢铁产业就不会有大起大落吗？也会有，只是幅度小一点，速度慢一点。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把握呢？

我看，既然接受、利用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和活力，就不得不接受它所伴随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不得不接受市场经济的正反馈繁荣及崩溃的内在周期，关键问题在于调节其速度和幅度。只要取消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放大正反馈的金融市场，其速度和幅度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强迫各大企业公开投资、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及产能利用信息，加强行业内、外部的自发和自觉两种协调机制，硬化债权约束，放任那些高位入市的企业破产，包括放任那些在繁荣后期追涨、贷款给这些破产的高位入市企业的商业银行破产。

再次，才是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税率调节。

这些措施也可以用新自由主义者熟悉的语言概括，在没有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非银行金融市场的前提下，放任竞争性产业发展，但加强信息公开和协调，严格实施市场纪律。

四、挖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

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政要纷纷检讨。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他希望：“各国政府在对银行有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时，也要注意发挥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不要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法国总统萨科齐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平衡国家和市场的作用，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的制度。……在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逻辑为所欲为，以钱生钱，劳动、生产和实干精神却被贬低。”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从当前危机中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我们必须确立金融市场秩序及其相关的国际标准。我们要有共同的政治意愿，不鼓励金融市场主体过度冒险。”

美国总统奥巴马痛斥：“我们之所以会到现在这个地步，是因为此前那个极度不负责任的时期。从美国一些最大企业的高管到华盛顿身居高位的权要，私人和公共机构都未能幸免。”（以上均转引自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文献与研究》总第202期，2009年4月28日）

可见，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一个真正鼓励劳动、生产和实干精神的、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

尽管迷信自由市场经济是西方的传统主流思维，但是，一百多年来，因为自由市场的正反馈特性每每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社会两极分化，投机赌博横行，因此，西方也早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抛弃市场迷信，设计新的社会经济体制。除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设想外，还有约翰·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战后西德的市场社会主义，战后英、法、澳大利亚等国都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我国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等。这些设计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要利用市场的自由和活力，但是要节制市场的投机性和破坏性。

但是，这些设计也有一个同共的盲区，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证券市场。据说证券市场具有融资功能，据说证券市场能够成为观察经济增长的睛雨表，据说证券市场能够自我稳定，据说证券市场意味着投资自由化、民主化、大众化，因此，对证券市场都畏惧三分，不敢触碰。后来出来了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些都借了市场的大名、创新的大名，使政治家们只敢小心翼翼地迎合，不敢大胆地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否定。

于是，我们就迎来了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终于懂得，所谓投资自由化、民主化、大众化，其实是遇到了自由、民主、大众的悖论，成为极少数大资本和金融天才利用自由、操纵大众、实施金融专制的巧妙伪装。所谓自我稳定，其实是放大风险，投机赌博。所谓晴雨表，完全可能表错睛雨。当实体经济欣欣向荣时，证券市场往往萎靡不振。当实体经济陷入衰退时，证券市场开始大放异彩。所谓融资功能，其实往往异化为圈钱、骗钱功能。既然数百年来的各国证券史都如此这般，为什么不能直接取消，且永不再设呢？

说到底，无论是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的设计者们都对自由市场心存畏惧，都对市场内在的正反馈机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把握。

还是邓小平说话留余地：“证券、股票，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为什么邓小平能说出“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种话？因为中国不但曾经关掉过股票市场，而且关掉过一般商品市场。中国政治家对自由市场没有骨子里的迷信，愿意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前三十年，主要是听卡尔·马克思的教导，关掉了一般商品市场，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后三十年，主要是听亚当·斯密的教导，不但开放了一般商品市场，而且开放了证券市场，带来了另一些问题。现在，该到我们中国人放弃对西方人的迷信的时候了！

放弃迷信，总结历史，避免两种倾向，防止两种极端，恢复中国史论结合的传统，增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互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源泉。为此，我们既需要从理论上重新认识自由市场，又需要在政策上设计出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以上论述，还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机”。 即使就“原理机”而言，也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存而未论。例如，中国农村私有化的正反馈进程怎么办？如何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权钱勾结”的保护伞？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仍然发挥基础作用的社会里，如何在政权及公有经济体系中造就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如果说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那么这种混合经济体制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如何放慢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与资源消耗的正反馈，避免人类的毁灭性前景？等等

但是，原理一旦清晰，设计思路也就会打开。无穷的问题会在新思路下出现，也会在千百万人的实践中得到解决。从“原理机”到“样机”到“试验机”到大批量生产的“实用机”，的确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是，坚冰已经融化，方向已经找到，只要我们迈开双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能为中国、为世界寻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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