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简讯：和她们在一起——在京打工妹生存报告
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这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华丽，这里的世界丰富多彩。然而，北京实际有很多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似乎很难有交往。打工者的世界则是北京的看不见的世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北京的地平线上，但建设者们却被遮蔽在隔离网后。特别是打工群体中的女性，她们来自农村，接受教育时间短，对城市生活不熟悉，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生存处境如何呢？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打工妹群体的呢？
2003年12月8日晚上，打工妹之家的郭慧玲、高月琴、韩慧敏三位朋友一起到书吧讨论这个话题，探讨改善社会和谐的出路，呼吁人们投入公益事业。
沙龙活动一开始，郭慧玲女士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参加这个沙龙的朋友当中女性的比例极低？仅仅只有10%。这让她感到十分困惑。笔者对此也同样感到困惑，难道女性真的被局限在一个狭隘的私人领域了吗？那么年轻的女大学生呢？这是不是一个悲哀？女性生活在男性霸权的阴影下，以致于关于自身的活动也丧失了关注和参与的意识与兴趣。女同胞们，女大学生们，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改革开放后，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大量外资，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民工潮。民工虽然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建设了城市，但却并没有被城市接纳。特别是其中的打工妹，遇到的问题更多。打工妹之家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1996年7月成立至今，秉持一种精神理念，就是“赋权”，为打工妹群体服务。所谓赋权，就是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打工妹之家为打工妹提供知识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各种交流活动等服务。
高月琴女士本人就是来自安徽的打工妹出身，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曾经到上海做过小生意、开过工厂，但是都失败了。在老家农村的日子很难熬，她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平时爱看书，好文学，还写些文章。可是她在周围老乡眼中却是异类。她实在难以忍受那种消磨人生激情、没有文化追求的氛围，于是决定离开农村。这样就到北京打工，做油漆工。在报纸上知道了打工妹之家，参加了几次活动，感到很好，就成了会员。打工妹之家提出要她做专职工作人员，为打工妹群体服务，她很乐于接受，于是就开始担当责任。她的理想和追求在打工妹之家找到了归宿，开始了新的创造。
韩慧敏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上学期间是打工妹之家的志愿者，去年毕业后应聘成为打工妹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她向大家介绍了打工妹之家的维权服务工作。据她讲，目前打工妹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不签订用工合同；工资水平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465元）；工作时间很长，一般都在10个小时以上；生活居住条件很差，很多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各种保险福利；年底工资拖欠现象严重，特别是建筑行业和服装加工制造业。在她们工作中，经常碰到劳动局以各种理由为借口对工人受害的的案子不予受理，比如没有签订用工合同、没有办理就业证、老板没有营业执照等等。她发现，工人通过法律维权是很困难的，工人告老板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首先，工人取证困难，缺乏社会关系资源、知识、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其次，一旦要告老板就面临断掉收入来源陷入生活困境的实际困难。即使这样，还不能保证能够打赢官司，就算赢了也未必能讨回补偿。她分析，这其中既有法律本身的问题，又有社会配套制度措施的问题，现在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是一种改进，但是离实际的需要还很远。
讨论中，有朋友说，我们城里人当打工族不存在，打工族也当我们城里人不存在。另有一朋友说，其实双方都存在，只是相互不打扰，我们不能在这里强调双方互不认可，那容易把自己定位太高。
这次沙龙吸引了周围一些大学的学生参加。他们感到，打工妹身上发生的故事似曾相识，和他们亲历的、听到的求职经历十分相似。说到底，大家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在老板面前都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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