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歧导致党内路线之争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因为它是在新中国医治好战争创伤，顶住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它要议定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这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然而对这个大会所作的决议，恰恰在国内基本矛盾这一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认识上发生分歧，而且唯有毛泽东提出了异议。根据王光美的回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听了表示震惊。八大之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对该决议的临时增论提出批评，直到他晚年的1967年11月，他还很生气地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这惊人地反映了党内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认识，而这一分歧却始终是党内路线之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根源。
第一节 毛泽东主导八大召开会后却反对决议关键提法
大量档案材料表明，八大从筹备到召开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体现大会精神的几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他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成员讨论，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他对政治报告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亲手修改的就有21份，批语多达28条。可见他对这次大会的高度重视,深思熟虑，周密安排，重大期盼。
八大政治决议报告也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和胡乔木负责起草的。毛泽东多次约请两人研究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并提交大会代表讨论过两次，提交大会主席团讨论过三次，决议草案经过了五稿修改。决议的中心思想是：面对“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对此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毫无异议。但是，离大会闭幕式仅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给毛泽东送来将要宣读通过的决议稿，此稿却新加了一句论述：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据现存档案，在写有“定稿”字样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可以看到这句临时新加写的论述。据胡乔木说，加写这句话是陈伯达的主意。由于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不可能再把稿子拿到大会主席团讨论，想改也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只好签发，过后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妥，但已经被大会一致通过。事后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字的。
毛泽东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映了他对大会的高度谨慎和很高期望。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将会迎来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化，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负的悲惨局面，实现他自青少时代就立志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八大筹备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豪迈地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在这个向全党充满豪情壮志的宣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无限憧憬和无比自信。那么，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对报告那句被临时加写的增论如此极为不满呢?事关重大，不得不反对！
第二节 决议增论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
毛泽东在1959年组织高层干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基本矛盾问题有一段相当完整的科学论述，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无产阶级推翻了旧政权，还要建设新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展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全面变革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其一。其二，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在全新的上层建筑条件下才可以搞好。只有“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新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就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其三，“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基础的增强”，要以“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的搞好”为前提条件;陈伯达等人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既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错看社会生产力，岂不完全否定了工农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造性第一要素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人公的地位吗？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基本矛盾的规律依然是不能违背的，依然要以此为纲来研究，辩证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贬低工农劳动者阶级，不能孤立地发展生产力。
那句临讲塞进决议的论述，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违背了上述原理，它显然隐含着以下两层涵意：一是认为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冒进了;二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关系既然已经跑到了生产力前面去了，足够先进了，以后生产关系就不需要再改革，只剩下发展生产力这个任务了。这个增论的看法，当时就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质疑和激烈争论，遭到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反对。在八大结束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有20多种报刊展开讨论，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偏面而错误的“增论”，恰恰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的继续。正是这一理论分歧导致党内一系列路线之争。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所谓“战略任务”。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就是要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不要继续革命，不要继续前进，还要依靠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让资产阶级放手发展资本主义，放手剥削工农劳动人民。1949年4月，他曾到天津市召集资本家座谈，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多次讲了：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还讲：“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这样明白无误地讲，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这就是还要搞资本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乘胜继续革命，即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质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绝不是偶然的，如刘少奇在 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报告，引用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的一大段论述，却偏偏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核心词句，始终避讲无产阶级专政。
八大决议定稿临时所加的那句话，仅从字面上看，决议上被毛泽东认可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与决议定稿里临时增加的这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内涵上似乎差不多，其实很不然，谬之远矣！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其现实生活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失去了自己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只有在他们取得了社会主导地位之后才有这种可能。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可能把解决“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简明扼要地来说，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一个衡常的“任务”，而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则是完成这个“当前的主要任务”的前提条件、动力来源和关键所在。
毛泽东的观点，不仅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从新中国的实际状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从1949年的全国解放到1956年的八大召开，短短几年就使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落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论人，还是那些人;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新中国唯一改变的，就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即建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他总结革命发展规律时说，“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并举了俄国十月革命、东欧各国1944年解放的例子，说这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合并。在中国，“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变为全民所有。”“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对国计民生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所获得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这部分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
另一个涉及面最广因而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是农村合作化。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的障碍。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改革小农经济的过程。问题是，在新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改革之路。毛泽东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近代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得了农业农村的贫困落后问题。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与此相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到八大召开前夕，实践已经证明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不仅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而且显示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械耕作与机械排灌等方面的发展前景，还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始终一贯大力推进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当时对残余的民族资本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利用的态度。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似乎有点奇怪，然而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控制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实行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是有益无害的。这部分残留的私营工商业可以弥补“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这类问题，适应了“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情况，有点竞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怕残余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毛泽东也不会刻意去阻挡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但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口号。如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回忆，“当面亲自听到”，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新中国建设初期适当利用资本主义还是必要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捍卫农村集体化是持极为坚定态度的，他甚至讲过即使冒着党发生分裂的危险，也要坚决反对回到单干。他指出问题的尖锐性在于：“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这里讲的“落空”，就是指，在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不仅农业农村的发展落空，而且中国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必定要落空。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下山时，毛主席大声地对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与此同时，在保障农村集体化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积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提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多次批评当时党内否定商品经济的极左思想，他认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态度 ，“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毛泽东进一步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利用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严肃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基本原理的态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记载，1970年至1976年期间，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成果。中国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都是享受了社队企业发展红利的;其中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大寨大队、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一大批乡村确实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节 公有制生产关系还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形成不同的实践，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毛泽东曾经满怀欣喜地期待着，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将会获得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颂人民公社社员群众的这种高昂的精神状态，他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
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曾经为此“快乐”了一阵，但是很快“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在所有制解决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还有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东西呢?他发觉,“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还任重而道远。1958 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在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还迫切需要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表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它“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是直接关系能否合理对待劳动人民主人公地位和利益，能否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编著《资本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还不可能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实际，继续进行探索的一个新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解决了没有呢?毛泽东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仍然在苏联存在。发现并着手革除苏联模式的这种制度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人。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就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社会基本矛盾，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在遇到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时，没有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导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二，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和思想准备，而处置社会矛盾不当，搞了肃反扩大化;第三，容忍官场坚持搞特权，搞特供，搞特殊化，形成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实际生活中正在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严重脱离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以致滋生新兴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后果。
以苏共和苏联为鉴，毛泽东“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他创造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他所准备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执政的干部(官)与广大群众(民)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边。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地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这部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一个重要指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贯彻。他在此指示里严肃地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认真执行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地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等等。
毛泽东曾经寄予厚望的“大跃进”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曾经令他兴奋不已的“人民公社”也遭遇严重的干挠和破坏。毛泽东在连续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后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时，一方面检查了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的问题，如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不肯降低“高指标”，宣传成绩时弄虚作假，“吹牛皮”等，尤其是他本人退居二线脱离实际和用人不当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坏作风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发现：在农村人民公社，“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在工厂里，“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各种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情况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恶性膨胀，权力集中在管理层，人民在生产决策、特别是分配上毫无发言权，而管理层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而是围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层干部脱离劳动，而又享受高薪及各种特权和福利，还对工人群众实行关卡压，特别是当管理层变成抱团贪腐成窝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形的发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警觉。1965 年 1 月 5 日他读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来信。信中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毛泽东对此很认同，也极为重视。他尖锐地批评批示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第四节 正确处理好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胜利
从前面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讨论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学理论判断，即在所有制解决之后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组织高层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党的八大后，中共党内曾一度有提高农村集体化公有程度的意向和作法，不少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调研发现，很快意识到这是脱离实际，是很不现实的。随后在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和坚定主导下，修定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恢复到八大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合作化集体程度。在此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情况再没有大的变动。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将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尤其是干群关系方面的问题。
在关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干部特殊化，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会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1959年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向一起研读的高层官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特别在于教育干部。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毛泽东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生产关系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决策。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和固化，有可能导致与劳动大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出现。这个问题，最早见诸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就是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 年在陈正人那封来信的批示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再次强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他多次批评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并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从而形成与普通工人农民相对立的特殊阶层。所以，毛泽东以身作则，并且说，“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出来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国家的某些照顾，这是由历史形成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种封建“世袭”思想的影响。如果坚持“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特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陋规则，势必使干部队伍腐化变质，败坏党风政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样下去，危害无穷。面对此情况，毛泽东多次十分担心地对女儿李敏说，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会成为“一大灾难”。他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的干部内部形成特权阶层，反对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敲响警钟，党中央开展整顿作风、严惩贪腐、防微杜渐工作，采取了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一系列改善干群关系的措施，使得他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总体上保持了清正廉洁，联系群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一再所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那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特权阶层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他对这种危险的关注和警惕并非无的放矢。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最终垮台的结局更加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离开了他终生深爱、服务一生的人民，但是他老人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还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搞好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必将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人生旅途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非常地努力了，顽强地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一切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指明了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后继有人。习近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形成“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治上，强化领导、从严治吏、依法治国;在经济上，遵循规律、守住底线、推动改革；文化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强化大公无私、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作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地宣示了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他上任以来，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才能大有作为，大见成效。
2014年7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简要归纳为“六论”:一是“新常态”论；二是“两手合力”论；三是“基本经济制度”论；四是“共同富裕”论;五是“人民主体”论;六是“五大发展”论。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治上，强化领导、从严治吏、依法治国;在经济上，遵循规律、守住底线、推动改革；在文化上，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强化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创新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作风。改革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通过调整和改进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满怀自信，必将勇往直前，终究要奔向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境界。
第五节 党的决议和总书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的先辈们为实现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附 录：主要文献资料
一、《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
二、《毛泽东文集》第一至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三、《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邓力群编辑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出版。
四、《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第2版；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五、《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Ⅰ、Ⅱ、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别于1988年8、9、10月出版。
六、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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