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http://slxh.buaa.edu.cn/yangguangxun.htm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且走上更加发展的道路。回顾这六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我深深地感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和成长都和国家发展息息相 关。虽然这六十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是终究国家在前进，国家在继续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点，才造就了我们每个人的发展与成长。
建国后不久，1952年 我大学毕业了。分配来北航，被告知为迎接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我被编入一个专业研究生班，其任务是直接向各专业的专家学习，尽快地掌握专业，毕业后将充实 到各专业教研室做为骨干教师。研究生班一上来，首先进行突击俄语，要抢在专家来到之前，语言上有所准备，当时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参加如此任 务，很荣幸，但看到我的处境又很担忧。班上的同志均是从各方面选来的优秀人员，而他们事先已经经过一段俄语学习，甚至进行过集中突击训练，而我大学里学的 是英语，俄语是零的开始。开始的一个多月，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的，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是百分百地用上了，就连上厕所还带着背单词，晚 上睡觉还说着连串俄语梦话。值得庆幸的是我顺利地通过第一阶段的测验，算是在专业阅读和翻译上了这个初步台阶。我在总结时，突出地感到当一个人下定决心， 他的潜力又有多大啊！我从几乎是目不识丁状态，经过那么短时间就跟上了班内同志，这也就更加坚定我完成研究生学习的信心。
研究生学习结束，进入了专业教研室，真正当上高校的一名助教。对我来说，刚刚完成一个战斗紧接着又迎来了新的战斗。对每一项教学任务，我真是百倍的认真对 待，为了做好教师工作，对钻研业务不遗余力，要精通业务，不达到十分、十二分深度的理解，你就无法教好学生，讲课就做不到“深入浅出”，辅导答疑就做不到 “应付自如”。 在事隔几十年后，一位曾经在国外名校当过访问教授的当时的学生见到我时说：“杨先生，至今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学生最喜欢您来答疑了，因为不仅解决问题，而且 感到有收获”。另一位，已在航空工厂工作几十年后退休的当时的学生，现在当起企业大老板了，他的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回到学校看望过去印象最深的老师，他对 我说：“当我初到厂时，和其他从其他学校来的大学生一起讨论技术的问题。杨老师，你教我们的‘尺寸链’，我用上了，当时把他们全盖过了”。说起“尺寸链” 我回忆当时我确实并不满足于苏联专家教我们的几下子，我阅读了大量苏联文献，当时英美资料很少，我还专门从影印书中寻找有益资料，更重要的是我利用下工厂 的机会，对照生产实际中这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还多次为工厂技术人员讲座，讲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别。在那个时期，谈不上科研立题，只是结合 教学与生产实践写下心得报告，此报告都无法送出发表。现在就更加体会到，钻研业务、精通业务是一个教师最为根本的立足点。
要当好教师，除了精通业务外，教学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从助教到讲师，从副教授到教授，我一直重视这一点。仅举出二例：一是从科研生产中，我提取了一 个“成组技术”的教学实验，这在国内当时有一百多个学校有“成组技术”课程的唯一的一个。我是这么考虑的，通过实验方式可以来补充教学中难以讲清楚的内 容，这个实验课保持了许多年，后来又改进成“科研性大实验”，主要是留出更多的时间发挥学生主动思考和发挥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之能力，为此我获得了北京市 的教学成果二等奖。另一例是在我为研究生上大班课，在我的研究生帮助下，利用PPT来 讲课。这在现在来讲，可能是太一般了，可是在当时，多数教师尤其是老教师，主要仍旧依靠粉笔和黑板来教学，我这是勇敢地迈出的一步啊！此外，在考试方面， 除去采用惯用的开卷考试外，增加了一项利用网络、学生自选与课程有关题目撰写一篇技术报告的做法，亦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里说明一点，在发展中，在内容和 方法上都需要不断改进、不断创新。
当教师不可能仅仅呆在校内，还要到社会上去。1964年 “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展开，北航由一位副院长率领几十名教师带着应届毕业生去河北省隆化县参加那里的“四清”工作。我带上十几名毕业生被分配到一个最最 穷苦的“上沟大队”，指定我担任工作组组长，还配上一个地方干部，承德市拖拉机厂的厂长当副组长，工作就在这样一个组合的情况下开展起来了。
平时工作队员 到老乡家吃“派饭”，穷苦人家对我们的招待只能是一年四季吃粗粮，全无肉。我们除去根据上级要求开展运动，还需与老乡同劳动，在干部检查期间，还要把他们 的日常工作接过来，当起“村官”的工作，诸如传达上级精神、安排农业生产计划、组织修筑堤坝，甚至包括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等。对我这个组长来说，每回要去公 社汇报，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如果遇上到更上一级分团会议，走的路还要多，有时晚上赶不及回，还需在中间大队借宿。在此期间我还染上了斑 疹伤寒病，在县医院的大夫告我：“这里老乡浑身跳蚤，他们有免疫力不得病，得病的都是你们这些外来的工作队员”。这一年就好像我带上了十几名士兵参加的一 次战斗，虽然工作、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这一年使我终身难忘。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学校不上课了。对我来说有二件大事值得追忆：一是北航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大学试点班，我和我爱人双双被指定为大学班教师。当时这是 “工人阶级信得过的知识分子，可以在教学中继续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是最光荣的。但另一方面，问题来了，开始后不久就要求师生全部下沈阳工厂开门办学一 年。对我的家来说，一个八岁小学生的女儿和一个刚刚断奶一岁的儿子。为了服从革命大局，把女儿寄住到她老师家里，把儿子全托给学校的一个职工家属。可以想 象我们在沈阳支撑着教学工作，一方面是“先生”，另一方面，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要当“学生”，在每天啃着窝窝头时，还想念着北京的亲人，那种复杂的关系和 心情。
教师们出色的工作收到了领导和学员的赞扬，而我们克服家庭困难，出来和大家并肩作战的精神更是受到了表扬。当我们胜利归来时，发现二个孩子亦在困难 的条件下受到了锻炼和成长。另一件事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我国数控技术的发展，所以当时由航空部、机械部联合组织了数控软件攻关小组，共有四五十人投 入，我很荣幸地被派往参加，而且攻关小组以教、工、研三结合，我又是领导小组成员。为了集中精力，人员必须集中起来工作。当时就要求在通县航空工艺研究所 作为集中地，要求住在那里，可以白天晚上连着干。巧的是我爱人那段时间下放劳动，亦不在家，二个孩子虽长大了一些，但家里不能没有人照顾，所以就请了一远 房亲戚来帮助照顾。每个星期周末我回家，她下班回她家，周一我去上班，她又回来接班。此项攻关任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终于胜利完成而且获得了“国家科学 大会奖”。在1978年，当时这是第一个国家级奖项，不分等级，可以说取得了最高的荣誉。
在五十年代，曾去俄语学院作为留苏准备，但后因苏方当时拒收国防专业而未去成。开放改革后，重又掀起出国高潮，1979年，我又由组织推荐，并经过考试获得第一批公派出国，北航这一批共四人，全部去了英国。对我来说，这次出国很重要，因为在业务上明确自己的专长（成组技术），从此在事业上走上了更加明确的道路。1981年， 回国结合留学专长，开设新课、撰写新教材、开出新实验，这些都实现了。在科研上也得到航空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参加了组建成组技术学会的工作。当时 由于种种原因，学会以研究会的名称存在，以后才获国家正名。当时学会的十七名专家，联名上书中央得到首肯，奠定了学会的基础。以后在机械部领导下，展开对 全国成组技术重点改造的工厂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研究会直接指导生产实际，起到了一般学会主要以学术交流为主所起不到的作用。从学会建立，我就被选为副理事 长，一直到退出领导，廿多年来我一直专注地参与，因为它确实是我推进扩充事业的最好场所。在这里可以和许多专业同行交流融合，无论对国内或是国外，这是专 业技术最好的窗口，在离开学会工作前，我对接班的年青人是一个一个物色，一个一个落实。离开前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我对学会发展的看法。总之，我虽已离 开，但仍旧继续关心着学会的发展。
1984～1994年，我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连续五届聘为市政府专业技术顾问。为不断增添新鲜血液、年青专家，顾问团每二年一届，有1/3的 人员需更换。所以我连续五届续聘，也说明市政府对我的信任，要不是我已到退休年龄不会下来。这十年，我可以在北京市范围内为工业企业服务，我觉得这对我很 宝贵，我也为之做了工作。其中最值得提的是其中二个工厂：一是北京液压件三厂，另一是北京油泵油嘴厂。二个厂我都率领研究生下厂实干的，在液压件三厂，我 们帮助工厂搞的“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系统”取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顾问局的表扬。在油泵油嘴厂，我们去时打的旗号是共同研究成组技术在油嘴分厂 的题目，过去大家有一个看法，认为成组技术主要在多品种少批量的工厂使用，而油泵油嘴厂是大批量生产厂，有的成组技术工望之却步，我们不仅勇敢地进 入，而且有所发现、有所进步，我们发现成组技术在大批量生产工厂在扩增产品品种时仍旧有用，而且在探索增加了品种不减生产率这一点值得研究。当时，我在技 术会议上，以“现代化生产模型”名字提出了新观点，后来继续研究并通过和外国交流，实际上，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提出的“精益生产”。计算一下时间，我们提出新观点和麻省理工学院提出新观点几乎是同一时段。在我的专业领域，从成组技术到精益生产是技术上的一次大飞跃。顺便提一下，我把十年来政府给我的顾问津贴全部转为给研究生的奖学金，钱数很少，但意义很大。
回国以后，除了在国内技术上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大大开展外，在国际上亦是进一步活跃开展：请专家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到外国参观访问和到外国讲学等等各种方式均有利于交流和提高。在此过程中我觉得：一是向人家学习，另一点，我们自己要有创新。八十年代我们和MIT机 械系互访，他们来讲“自动化”，我去讲“合理化”。我发现他们不太重视自动化中的合理化，大学生中有不少人，连成组技术这个名字都不知；九十年代日本广岛 大学请我去讲学，第一天二小时仅讲了一张幻灯片——关于精益生产理论的各国观点。不得已，第二天又加了一课，参与人员都是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他们对我 们提出的“精益屋”模型十分感兴趣；为了向MIT学习精益生产，我第二次访问在1996年， 他们不仅最早提出此概念，而且由空军支持在航空工厂进行了广泛实践，取得了丰富战果。在行业内，提出了精益生产实现的认证标准。当我向教授提出“航空工业 与汽车工业”贯彻精益生产的异同问题时，他一时答不上来。到中午请我吃饭时，他反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了他。当时他停下吃饭，命令助手把我的话记录下来。 他自己掏出小本子也记录了这段谈话。这件事说明他们在精益生产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对此可能还没有进行总结。而我们虽然在工业实践中 比他们差得很远，但是仅就现在的状态，对此确有发言权的。同时，也理解到国际技术交流的必要性。从1987年开始我一直是IFIP（国际信息联合会）的WG5·7（计算机辅助制造管理专家工作组）的成员。虽然从1996年以后就很少参加国际会议，但平时不断的信息还是带给我不少好处，让我了解在此专业范围内的许多新消息、新进展。
总上述内容，虽然只是一些片断的回顾，但是已经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只有国家发展了，每个个人才有可能有所发展、有所进步。这几十年来，我仅有一个思想非常 明确：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一个好的教师。在事业上所追求的就是通过成组技术、精益生产等实现工业企业的合理化不断改善、不断完善，这就是我的心愿。整体 来看这些发展，联系学习科学发展观，说到发展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过去九十年代，我投入围绕精益生产的宣传曾不遗余力，带领研究 生和工厂一起探索道路也费尽心机，但对整个中国来说，这仅是很小的一支力量。现在国家对精益生产大大重视了，说明国家在发展。因此我对今后精益生产的发展 和未来充满希望。
我今年七十七岁了，引以为荣的是我仍然在以上这个战斗行列内，以我微薄的力量，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杨光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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