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理想从何处开始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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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印斌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04日 02 版）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国青年报》5月3日）

钱理群教授的这段话说得直接，也让人动容。话语中所概述的诸如“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等等特质，到底是极个别人某个阶段的极端表现，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常态化的集体群像？换言之，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想的大学，以及大学的理想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终至于迷失了方向？值此国内大学纷纷举办校庆的年代，颇有反思的必要。

在我看来，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目标追求上过于实用主义，在手段方法上缺乏底线意识，在表达方式上则可以使用自己并不相信的说辞。“精致”云云，不过是一种存在策略，一种纹饰，抑或是一种遮蔽其利己目的的保护色。在这样的人群里，很难找到那些与理想共生共存的真诚、热情、坚持等等品质。

这种人或许不是如今大学中的主体，却让实用主义侵蚀大学精神。一方面，此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学里颇受欢迎，很有市场，即便有些人表演得还不那么老到，但配合表演却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另一方面，时下大学的制度对此不仅很少抵制，某种程度上讲，还在默许，甚至是鼓励这种深入肌理的实用主义。

眼下正好有一个实例。5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质疑：“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随后，相关人士回应称，厅长读的是论文博士，第一年每月集中两天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新京报》5月3日）。此言一出，网上一片喧哗，质疑声声。

其实，这一事件不过掀起学历泡沫的一角罢了。有资格派发文凭的大学与有意愿谋求学历的官员一拍即合，文凭只是合作的一个筹码。至于招生的门槛、学习的过程、乃至最后的产品，似乎并不是需要格外留意、格外坚持的事情，很难讲谁比谁更世俗、更缺乏底线。

若问大学的理想到底从何处迷失，至此或可多多少少有些明了。其一，大学的理想是在大量日常的损耗、细节的溃败、以及习焉不察的妥协中，一点点沦丧的。对此，大学自身当然负有责任。武大老校长刘道玉疾呼，“教育需要乌托邦”，这样的呼吁并非虚文。世人每每提及西南联大，而这所大学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正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

其二，大学的理想也并非完全是在大学里面迷失的，早在大学之前，即已经颇多折损，元气大伤了。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路走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市侩精神可谓如影随形，畅达无阻。孩子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千锤百炼，习惯世俗、习惯表演了。大学阶段不过是加速、加剧了这种表现而已。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诗人刀尔登在《不读<左传>》一文中写道，“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大学里一旦充斥着“浑圆”的师生，则大学的理想、理想的大学又怎么可能凌空而来，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理想？

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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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湘 堵力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03日 03 版）

钱理群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 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 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 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 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 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钱理群谈五四精神：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http://qianliqun.blogchina.com/712529.html

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日前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别举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百名学者齐聚燕园，探讨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会议期间，北大教授钱理群、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鲍国华等接受新浪访谈，畅谈他们对五四精神的看法。钱理群教授认为现在谈五四更多强调其科学、民主与启蒙，但同时还应警惕科学和民主极端化，从而忽视人本身的自由与平等。以下为访谈实录：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五四

　　主持人：在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来纪念五四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理群：从五四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很多人都反复谈到一点，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评价。社会上有些人、有些力量因各种原因否定五四，而这批人恰好认为五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学术的角度，学者要善于把现实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这是从学术角度产生的冲动；进一步从学理上讲，这次会议是从学理层面来回应社会上对五四的各种批评，但绝不是辩护，而是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来揭示五四的各个层面，从各个角度来升华问题，这是此次会议最大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因为北大是五四精神发源地，新文化运动主要发起者都是北大人，我们通常讲五四精神是和北大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北大来讲，这些年也面临着北大精神的一些危机，因此由北大组织这个活动，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五四的问题，也是解决北大自身精神的问题。最后从中文系的角度而言，中文系很少组织活动，所以这一次也是中文系建设中一个重要措施。所以现在来纪念五四，一个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还有对于北大精神和中文系自身建设的意义。

　　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主持人：钱老，您刚才提到目前大家对五四精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概念即启蒙、科学和民主，在我看来实际是遭受到几个方面的挤压。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五四“启蒙、科学和民主”的否定思潮。我认为这种思潮来自三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现在有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认为科学、民主、自由、人道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拒绝。

　　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想法，或者叫民族主义思潮。认为五四是用西方的思潮——科学、民主、启蒙来批判传统。这实际上和前面也有内在的联系的，找中国特点就是把西方的都丢掉，自己回到传统里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觉得五四是重新固定价值，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把五四看成是一个文化断裂。

　　还有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或现代的观点。因为启蒙、民主、科学这个确实是现代一点的东西，现在从后现代来讲对民主的启蒙也有一种反思。这个反思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呢？这次会议也谈到了，比如王富仁老师会议发言时所说：五四精神象征着科学民主，这里还有对科学民主的理解的问题。有一种理解就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科技民主，为什么要科技民主？目的就是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样一种国家主义层面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科技、民主的一个误解和误读，而且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科学崇拜，从而导致相对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鲁迅当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即物质主义、科技主义，这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把科学发展变成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时候，这就是走了极端；民主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把民主发展到极端的话，就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导致自由和平等的不平衡，这里就存在着民主崇拜的问题。

　　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鲁迅的五四传统，因为鲁迅恰好就说，他既坚持科学、民主、启蒙，又超越科学、民主、启蒙。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们今天谈到的五四传统，其中更应该重视的是鲁迅这样的一种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既要继承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主持人：您觉得五四精神除了刚才说的启蒙、民主、科学，其他的一些价值还体现在哪儿？

　　钱理群：五四也有自由、人道主义、平等。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道、平等。如果丢掉了自由和平等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的，所谓坚持五四超越五四，就是要呼吁这种五四精神。

　　主持人：您觉得这90年来五四精神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有哪些？这90年来它的影响有没有弱化？

　　钱理群：我们现在讨论五四是很有意思的，五四的影响始终成为一个焦点，这个跟鲁迅讲得也非常相近：一方面质疑，一方面影响。我们今天仍然谈论它，这恰好说明它非常重要。有需要继承和坚持的，有需要超越的。

　　五四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人

　　主持人：当年五四时期青年的那种责任与爱国精神也是广为传颂的，您觉得今天的青年在爱国主义方面如何更好的体现呢？

　　钱理群：现在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思潮，就是把五四解释为五四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五四传统等同于爱国主义传统，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准确：

　　其实五四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因为五四爱国运动就指1919年5月4号那一天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之前就有而且之后也有，两个有联系，但是又有不同的意义。

　　爱国学生运动当时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有非常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五四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里面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爱国主义怎么理解？什么爱国主义？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东西，这是国家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在五四时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它要牺牲个人的利益。鲁迅他们认为什么是现代化？国家富强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国富还得民富，国强民不富是不行的；另外即使国富民强，还要有人的精神追求，人的个体自由。

　　我的思想受鲁迅思想影响的，强调立人、人的精神、个体的精神自由，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我的一个彼岸的目标。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我更重视精神，我觉得人根本是个精神动物。

　　现在年轻人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因为没有更高的追求以后，就很容易依托在国家这个精神层面上，所以我认为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问题。

　　当然，我们绝对不反对爱国主义，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理所应当。你是中国人，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国家主义来说，我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这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您觉得该如何来纠正这种思想或者扭转这种危机呢？

　　钱理群：所以这个会议特别让年轻人来听，本来就能起到这个作用，通过对五四精神科学的阐释，可以作为年轻人的精神食粮。有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这样一套理念的话，至少你的爱国主义更丰富了。爱国是没问题的，但是除了爱国还要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对五四的研究，学理的研究，学科的研究，通过科学理性重新认识历史，然后再来面对现实。

　　主持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文学，那么您对当下的文学氛围您满意吗？

　　钱理群：这有一个过程，五四时它是强调人的问题，但是后来文学比较强调社会功能、教育功能，从而忽略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肯定就会忽略文学的个人性，这就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危险，就把五四的传统给丢了。而当下文学又过分强调个人化，过分强调娱乐化。

　　主持人：又忽略了社会性。

　　钱理群：我们现在有一个毛病，思维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强调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就忽略文学娱乐性；强调文学娱乐性就忽略了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忽略了人的个体。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多元的文学体系。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五四呢？现在缺的就是五四时的文学，即关于人生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文化断裂绝不是五四的产物

　　主持人：有人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对传统的批判，导致了一种文化断裂，您怎么看？

　　钱理群：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鲁迅的文学，它对传统是超越的，不只是继承传统，还有全新的创造。必须要看到五四运动是有创造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存在文化断裂的问题，但这绝不是五四的产物，现在如果把问题都归到五四是不对的。

　　另外，你们这一代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商业化，商业化容易导致肤浅化；同时还有网络上出现的信息爆炸等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问题，现在要求你们全部再像鲁迅当时那样读古书、读诗经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我们怎么样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完全回到传统是不行的，既要不割断传统、继承传统，又要同时接受更新的东西不太现实，因为新的知识太多了。

　　大学不独立 学术不自由

　　主持人：钱老师刚才您也提到，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不可分割，您觉得北大乃至当下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就是大学不独立，学术不自由，所有的学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体制化、行动化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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