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权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信念与社会价值观，也是美国自视为优于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地。基于专制导致动乱，民主带来和平的国际政治逻辑，美国试图按照国内的民主治理模式塑造整个国际秩序，永续美国治下的霸权稳定，于是，对外输出民主、宣扬人权价值观成了美国锲而不舍的追求。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参与者众多，途径也多种多样。与政府派军队武力变更专制政权、非政府组织有意对目标国政权反对者进行援助不同，在海外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体现的是一种既非军事刚性、又非NGO的商业输出模式。美国跨国公司一边在东道国投资做生意，一边又悄然地将美式民主价值观带入东道国，跨国公司这种主观意图不甚明显的柔性输出方式或许较母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强硬方式效果更好，也更难以被人察觉。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接触促变”的途径之一是参与培育中国中产阶层。
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通过两种途径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其一是招聘、培训等内部方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出于本土化的需要，必须在当地雇用和培训一批能够在本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如会计、信息系统支持、管理咨询、金融服务、市场分析等) 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最早和最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被称为在外企上班的“白领一族”。在向中方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方面，美国公司较欧、日公司更有吸引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培育中国中产阶层方面似乎较欧、日公司做得更为出色；其二是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方式催生国内一些行业中的新中产阶级，分化中国的“旧中产阶级”。跨国公司高薪的吸引，加上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造成了人才的社会流动。“通过为社会和经济流动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跨国公司在中国正在帮助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群体”。“国有企业如果要留住他们的高级雇员并同外国企业竞争将不得不按照业绩付酬”。
美国跨国公司“触变”中国的途径之二是促进中国教育水平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成员形成“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从而“促进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在一家美国公司中拥有一份成功职业的机会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产生了波动和影响”。“对于那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在一家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工作，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称心的工作。其结果是，美国公司正在吸引中国社会中‘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视角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他整个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强调，促使中国渴望成为“白领阶层”的年轻学子勤奋学习，通过得到跨国公司的录用而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层生活。而他们的成功又会造成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更多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将子女送入质量上乘的教育机构，用中方雇员这一“社会示范群体”教导子女勤奋学习，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一批批智商高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子进入跨国公司，并随后得到培训，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方式之三是通过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产品营销和信息技术开发塑造中国员工、消费者的价值观念。
美国计算机和网络公司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和产品成了美国政治文化“外溢”、渗透的强有力工具，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大部分资料的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据有关组织估计，美国目前拥有的数据库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国一直在把它的有关法律、人权、技术标准贴上国际化的标签，通过互联网强加给别的国家，互联网潜在的‘美国化’影响已对一些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民主输出的途径之四是通过其设立的基金与项目资助来影响中国。
福特基金会希望通过资助中国民间组织来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以此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具体来讲，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对象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帮助改善法律框架，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政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很多新的条令，但这些条令还不怎么完善，还有很多不明不白的方面，福特基金会通过资助中国民政部和北京大学法学系的相关研究者的研究，帮助他们研究国外的一些情况，希望对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有所帮助。第二是能力建设，有很多民间组织，如扶贫基金会、环境方面的协会、生殖健康的协会等很多，但其能力有限，组织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福特基金会通过搞一些培训，来帮助这些组织提高工作水平。第三，福特基金会资助一些研究机构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状况。如果在中国提到非政府组织，很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是反政府的还是跟政府合作的呢？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所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很多地方有很多研究机构正在研究民间组织在中国社会应该起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东西。
除福特基金会外，面对人权组织指责雅虎帮助第三世界“威权”或“专制政府”“迫害网络异议人士”，雅虎总裁于2007年11月发起成立了“YAHOO！人权基金”，努力“加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权保护”。 “YAHOO!人权基金”将向那些被在网络上限制自由发表观点的政治受迫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人道及法律援助。基金的一部分将用于支持劳改基金会开展人权保护的教育工作。
为了将负责任的人权问题决策融入公司的全球业务中，雅虎还创建了“YAHOO！商务与人权计划”。该项目的一个核心支柱是对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商务计划可能受到的潜在人权影响进行评估。该评估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评估对自由表达和隐私权的潜在挑战，以及通过法律、操作结构及其他方法提供保护我们用户的战略手段。在经过上述调整后，雅虎才进入新的市场以使人权风险最小化。
前述事例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对华“民主输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既是美国“接触促变”政策的塑造者和推进者，又在客观上充当了美国对华“接触促变”的工具。但不能高估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对华“民主促进”中的作用。获取利润的内在动力、竞争的外在压力以及中国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等内外因素，限制了美国跨国公司“接触促变”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跨国公司刻意与政府的对华“民主促进”议程保持距离。
其次，美国跨国公司掣肘本国政府以强硬方式对华输出民主。
“民主促进”存在着两种途径：第一是“硬促进“方式，包括两种。其一是通过干涉、制裁等手段以压促变，如对缅甸、古巴实施经济制裁；其二是通过使用武力实行政权改变(regime change)，如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第二是“软促进”方式，也包括两种：一是通过官方、半官方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全国民主基金会”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旨在促进受援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二是通过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交流、文化往来和政治接触，达到以经变政、文化渗透、接触促变的“和平演变”的目的。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软促进”途径。
再次，美国跨国公司在华订单生产引发“血汗工厂”现象。人权是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最后，中国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制约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文化价值观渗透。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党和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政府对传媒业的管理比较严谨，在对外合作方面一直采取谨慎态度。鉴于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与跨国资本的谈判中坚持审查制，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国内传媒公司的保护，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蔓延。比如说，时代华纳/美国在线和新闻集团星空卫视的华语卫星频道在广东落地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广东有线电视网有权监管传输中的敏感信息。再比如在2003年和2004年向有限的几家外国电视公司以及合资制作企业开放电视业后，中国监管机构去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批准新的外国电视频道进入中国。而且，正如《华尔街日报》直言不讳的评论所言，像鲁伯特·默多克这样的跨国媒介巨头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不仅“发现他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预期”，而且由于他吸纳了持股人的大量资金，因而他们对要求媒体自我审查以规避风险的呼吁也变得难以抵制。
事实再简单不过，跨国媒介公司是在中国赚取利润，不是在中国公民中“促进民主传播”。正如Lee所说，跨国媒介公司不是民主的信使。它们会坚持“政治正确性”，就像许多赞成在中国（按照中国方式）“降低劳动者待遇、更多地限制劳工权利的美国公司一样”。中国政府对文化单位和文化市场重要部门（如出版、电影、电视和新闻媒体）的依法管理，也得到了全国大多数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在1998年采访了一些媒体专业人士和专家，发现70％以上的人都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和保护仍是全国性和地方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所必须的。 正因为如此，“跨国媒体公司在华投资所冒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都挺高，获利也得不到保证，在华投资的规模仍然有限” 。
中国政府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警惕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制约了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对华进行的文化渗透。而且，从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干涉，尤其是1972年对智利民选政权的颠覆，到他们对叶利钦轰击俄罗斯议会的报道，美国的跨国媒介公司忠于美国民主原则的传播记录充满变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资本在当地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利益。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期待“中国加入WTO可确保北京继续推进一些善治改革，即使人权压制持续和政治空间仍紧紧被控制”，但是中国政府总能利用立法来阻止跨国资本有害公共利益的表达。所以，美国学者Keane认为，在分析中国入世的政治意义时，轻易地将市场自由化、多元化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难免会有牵强之感。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由于中国市场丰厚的油水成为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美国、欧洲公司最终通过其沉默、甚至更糟糕的行为来支持该国执政党的路线。不是它们在塑造中国，而是中国在塑造它们”，简言之，“与中国接触”是一个神话。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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