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美国打响新政治空间战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正日趋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包括个人、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改变其认知模式、行为方式以及互动关系。尤其是网络2.0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网络作为新的政治空间已经成为各国角力的焦点。
作为互联网技术最主要的发源地，作为应用互联网最为广泛同时依赖性也相对最高的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了探索和制定网络空间国家战略的漫长进程。从70年代至今，美国初步制定和完善了以“塑造”与“威慑”为主要特征的进攻性互联网战略。这里的进攻性，主要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存在国家利益冲突的国家而言；对美国自身来说，根据相关政策制定者的描述，至少在战略层面，美国追求的是“防御”而非“进攻”，共目的是维持美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其对象则是新兴大国和新兴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所带来的“挑战”。显然，美国眼中的“防御”就变成了其他国家感受到的“进攻”。更加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天然具有的超越国境的属性，促使美国进一步酝酿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即在必要时主动越过地理国界，在网络空间甚至是在物理空间“主动消除”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隐患。防御性的战略目标与进攻性的战术手段相结合，更加强化了这种互联网战略的进攻性。
从“防御”到“塑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互联网战略经历了一个演化发展的阶段，其主导策略逐渐由“防御”转化为“控制”，然后逐渐向“塑造”转型。
除去冷战的结束，美国互联网战略最主要的分水岭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此之前，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约束了美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包括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建立、完善和实施监控个人网络空间各项行动的努力。而系统的监控体系，是建设进攻性互联网战略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民意基础：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在2001－2003年间愿意为了“安全”牺牲一定程度的“自由”，接受政府监控。比如2002年1月的调查显示，当时有4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避免再度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包括那些会侵犯自由民权的措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在逐渐减少，但到了2003年11月，仍然有31％的受访者持相同的观点。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之窗，使得美国政府得以系统地推进了互联网战略的转型，其内容包括联邦调查局的“食肉动物”监控系统合法化、制定通过《爱国者法案》、修改《1978年对外情报法》等。
在完善“控制”的同时，“塑造”互联网的战略也悄然成型。早在1995年，当时美国国防部分管特别行动与低烈度冲突的助理部长办公室就起草了对互联网进行战略评估的报告，称：“互联网内传播的信息有助于美国国防部更好地搜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低烈度冲突进行更加有效的评估”，“在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当其他所有通信手段都失效时，互联网将是惟一能够沟通冲突区域内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作为一种进攻性手段，能够为心理战提供额外的媒介，进而实现非传统的战争目标”。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名为“塑造、反应和准备－－新领域中的军事战略”的主张，以落实克林顿政府《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指导原则，其侧重点是在足以匹敌美国的全球竞争者出现之前，美国应该运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以便在未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维护和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到2010年，一位美国空军中校的论文《信息战略：消失的连接》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征文竞赛中获奖，该文明确提出了进攻性信息行动的定义，从“方式”、“途径”、“效果”三个方面对进攻性信息行动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进攻性信息行动能够使用的方式包括“软”和“硬”两种：“软方式”主要包括心理战、战略沟通、公共外交等，主要途径是“影响”对手的思想，进而改变对手的行为；“硬方式”则包括了电子战、网络战和物理摧毁，主要途径是“瘫痪”对手的命令、指挥、控制、侦察等系统，使其无法协调行动，发起反击。
2010年1月21日，以伊朗“推特革命”、“谷歌计划撤离中国大陆事件”为背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说”，将“自由接入互联网，不受限制地接触各类信息”等概括为“互联网自由”，并与美国传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安全自由概念并列，称运用信息技术服务于美国外交，在全球范围推广互联网自由是“21世纪的治国方略”。时隔一年之后，在经历了“维基解密”披露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文件，以及西亚北非诸国民众借力推特、脸谱等新媒体引发政局动荡等事件后，希拉里于2011年2月1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再度发表演说，探讨国家在网络时代面临的选择与挑战，并提出要鼓励、帮助和资助其他国家的民众借助新媒体接触信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同时也要注意防范恐怖分子以及类似“维基解密”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借助互联网挑战国家安全。
就在希拉里发表第一次互联网自由演说之后，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丹麦克在《华盛顿季刊》上撰文讨论“管理全球公共物品”，将“全球信息空间”与外空、海洋等并列，称其为“数字公共产品”，同时指出，美国应该努力争夺目前处于“积极无政府状态”的全球信息空间的主控权，树立由美国主导的行为规范，确保美国的优势，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避免来自不良行为体的挑战。
2011年5月17日，美国发布美国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集中阐述了美国对于互联网未来的看法，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议程。颇为罕见的是，该战略由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商务部六部门联合发表。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说，披露了美国国防部有关《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的非机密部分，提出要以“五项战略举措”构建美国战略行动的五根支柱，其中第一和第二根支柱主要是“观念支柱”，解决如何认识和理解网络空间战略的概念框架问题；第三和第四根支柱事关美军网络空间行动的“资源”和“盟友”，侧重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构建两种类型的联盟，作为推行新战略的制度支撑。
至此，美国的进攻性互联网战略基本成形。
单边主义的互联网战略
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奥巴马宣称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进行切割，重新回到强调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道路上。但奥巴马政府在互联网战略问题上仍然奉行“单边主义”，以保障美国‘对网络空间的控制为主要目标，以双重标准衡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需求，评估相关行动的战略意图。
综合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提出的各项文件，美国的互联网战略涵盖了三个目标：保障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美国对网络空间信息流动的控制能力；保障互联网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为美国外交服务。当事关美国自身利益时，“国家”或者说“政府”的利益被定义为该战略所要保障的目标，不允许个人或者非国家组织以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等名义损害美国政府所判定的国家利益。于是，当2010年非政府组织“维基解密”披露美国直升机屠杀伊拉克平民、路透社记者的录像，发表美军隐瞒杀害伊拉克、阿富汗平民的战争文件，公布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对“维基解密”以及支持它的黑客组织“匿名”实施了强而有力的压制，包括向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发出国家安全信函，要求其提供相关活动分子的登录信息。仅2011年一年，FBI就两次在全美十余个州发出了48份相关搜查令。同一时间内，美国司法部向包括推特公司在内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以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发出国家安全信函，要求其提供若干“匿名”组织成员的相关信息，包括IP地址、信用卡账号、发送信息内容等。
而在面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或者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时，美国又认为互联网，尤其是脸谱、推特等新媒体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应该通过强化与亲美的非政府组织跨国网络的合作，来推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2010年1月7日，希拉里在国务院设工作晚宴款待包括推特公司创始者、谷歌公司总裁等互联网精英人士，共同探讨如何将互联网转化为美国外交的工具；并委派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成员到谷歌以及推特公司分管有关事务，确保这些新媒体工具能够在包括“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政治动荡中，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便利。
同时，凭借与西方主流媒体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强大能力，美国政府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自2009年3月开始，就在公共舆论空间致力于塑造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所谓“得到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的印象，将美国描绘成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甚至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这当然不符合事实。美国要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安全，而是要获得对全球网络空间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不仅意味着技术的优势、自身的安全，还意味着某种近似没有边界而且不会受到报复的行动自由。根据美国网络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最新的政策宣示等资料，美国希望将传统上两分的军用、民用网络安全问题合二为一，以军用标准衡量民用系统，并将“威慑”以及“物理毁伤”的概念，引入网络空间。用精确制导导弹摧毁对美国发动信息攻击的计算机的所在地，成为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偏好的理想模式之一；而另一种理想模式，是从俄罗斯远东水电站控制系统故障引起爆炸这个案例中引申出来的，即如何通过网络攻击实现物理毁伤的全新作战模式。或许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以及白宫的最终决策者还可能稍微顾忌下此类赤裸裸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但整体而言，美国进攻性互联网战略的核心目标，仍然有着鲜明的单边主义特色。
作茧自缚？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在彼此存在利益冲突与不信任的大背景下，简单的“投桃报李，针锋相对”策略，是最为可行的选择。基于这种选择，进攻性互联网战略在美国的盛行则只能引起其他国家类似的反应。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在于其综合能力对其他国家形成的压倒性优势，而这种优势也在诱惑美国去“滥用”自身的优势，其后果就是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反应。尽管因为全球相互依存的存在，难以形成所谓的反美联盟，但至少在网络领域，毕竟相比核武器、常规武器等复杂系统，某种网络武器开发的成本和技术难度都相对低廉，各国的内部制衡也就更容易实现。
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毕竟在今天的世界，极少有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网络而存在，也没有多少国家能够承担与网络的全面隔离以保障自身安全所带来的巨大代价。进攻性互联网战略的存在，迫使各国都要去寻找网络威胁背后的国家意图，这显然会摧毁本来就不是很坚固的战略互信，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问题彼此绑定。这对于塑造一个稳定、互信与和谐的国际体系，显然弊大于利。如何消除进攻性互联网战略带来的弊端，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最强大实力、同时也是进攻性互联网战略始作俑者的美国，显然对此承担更大的责任。力量越大，责任越多，这话不仅对“蜘蛛侠”适用，对白宫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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