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刘少奇的说法，农村也该合作化了
最近回老家，看到家乡农村的萧条与凋敝，深感心寒。一个上百号人的村民小组，谁家孩子打工回家结婚，找不出几个年龄相当的青年“陪十弟兄”，我那“天命”兄弟只好滥竽充数；谁家死了人，找不出八个抬棺材的青壮劳力，我那“耳顺”同学只得老当益壮。真可谓“青壮打工去，把犁妇与叟”。一个历史上“种饭都生”的南方平原乡村，过去的一年三熟，最多剩下了一熟半。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双季稻，又重新回归到一季稻；一季越冬油菜，只在不超过50%的农田里还可以看到。历来调蓄雨水，用于灌溉、养殖的堰塘，自分田单干以来，将近三十年没有清过淤（清淤出来的塘泥，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已基本淤平报废，成为血吸虫寄主——虰螺的理想藏身之所，而一些良田又成片成片地被开挖成养鱼池。大跃进至农业学大寨兴建起来的排灌系统基本废弃，农户不得不各家各户自备小型水泵（一般都与家庭生活用水水泵兼用），加上长长的水管和电缆，各自为战。到了粮棉油上市季节，小贩子成群结队上门收购，竞相压价，掺杂以后，转手卖给大贩子再使假，好端端的黄谷白棉黑菜籽，霉烂变质，被糟蹋得一塌糊涂，真是暴殄天物啊！原以为只有城镇里的人闲得无聊，才遍开麻将馆，一天到晚“垒长城”，殊不知农村同样三家一店，五家一馆，“吃”、“碰”、“胡”声不绝。
不过有一点使人感到欣慰，就是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与老农们扯谈，都说现在农村排灌、耕作、收脱、运输等农活已基本从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了，过去用于车水的龙骨水车，早就进了博物馆；用来运输的独轮车，用场也不多了；用作耕田整地，历来被农民称为宝贝的耕牛，已基本上看不到了。近几年农民特别高兴的是，水稻收割机械已经过关，一台小型水稻收割机一天一晚可收割二三十亩，相当几十个强壮劳力的工效。最大的问题就是插秧机还没有过关，不过有了抛秧技术，也不很紧迫了。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跟着大人们泥里爬，水里滚，十岁时就是一把插秧割谷的妙手。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又从学校回家干了三年农活，深知灌溉、耕整、收插、运输是农村耗工费时最多、体力支付最大，或者技术要求较高的几门农活，农民迫切要求实现机械化。跳出“农门”后，曾经“走后门”给生产队弄了一台动力抽水机和一台手扶拖拉机指标，乡亲们至今还挂在心头。但是，老农们也反映，当前农村普遍实行的个体经营，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障碍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一是成本过高，大多数农民买不起，也用不起。比较大型的农机，如适合南方水田耕作的小型拖拉机、水稻收割机，每台造价一般达数万到数十万元，普通农户根本无力购买。为了鼓励农户购买，政府对买主采取了补贴政策。比如水稻收割机，现在每台卖价大约20万元，虽然几级政府可以补贴7万元，买主只需花13万元，但13万元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只有个别“先富”起来的人买得起，政府的补贴实际上是“帮富”而没有“帮穷”。因为买主购买收割机就是冲着它的市场而来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一般无机户只不过是机主赚取利润的市场，要在常规成本之外另外向机主支付一笔利润，无疑增加了成本。现在收割机收割一亩水稻，一般收费80元，如果水稻倒伏，收割困难一点，就会高达百元。农户算了一个帐，一季亩产1000斤稻谷，毛收入不过700元，仅收割一项就要支付10%以上，加上种子、化肥、农药、耕整、排灌等等，不计人工，已无多少可赚，所以很多农户宁可手工收割，也不请收割机。
二是田块分散经营，农机用武之地受到限制。分田到户以后，田块小而分散，互不连属，很不便于农机操作。比如排灌，各家各户自备的小水泵，就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往往还要从别人田里过水，如果别人田里种的是旱作物，或者刚刚施用过化肥、打过农药，一时不能过水，就只能着“干急”。为此，邻里间相互打架斗殴甚至出人命的事时有发生。用电到处私拉乱接，极不安全，电打死人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再比如耕田整地和收割，因田块权属不同，种植作物不同，成熟季节不同，许多田块耕作和收割机械根本无法到达，农户只好望机兴叹，农机也只得望田兴叹，不得不被迫进行手工操作。
如果重走合作化道路，生产统一规划，作物统一布局，建设统一的排灌系统，设置统一的机耕道路，以上所有问题全都迎刃而解，农机效率将大大发挥，生产成本将大大下降，至少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重复用工，可以免去农户支付给机主的利润。唯一的问题，就是被政府“帮富”的少数机主们，不可能独自富上加富了。政府如果站在大多数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组织农民重走合作化道路，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担心少数人富了不能再富，当然就会对广大农民和农业机械发展的客观要求置若罔闻。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曾经意见相左。毛泽东主张先合作化，再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管当时刘少奇的真正用意何在，但按他这句话的字面理解，实现了机械化，还是要搞合作化的。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村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机械化，而且个体分散经营又已经严重障碍着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按刘少奇的说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也已经成熟。我们不是天天说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吗？，现在，农业机械化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提出了重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我们就应该“代表”农业机械的这一发展要求，像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黑龙江兴十一村一样，引导农民重走合作化道路了。更何况大量剩余劳力找不到出路，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大幅度退坡，农民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购销环节上遭受双重剥削，农产品在收购环节上被暴殄天物，农业污染日益严重，如不抓住时机，重走合作化道路，中国农业和农村建设必将走入死胡同。
时下农村开展的新农村建设，除中央给农民拿了一点钱（是否都到了广大农民手里，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办了一些项目或给了一些补贴外。到了下面，某些领导人最热心的，却是修房子。向银行贷一点钱，从各方面凑一点钱，要老百姓出一点钱，重建几栋漂亮的小楼房。回顾一下历史，兴办人民公社时，某些领导人特别喜爱的是修房子“建新村”，农业学大寨时，某些领导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修房子“建新村”，到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某些领导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修房子“建新村”。不知我们这些领导人吃错了什么药，总是把个新农村的“新”局限在新房子、新道路、新设施等物质的“新”上，脑子硬是开不了窍，不能从南街、华西、兴十一等一大批现成典型中得到一点启示，借鉴一点经验，在新体制、新生产关系方面另辟一条新径。领导人们从来都是反对别人“思想僵化”的，自己则跳不出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巢臼，把个新农村建设仅仅理解为修房子“建新村”，是不是更僵化了一点？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一生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另一半则是错误的。而跟着毛泽东干，最后做了大官的人都是一贯正确的。现在看来，毛泽东正确的一半也算不住了，一生都是错误的，甚至根本上就是要从头到尾彻底清算的罪恶（那个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谢韬最近跑到香港就是这样叫嚣的）。毛泽东的话不能听了，那么“一贯正确”的话应该听听吧？刘少奇曾经一度被捧为“一贯正确”的代表，刘少奇的话更应该听听吧？刘少奇在50多年前就说了，先机械化，再合作化，怎么就没有人听了呢？
200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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