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记载的历史：说唱艺术与乡村秩序
田忠国
据传说，民国初之前，乡村是没有政权的，只是到了社会动乱叠起，“马子”成为赤贫人群谋生的方式后，乡村志愿者，民团之类的村民组织才成为某些比较富裕的乡村的一个选择。当然，有地主的村子，他们则自己成立了防备“马子”绑票的武装力量。
但是，数千年中，没有政权的乡村是怎么秩序井然的呢？
说唱艺术与道德观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读书识字一直是富有者的专利，作为贫困一族的乡村，识字者往往成了当时最大的荣耀，成了乡村中的一大亮点，但有此亮点的村落并不是很多，更不活跃，而活跃在乡村的是那些以说唱艺术谋生的说唱艺人。在说唱艺人的群体中，据说几乎找不到识字的，是一种口传心授的艺术。
这种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民间艺术，既是野性与良知，道德与秩序的承载，又是乡村唯一的娱乐途径。野性建构了以“马子”谋生的道德秩序，良知与道德建构了乡村共同遵循的价值文化。当然，那种价值文化，是一种主体意识缺失和个体权利缺失的状态下建构起来的群体精神迷失。
“穿钉靴扎战鼓不响的郭二”与乡村向往
在江、鲁交界处，说唱艺术家一直传唱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富家小姐（据说确有其事）相中（爱）了一位长工，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小姐为了给长工取暖，走下绣楼，钻进了这个长工的草窝（睡觉的地方）。之后，双方商定逃离了村子。郭二其实是个笨手笨脚的人，绝非是草上飞一族，但在说唱艺术中，他却成了背负小姐踏水而去的角色，成就了那个时段人们心灵中的风景。或许，正是那个故事的盛传，成就了那个时段并非反封建的一个个淹没在岁月深处的爱情故事。
乡村集市与圈子内的粮袋
自由经济的盛行，其实在弗里德曼“自由政治与自由经济”一文出现之前，在中国上演了数千年，那时，调计因自由经济给社会带来灾难性打击的，是翟玉忠先生在许多文章中论及的国家储备。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道德秩序下的经济交往形式，比如，一个人卖粮食没有卖完或根本没有出手，散集后又不愿背回家，他把粮袋划个圈放在里面，到下一个赶集的日子再去卖就可以了。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自由经济是一种自觉的秩序经济，当这种自觉的秩序在社会上消失的时候，自由经济的本质就不存在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只是一种形式的受强者掌控的经济自由，而非本质的自由经济。
自由经济的本质，应该是一种自主（买卖由我），自觉（价值秩序），平等，自由的交易形式，是双方的共同认同。一有笼断，比如说企业的大集团化，如微软公司，它说几壶是几壶，自由经济的本质自此消失殆尽。
由此可知，真正的自由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时代，世界上随着小农经济的消失，具有本质意义的自由经济也就不存在了。
乡村新秩序：梦想，抑或是未来的现实？
乡村自治一直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但从自治到自觉，似乎还有个过程，因为，乡村自治的本质意义在于，民主制度秩序和民主文化秩序的双重自觉。没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秩序的自觉和自治能力，乡村自治的目标就很难成为真正的现实。我说的是自治，一方面指的是村民政权的自治，另一方面说的是村民个体的民主自治，没有自治能力，就没有民主的自觉。
就目前看，村民们的民主实践，正在使梦想变成未来的现实。
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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