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就是不如华西村
:儒夫
最近从一张半年前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介绍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其实,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单个事件本无需过分指责,但有人为了吹嘘30年的成就,把他作为一块牌子树了起来。文章说过去的农民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还说:“‘大锅饭’这朵美丽的‘罂粟花’,使勤劳的中国农民深中其毒,萎靡懒散。”这不是很矛盾吗,这样“三遍哨子”的精神状态能叫“勤劳的中国农民”?应该更正的是中国农民是勤劳的,但这样懒散的农民只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农民,还有我的亲戚也有是农民的,他们没像文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懒散是赚不到工分的,要知道,记工分是体现多劳多得的,也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考核”,我姐是妇女队长,她干的可是爷儿们干的活。如果说安徽农民就是懒,那未免太武断,且打击面也太大了,不过在童年的记忆中就是安徽出来要饭的农民特别多,但没有一个要饭的人说是因吃“大锅饭”饿肚子的,都是说因为自然灾害,小岗村当时也许也有这个因素,如果不是,那真是丢尽安徽人的脸面了。说“大锅饭”怎么的不好,我不知与这位有同样想法的精英们有没有吃过家里的大锅饭,也许他们在家里早就是西方式的AA制、分餐制了。但这毕竟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是精英们的自由,不过在这儿提“大锅饭”,实质就是剑指人民公式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同时也是想为了抬高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封建私有制生产方试。难道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真有那么好吗,精英们是喜欢用数字说话的,所以不用数字说话精英们是不会服的,我要说“小岗村就是不如华西村”,实际就是要说私有制经济就是不如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此,我要跟精英们来算两本帐,一是经济帐,一是政治帐。
应该承认,包产到户在表面上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我阿姨家第一年包产到户后就感到粮食多了,这种实惠实质是一种分配方式的转换。我们假设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粮食1500斤,按原来他只能分到口粮500斤,还有1000斤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卖给国家,他的实际收入是:30%口粮+工分。包产到户后,如果农民只交30%的粮食,实际收入就是70%的粮食。在粮食紧张的年代,粮食就是财富,在农村也是货币的有限形式,如到农村合作社买副食品、饭店吃饭,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即用一定数量的粮食进行交换。因此,粮食的增加是收入增加比较直观的感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从劳动力的分配来看,农民生产食粮的30%劳动力归自己,70%的劳动力归集体,那么70%的劳动力去了哪里,一部分是为维持粮食生产投入到基本农田和设施建设,如积肥,挖河泥,开排水沟水渠等;另一部分是把粮食卖给国家后以工分形式返回到农民手中。包产到户以后,30%作为耕地使用承包费交给政府,70%归自己所有,农民自己这当然多留存了粮食,同时还由于杂交稻的推广与化肥的大量使用,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也无形中成了包产到户的功劳了。农民表面上得到了实际利益,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农田设施建设没了出处,如河道清淤就没人做,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回乡看到,童年清清的小河成了垃圾坑,有些河段鸭子不是游在水里,而是站在水里,原来灌溉的水渠破败不堪,农民要灌溉就要付钱。事实上,农民只是增加了对粮食支配的自由度,却并没有增加多少农业生产的实际收入。这应该从当年许多农村农民摞荒得到验证,因为农民种粮越种越亏,所以干脆就不种,有些地方的农民种的麦子最后宁肯一把火烧了也不愿意收割。后来,土地逐渐被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被规模化的生产所替代,其实质就是宣告了包产到户的彻底失败。如今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合作社,这可是过去人民公社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恰恰证明了当年的人民公社没有错。
算了大帐再算算明细帐,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应该包括这样几项:
农民总收入=工分+口粮+集体农副产品收入。
这里还不包括农民经营自家自留地,家庭养植,如养猪、养鸡、养鸭、养蚕,还有家庭织布等收入。虽然在当时打击投机倒巴,但农副产品在自由市场仍然可以自由交易。
在我们农村,当年一个工分大概0.14元(每年并不一样,需要根据生产队的收入而定),最差的地方听说是0.07元,但这是少数,好的地方有超过0.30元,假设平均0.20元/每工,一年按300天即300工分计算,就是60元/年。在农村没有星期天,但有农忙与农闲的时候,忙的时候最多一人可三工,当然还要看干什么活,农闲的时候要挑猪圈、抠河泥等,并不是像文章所说懒得散漫不干活,只是少了活,像我姐姐在农闲的时候就是绣花。
口粮部分每个农民按500斤/年算,这个数字是根据各个生产队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外,老人、小孩、五保户的口粮是集体出的,它应该计到劳动力的人头上。按当时城市粮价每斤0.14元计算,农民的口粮收折合70元/年。
集体农副产品收入是指集体种的油、养的猪和鱼、种的豆和瓜,还有集体分的柴等。 那时我们队里,过年的时候每户会分肉、鱼、豆腐等。如果都以10斤算,大约20元左右。农民在集体中的上述收入为:60+70+20=150元/年。
三十年以前与三十年以后,货币价值按1:23计算(我在《如何比较30年前后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对这一比例作过详细阐述,实际比例还远不止这么多),那么,农民在集体中的年基本收入相当于今天的3450元。而官方提供的数字,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农民的基本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4%,也就是说当今农民的基本收入为3891元,增加了248.4元。可惜的是,30年来,国内GDP翻了两番,而农民的基本收入仅增加了7.2%。更让我晕的是,从得到的另一份资料中看到,“到2007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0.8%”,我不知道这个“工资性”收入是什么意思,当然不能枉评,就是不知道4140元的官方数字中有多少比例是“工资性”收入。
算了经济帐还得算算政治帐。中国历史上从商朝诸侯封地开始,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历时2000多年,而包产到户真是发展到了极至。小岗村是背底里搞私有制,暗底里是挑战现行的社会制度。搞包产到户,最终是瓜分集体财产,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宣扬小岗村的做法,就是在鼓励阳奉阴违,宣扬对抗现行社会制度,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说“包产到户”是“解放生产力”,那就更让人发晕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告诉我,原来生产队用拖拉机耕地,包产到户后,集体的拖拉机被卖了,钱被分了,农民耕地改用了牛,哪位精英还能告诉我,让老牛革了“铁牛”的命,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它是如何解放生产力的?今天,为什么有人不用华西村来大张旗鼓地宣传30年来的成就,而要极力用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来宣传所谓的成就呢,该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搞‘饥饿的社会主义’,还是搞‘温饱的资本主义’?”这也太露骨了,言下之意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饥饿”,无非就是要想宣扬私有制比公有制好。华西村走的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坚持的是公有制发展模式,30年来,如果坚持公有制,今天就不是一个小岗村,而可能是一百个、甚至是一千一万个华西村!
由此看来,今天是什么人要极力宣扬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那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及其买办走狗,另一种是被资本主义发展思想所忽悠的没有思想的人。
如何比较改革30年前后的经济生活?
常听人说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人说,“现在的生活很艰难”,好久前曾看到一份报纸说,根据调查,“有多数人认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后来再想找回那张报纸,但没能找到),我有同感,于是就有人反驳我说:“你以前拿多少工资,现在拿多少工资;过去只有九寸黑白电视机,甚至还没有,现在家家有电视机,还不止一只;过去买辆自行车要积攒一年的工资,现在……”我还真的没法回答。比以前工资加了、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等等,这样的经济发展说生活不好让人不服。但又想,说慈禧太后奢侈,可她也没有看过电视、用过电灯空调,坐的皇家大轿再奢侈也没有现在的汽车快捷舒适,五百里加急快递再快也没有手机电话来得快而方便,平常百姓的生活岂不都胜过老佛爷?所以仅凭电视机、自行车也让我不能接受,于是我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该有条“河”作参照物来对比,想来想去只有粮食了,因为粮食是生活必须品,它不仅是经济物资,也是战略物资,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用来征服别人的武器。
过去能保持长期不变的米价是每斤0.14元,现在每斤普遍平均价约是1.6左右,这还是认为粮价比较低的价格,约是过去的11倍多,其中还不包括国家对种粮者的补贴、对农业生产如农机化肥的补贴、及取消的农业税,所以我们今天实际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粮。再看过去尽管农民一年到头,天天月落干到月出,但粮食产量很低,记得当时每亩水稻超600斤能在全县通报了。如今随着提倡科学种田,杂交稻的推广,化肥的大量使用,不仅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还让产量翻了一番,根据效率与成本成反比计算,粮价大约相差23倍左右,也就是说,过去的1元钱相当于现在的23元。
再来看看工资,过去普遍工资约34元左右,约是今天的782元,接近于现在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我母亲是纺织工人,工资是66元,相当于今天的1518元,与现在工人普遍的工资收入也差不多,在我们小巷里有一位是铁路工人,工资是一百多,算是高工资了。因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的工资却养活了一家四口人,还造了房子,而如今,我们两个人养一个孩子还有点累。虽然经济增长比以翻了许多,国家统计数字说平均工资长了多少多少,但工资增长对于大多数工薪族来讲基本持平,而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职工的六七倍,而企业高管、老总就更是无法相比,只能说明,今天是少数人占有了多数的财富。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吃的东西比过去多,用的东西比过去好,不仅有电视电脑,许多人家住了高楼还有小车,这些都应该归功于科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让社会产品变得如此丰富。但再看看今天日子好过的背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第一是医疗改革让我们失去了免费就医的权利,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第二是教育产业化让许多家庭不堪承受,过去我们一年的学杂费是10元钱(每学期3元学费,2元杂费),上大学、中专、技校不仅免费,还有生活补贴,如今虽然国家开始免收学杂费,但有孩子上学的家庭算一算,一年的教育开支是多少。第三是就业过去由国家统分统配,如今是就业难,职工下岗,企业转制让工人成了雇员,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还造成了几代人奋斗积累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第四是住房商品化,许多职工失去了分配住房、房屋补贴的权利,高额房价让许多职工对房屋望尘莫及。第五是失去了社会生活安全感,过去至少在农村能做到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如今是防盗门、防盗窗,还是不能保障生活的安全感。第六是失去了人文关怀和相互的信任,过去是有什么困难找单位、找组织,而如今我岳父中风六年单位都没上一次门,组织关系还是打电话让子女自己去拿、自己去办;住在三楼不认识四楼,老太太倒在地上过路人不敢下车去搀;就是一家人为了房产,亲人反目,明争暗夺,甚至把老人逐出家门。第七是我们失去了蓝天碧水,大量的工业污染让我们看不清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走在路上一脸风尘;废水排放让原本清澈的河道变得恶臭如墨,鱼虾绝种;使用的农药、化肥让我们吃得菜总觉得没有以前的肥、鱼没有以前的鲜,癌症病人的增加,有些病种是以前从未听见过的,人们不得不为食品安全而担忧,为自己所住的环境安全而担心。
说到这里,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观点,衡量社会进步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今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实质就是反映了生产关系有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过分吹嘘生产力发展了多少多少,因为一旦因生产关系的矛盾再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那我们真是腐朽到该被打倒的地步了!所以我在研究中共“十七大”报告时觉得,有几个看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传递了一个审视过去发展道路的信号,至少不会在今后再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甚至再是对猫黑白不分了,是否会重新反思改革前30年的经验还很难说,也许颜面上还难放下架子。第二是“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实际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第三是城乡统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解决当前最突出、最关注、涉及人口最多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目前正在实施中。第四是在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提出了“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第一个信号是在加强中共自身建设的同时提高执政能力的建设,在抓经济基础建设的同时抓上层建筑的建设,其执政理念的变化将影响到今后百姓的切身利益;第二个信号是将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用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来审视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第五是“建设和谐社会”实质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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