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郑永年先生《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给人的感觉没有一点新意。兜了半天圈圈，农民、农民工生存和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郑永年先生把农民、农民工、城市住房的问题归结为土地问题。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土地问题上，提出了土地流转的对策。此对策的主要思路是：1土地向集约化生产流转；2土地向城市流转。他的依据是：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勉强可以还原为农民，而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不可能还原为农民，只能融合于城市中。所以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成为他们的生存要素，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要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农民工的来源，和他们占有土地的基本性质。农民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中心城市（含县城）郊区的农民工，第二是中心城市附近的农民工，第三远离中心城市即偏远农村的农民工。这三部分农民工中，当前可以为城市提供土地的只有第一部分农民工，第二部分农民工只是具备在未来若干年为城市提供土地的可能性，第三部分农民工则根本就没有为中心城市提供土地的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心城市郊区的农民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完全可以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经济收入来源比较广泛，过上比纯城市居民好得多的日子，即具备可以为城市提供建设用地的条件，也可以利用土地种植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比如蔬菜等等，还可以为城市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项目，比如住房出租，开办小型商贸店等等，拾遗补缺。城市附近的农民，则一般采取务农打工两不误的方式，打工挣钱解决日常生活花销问题，种地解决吃粮问题。他们短时期内不具备为城市提供建设用地的可能性，也不具备城郊农民那样的为城市提供各种服务的便利条件。在没有值得信赖的集约化经济组织的前提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土地使用权。除非农村集体合作化，确保农民利益最大化。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民外出打工，家里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交于留守的家庭成员（多是老少病弱）耕种，极少数人把土地交于亲戚朋友耕种，但始终不会放弃土地使用权，以防万一。这些农民工土地唯一的出路是走集体合作化经济道路，否则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只能流落在城市，成为无业游民。
据此分析，郑永年先生所说的第一个土地流转方向，是指第二类和第三类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我赞同郑永年先生的意见，应该要在解决好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向集约经济组织流转，并且务必防止土地流转演变成变相剥夺；众所周知，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如何防治强势集团和个人寻找各种借口强取豪夺进城农民工的土地使用权，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一旦失控，势必造成失地农民流离失所，处境悲惨，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人为地制造无产阶级或雇农阶级。为了避免此类悲剧产生，进城农民工的土地，一般依靠老少病弱劳动力，勉强维持着土地耕种，靠着左邻右舍的帮忙，解决吃饭问题，而打工的收入用于解决日常生活花销和重大开支。一旦失去生产粮食的土地，仅仅依靠在城市打工所得收入，要维持柴米油盐酱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费用，可就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何以为继呢。所以说第二代农民工可以离开土地确实不那么现实，即便到了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的最终归宿仍是回到老家，仍然是打工为花销，种地为吃粮，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只要农民的增收致富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些规律就仍然适用。
郑永年先生所说的第二个土地流转方向，是指城市郊区的农民。这类农民的土地，才是为城市住房问题提供建设用地的雇主。但是拿土地使用权换取市民权，对于他们来说，吸引力不大，他们更关心失去土地之后如何生存。目前主要依靠村集体经济发展商贸经营活动，多数是以农工商联合体的形式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力量，维持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郑永年先生大概忽略了中国农民工的这些基本特点，即目前我们所称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远离中心城市即偏远农村的农民，而这些农民的土地短期内甚至终生都不存在为附近中心城市提供建设土地的可能性。
土地流转依然解决不了农民出路问题，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说，农村目前的痼疾“以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村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从少量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只能是农民维持在生存经济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郑永年先生表述的。该问题的根源在于实行小农经济体制（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证明单干确实无法提高生产力，各个农户仅靠种植少量的土地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同理，放弃土地进了城的农民（不包括城中村农民），也照样很难成为中产阶级，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目前两极分化的现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难道还要用农民继续试验下去吗？只有走农村集体合作化道路，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管理和开发，比如发展多种经营和走工业化道路，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增值作用，农民可以作为股东分红，这一点已经被中国仍然坚持走集体化经济道路的农村实践所证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城镇化依然解决不了农民出路问题。农民工问题说穿了是农民出路问题，解决不好，必然重蹈国外发展的覆辙。不仅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只剩下老少病弱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也将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众多的没有技术特长的农民流向城市，要么失业，流离失所，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要么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血汗工厂卖命，用健康和幸福换取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直到生命终结。当城市原有人口就业压力巨大时，庞大的农民队伍涌入城市，对于城市管理产生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使本来就显紧张的居民就业、住房、上学、医疗、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问题雪上加霜。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绝不是简单到户籍一转换上述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那么便当。如果这么简单易行，中国政府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圆满解决了，何必如此费周折呢。许多国家没有户籍限制，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结果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他们居住在贫民窟，何来幸福。这样的农民转市民，有什么幸福可言。所以农民出路的症结不在户籍转换，而在如何确保生存条件逐步提高，有所进步。农民出路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围绕着改善农村农民生存条件做文章，立足于农民就地就业和发展，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势，壮大集体经济力量，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其他的思路只是一种白日梦呓。
城市住房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和企业社会公共责任的缺失，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商业化，产业化，人为地增加城市居民住房困难。我们不提倡每个公民都要购买商品房，但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廉价的公租房，让老百姓高价租借私人的高价房，住房难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蜗居蚁族现象不可避免。提供城市廉租房是政府的责任，这是确保城市居民（包括农民工）安居乐业的基础，没有这样的生存条件做保障，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同理，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重大民生问题，都需要政府和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政府把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干好了，干到位了，其他困难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这样，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幸福的生活。
总而言之，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走集体合作化道路，土地必须向农村集体集约，克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弊端，农村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农业产业化），农民实现就地就业的渠道就会更加宽敞。农村集体合作化道路是避免农民因土地流转被剥夺土地权益等诸多弊病的唯一方法；城市居民诸多管理难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家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而不是把应该由国家和企业承担的社会公共事业全部商业化，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写于201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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