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析

新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析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

1、建国初期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菅工商业。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的富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与主要的。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与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与小部分雇佣农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这是分别中农与贫农的主要标准。
雇农一般全无土地与工具，有些有极小部分的土地与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2、土地革命前后的情况
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10.6%。
浙江省在土改前对64个县的社会阶级阶层做了调查，发现当时这64个县的社会结构是：地主占3.4%，富农占4%，中农占30.7%，贫农占45.3%，雇农占7.5%，其他占9.1%。
河北省定县1947年实行土改，当时全县86556户，人口472919人，其中：地主1643户，占总户数的1.9%，14233人，占总人口的3.01%；富农3834户，占4.43%，人口33439人，占7.07%；中农35055户，占40.5%，人口253882人，占53.68%；贫雇农44515户，占51.4%，人口65654人，占35.03%。
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个趋势：
（1）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调整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市场恢复了，对农产品需求很大，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的中农、富裕中农生产生活继续提高，原来的贫雇农因为无偿获得了土地，生产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这两者约占农村农户的85%－90%，出现了中农化趋势。
（2）因为客观上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户要抵制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还有困难，所以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一小部分农户因天灾或家庭有病人或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或者借债，生产生活陷入了困难。另一部分农民因经营得法，而很快富裕起来，买进了土地，甚至雇起工来，扩大经营规模。由于这两种趋势的影响，土改后不久，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土改后，浙江省公布了全省农村的阶级阶层结构：全省地主占农村总户数的2.8%；富农占户数的2.01%；中农占户数的30%；贫农占总户数的53.16%；小土地出租者、工商资本家和工人等其他阶层占总户数的12.03%。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各省、市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对农村阶级政策作了新的表述。
毛泽东对土改后的农村情况分析后认为，“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30%，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毛泽东调整了农村阶级政策，将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作为依靠对象，“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

3、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
经过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土地、水利设施、牲口、大中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的。社员家庭只有小型农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等生产工具是私有的。所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是集体所有，社员家庭、个人都没有支配权、经营权。在生产队里，实行集体经济，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每天在生产队长、副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同，评工记分，实行按劳分配。
在1978年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与社员之间，经济上可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测算，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2。当时的中国农民实际上只有一个阶层，都可以被称作社员——人民公社的社员。
脱产干部，是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属国家干部编制，有干部级别，由政府财政发工资，多数不是本县本公社的人，由政府党委派遣调来的。这类干部很少，一个公社只二十多人。
不脱产干部，同农民社员一样是农业户口，没有商品粮，都是从社员中选拔出来的。在公社机关里，他们是各办公室的办事员，有的担任秘书等，视公社大小，有十多人，也有几十人的。在生产大队一级，有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等等，一个大队有七八个人到十多个人。在生产队，有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名，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等，一个一二百人的生产队，有干部五六人到七八人，为主的是队长和会计2人。不脱产干部也要参加集体劳动，也靠挣工分，分得口粮和现金。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

1、阶层分化情况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到1984年，办了25年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分化。由于农民获得的社会经济资源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出现了的差别。
1989年有学者指出农村人口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并根据抽样调查和有关统计资料推算，上述八个阶层在农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农业劳动者占55%～57%，农民工占24%，雇工占4%，农民知识分子占1.5%～2%，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5%，私营企业主占0.1%～0.2%，乡镇企业管理者占3%，农村管理者占6%。
从1995年下半年起到1999年，在全国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中，约有80%～90%改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人所有的企业。在市场化和乡镇企业改制的双重作用下，大部分乡镇企业工人变成了雇工，许多乡镇企业管理者变成了私营企业主和管理者，还有少数乡镇企业工人返回农业，成为农业劳动者。
1990年代中期之后，规模缩小的农村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农村社会阶层则有雇工、个体劳动者和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村管理者。
在20世纪90年代前，私营企业主虽然在经济上有较高的收入，但政治社会地位不高，但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有了很大的提高：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私营企业大发展，在有些县市，私营企业所交纳的税占县市财政收入的60～70%，这些私营企业老板不仅经济上有力量，政治上也有地位了。

2、农民工的情况
农业劳动者主要是指靠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收入为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来源的农民。这是农村最大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最大阶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有所下降，其收入与其他阶层的差距在拉大。
农民工是农村人口最容易选择的职业，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他们不喜欢务农，特别是农村青年，视务农为没有出息的职业选择，所以他们纷纷外出打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出现“民工潮”现象，进入90年代，民工潮一浪盖过一浪。
狭义地说，农民工是指在集体、国有单位工作的农村人口，广义上则还应包括雇工。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雇工阶层与农民工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主和三资企业而已。雇工的身份也是农民工，经济上与上述农民工没有差别。由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三资企业发展很快，加上集体企业转制的作用，农民工之中的雇工阶层人数增长很快。
尽管许多农民因为务农实在无利可图而纷纷外出打工，但在城市里和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包括雇工）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其社会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乡还低，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居住环境恶劣，备受歧视。

3、农村知识分子的情况
农村知识分子分布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他们被其他农民说成是有文化的人，但是除了在发达农村地区外，他们所享有的社会经济待遇并不很理想。特别是在落后、贫困的农村，教师们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地拿到工资。农技人员的处境更糟糕，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站名存实亡。
农村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专业上的发展遇到的困难很多，有不少人都转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去了；农村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嫌农村条件差，千方百计地不回到农村工作。
1990年代以来，农村知识分子人数增长不多，导致农村的教育、科技、医疗、文化艺术等事业比城市发展迟缓。据《中国农村年鉴（2000）》统计，1999年农村有各类学校的教员职工635.55万人（其中小学教职工406.8万人），医护人员116万人，文化站、农村剧团、文化专业户等约100万人，另外还有农业科技人员约300万人。合计总数约1153.5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5%。
近年来，民办教师都已转为公办教师，在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中，多数人拥有非农业户口，只是他们在农村工作，在农村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4、农村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的情况
个体劳动者原本是指农村的各种匠人，如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理发匠等，他们是农村手工业者的一部分，在农村是有传统的。他们一般都是兼业的，既种田，也从事手工业。
20世纪80年代初，政策规定雇工8人及以上的为私营企业，雇工7人及以下或不雇工的称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实质上就是小的私营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个体工商户阶层成为农村人口寻求向上流动的一种非常适宜的途径。这个阶层保持着很快的发展速度：1978年只有15万人，1988年已达1070万户，1999年全国有3160万户，从业人员6241万人，其中在农村的有1968万户，从业人员3935万人。除此之外，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个体经营的人员，因各种原因而未登记在册，或者多人用一个登记执照从事经营。
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是改革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但它不仅发展很快，而且已经进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层，在农村尤其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得非常快。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也是在农村初步发展起来的，到1987年时，80%的私营企业办在农村。
1992年以后，形势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不少规模大一些的私营企业都向城市转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一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户籍已转为城市居民户籍。到了1999年，全国1508857家私营企业中，办在农村的只有614877家，占40.75%。这61万多家农村私营企业共计有投资人约100万人。
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乡村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这些改制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大都是原来的厂长、经理，总计也有近100万人。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和政治的认可，特别是1989年后，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所以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投靠到集体甚至国有单位，戴上“红帽子”。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逐渐得到政治和社会认可，一些私营企业主进入各级政协和人大，一些私营企业主当上村民委员会主任或其他干部，甚至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进入乡镇当干部，他们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乡镇企业管理者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主导阶层，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曾经在社会上红过一阵。当时，乡镇企业每年以30%～40%的增长速度发展，1987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中，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由于这种高速发展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一些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则被称为农民企业家，在农村，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1998年，多数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已经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还仍然被保留着，多数乡镇也都还有几个这样的企业，它们在乡镇的经济和收入等方面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现在，乡镇企业管理者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只不过其人数比以前少了。
 
5、农村管理者的情况
农村管理者是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对下代表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各项任务；对上代表农民群众，反映民意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但拥有政治资源，而且还掌握着各种公共资源，特别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他们还兼任乡镇企业管理者，直接控制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分配。
从1996年开始乡镇企业改制后，农村管理者或者退出企业，或者成为改制后的企业老板。在一个村或一个乡（镇），经济能否发展，社会能否进步，与农村管理者阶层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目前，农村管理者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不是很好。在一些地方，农村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三、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问题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外部环境也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改制，转变为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
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发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来，可这时城市并不允许它们进来，于是它们只能到小城镇集中，乡镇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也随着企业的搬迁而迁居小城镇。从表面上看，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格局限制的结果。
一些村办集体企业规模大了，这个村本身就会被建成为小城镇，如江苏的华西村、深圳的万丰村、北京的韩村河村、河南的南街村等，建设得都比一般小城镇还好。
并非任何农村地区都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部农村的乡镇企业生长发展的条件改变了，市场已经被城市工业和东部乡镇企业占领，而且创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也严苛了，当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贷款、减免税等政策被都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农村再要发展乡镇企业，就困难重重了。
工业化的劳动者主体是农民工（包括雇工）阶层，他们的经济状况比农业劳动者稍好一点，但是，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不是很稳定，他们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这几年国家经济景气相对不如前几年，情况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收入一直没有多少增加，而他们的劳动强度却非常大，工作环境差，没有多少保障，他们经常面临着人身不安全的问题，在经济和事故纠纷中大多是受害者。

四、农村的未来预测
实现工业化以后的农村可能会是怎样的呢？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村看，大体有两类情形。
一类像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地多人少的国家，70%～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农场农业工人很少，大约为5%～10%。农场规模很大，占地几千亩甚至几万亩。农场主相距几公里、十几公里，相互交往靠汽车、电话、计算机，聚会在小集镇内进行。
另一类像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之后，大量的青年农民都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但农村的格局还未变，一家一户的房子还留在村落，原封未动。只是人少了，有些全家搬走了，房子还空着。政府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水利、道路、电力、通讯设施、上下水道都修好了。住在农村里的人，纯农户是少数，多为兼业农户。在靠近大中城市的农村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在城里工作，上下班靠汽车。也有一部分农户实行一家两制，中老年的父母还种田务农，年轻的子女在城里上班挣工资，但住在农村。
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很可能会像日本、韩国那样，农村这个社区会长期存在。农村居民将由四类人组成：一类农村居民，主要靠农业收入来源为生；二类农村居民，收入大部分靠农业，小部分靠非农业；三类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大部分靠第二、三产业，小部分靠农业；四类农村居民，是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的家庭。离大中城市越近的农村地区，第一、二类农村居民的比例会越小，后两类居民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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