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共富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楷模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55周年

学习共富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楷模

                          贺普霄 著

2010年7月

                    中国·杨陵·农科城

                         前  言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百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

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

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去南街村、刘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韩村河等这些共富村参观学习，一进村就将人引入另一个世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村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真正地受到了活灵活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教育，收益匪浅。笔者给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理论前沿》征文、和毛泽东旗帜网等先后写了一些文章，将其归纳成《共富村之路》和《学用科学发展观》两书。前者是自己参观学习这些共富村的收获、体会和感想。后者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科学发展观，按毛主席“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建成共同富裕的农村都市。其中也提到自己未去过的其他共富村的情况，朝鲜、古巴的情况，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腐败等问题。但总觉得是茶壶煮水饺——将这些共富村的“宝”还未倒出来，心里还有话要说。因而从今年四月份起，就给陆续写了学习共富村的一些文章，不少网点也转载了，并得到网友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指点。

    究竟学习共富村的什么呢？笔者的体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110周年讲话时指出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干什么呢？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然而自建国以来，中国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毛主席健在时，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居主导地位。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走资派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害怕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而处在非主导地位。毛主席逝世后不几年，这种非主导地位已经逐步地暴露出来了，竟然用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得出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结论。通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反修防修，将修正主义的名称已人为地取消了；通过包产到户、卖国企等来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来掩盖、混淆、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区别，并剥夺人民的发言权；资本家入党改变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这就导致中国私有化泛滥，0.4％的人和1％的家庭分别掌握着70％和41.4％的社会财富，财富集中度已超过美国5％的人掌握60％的社会财富；10％高收入人群和10％低收入人群收入比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生活文摘报》2010年6月30日），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人民忍受的极限，腐败和社会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有资料称百万高干，群众称官僚资产阶级将财产和亲属已转到国外，成为中国的裸体干部在掌实权。两亿多农民工被“新三座大山”逼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家乡已经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然而这些共富村人却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几十年无刑事犯罪。因而笔者认为，这些共富村代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中国农民只有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纪念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55周年，特将这些文章经过修改后，归纳成《学习共富村》一书。相信这些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定会在全国燎原！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参观学习得不够深入，调查资料不多，本书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上的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农学院工作，一生都和农村打交道的笔者在退休后的一点心意：总希望农村能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共同富裕起来。书内错误、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贺普霄 

2010年7月12日

于瑜源书屋

                      目  录                                                

                     一学共富村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二学共富村

                 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之本

                        三学共富村

                 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

                        四学共富村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五学共富村

                 胸怀祖国前途命运的农民领袖

                        六学共富村

                 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教育

                        七学共富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

                        八学共富村

                 大庆大寨鞍钢宪法精神永放光芒

                        九学共富村

                 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十学共富村

                 用巴黎公社原则办好共富村

                 世人评说共富村

                    一学共富村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

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

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

                         炎黄五千闻名史，

尧舜禅让全为公。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顾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成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伴相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这就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向被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指出，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消灭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一切传统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实行公有制，才能先建成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

    中华民族自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的五千年闻名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到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前的所有改朝换代，可以说都是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实现的。因为无论在那个朝代统治之下，农民都处在社会最低层的水深火热之中，受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社会地位也最低，生活最艰难。为了生存，那就被“逼上梁山”而造反了——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起义都是如此。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从鸦片战争外敌入侵后的割地赔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百多年，已经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就有了圧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当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即推翻圧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尽管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怎样才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同志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尽管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就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但还没有实践。当年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就是用枪杆子在大城市夺取政权的尝试失利后，方知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同，在敌强我弱的强敌面前，首先攻打大城市夺取政权不行。这时，他这位秋收起义的总负责人就果断地放弃了进攻长沙的计划，保存并率秋收起义余部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后，决定上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就是中共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人民军队的前身），以壮大人民武装，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被世界公认的毛泽东井冈山星星之火终于在世界人口最多的960万平方公里燎原了，丰富、发展了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马列主义宝库。

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仍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前的80％、现在的70％以上人的生活、生存、发展就有了保障。随着农村问题的解决，城市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城市的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比农村好，而且“三大差别”也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且工农之间、体脑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寓于固有的城乡差别之中。因而，毛委员一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和在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首先进行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建立红色政权，让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发展经济，才能取信于民而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有一首歌曲所唱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咱们闹革命，今天我们解放了……

解放后，在城市首先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财产为国家所有，这就是国营经济的基础；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以及保护工商业等全面恢复发展经济。紧接着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实现了“一化三改”，将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原则与旧社会私有制的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压迫工人、农民两种制度及其分配原则的主要区别。全国人民都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并亲身享受到社会主义的幸福和温暖，这就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变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正如《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唱的：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要进天堂虽很难，

公有共富是飞船。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从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70年中的列宁、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两个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前、后两个30年；朝鲜60 年和古巴50年一贯制历史中，尤其是我国的华西、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岑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几千个坚持“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共富村、公社已建成农工商三位一体的产加销一条龙的多业综合发展，村民已成为亦工亦农亦商的新型农民，农村已成为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尽管周家庄人民公社现在不准挂人民公社的牌子，但仍是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幸存的没有被解散的原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其他的那些共富村，尽管公社的其他大队的集体经济都已逼迫包产到户走了两极分化的私有制，但这些村仍然保持着原来公社下的大队、生产队的集体性质。这些村和全国“一刀切”地学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村相比，笔者完全自信地得出：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将以前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具体化到“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离开了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谈社会主义，只能是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的翻版——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即使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特色理论”来掩盖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也是掩盖不住的。因为用纸总是包不住火，不管怎样的花言巧语来美化掩饰，但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化。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中国直到现在，除了那些共富村外，李昌平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空，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且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从而酿成其拖住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恶果。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农村这条腿短，长期下去就会跌跤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让“新三座大山”将两三亿农民工已逼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谋生，这个跤已经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跌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了。那社会主义新农村靠谁来建设，怎样建设？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闻名，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就成了纸上谈兵、画饼充饥了吗？进而又提出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所谓城市化的新花招。岂知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在逼迫农民破产而造反，催生陈胜、吴广、李自成。但这些共富村为什么能兴旺发达呢？就在于他们在一心为公、和农民心连心的农民领袖领导下，不信邪、不跟风、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主心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沿着 “一化三改”后发展集体经济，走农工商多业综合发展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这样的多业综合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这些村、公社就是毛主席希望的集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村民都是村集体财产的主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老板，没有剥削，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在自己村、公社打造的一二三产业平台上平等上班，村民的劳动能力和分配无大的差别，更无天壤之别，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因而，不管你从哪里派来的工作组，拿上谁的“尚方宝剑”来逼社员将集体分了，他们宁肯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干；有的实在顶不住压力而包产到户了，但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了。这就是公有共富的阳关大道让村民们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几十年无刑事犯罪，更没有上访、失业和就业难的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是“新三座大山”，只知道圧在旧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已经彻底被推翻而一去不复返了。

      农民领袖是公有共富的决定因素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背井离乡，妻离子散。

               身上背着，“新三座山”。

               战争景象，家乡已现。

               农民领袖，敢于造反。

               坚持公有，始终不变

               共同富裕，国泰民安。

    这些村、公社其所以能建成让世人瞩目的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有自己的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党支部的坚强领导。这些农民领袖们没有一个像国家树的包产到户的典型小岗村那样，是由省上派遣的、拿国家工资的处级干部，而都是本村土生土长的、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的、经过长期考验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农民领袖。如石家庄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绰号“老坚决”雷金河。他抗日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抗日英雄，村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到公社社长、书记。将公社的各种规章制度搞得井井有条，就连在1960年暂时性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都有保证而不要自留地嫌麻烦，他特别强调干部的工分只能拿社员的平均数。1981年的包产到户风要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时，他最担心的搞了单干后，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集体企业将会垮台，社员的医疗、孩子上学、养老等福利遭破坏，人心涣散而走向旧社会两极分化的贫困老路。因而他三次进京城找抗日战争时就一起战斗过的彭真、吕正操等老领导，甚至在省委任命新县委书记时就有解散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圣旨”，这时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红灯记》中李玉和保卫密电码的勇气和胆略拍胸向省委立军令状来保护人民公社，让他再干一年，如果不如包产到户者就分了。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志者事竟成，得人心者必得天下的胜者是雷金河。这就是全国现存的乡政府外衣下唯一的人民公社，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面前，除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吃粮等十多项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外，14 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 000元，这在全国还未听到第二个。河南新乡刘庄的史来贺所在之村，解放前是有名的“长工村”。史来贺的父亲兄弟仨都是长工出身，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的史来贺也是靠打短工谋生。解放后史来贺同雷金河一样当农村基层干部带头走合作化道路。尽管他连任七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先后任乡、县、地委副书记等要职，但他就是不离开“长工村”去那儿坐镇，却在村上从1952年21岁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到2003年逝世，长达51年。在他领导下，用华北老愚公精神，花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土200多万方（将其连接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硬将黄河古道留给“长工村”1.5平方公里上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侧楞坡”、750多个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虾蟆窝”不毛之地平整成旱涝保收的人造良田。现在村上以制药为龙头的七八个企业，仅制药企业年产值十几个亿，号称制药王国。村民已住上单元四层470多平米楼房，并享受十多种免费福利。河南临颍南街村王宏斌，小学毕业后回家改变家乡面貌，尽管以后也有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但他毅然决然将其摔掉回大队领导社员战天斗地。现在村上有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和旅游公司，年产值十多个亿。村党委首先在我国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供给和工资的比例为7：3。村民们享受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的费用全由村上供给的十多项福利——肉、蛋、食用油全由村上供给，住进新住宅楼内的家具、彩电、冰箱、电话、水、电、暖、气、空调等全由村上提供，搬家时只需带上自己的衣被即可。小冀镇东街五队刘志华，不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在几天选不出生产队长的情况下，“毛遂自荐”当穷队队长，将一个靠贷款吃返销粮的穷队建成有食品加工、化工、集贸市场、房地产、旅游、疗养、养生苑等11个经济实体，村民住上了单元欧式别墅，并享受十多项福利，村民、职工还可定期外出旅游。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的田雄是文化大革命中高中毕业的“老三届”，自学泥瓦匠，并组织村上的木匠、泥瓦匠搞建筑，一开始就保持建筑队的集体性质——钱不能装错到个人小口袋，只能装在集体大口袋。由30多人的建筑队已经逐步发展成集建筑、房地产、水利、市政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有职工5万多名、拥有总资产36亿、流动资金12亿、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产值20多亿的国家特级资质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用企业赚来的钱装备现代化农业园区。村民一家一幢别墅，人均住房68平方米。天下第一村的江苏江阴华西村农民领袖吴仁宝，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委书记，能上能下又回村当书记……这些农民领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革命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后，能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将日本人请回老家，将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击印度、苏修侵略、南沙自卫战和支援世界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实现了“一化三改”，已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农业、教育和国防的基础。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打破了美苏两霸的核垄断。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干部的决定性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大庆、大寨、鞍钢宪法和这些共富村的创举，都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创业精神创造出来的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农业的法宝。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继承、发扬光大，绝不能丢掉。如果丢掉了，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谈，特别是钱学森同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强调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那只能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只有共富村的星火在全国农村燎原才能真正救中国！

    只要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兴旺发达了！

    只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公有共富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

          二学共富村

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之本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

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

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土地就是铁饭碗，

有了土地就有饭。

                    土地也是刮金版，

                    有了土地好发展。

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兼并所致的两极分化、苛捐杂税迫使农民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举行起义。希望造反后能实现均田地、均贫富的平等愿望。例如，唐黄巢起义的“天补均平”； 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宋钟相、扬么起义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起义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但这些都未能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十月革命前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私有制。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十月革命及其在圧它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共产主义革命，才要消灭私有制，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制度。

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农民以种地为生。农民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不仅要满足自己吃饭穿衣等生活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国家各行各业的需要。因而，土地不仅是农民生存发展之本，也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兴旺发达之本。要不，为什么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不断地在我国的藏南和南海诸岛得寸进尺地抢占土地呢？不少国家之间常在边界上为争夺领土而发生冲突。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对人类制造的灾难。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常在相连的地界、庄基上为一犁、一墙之地争来争去。新中国刚诞生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有“土地是穷人的碗，有了土地就有饭”；“土地就是刮金板，有了土地好生产”等口号。有的人分到地后高兴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的饭碗。直到现在国家还在不断地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这已经将土地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关系说清楚了。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的国家，土地对农民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每一个村、乡……的土地，就是这个村、乡……发展的命根子。

向荒山河滩要地就是要饭碗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制药王国刘庄，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旅游王国小冀镇东街五队，造纸王国龙泉村，建筑王国韩村河，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兴十四村，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的滕头村，乡政府外衣下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公社其所以能发展成今天这样，就在于从土改到现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和农业学大寨期间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滩、治坡、治山的群众运动——向荒山、河滩进军要地要饭碗。这既治理了对穷山僻壤有害的不毛之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的灾害，也为集体为国家增加了好多良田。就是当家作主的中国农民合作化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在战天斗地找饭碗和刮金板。在此可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些，特别是否定了这些，搞了包产到户后，那些不毛之地也不会打粮食。人不能昧着良心硬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人都知道，全国都在学习的农业战线一面光辉旗帜——农民领袖陈永贵带领大寨社员对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史来贺领导刘庄社员，用20年时间、投工40万、挖土200多万方，向黄河滩要地，要饭碗，于1957年率先在全国皮棉过百斤，得到周总理的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让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首批进入全国温饱线行列。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稿平整土地增加农田。江南两大寨（华西和上旺）之一的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来参观学习。然而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这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这已经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人拉犁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巾帼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要让人吃饱肚子，得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还有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南岭村等等，这些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土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让世人瞩目的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村民们不知道什么是“新三座大山”，什么是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在自己的土地上理直气壮根深叶茂地发展

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够根深叶茂地发展，就在于公有和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现代化农业要发展，企业要发展，教育要发展，文化生活要发展，后代还要不断发展，没有土地难道要在太空去发展吗？逼迫将地卖掉了的农民已经成了断线的风筝，不要说村上发展，有的已经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真正的“新生无产阶级”。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来看，每家起码可节省庄基地三四分以上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园田化、立体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投资不知要少多少。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毛主席教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家拧成一股劲，宁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想方设法集资、开源节流、找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办自己村的集体企业，也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外商，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和新长工村。现在回过头来看，30年来，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谬论指导下，中央、省上大卖国企，逼工人下岗失业；县、乡无国企可卖，打着“招商引资”、“土地流转”的旗号，逼迫农民卖地破产，甚至以此下策拆了农民的房，硬逼他们进城流浪来搞所谓的“城市化”。对不卖地的农民采取抢夺并动用警力，不知有多少人被打伤、致残甚至致死、家破人亡，有的受害者进京上访得到了更惨的下场。但这些共富村其所以不信邪，就在于在无私无畏的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堡垒内部没有内奸，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上方宝剑”的压力，都能团结应对。前文提到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是抗日英雄、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连死都不怕，岂能在保卫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向来自党内的右倾错误让步。长工村的史来贺，不农转非去地区坐镇地委副书记的“知府”，宁是要在村上当这个没有油水，只有汗水和露水而领导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官、同工作组顶牛的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就在这时（1981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后，公开支持了史来贺，工作组才不再和史来贺纠缠了，再别让刘庄包产到户了。然而，就在这样有关中国农村坚持集体化道路，还是走包产到户两极分化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未见中央任何新闻媒体对胡耀邦总书记支持史来贺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报道。这是胡耀邦同志坚持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史来贺挺起腰杆当“钉子户”以维护中央文件权威的依据。在刘庄参观者纷纷议论道，新闻媒体不报道胡耀邦总书记对刘庄的支持，怕“唐僧给念紧箍咒”！这话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中央在否定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搞包产到户两条路线的斗争。这话让大家联系到1958年毛主席不断地批评、纠正浮夸风，有人还在不断地搞浮夸风；在社教中，毛主席不断地纠正“形左实右”，有人还在继续推行“桃园经验”打击一大片。但现在竟将1958年的浮夸风和社教中的“左”的错误都要硬推在毛主席身上。看来建国后到现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派、走资派未能得逞罢了。正如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未能得逞一样。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用全面否定斯大林，将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赶下台而让赫鲁晓夫上台一样，毛主席逝世后他们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毛主席而先将粉碎“四人帮”的功臣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搞掉，最终也将华国锋搞掉，然后再改旗易道，用包产到户来否定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用大卖国企来瓜分国营经济，从而搞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中国千万、亿元以上的富豪已达到万分之六以上，其中的大多数是高干子弟，百亿以上的超级大富豪已有147个，0.4％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占有70％的社会财富。如果这些村、公社当时也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搞了包产到户，现在也逼农民把地一卖，那就给后世留下万年藏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让村民只能给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剥削。全国像苏联一样，青一色的私有化。然而可喜的是，这些村就像当年毛委员创立的井山星星之火，为中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典范，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希望。这些村即使招商引资，其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能让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真正做到了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土地是农民生存兴旺发达之本！

公有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桥和船！

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自己的一二三产业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绝不能将地卖给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再给他们当雇工吃二茬苦受二次罪！

企盼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尽快在全国农村燎原！

                              三学共富村

包产到户“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

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

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

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

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

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地使

用下去。

                                ——毛泽东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在全国那些有名的共富村中，有的是合作化后一直坚持集体化道路，不管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方面的干扰，特别是“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重压下都不信邪、不动摇、不折腾，才有了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所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农村都市。如华西、刘庄、兴十四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有的是顶不住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文件精神，顶不住“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重圧下——以搞不搞包产到户和个人承包为“标志”来体现这个单位搞不搞改革，并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胡言乱语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迷魂阵诱惑下，梦想包产到户后能过上好日子，使绝大多数农村干部和社员，抱着听党的话无可奈何而违心地将集体的土地包产到户、企业承包给个人。如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这样。

              大字报逼王宏斌开“遵义会议”吃“后悔药”

南街村不仅将土地包产到户，也将大队两个集体企业砖瓦厂和面粉厂也承包给村上两个“能人”后，他们采取杀鸡取蛋的办法来赚钱，不向国家交利税、不向队上交承包金、也不向社员付劳动报酬的“三不”，将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成了富翁，还在砖瓦厂发生了“一死三伤”的事故。小块分散的土地无法使用农业机械，有的人认为种地划不来就去做小本生意将地也撂荒了，产量由大队亩产千斤以上仅两三年时间就骤降到五百来斤；社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集资办的企业赚的钱社员得不到却装进了个别人的口袋，村上的贫富差别已经开始拉开……这种景况终于让社员沉不住气了，便向省上、县上告党支部和王宏斌的状，将大字报贴在村上、县上，群众当面议论、背后指责王宏斌和党支部……如果社员只向上边告状，上级领导不找他们，或者将其向后拖一拖，他们也不知道。但大字报这个革命的武器和群众的议论、指责，一下子就面对面地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总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麻木不仁吧！面对这种景况，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同志和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不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自己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也深有体会。依笔者看来，当时他们心里也窝着一肚子火的窝囊气。因为这是被上级派的包产到户工作组逼着干的，他们当时也不愿意这样干。尽管有怨气，但他们并没有埋怨社员，也没有追究大字报是否合法，更没有把问题向上推。首先考虑的是大字报和群众告状的内容，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只要群众说的有理，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行；这是群众对党支部的信任，希望党支部能挺起腰杆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也不是想将事情弄坏；说到底，不就是大字报把问题公开化了嘛！公开化了也好，这就逼着党支部尽快想办法，群众也都在想办法。这是很难得的发运群众集思广益的好机会、好办法。要不是群众自己起来了，还真的想不出好办法把大家能发动起来推翻包产到户。如果在搞包产到户时能像这样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就会按“宜统则统”，不可能匆匆忙忙“只分不统”搞包产到户，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让人伤心悲痛，想哭都没有眼泪的悲剧。他们把两个工厂承包后群众的意见概括为三句话：承包让群众受了骗，承包者赚了钱，党支部落了懒。1984年春节刚过，党支部立即开会研究决定，首先以他们的“三不”违反承包合同收回两个队办企业由集体来办；将社员承包的土地，根据村办企业的发展为社员打造就业平台安排劳力的情况，采取由个人申请、村委会研究审批的办法逐步收回集体耕种。这次党支部的会议可称得上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南街村的遵义会议”——从此南街村的发展像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以后一样，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回到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算得上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一大功劳。从而出现了新的飞跃：

1984年产值70多万；1985年130多万；1986年320多万；1987年730多万；1988年1 400多万；1989年2 100多万；1990年4 100多万；1991年1.01亿；1992年2.1亿；1993年4.2亿；1994年突破8亿；1999年达到14.2亿。15年增长2 000多倍。到上世纪末，南街村已发展成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其中与日本、德国合资的4个）、一个现代化农场和养殖场。进入本世纪后，经过二次创业，就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时讲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定不移地沿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前进。可惜呀，实在可惜！“大字报”这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在它的发源地已被改旗易道将它和它的发起人也一并被否定了。从而导致走资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像下山的猛虎到处逞凶而不许武松动手——老虎伤人无罪，武松打虎有罪——谁给腐败分子写了大字报，谁先受到法律制裁，而腐败分子则平安无事，甚至边腐边升，群众则称其为“前腐后继”。然而，在南街村，在大字报这“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威慑下，吃了包产到户“后悔药”后却创造出新的奇迹。充分体现了大字报这种革命武器和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及群众监督的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和优越性。这样的发展速度，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说：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

南街村党委在吃“后悔药”后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笔者认为这是南街村党委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一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连自己村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而让个人承包，那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干革命夺取政权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说明这个基层党组织是无能的软、懒、散的班子，那怎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呢？战斗堡垒不靠集体团结的力量，难道靠个人单枪匹马吗？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被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了；被“一刀切”搞包产到户而到现在还未吃“后悔药”的那些基层党组织也没有说这样的话，现在仍在吃包产到户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之苦；乡、县及其以上的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在大卖国企、卖地逼迫工人下岗失业、农民破产中不少人成了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看来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基层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知要比那些自称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有发言权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水平要高多少倍？这大概是赫鲁晓夫被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湼夫赶下台时，在苏共中央决议上写的，赫鲁晓夫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吧！

  老天逼徐德全“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

北徐庄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被迫搞包产到户后，尽管没有像南街村那样有人告状、写大字报，但老天就像《西游记》里的佛祖给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设置的大难一样，来考验集体与个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公有的团结起来的集体好，还是私有的势单力薄的个体好？1987年，当颍河两岸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面前，北徐庄人眼睁睁地看着大队集体修建的47眼机井，在包产到户后因个人无力、无法使用而淤塞废弃，抽不上多少水；被包产到户的小块土地切割成七零八落的水渠又不能把水送到地里，从而导致全村2 400亩秋田中就有2 000亩基本绝收的惨状。这个考验就给徐德全一班人重新敲响并唤起了集体意识。这时的徐德全没有哭，眼里也没有泪水，迫使要为村民共同富裕的徐德全当机立断地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和一台磨面机，凑得3 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军人、村长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全拿到村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5 000块砖拉到井台；全村干部把当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在老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也和南街村人当年集资办面粉厂一样积极参加集资。原来估计需要17万元的农田水利设施资金，很快就集够了。这就充分地论证了农民渴望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心情是多么地强烈和迫切，也充分体现了人常说的“大家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集体力量的威力。在包产到户农民中确实蕴藏着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只是包产到户的系铃人不解这个铃、也不提倡、不组织，还为其唱赞歌罢了。但只要有人发起并积极组织就会爆发出来。从现在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中国剪报》，2007年10月17日）就是证明。如果能像包产到户那样有中央文件指导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就是不派工作组，农民的合作组织也会因地制宜、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北徐庄这17万元，不仅修复了原来的老井和水渠，还新打了12眼新机井并进行了配套。这么一来，集体经济在北徐庄和南街村一样，被“一刀切”切得无可奈何花落去，又在严重的教训中无可奈何花又开了。1989年又一次大旱，周围一些村庄再次遭受严重灾害，但北徐庄却获得了大丰收，重新突现出我们在农业合作化时讲的，这些年来有意忘掉了的，甚至不敢理直气壮提倡的集体经济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的威力，它与单抢匹马各自为政的个人是无法比拟的。在此基础上，徐德全领导北徐庄向南街村学习办工厂，走有工共富、多业综合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学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王宏斌和南街人的大力支持，王宏斌亲笔写下了“志同者道合”的条幅送给北徐庄。在为北徐庄出谋划策的同时，经济上、技术上也给予大力支持。北徐庄也办起了食品厂、面粉厂、砖瓦厂、包装厂等企业，到2000年的产值已达到4.2亿。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次创业中，北徐庄要成为以食品加工、饲料加工、生猪养殖、肉类加工为一体的大型集团企业。因此，人们都称北徐庄为“第二个南街村”。去过南街村又去北徐庄的人，看到这两个村的村容村貌、都有毛主席汉白玉雕像、实行的分配原则等都非常相似，因而，就有人非常风趣地用了现代生物工程上一个很时兴的名词说：这北徐庄简直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

吃与不吃“后悔药”完全不一样

前文提到“江南两大寨”之一的浙江绍兴上旺村，当年与华西被誉为“江南两大寨”。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上旺甚至比华西还有名气，在全国仅次于大寨。曾有86个国家的元首和领导人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来参观学习。

解放前的上旺叫上王，是“四周环山一条溪，荒山秃岭无良地，十户人家九户穷，挑脚抬轿做长工。”真够得上名副其实的穷山僻壤了。解放后，翻身做主的上旺人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从1958年开始，在农民领袖党支部书记王金友带领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大打造田夺粮的翻身仗。他们首战“癞头山”，白天送饭到山头，晚上月亮当灯笼，寒冬腊月不停工，连续大战三个冬春，在11座癞头山上开辟了560亩新茶园。紧接着他们又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建造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 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给国家上交3～5 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上旺人“以茶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建起了全县最大的首家自营出口茶厂、规模不小的丝绸厂、纺织厂、羊毛衫厂、砖瓦厂、粮食饲料加工厂、畜牧场等。到1968年村上存款50多万，并开始新村规划，10年建起了20多栋10间一排的二层楼房，分配给社员居住，每家上下两层，楼外还有一间平房可作为仓库。由于集体力量雄厚，社员享受多种福利。村上有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实行了免费入托、入学，部分免费医疗。从1971年开始，还实行了退休制，无论男女，都可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旺人没有搞“二次创业，重振上旺”的决策，没有答应与华西提出的联合办一家颇具规模的钢管厂——华西出技术出管理，并提出销售渠道，吴仁宝还派出几位技术人员常驻上旺，扶持上旺创办企业。却在1982年的包产到户风中，将良田、茶园和竹林都分到户，1985年又把住房卖给社员，集体的几家企业也都改姓了。可喜的是村上还留有1 520亩山林为集体所有。除了退休金，村民过去享受的那些福利都没有了，上学、看病都得自己掏腰包了。这就是当年的江南两大寨上旺和华西，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韩银根自己有一个针织厂，还在外村包了50亩茶山，年收几十万。但他仍认为，村民要想富，还得发展集体经济。（王景和：“ 江南大寨”今与昔，《夕阳红》2008年第12期，第16～17页）尽管党支部书记也认为“村民要想富，还得发展集体经济”，但没有吃“后悔药”，这个集体经济怎能发展起来呢？这说明吃还是不吃“后悔药”是完全不一样呀！

沈浩未能让小岗村吃上“后悔药”

进入本世纪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省上给村上新派的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的一行13 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18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全国都在学习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后的农村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人称“战争景象”，怎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已达两三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2008年8月28日说，目前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约有5 800万。小岗村人这次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沈浩同志就是为了实践他带领小岗村人学习南街村立下的誓言：向你们学习，首先将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务实工作，付诸行动……他们的誓言就是“医治”包产到户后给改革第一村带来的灾难，可以说是“后悔药”吧！岂知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走包产到户两极分化的私有化道路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为医治一个小岗村这个人为的创伤，国家和社会各界不知投资了多少钱，还牺牲了沈浩这个处级干部，却未见好转，就在于没有对症。这种创伤后遗症是“大权威大夫”在健康人身上要树的全国农村改革“第一例”大手术的“后遗症”，一般大夫不敢，也不能医治的“顽症”。因为这大权威大夫及其的继承人还不承认这是人为的灾难的“后遗症”。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况沈浩是省上派来的领国家工资的处级干部，不是小岗村土生土长的像王宏斌、徐德全那样在各自村有威望、有权威的农民领袖。如果严宏昌能像徐德全那样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说那一番话，可能还会起作用而吃“后悔药”。不过，他不是农民领袖而是散伙派。现在竟传出了小岗村领导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话，那肯定是不会吃“后悔药”的。看来这包产到户的“后悔药”不是谁都能吃的！

 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就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吃与不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完全不一样！

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

只有在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带领下才能吃好包产到户“后悔药”！

全国农村普遍要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哟！

四学共富村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

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

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

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

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毛泽东

                          一穷二白虽是坏，

穷则思变换新天。

一张白纸没负担，

手挥大笔书画全。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闻名史，在世界史上是辉煌盛世的时代。但到近代却落后了，特别是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已经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穷”——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文化水平、科学技术都不高。但从毛泽东思想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这两条缺点对我们都有好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工、农业战线上大家都在学习的的两面红旗——大庆、大寨就是榜样；刘庄、南街村、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等这些共富村，都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而干出来的不仅让中国人自豪向往，而且也让包括欧、美、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也刮目相看的光辉典范。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这些共富村原来都是比较穷，或者很穷的穷乡僻壤之地。且不说大庆是在帝、修、反卡我们脖子和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靠《两论》起家开创的让我国摔掉“洋油”帽子的大油田。仅以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过去有“三穷”“五多”之称。“三穷”：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穷则思变也能将其变成农业战线学习学习的光辉榜样，还出了一位只拿村上工分，不领国家工资的副总理陈永贵；江南两大寨之一的上旺是“四周环山一条溪，荒山秃岭无良地，十户人家九户穷，挑脚抬轿做长工”的穷地方。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而迎来了86个国家领导和元首踏上这“四面环山”的偏僻之地参观学习。刘庄是黄河岸边“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京郊十佳数第一的韩村河也是“几条横沟村穿过，墩台上边搭土窝，天灾人祸经常有，穷村破家常挨饿”的“寒心河”……这些村的人民牢记新中国刚诞生时，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的：“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6页）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和国内外反动派颠覆破坏，没有机械化、先进劳动工具和外援的情况下，不能等，也不能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学习发扬战争年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依靠组织起来的两只手，用华北老愚公的工具向穷乡僻壤要地、要粮，先解决温饱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大寨人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硬是用镢头、锨、肩挑成一台一台的人造梯田而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和全国学习的榜样；上旺人学大寨精神，在11座癞头山上开辟了560亩新茶园，还建造了4 座地下水库、11 座高山水库、造了150多亩“大寨田”；刘庄用20年时间将1.5平方公里黄河滩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不仅棉花产量在全国夺魁、育成了几个新品种，而且率先实现了小康的“中原首富”村；韩村河的高中“老三届”靠简单的泥瓦工、木工工具开始搞修缮、建筑，并用其赚来的钱装备农业；南街村靠大家集资、党员干部义务打工挣钱办面粉厂、砖瓦厂，“从玩泥蛋起家到玩面蛋发家”；兴十四村由山东移民到黑龙江，用人拉犁开荒……没有这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尽管上旺于1982年搞了包产到户，现在还未吃“后悔药”，但这并不是上旺人的错误，而是错误路线的形势所迫；没有那二三十年集体的艰苦创业，包产到户时则无良田和茶园可包，也无房向社员可卖。就是现在的刘庄、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兴十四村等还不断地经过二次、三次艰苦创业。尽管现在创业的艰苦性与建国初期不同，但创业总是艰苦的，否则就会垮台；富了，也会返穷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在此，要特别提及的刘庄在建药厂时，资金不足，他们多方筹资的同时，自力更生制造设备，自已动手搞安装。缺乏高技术人才，除派人到有关单位学习外，从大学回村当农民的史世领同志，将自己学到的机械设计和生物工程原理结合起来，一边查资料，一边设计，苦战两个月，终于设计成功，为集体节省了百万元资金。药厂投产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染菌，染菌倒罐损失很大。能不能治伏染菌，是刚刚投产的药厂的关键，也是全村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为了攻克这道难关，史来贺深入药厂与技术人员一起加班加点，研究分析，想方设法从菌种、设备到工人操作及外界空气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原因。于是立即组织人员对空气净化系统和和发酵罐的管道、阀门等进行改造和革新，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测手段，从而有效地制伏了染菌，并且研制出防治染菌的新方法，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这个制药企业不仅是村上的龙头企业，年产值十几亿，也是国家的最大制药企业之一，出口好几个国家，被美国人称之为中国农民也稿生物工程。

                 因地制宜 发挥优势 综合发展

   今天的这些共富村——当年的穷乡僻壤之地——翻身做主人的农民，遵照毛主席人民群众有无限地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亦农（包括林、牧、副、渔）亦工（办工厂）综合发展。在搞好农业基础解决温饱的同时，发挥本地天时地理和自己的优势，搞多种经营。上旺人“以茶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建起了全县最大的首家自营出口茶厂、规模不小的丝绸厂、纺织厂、羊毛衫厂、砖瓦厂、粮食饲料加工厂、畜牧场等。刘庄的奶牛场是由90元买回3 头瘦小的奶牛犊开始发展起来的；机械厂是由三个半铁木工，用手工操作开始的；办药厂无技术人员的关键时期，省上让史来贺“农转非”去新乡市坐镇副书记，他不但未“农转非”，却将上大学的大儿子“非转农”回家当农民办药厂；今天刘庄的制药企业已是全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肌苷产量已占全国一半以上，还是多种抗生素的生产厂家，产品出口几个国家，年产值10多个亿。韩村河人利用村上泥瓦工、木工多的优势，由30多人的建筑队，逐步发展成为集建筑、房地产、水利、市政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有职工5万多名、拥有总资产38亿、流动资金12亿、年开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产值20多亿的国家特级资质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用企业赚来的钱装备现代化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该村已成为京郊经济发展十佳单位第一名。小冀镇东街五队从贷款500元打稻草绳，刘志华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点礼金也拿去搞队办食品厂，现已建成有食品加工、化工、商业、集市贸易、房地产、旅游等11个经济实体的京华实业公司，职工还可定期外出旅游。南街村靠“指山卖磨”建砖瓦厂来平整坡冈地、干部带头集资办面粉厂而成为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一个现代农场（含养殖场）和旅游公司的国家大一企业，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率先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北徐庄和南街村一样，依靠河南这个产粮大省，特别是产盛产小麦的优势，办小麦面粉加工并将其副产品麸皮加工饲料、养猪及猪肉加工一条龙企业。兴十四村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滕头村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接着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  

我国富源辽阔，凡是有人生存的地方都能找出它的潜力和优势，这就是历来就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特别是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人口过于密集及其环境的污染，穷乡僻壤之地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及其潜藏优势有待开发。归根结蒂，还是《二学共富村》中那句话：土地是农民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本，这个本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

   这些村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团结奋进，多业综合发展，已建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已经建成了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当笔者去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村参观学习时，不少村民都说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是根据他们村的情况提出来的，有的甚至说，中央某大领导到他们村考查后才提出的。不管怎样说，这些村依靠走公有共富的道路确实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未听说包产到户那些村中，哪一个已经建成了中央提出的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并能与这些共富村相比。就连号称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现在竟然冒出了村领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就可见一斑了。小岗村村容村貌的形象工程都是靠国家投资和社会各界外援而建的。据此，笔者建议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个字再加上“公有共富”四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符合实际。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就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而是私有和两极分化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的整个村的生产发展，村民的生活宽裕，而不是个别老板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广大村民给他当雇工的张家老板有钱亿万，99家给他打工的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万的用人均GDP来掩盖私有制和两极分化。至于“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那更是整个村了。总不能是老板、村领导楼房多少幢，广大村民是破房烂屋，甚至没房住，就像多数村的富豪、村干部高楼大厦的富丽堂皇与周围村民的穷家小舍，形成鲜明的对比。“管理民主”也是整个村上各行各业的管理民主，而不是老板剥削、克扣村民和农民工资还让其逆来顺受地受法律“保护”。

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北徐庄、韩村河、龙泉村等不仅是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的村庄，而且都有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系统教育和村办医院，有的村还有中专、大专、业余教育等。让孩子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国家和村上的发展培养接班人打下好的德育、智育、体育基础，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都由上统一解决。村容村貌不亚于现代化城市，有的比现代化开发区还幽雅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真是不似疗养圣地，胜似疗养圣地。村上的民兵组织健全，训练有素，既是农、工、商一二三产业一线的尖兵，也是村上集体财产和社会治安的保卫者。南街村的民兵还和漯河军分区部队一起参加抗洪救灾的抢险工作，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方阵；南街村、北徐庄的民兵每天24小时轮换在村上的《东方红》广场毛主席汉白玉雕像前站岗。他们的民兵按计划操练，劳武结合。曾从南街村入伍的两名青年人，因在毛主席雕像前站过岗，有严格的训练功底，入伍后首选在天安门广场为共和国国旗站岗。

由于村上的各种企业均为集体所有，村民都是主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老板，也没有老板党员，更没有老板书记。人人都在自己集体企业的平台上平等上班，人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因此其分配差距不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村民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不断增多。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这样的分配，村民皆大欢喜。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促进了政治上的平等，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分别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选举产生。史来贺去世后半年，村党委给每位党员发选票直选党委书记，一次选举成功，票数非常集中，除当选者未给自己投票者外，全体党员都投了当选者的票，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村办企业无技术人员的紧要关头，由大学“非转农”回家当农民，为大队办企业的史世领同志，称得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又红又专的立志扎根农村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第二代农民领袖。如果当今我们的大学生村官中，有5％～10％的人能成为史世领同志这样的村官，那就会加快中国农村综合发展的步伐。由于村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生活上宽裕，村民不受“新三座大山”之苦，也不受就业、养老加在一起的“新五座大山”之苦的后顾之忧，因而，村民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几十年无刑事犯罪，更没有人上访了。仅这一点，连一些现代化城市都达不到。这就是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史来贺同志，不去地委坐镇而硬要在自己刘庄村当这个没有油水，只有汗水和露水，一直干了51年村官之“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建成一个“集体有，跟着走；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的刘庄。据此，笔者推测，当年的毛泽东同志没有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以后也没有去苏联治病，这并不是说参加党的六大不重要，也不是说去莫斯科治病没有必要。而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比参加六大更重要；不去苏联治病，才有了长征的胜利。史来贺创建的刘庄，比坐镇市委和在人大常委会办公的作用和意义更大。如果陈永贵不去当那个不拿国家俸禄的副总理，那在他和郭凤莲一起领导下，大寨今天的情况不会亚于那些后起之秀的。

人们去这些村参观、学习、旅游和晚上住宿时，非常放心，不操心人身安全。由于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强，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即使有坏人来破坏、抢劫、行窃，只要有人发现立即会挺身而出去阻拦、制止和抓捕。有一刑滿释放犯听说南街村人富裕，村民职工楼的门窗都没有防盗门和防护网，就去南街村工厂门口存车处偷自行车。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被那些自愿为村上治安服务的小脚老太婆抓住了。从此，大家都以羡慕而敬佩地尊称这些在旧社会受过苦的小脚大妈为“小脚侦缉队”；有一天下午刚下班，有一歹徒持刀来南街村对一职工行凶，22岁的年青职工桂二伟立即冲上去，赤手空拳与其搏斗中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保护了受威胁的同事。桂二伟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得到南街村党委的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学习动员大会”，并做出“关于开展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同志学习的决定”。南街村集团20多个企业、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学习英雄事迹，誓做优秀员工、村民的群众活动。党委研究决定，授予桂二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奖励20万元，党委一班人亲临桂二伟家对其父母进行了慰问和安慰的同时，接收英雄的父母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生享受南街村村民享受的十多种福利。这就是共富村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对见义勇为英雄事迹和英雄的肯定，继承和发扬。

这就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而干出来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公有共富的农村基层组织——中国农民创造的现代化农村都市！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地制宜，综合发展！

    公有是共富的基础，只有在公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共同富裕！

    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就是好！

                                五学共富村

             胸怀祖国前途命运的农民领袖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

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得益；无论何时何地，

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

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

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

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村民要共富，领袖居首位：

               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

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

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

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

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

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

哪儿找他们？都在共富村。

笔者在一学共富村中提到：“农民领袖是公有共富的决定因素”。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她）们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不谋私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向人民负责而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支持和尊敬的必然结果。

                   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

陈永贵、史来贺、雷金河、吴仁宝、王宏斌、徐德全、刘志华、田雄等这些农民领袖们，以他们的能力和威望，如果按“特色理论”让个人先富起来，那早就是千万、亿元以上，甚至是多少亿的富豪了，吴仁宝大概就在百亿富豪榜首了。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了，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要推翻、消灭的对象。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们所做的就是搞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毛主席“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就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正如王宏斌同志说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史来贺同志说的：“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是真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他俩的话说出了农民领袖们的心里话，这些农民领袖都说过这样的话。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都言行一致地这样做了。现在去农村，多数村一进村，就映在你眼睛里的是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与普通的、低矮的房舍，甚至破旧不堪的小屋形成显明的对比，这与旧社会农村的贫富差别，有的则过之而无不及。一问便得知，前者不是村上的富豪暴发户，就是书记、村长等干部之家；后者则是包产到户后老实巴交村民之家。但到这些共富村则不然，因为房子是村上统一规划建筑，质量规格一个标准，只是按一家人口多少面积有差别，有的则是全村一个标准。如果统一的新房还未盖完，首先搬进新房的不是农民领袖和村干部而是村民，有的村则是先让年老的、对村上有贡献的村民首批入住，干部他们是最后一批新房完工后才搬进去。笔者在刘庄参观学习时，每户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一部分村民已经搬进去，一部分正在建筑中，但村上第二代农民领袖史世领同志和村干部仍住在原来的楼房里。因为这是老一代农民领袖史来贺为旧社会的“长工村”立下的规矩，让干部不要特殊，不要忘记过去。当然第二代领导人对父辈这些好传统不但不找各种借口来否定，还要将其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样的接班人，就符合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要求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主席语录》第239～240页）否则，就要出问题。要不为什么从第二代及其以后就大量出现腐败呢？这些共富村的情况，和我们现代政府部门、事企业单位也形成显明的对比。每次住新房的条件首先是领导干部，在高校甚至想让处级干部能住上，也要千方百计找“理由”制订“土政策”不让教授住。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以官为本，让几十个教授去争一个处长的缘由吧！难怪有人生气而风趣地对上幼儿园的教授的孙子说，教授的孙子快快长，长大了要当处长，当了处长分好房，教授爷爷跟你能沾光。有一位解放前在秦晋搞地下工作的“三八式”干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高校一位有名的党委书记。文革后却将他任命到另一高校去当校长，因为他不是搞专业技术的专家教授，他提出建新房让专家教授先住，校领导先别住，但党政其他领导不同意。因而，人家都率先住上新房好房，他临终前仍住在那连阳台都没有的旧楼房里。这看起来似乎是生活问题，实际上是政治觉悟、理论水平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当今我们的大小官员腐败都是从生活享受开始的。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有些党员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好房子，有汽车，他们停止不前了，然而农民却没有停止，要继续革命。因而现在高校的领导不管是干什么的，在教授泛滥的情况下，都有教授头衔。就是原来由省上审批教授时，教师通不过，隔年才能再申请；但学校的领导，一年可申报几次，这次将上次未通过的问题写充足就通过了。好多人水平差，晋升不了教授，就走后门先当官，当了官后晋升教授就容易多了。这就是教授审批权下放后，教授泛滥的根源——有“官”就有“学术”。在官场有些人干不好，甚至犯了错误，只要有保护伞，从甲地调到乙地，仍是原来的级别甚至还能提升。这在我们国家还少见吗？有的是高干子弟，利用他老子的权势先当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待钱赚夠了，为掩盖群众的耳目，而又被任命到某部门去当官，有的甚至是“空降”的，照样是大腐败分子。但这些农民领袖却不一样，正如北徐庄党委书记徐德全说的农民干部是“坐地庙”，“终身负责制”干部，不能调来调去，拍屁股，胡折腾；“群众信任你，选你当干部，你就要为老少爷们的幸福负责”，“要让大家过上体面的日子”。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还拿的是大赛的工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领国家工资的副总理。不难看出农民领袖们的宽阔胸怀和大公无私精神。当今中国的官员，只要能有农民领袖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的精神，按国家规定领取你的工资，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老一代一样，该自己出钱的就自己出，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中国就不会出现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让其子弟成为亿元以上的富豪，让人民提心吊胆的总怕有一天将苏联的今天变成我们的明天。

              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

这些农民领袖不仅在社会财富上，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在个人社会地位上，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史来贺有连任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新乡县委、地委副书记的头衔，官不算小了。但他并不在人大常委会办公，也不在县委、地委坐镇，还是舍不得而不离开刘庄，将解放前的“长工村”建成了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吴仁宝当了县委书记又回来当他的华西村党支部书记，这样能上能下地干出了天下第一村。王宏斌扔掉县城职工的铁饭碗回村上当他的村官，在中国率先提出在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供给加工资七、三开的分配制度。刘志华硬是不愿意跟丈夫“农转非”进京享清福，在公社干部主持下几天选不出生产队长的情况下，终于看时机到了，便“毛遂自荐”当那个只有三间草房、四头牛、一辆旧马车，外债8 000元、吃粮靠返销、买粮靠贷款的穷得叮噹响的生产队长；以后又让他丈夫辞去那个“水牛掉进井里边——有劲没法使”的那个文化局局长，回生产队当她的“贤外助”，硬是将那个非常复杂的城镇“三类”穷生产队办成农工商和旅游为一体，连日本人和俄罗斯人都非常羡慕向往的农村都市——京华实业公司，村民住上了欧式别墅，办公楼被俄罗斯人称谓宫殿，村民职工还可定期外出旅游。田雄在组建大队建筑队时就提出，这个建筑队是村集体的，姓“社”不姓“资”，挣的钱只能装进集体的大口袋，绝不能装进个人的小口袋，一心为集体而建成国家特级资质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梁修昌从农村干部抽去参加几期社教后，不愿提升国家干部，而要回村改变自己大队的面貌，向刘庄学习将土丘为龙、积水成泉的黄河岸边的龙泉村改造成以造纸为龙头的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造纸王国。抗日英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老坚决”雷金河，如果在部队上，肯定是师级以上的大干部了，但他让全国唯一保留的一个人民公社14 000多社员过上了共同富裕的生活，还不算支援别的村，这可比一个军的人多呀……然这些农民领袖他们都兼有县、区、市等党政领导的职务，但其对外的公开身分都是自己村的村官，自己的衣食住行和村民一样，并无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有特殊的话，就像吴仁宝说的“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王宏斌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搞了包产到户，将两个队办企业也包给个人，结果招来了社员告状、大字报和指责。刘志华当队长坚持公道而挨打……但他们并不怨言，且心甘情愿地干这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即为民造福的事情。在他们心里，这比兼职的那些官更重要。正如徐德全说的农民干部是“坐地庙”，“终生负责制”干部。

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

这些农民领袖其所以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确也干出了让一个大队几千人，一个公社一万多人都能过上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人人有工作，不愁失业和破产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还支援了好多村，就在于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有了无私无畏，才能将群众真正的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地去争取胜利。“老坚决”雷金河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是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舍不得丢掉呢？因此，他在与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而 “一刀切”地学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三次进京”找中央领导，并向省委立“军令状”而将全国唯一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发展成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显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史来贺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向工作组的错误让步。又以“吃亏”为例，史来贺对“吃亏”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干部要有不怕吃亏的精神，才能干好。但是总的来说，当干部又没吃亏，你想，你带领全村人共同富裕，当大家都富裕了，干部不也富起来了吗？”这就是这些农民领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七集电视专题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史来贺》的主题歌这样写道：“太阳是星辰的榜样，勇敢地在蓝天指引方向”。史来贺这些农民领袖都是村上共富的领头雁，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以身作则，积极进取，不怕吃亏、不想当大官而为群众无私奉献的好带头人。

在《四学共富村》一文中，笔者提到：“当年的毛泽东同志没有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以后也没有去苏联治病，这并不是说参加党的六大不重要，也不是说去莫斯科治病没有必要。而是创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比参加六大更重要；不去苏联治病，才有了长征的胜利。史来贺创建的刘庄，比坐镇市委和在人大常委会办公的作用和意义更大”。联系当时中央执行的“左”倾路线要攻打大城市，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说山沟不会出马列主义，和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前的历史，对毛泽东这段历史贡献就更清楚了。如果史来贺离开刘庄在地委坐镇了，那1981年包产到户的工作组肯定将刘庄解散了；吴仁宝的县委书记一直当到地委甚至更高的书记，那就不会有天下第一村；王宏斌不扔掉城市职工的铁饭碗回村当村官，中国就不会有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这些农民领袖心里时刻想着祖国前途命运。他们的伟大和那些上了富豪榜的大富翁、百万高干家属迁往外国相比是多么渺小，在他们眼里升官发财淡如水，无私无畏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高贵。笔者耳闻目睹过好多在农村干得很好的农民干部，他们那个村、大队甚至公社也是县、地区、省上的典范，但将他们提拔成国家干部后，工作确实也很出色，以后也晋升到县、市甚至更高的领导。但他的那个村、大队和公社从此就走了下坡路，没有一个像现在这些共富村那样。尽管他们提拔时，也有接班人，但这些接班人的目的是为了提拔当国家干部，干几年不提拔，就不干了，甚至走向其反面而成了腐败分子。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不少已经到第二代，第三代却能继续前进，就在于老一代为他们做出了榜样，让他们也看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确实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这些“坐地庙”干部，“终身负责制”干部榜样力量的作用。不过现在全国私有化的大环境对他们的威胁和冲击也很大。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和村官培训班，如果能在这些共富村培训，主要请这些农民领袖讲课，那就要比在某某大学坐而论道地培训不知要好多少；大学生村官以“镀金”的“诱饵”来提拔，那最好也只能像沈浩那样，是出不了农民领袖的，也是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如果这些大学生村官中，有5％～10％的人能像刘庄的第二代领导史世领一样“非转农”扎根农村，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那中国农村就能比较快地兴旺发达起来。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是按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干部罢了。中国只要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九亿人口的农村就国泰民安了。要不，为什么那些共富村几十年无刑事犯罪，也没有“新三座大山”、就业难、失业和养老等那些社会问题。这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可贵的是，这些农民领袖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中国农村如何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探讨出当今中国农村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只是现在的决策者不重视，甚至不把它当回事，还硬要在小岗村上“摸石头”过河，不走共富村的“桥”，也不坐这个“船”罢了，有的甚至还要毁掉这个“桥”和“船”，就象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应声虫一样。即使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真的出了修正主义，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那两三亿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就是在全国布满的干柴，一有风吹即燃，那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就在全国燎原了。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这些泥腿子农民领袖的伟大！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倡和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们，不愧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五种人”的农民领袖！

向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农民领袖们学习、致敬！

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农村这块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愿大学生村官能走共富村农民领袖的道路！

   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必然在全国燎原！ 

                                  六学共富村

            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教育

                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

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

的内行和能手。红不等于专，但专必须红。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

                            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                      

人才最宝贵，靠自己培养：

                            坚持红专路，德育须领先；

德智体全面，把住“三好”关；

只要能成才，不在学历高。

旧中国给人民留下“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对农村来说则是更穷更白了。因为历史上农民都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政治上受压迫剥削，经济上缺吃缺穿，文化上文盲遍地。农业合作化时，有的村连一个小学毕业的会计都找不到，可见其文化落后到什么程度。经过建国30年的努力，工农子弟在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种学校的入学率和干部、技术队伍中的工农成分都在逐年增多，特别是各种学校的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助学金制度和高校的公费医疗等，为广大工农子弟敞开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学习成才的方便大门。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教育上也翻了身。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等都是国家全包下来了。只要孩子有本事能考上不管什么学校，尽管国家比现在穷，但都能管得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方山区一位家庭贫困的学生，拿上录取通知书来西安某高校报到。他穿着背心、短裤，自制的拖鞋，当迎新同学问他的铺盖行礼时，他说，家里穷，没有铺盖行礼。迎新同学立即将此事告诉学校领导，崭新的被褥就铺在了这位新同学的床铺上。至于其它学习、生活费用就别说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了。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但在当今却是不可思议和想象的，甚至不少人特别是年青人还不相信。尽管建国30年农村的文化科学知识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年人基本上都是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受过基础教育的知识青年，但都缺乏农工商综合发展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培训，就是农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也是一样，回家后，跟着老农从实践中边干边学。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老三届”田雄在组织建筑队时，“白天架上练功，夜间灯下攻书”。王宏斌尽管各样农活都是行家能手，但办面粉厂、砖瓦厂也是边干边学的。刘庄的千亩皮棉于1957年在全国率先过百斤、几个棉花新品种的育成，就是在白天头顶烈日、晚上手提马灯食宿在棉田的实践摸索中创造出来的；奶牛场也是由买回3 头瘦小牛犊自己滚雪球发展起来的；机械厂是由“三个半铁木工”起家的“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实践出真知；办药厂无技术人才，史来贺不但不“农转非”去地区坐镇副书记，却将他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非转农”回村当农民办起来的……如果有这方面的科技人才，和他们这种创业精神结合起来，其发展就更快了。可见农村要搞农工商综合发展，人才的重要了。这些共富村在创办工业的道路上，不仅资金缺乏，而且人才也缺乏。二者相比之下，人才更显得重要了。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共富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使能聘请来，经济上也负担不起。在创业的过程中，深知科学知识和技术人才的重要了。尽管这些农民领袖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创业的宝贵经验，但从实践中深感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因而决心立足自力更生培养人才，在办好自己村的学校与培养人才关系上狠下功夫，真正地从下一代的教育抓起。每个村都先后都办起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还有中专到大专一条龙教育体系，并对成人和村民、职工的学习和继续学习也采取相应的培训制度。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在此基础上，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便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办指导思想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才观和人才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对初中、高中毕业后，能继续升学的人，可能成为人才，但没有升学的人未必不是人才。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有为人民服务，为集体造福的思想，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无论在村上农工商那一个岗位工作，同样都是人才。何况这些共富村人人都享受的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逐年不断增多，工资差距不大，住房、医疗、结婚、孩子的入托、上学、养老等村上都统一妥善解决，无后顾之忧。在这样的办学原则、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培养、引进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干部队伍、技术队伍。现在各村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几十人到几百人，南街村已有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在这些共富村既不存在上不起学，特别是没钱上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毕业后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设自己的家园，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也向科技密集型的高新尖方向发展，连美国人都在赞赏中国农民在搞生物工程。当然要搞高新技术，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大学生逐年增加，也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不难看出，这些村已从“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自然而然地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才”的水平。但不管怎样，办学、上学都是为了培养人才——成才。

笔者认为，教育除了它的阶级性外，其共同点就是培养人才，也就是成才。否则，如果单纯追求升学率、高学历和学位，以此来评价教育质量的高低，那就会将教育引向歧途。只是不同的阶级对它的政治思想要求不同罢了。社会主义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也就是王宏斌同志提出的“三好”人才标准。这将毛主席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到“三好”上。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危险品，技术不好的是次品，身体不好的是废品，这就体现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为先”的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30年来在教育上的最大失误和教训就在于，将教育市场化后不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先。笔者看到某高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将原来都有的坚持又红又专删掉了。当别人提出疑问时，有的竟然以黑猫白猫为依据来否定又红又专，甚至将又红又专说成是“极左”。看来我们吃亏就吃到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否定了教育的阶级性。改革开30年来，其所以能出现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官员的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化、西化）、经济腐败（贪污盗窃、受贿）和学术腐败（弄虚作假），就在于不坚持又红又专，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信仰和道路上出了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谁给的钱多，给谁干就是好主义；不管黑钱红钱，谁弄来的钱多谁就有本事。甚至有南京某大学副教授“聚众淫乱”搞“换妻”活动18次（《华商报》2010年5月21日）等等，在这样的大环境和道德败坏的影响下，这大概就是钱学森说的现在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原因之一吧！这些共富村则不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办教育就是为这个大目标从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和本村发展的专业教育体系一抓到底，在村容村貌的布局上，有教育一条街，或文化区，为国家和自己村培养人才。

重视启蒙教育，办好幼儿园

儿童是祖国和村上未来的希望，村上稳步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要从小抓起，特别是从解放初、合作化时就当村干部的陈永贵、史来贺老等一代农民领袖，他们在旧社会穷得吃不上饭，靠终年给富人扛长工、打短工生存，哪有钱来上学读书学习文化，这就迫使他们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王宏斌是小学毕业，徐德全小学没有毕业，刘志华、田雄、梁修昌等虽是高中毕业，但未受高等和专业教育。谁都没有受过幼儿园的正规启蒙教育。深受没有文化、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教育之苦。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十、数百、甚至上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教学设备齐全，环境优美，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甚至一流现代化的幼儿园。对幼儿进行爱党、爱国、爱解放军、爱家乡、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团结友爱的教育。采用寓教于乐、教学与活动并进的方法，通过音乐、舞蹈、绘画、手工等活动以培养提高幼儿的判断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以后接受基础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南街村幼儿园投资1000万，占地1.95万平方米，设计新颖、造型独特、布局合理的全国一流现代化幼儿园。一流的设施，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了十几名高师、中师、幼师毕业的优秀人才，为培养高素质的新一代而辛勤耕耘。笔者去南街村幼儿园参观时，正好赶上下午课间加餐。3岁幼儿托班的老师，对坐在教室门口活动厅的小朋友说：这位远方来的爷爷看你们来了，谁给爷爷到教室端凳子让爷爷坐？立即就有几个小朋友争着去端来小椅子让爷爷坐下。有的小朋友拿着饼干让爷爷吃。在吃饼干的时候，把小袋子的几块饼干及其手上和袋子里的小破碎饼干粒都吃得干干净净后，才领第二袋。仅从端凳子、吃饼干就可看出，从幼儿启蒙教育中，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就树起了讲文明、懂礼貌，“一粥一饭来自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爱护粮食、不浪费的好习惯。

办好中小学，加强基础教育

这些村都有自己的完全小学和中学的12年基础教育，其费用也由村上承担。如果说启蒙教育是成才的第一步，那小学和中学的基础教育便是成才的关键。不惜投资百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资金建起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并聘请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任教。这些村的学校，都是地方乡镇、县市教育部门的先进单位和重点学校。南街村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高中是单独的。投资1300多万元，占地120亩，还有学生宿舍和食堂，高中学生全部住校。高中除本村村民和荣誉村民学生食宿等各种费用全免费外，还对周围村庄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也实行全免。小学初中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村上还有一条街叫“红专路”。笔者和南街村高中校长的交谈中得知，南街村招聘来的知名教师中，不少人来了以后过不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这一关。能过这一关的，也得半年以上的时间，过不了关或不愿过关的就不能应聘，不管其业务能力有多强。南街村不仅对含幼师在内的各类教师德才兼备要求严格，而且对教师的待遇也优厚。除领取社会上教师的工资外，还享受村民享受的住房、医疗、孩子入托上学、吃粮、水、电、气、暖等十多项免费福利。因此，他们说南街村的教师是“双份工资”。

人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首先为人师表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是又红又专，这样才能打铁先要本身硬，强将就能培养出好兵来。这是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一贯要求，也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的：“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红不等于专，但专必须红。”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和科学技术上的弄虚作假及其假冒伪劣产品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甚至以毒物三聚氰胺来提高奶粉蛋白质含量来骗钱而造成大量儿童的死伤；院士、博导剽窃别人的论文和科研成果，企业给点钱，不说思想道德，连职业道德都不顾地胡言乱语；当官的让秘书替自己读博士；大学生、研究生跳楼自杀；公安局用逼供信将好人送入监狱，为了在破案中谎报战绩与村长联系将精神病患者送进监狱充罪犯……这些都是政治思想和技术上的犯罪。因而，将自古以来对人才德才兼备的要求，我们将其概括为又红又专。南街村的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又红又专的一贯要求。毛主席对红与专的关系，早在1958年1月《工作方法（草案）》中就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践家。”现在我们党内外的空头政治家和迷失方向的实践家可不少呀。现在的好多问题就出现在这方面，王宏斌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危险品，可见他对毛主席这段话理解得多么深刻呀！然而这却未能引起我们党的高层领导的重视，甚至还用“猫论”来否定毛主席和中央文件对红与专的英明论断。

1990年，在南街村街道，一位卖苹果的因天雨路滑不慎将一筐苹果掉地滚在街道上。这时正好是南街村小学放学，小学生急忙上前捡苹果。卖苹果的人心想：这下完了！岂知这些小学生将捡起的苹果都自觉地放到了他的筐子里。这位卖苹果的感动得流着眼泪说：“南街人不但这一代了不起，下一代更了不起！”

办各类培训班以提高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随着村办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需要，不仅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除引进部分急需的和特殊的人才外，主要靠自己培养和对现有人才的继续教育和提高。对高中毕业考不高上大学的学生，一种办法是根据村办企业的需要，送到相应大专院校委培；另一种办法是在自己的培训中心与有关院校联合培训；对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的，主要在自己的培训中心培训。这样的培训是有目的、有计划、针对性很强地培训。学生的学习的目的明确，动力大，不出任何费用，也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由于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扎实、基础好，为祖国、为村集体事业的发展而学习的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因而，不仅成才快，而且多数都是优秀人才。这称得上共富村短平快培养人才的捷径和创举——伟大的创举！

从教育培养人才上，足以体现出共富村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

必须全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就是为国家、为村集体事业的发展而学习而成才！

只有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才能动力足，成才快，成好才！

王宏斌同志的办学指导思想和“三好”人才标准就是好！

共富村的劳动人民正在走向知识化，知识分子正在走向劳动化！

                              七学共富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

建新农村为共富，

扣社会主义本质。

集体公有是桥船，

别摸石头不长眼。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笔者在《四学共富村》一文中提到：“建议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再加上‘公有共富’，四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符合实际。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就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而是私有和两极分化了。”笔者去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这些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公有共富农村都市参观学习时，不少村民都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是中央根据他们这些村的情况提出来的，外地参观者也同意他们的说法。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是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同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不仅不掩盖自己的阶级性，还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即立党为公。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搞共产主义革命——用武装取政权后消灭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被剥削的私有制，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少数人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剥削多数人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也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共富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少数人富的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所有，仅接着搞的“一化三改”就是在消灭私有制；社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来预防和控制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以巩固发展公有制，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实践证明，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比消灭私有制难得多。否则，消灭了的私有制仍可死灰复燃。苏欧和中国的现状就是例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符合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事实上，现在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没有散伙搞包产到户，包括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内的刘庄、兴十四村、滕头村等；搞了包产到户后吃了“后悔药”的包括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北徐庄等；北徐庄人称第二个南街村是学习南街村的典范，还有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学习南街村后在恢复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上正在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龙泉村、韩村河尽管在包产到户风中将土地搞了包产到户，但村上的企业、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仍为集体所有，随着村办企业的发展，村民就将地交回村上统一经营。现在还未听说过包产到户的村中，哪一个村已建成中央提出的20个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连全国派工作组搞“一刀切”地学习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的“模型”也不例外，如今竟冒出了村领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包产到户的底牌。就在于他们将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公有制化公为私，走建国前历史上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老路而未能达到共富。若能共同富裕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建立的必要了。按通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岗村这个包产到户的榜样，其所以未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证明包产到户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危害的确也是无穷的。这些公有共富村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和楷模。它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如同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总有一天会燎原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整个村的生产发展，全体村民的生活宽裕，不是个别资本家老板和地主老财，或村领导的生产发展，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其他村民为其当雇工，就像旧社会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那样。这些共富村每个村都有农工商数个到数十个企业，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因为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是不能入党的。当然那就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了。可见这些村的党组织是按照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是不剥削他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这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熟。八大距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党却在这个问题上“成熟”得对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混淆不清了，资本家不但可以入党，而且十七大代表竟有多少亿的资本家代表，甚至还有多少亿的X委书记。究竟党的各级领导中有多少资本家，这只有自己的领导知道。这么一来，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样的人是企业的党委书记，这个企业的工人阶级不下岗、失业才怪了？这样的人是X委书记，究竟是为谁掌权。这样的人是村领导，这个村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如果能建成，那黄世仁早就建成了。共产党的性质一旦改变，党员数量越多，党的战斗力越差。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时，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0万党员时，夺取了反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否定阶级斗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搞全民党、全民国家，经过勃列日涅夫第二代到戈尔巴乔夫第三代，苏联共产党员达到2 000万时，将苏共解散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中共七大时120万党员时，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夺取了全国的胜利。现在党员将近8 000千万，却腐败成风，处理的党内腐败分子300万以上，其中县级以上的比建国初期这个岗位上的领导还多，百万以上高干将其亲属和财产已迁转到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执政的裸体干部。这说明保证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党员质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党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一样，中国更不能例外。然而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党员的质量——党员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锋战士，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不能入党。这样的党组织，才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村民在自己村上集体企业的平台上平等上班，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在不断增多。从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费用全由村上承担；上大学有的全由村上承担，有的村上承担一部分，但个人承担的，自己的收入都能承担得起。真正地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居有所住，病有所医，人人有工作，不愁失业和破产，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除了村民人人都享受的十多项福利外，人均收入不少村超过万元。周家庄人民公社2008年除去吃粮、住房、医疗、水电、教育等十多项福利外，1 4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 000多元。这6 000多元可以说是除过生活后的消费收入。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村民生活宽裕的程度，无论那一个包产到户的村都是无法比拟的。华西那就更富裕了，要不为什么称其为天下第一村呢？！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这些村的乡风文明，主要表现在为公有共富的集体主义思想，为集体而团结奋进，爱党爱国，爱村集体，村民职工之间睦邻友好诸方面。就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这一件就足以说明这些村的乡风文明的程度了。这在一些政府机关大院也不一定能达到、能相比的，何况有的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因当官的有“二奶”经常不回家过夜（见《从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说起》毛泽东旗帜网）。他们在创办企业，甚至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和传统的村风民俗，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中，丝毫没有伤风败俗，有损国格人格之处，更没有用 “娼盛”以达到所谓的繁荣。去这些村，早晨天不亮就可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街道、公园边散步活动，边捡抛在地上的塑料袋、纸屑等；有的主动给参观者引路，介绍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一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来共富村偷自行车，被为村上治安自愿组织起的小脚老太婆们抓获；小学生主动在街道将散落的苹果捡起来放在主人的车上；发现坏人行凶，职工赤手空拳与其搏斗……这些都是自觉、自愿、自发的。因为他们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无后顾之忧，享受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共富的优越，把自己的一切和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上。这就真正地体现了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人人都在为集体干力所能及的事，充分地体现出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至于村容整洁那就别提有多好了。村民住宅由村上统一规划建筑，既整齐大方、美观，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小冀镇东街五队村民住欧式别墅，办公楼俄罗斯人称为 “宫殿”，韩村河一家一幢别墅，刘庄一家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南街村住新楼房只带上自己的衣被，楼内的家具、彩电、冰箱、电话、空调、灶具等全由村上统一免费提供。至于村上的绿化，称得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有公园、图书馆、文化室、俱乐部、体育场有各种球类、运动器材（村民职工宿舍周围也有）、文艺宣传队或戏剧学校经常为村民演出。

管理民主，公有共富

管理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村民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才能有管理民主。这些村继承发扬了大庆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主人翁精神和“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的管理。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上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免去而无下不为例可言。这与那些将地卖给私企和外商老板，让村民在自己村、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给资本家和地主当雇工，受剥削的所谓“城乡一体化”完全是两种制度两层天。村民哪有民主可谈，怎能参加老板企业的管理。因而，只有这样的农村城市化的村民，他们永远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现在有这样的标准：你在职场上是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升职加薪是不是自己说了算？你身边是不是总有靠着背景、出身、靠山往上爬的同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如对方拿的好处多？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负面的，就进入了上班奴的行列。富士康的工人就是跳楼自杀的真正上班奴。全国“一刀切”搞的包产到户后，基本上都走上两极分化，年富力强的村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有的被黑砖窑、煤老板逼死还不知道，农村真正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就以沈浩书记带领小岗村13人一行重返南街村考查学习中，当年分田单干的18位发起人之一的闫宏俊老人在南街村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小岗村是国家抓的“典型”，国家拨款、社会各方救济都是这样子，全国都学习小岗村的其它村就更可想而知了。

向谁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提出社建设会主义新农村后的一个时期，网上和多种新闻媒体热炒中国有“3万公务员”或“35万公务员”拟去韩国考查“新农村”，一些地方成群结队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去后回来的感受是：“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他是该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万元）去韩国培训的党支部书记。人家韩国的有关人员就说，你们这样成群结队来，作为旅游可以，但并非能学到你们希望学到的东西。因为韩国的国情是，有4800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3%，农村人口只占7%，粮食60%依赖进口。即使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对韩国起到了某些作用，却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村运动。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中70%农村人口，如果粮食60%靠进口，哪个国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国人用什么去买。这样的“考查”和“培训”不知给国家浪费了多少冤枉钱。看来像给小岗村这样的投资和学韩国新农村，国家是投资不起的；“啥也没学着”，岂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要不是这位老徐同志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地说了这句老实话，如果要让我们的官员特别是组织者，那不知道会将其吹成什么样的“政绩”工程，还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到韩国去再花“考查”、“培训”的冤枉钱。现在不少高校年年都要派出好多人去美国等国家学习管理，但越学越西化，越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不贯彻执行党教育方针，将又红又专的培养要求都从原来的教育计划中删除了。使教育机关化，从而导致教学、科学技术、科研成果上的弄虚作假，以官论学术，有官就有学术，花钱就能买到博导，伙食科长也申请博导，几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中国创造……最近又冒出万名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学习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我们国家就有减负的成功经验。如1965年7 月3日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斑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后称“七三”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1964年春节谈话也提到：“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对如何办好高校，毛主席于1958年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还有《毛主席论教育》中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就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教育也是对中小学教育的成功改革，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等，这就很好。现在却将其一概否定而学习西方，将教育推向市场，不是为成才，而是追求升学率、高学历；当官的买学历，让秘书代读博士；大学毕业就业难，甚至是失业，与农民工争饭碗这样最大的失败。这大概是钱学森同志说的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原故吧！然而这些共富村不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办教育方面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才观和人才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的废品。

其实这些共富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和各部委的主要领导都去过，参观、调研后都给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仅党和国家级领导的题词就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农业部命名的“全国文明乡镇企业”……但都是一看而过，词一提就完，牌一挂就了。未曾见到按他的题词和表态那样宣传过。有的大领导到共富村所在地考查时，宁肯去寺院鸣钟，却也不去共富村参观考查，只是将村领导请来汇报一下就行了，也不表态。唯独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是真的，于199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他《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7月24日他收到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亲自签名的来信。信中写道，关于南街村的纪实电视片在地方台30分钟里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依据张爱萍的建议及广大观众的要求，“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当天晚上张老将军全家及其工作人员，并通知有关单位及所有能通知到的同志都通知到了，都提前或准时到电视机前收看。但当晚农村节目中没有它，21时过去了也没有；22时、23时过去了，也没有。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出来。8月份过了，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播出来，再问一问，回答有安排，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播放。那就等着安排吧。这大概是观众看后对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反映太强烈了，才不敢播放了。这不能怪电视台台长。就是胡耀邦总书记1981年8月8日去刘庄考查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后，赞成并支持了史来贺带领社员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农工商多业综合发展之路，工作组才不逼刘庄搞包产到户而走了。这样有关农村发展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央各种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据说是怕“唐僧”给念“紧箍咒”。中国这“唐僧”真够厉害的呀，都敢给总书记念“紧箍咒”！要不，郭沫若为什么要“千刀万刮唐僧肉呢？”。看来要宣传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多难呀！从此，张爱萍老将军决定亲赴南街村考查看看。这年，他已经84岁高龄了。看后，当南街人请他留下墨宝时，他欣然挥笔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

                        柳绿花红南街村。

                        各尽其劳同富裕，

美好未来奋勇奔。

    对我们自己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永远是主人的农村都市，如果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非常危险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就是对苏共历史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结果，经过他的第二代到第三代戈尔巴乔夫则将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现在的俄罗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肯定，颂扬和大庆祝，就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的声讨。这说明共产党内的叛徒还不如爱国的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要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艰巨任务的“桥”和“船”就是公有制的集体经济。现在这些共富村已经将桥和船造好了，再不要硬在那儿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不听不看，还在装好汉地摸石头过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公有共富！

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桥”和“船”！

民族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危险！

不坐船不走桥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死路一条！

向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学习，致敬！

八学共富村

       大寨大庆鞍钢宪法精神永放光芒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

              鞍钢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

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有事

实，有道理，吸引人……不是马钢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

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

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

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毛泽东

工业战线学大庆，

三老四严遍神州；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农业战线学大寨，

自力更生骨头硬；

三大革命一齐抓，

社员都是向阳花。

鞍钢宪法是国宝，

政治挂帅党领导，

两参一改三结合

办好国企离不了。

五七指示指路灯，

三大产业同步行，

工农兵学商一体

国泰民安乐无穷。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占80％以上，约4 亿；60年后，人口达13 亿，农村人口占70％，即9 亿。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却给农民身上发展了“新三座大山”。2000年，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未能基本改变。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多，两亿人口只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只能靠父母终年流落城市打工难以保证的情况下，省吃俭用弄点钱供其上学就是例证；资本主义国家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日本是第二世界，韩国是小平羡慕向往称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几乎是我国两倍，但人口之和才五千万，只有我国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集体经济被解散搞包产到户后，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只能是小农、作坊、小贩。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经不住大市场的冲击，特别是小农经济生产的盲目性，看今年什么产品赚钱，明年都种什么，这就造成了2006年的芹菜，2008年的蒜，今年的西葫芦一斤只卖2 分钱（山东聊城）还没人买的惨状。不要说赚钱，连本钱都收不回来。2006年西安闫良的芹菜卖不了，只好“还田”当肥料；2008年陕西的大蒜1 元钱买3斤，去年人都不种了，1斤卖到6元多。要让农民进城，不是像某某市说的那样容易，把承包的地和宅基地一卖转成城市户口就行了。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靠这种方法搞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用权力逼迫、诱惑让农民破产，少数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靠倒卖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发财。这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只是媒体不敢公开报道罢了，网上见到的惨案真让人目不忍睹。要知道在中国农村要将人和地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个别的或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承包的那点地宁肯让70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承包，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敢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者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这就是国企被卖而致几代都是城市户口的工人下岗、失业的例证。因此，对农村来说，是如何解决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而不是城市户口问题。华西、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小冀镇东街五队等村民，你奖励北京户口都将他们请不去。就是富士康这样大的中国深圳特区资本家的企业里的年青人，也只好接二连三地用跳楼自杀来回答进城受剥削无自由的悲惨！然而在农村家里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城里呆不住了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导致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硬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

勤劳勇敢的中国华民族，是善于创造历史奇迹的。造纸、印刷、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就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万里长城、兵马俑、好多古建筑……都是世界奇迹。只是在近代，特别是从鸦片战争的外敌侵入才落后了，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喜的是，在这样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并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情况下实现了“一化三改”……翻身做主的中国人民，遵照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社会的财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7页）的教导，在“一化三改”后，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工业的大发展问题。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鼓舞下，分别在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创造了大庆、大寨两面红旗；鞍山钢铁公司的钢铁职工又创造了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鞍钢宪法”。毛主席高度赞扬它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华西、刘庄、南街村、韩村河、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大寨、大庆精神，按照“鞍钢宪法”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创造了农工商三位一体综合发展、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这条共富路的创造，将党的“三大作风”、群众路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扬光大。

                    三大作风、延安精神是执政为民之本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语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精神，是这些共富村党组织执政为民的根本。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的开天辟地以来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先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就是他们入党宣誓过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奋斗终生。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说到做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艰苦创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接受群众的监督，牢记两个务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继续前进。抗日英雄雷金河在包产到户一刀切的大刀面前，三次进京找中央领导、拍胸向省委立“军令状”，硬将周家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保存下来了，并朝气蓬勃地发展着，证明人民公社有无限的生命力；史来贺坚持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将集体散伙包给个人，才有今天这刘庄；王宏斌在顶不住压力下违心地搞了包产到户，但发现包产到户后粮食减产、社员生活水平和党支部的威信降低时，立即吃“后悔药”收回个人承包，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傅华廷是由山东移民到黑龙江兴十四村的党支部书记，用人拉犁开荒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成为全国十大闻名村、联合国国际农业示范基地……这都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延安精神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农村都市的奇迹，让发达的第一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也刮目相看。

五七指示是农村综合发展的指路明灯

1966年，毛主席在 “五七”指示中指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为农民指出农村要发展不能只搞单一的农业，而要搞林牧副渔、办工厂等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为逐步缩小、消灭工农、城乡、体脑三大差别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因而这些村在搞好农业解决温饱的同时，发展林牧副渔、办工厂走亦工亦农综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先由作坊式的手工操作和农产品加工入手，并逐步发展到现在每个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现代化企业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集工、农、兵（民兵）学（村办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专学校）、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兴十四村有3.3万亩幅员，其中耕地1.6万亩，林业1.13万亩，4千亩草原发展畜牧业。漯河市有几年夏季抗洪，南街村的民兵也积极加入到部队的抗洪救灾和抢险中去，还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这些村的民兵组织比较正规，训练有素，劳武结合，既是生产中的尖兵和社会治安的勇士，也为部队输送了好多合格的战士。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教育全由村上免费提供，有的连上大学、博士的费用都由村上承担。这些共富村将原来的生产大队和周边村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发展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则将一个公社发展成我国独一无二的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的共富乡。农村办工厂，就可将农产品加工权变城市加工为农村直接加工，既发展了农村经济，有了就业的岗，也增加了收入；节省了运往城市加工后再销售到农村的往返运输；农民由原来的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从农家院走出“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亦工亦农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他们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能顶住包产到户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歪风，并创造了有目共睹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实践了毛主席对中国农村如何发展的蓝图，这就是“五七”指示的“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为我国的广大农村，而且还为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借鉴之路。然而这些共富村仍未能引起我们的高层决策的重视，人家已经建成了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就是根据这些共富村的情况提出来的，国内外已经羡慕向往，我们的决策层被千呼万唤使出来，却“忧抱琵琶半遮面”地不敢正视。明知小岗村是搬起石头把脚砸烂了没法过河，还硬要一瘸一瘸地在说是摸石头过河！。

大庆大寨是学习的光辉榜样

这些共富村原来都是比较穷的穷乡僻壤之地，种粮人还靠国家供应返销粮吃饭。在农业合作化后，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后，都在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战天斗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向荒山荒坡要粮；学大庆人的“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完全自觉的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

大庆精神始创于20世纪60 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性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石油禁运，打破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能源要挟，中国人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自己的石油建设队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设自己的大油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国际接轨的可能，帝国主义连石油产品都禁运，更别说什么技术和管理制度，一切都要靠自己创；况且，西方的石油专家们已经断言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有陆生大油田存在，所以连借鉴都没有可能。然而，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新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地质理论基础上，发现了大庆油田。而大庆油田的开发，更是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吃饭是低定量低标准，睡觉在地窝子的艰苦环境里，大庆石油工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但创造了石油生产史上的奇迹，也树立了中国“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顶天立地的光辉形象。

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华西、上旺就是当年学大寨时的“江南两大寨”的典型，华西的粮食率先实现了亩产顿斤粮。上旺在全国也很有名，农工商综合发展，曾有86个国家领导和元首都踏上了上旺的土地（见《二学共富村》）。但它搞了包产到户之后，与华西已成了两股道上的车而产生出两种结果；刘庄在学大寨运动中，结合自己大队的实际，自力更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并发展畜牧业、办工厂；南街村、龙泉村、小冀镇东街五队等学大寨、刘庄搞好农田建设的同时，发展队办工业走有工共富的道路，龙泉村则先买拖拉机搞运输，这正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办工厂、搞商业。现在不仅这些精神不提了、不学了，不少人竟用学大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全面否定农业学大寨，甚至要通过否定大寨来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陈永贵，进一步否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农民领袖在农业合作化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功伟绩。这是非常危险的、可怕而可笑的。就说陈永贵吧，他还当了只拿大寨大队工分不领国家工资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谁能办到呢？恐怕大官车档次低了、下去不搞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轰轰烈烈的迎送都不行。因而，群众就有“听见警车响，人们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来形容当今大官下来的威风。然而，古巴大官的车，群众可以“招手停”搭便车办事、反映情况，群众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去政府部门找领导谈，进政府大门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方便，更没有高干和高干子弟的特权。尽管古巴全国都是岛，没有一个岛被外国侵占，也没有其和美国佬联合“开发”，更没有联合搞军事演习。在美国的眼皮下能国泰民安地高举开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古巴土生土长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张心阳写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的缘由。

现从网上摘录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播放的秦腔《十学大赛》唱词，供网友欣赏。这些振奋人心的唱词（其中个别字是笔者将其内的*删掉而根据前后词加上的）欣赏后让你的心也会振奋的！

                          十学大寨    

     （ 马希麟根据杨畅原词改编）     

 甲 （尖板）党的光辉照大寨，

 乙 （慢板）跃进歌声震山岩，

                   甲   太行山上红旗摆，

                   乙   大寨红花向阳开。

                   甲   一学大寨看得远，

                （二六） 高瞻远瞩心胸宽，

                         荒坡野岭不害怕，

                         敢教日月换新天。

                   乙    二学大寨方向明，

                         阶级斗争看得清，

                         步步走的集体路，

                        人民公社万年青。

                   甲   三学大寨靠双手，

                        移山填沟硬骨头，

                        昂首阔步向前走，

                        困难面前不低头。

                   乙   四学大寨有恒心，

                        奋发图强意志坚，

                        贫下中农挑重担，  

                        实干苦干走在先。

                   甲   五学大寨靠自己，

                        自力更生记心里，

                        天大困难能克服，

                        不向国家要分厘。

                   乙   六学大寨勤又俭，

                        改造山河干得欢，

                        处处精打又细算，

                        艰苦创业夺丰年。

                  甲   七学大寨看整体，

                       身在山沟顾全局，

                       政治挂帅风格高，

                       先帮别人后自己。

                  乙   八学大寨陈永贵，

                       带头劳动一面旗，

               （双锤）赤胆红心干革命，

                       哪里困难到哪里。

                  甲   九学大寨苦钻研，

                       大搞丰产试验田，

                       实事求是态度好，

                       科学实验破难关。

                  乙   十学大寨不自满，

                       看到天外还有天，

                       跨过黄河过长江，

                       不断革命永向前。

                  合   学大寨来赶大寨，

                       掀起生产高潮来，

                       三大革命齐推进，

                       大寨红花遍地开。 

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法宝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鞍钢宪法，也是党的三大作风在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这些农民领袖企业家创办的队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姓社不姓资的公有制性质，整天和职工在一起，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刘庄的机械厂就是由“三个半”铁木工将几个报废的汽车喇叭，拆开后搞成功的启发中办起来的。可惜呀，实在可惜，从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国企里工人不仅不是主人，甚至连在旧社会一些资本家的工厂都不如。有的国企成了领导（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企，对工人动不动就用下岗来威胁，甚至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尿裤；有的外企老板强迫工人喝尿，随便就对工人进行搜身。但工人还不能造反，甚至还受“法律”保护。富士康的20岁左右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也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是替工人“说话”，替领导和老板办事。现在有几个国企领导知道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工人高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更高。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气愤的是，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几次增订到2002年版，却将“三老四严”、“鞍钢宪法”、“人民公社”等也“增订”掉了。不知其依据、目的、用意何在？难怪我们的国企一个接一个地被崽卖掉等多种“改革”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而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但其书记、厂长有几个下岗、失业的？这就是法宝被否定，国企就变味、就倒闭的道理。原来很好的国企，在卖厂风、承包风的歪风邪气风暴中，他当书记、厂长把国企办不好，但将其卖给或承包给他及其亲属却能办好，这人还是共产党吗？这样的人在党内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和反思。这些人能和这些共富村党委“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相比吗？。让他们执政掌权，究竟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政，以谁为本，走的什么道路？这大概就是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依据和归宿吧？！现在的腐败成灾，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归到毛主席身上吧。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今年3月和5月，分别是毛主席对“鞍钢宪法”批示和“五·二0”声明发表50周年和40周年纪念日，国家不搞纪念活动，人民群众要求搞，但都未能搞成。这大概是怕得罪了美国佬、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从《法门寺》剧中的贾贵那儿学来的软骨头奴才相吧！

   “五七”指示是农工商综合发展建设公有共富农村都市的指距明灯！

大庆大寨是工农业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法宝！

     向农民领袖陈永贵同志学习，致敬！

     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致敬！

                   九学共富村

              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

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合作社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

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

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胡锦涛

   主席著作闪金光，

   照得人心亮堂堂。

   主席思想放光芒，

照到哪里哪里亮。

主席威望比天高，

人民永远牢记着。

主席指的阳关道，

公有共富乐呵呵。

星星之火共富村，

定在全国要燃烧！

   一至八学共富村中，笔者多次提到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有今天，就在于以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为首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农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创造出的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综合发展的亦工亦农亦商的农村城市化道路，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民自始至终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老板，也没有剥削，在我国率先建成了让世人羡慕向往，并刮目相看的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参观者称其为农村都市。这就是旗帜鲜明，道路明确的必然结果。

    旗帜鲜明，道路明确，这在前30年那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后30年那就不一定、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否定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搞毛主席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的节骨眼上，和包产到户后发现背离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时，能否吃“后悔药”的关键时刻就可看出这些共富村农民领袖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讲话时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未迷失方向。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特别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张平化听后，大声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懂了！（巩献田《毛泽东与包产到户》）从包产到户到大卖国企所致的公有制向私有化泛滥，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量出现——0.4％的人掌握着国家70％的社会财富、1％家庭掌握41.4％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5的严重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人民忍受的极限，有专家说有可能发生动乱。这大概就是历史上出陈胜、吴广、李自成的时候。实践证明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危害的英明诊断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秘密在于，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为什么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公认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正如列宁主义是原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是朝鲜的指导思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古巴的指导思想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后，用全面否定斯大林来否定列宁主义；朝鲜和古巴其所以能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育人的指导思想未变。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再证明，一旦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指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而毛主席多次批评包产到户等各种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要中国不能走，也走不通资本主义。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还特别指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以后30年出现的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而言，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本质的必然结果。跟美国搞合作，卖国企让工人下岗的企业，包产到户破坏集体所有制，直接损害工农民众利益，使国内矛盾激化。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有今天，就是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村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用吴仁宝的话说：我们是集体经济的坚持者、发展者；用史来贺的话说：集体有，跟着走；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用田雄的话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鼻子尖儿上，让村民富起来，让村民好起来，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用吃包产到户“后悔药”南街村党委的话说：南街村这个集体性质的企业要想搞好，还得有一批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作风的人来掌管，这个企业效益才会落到公家手里，大家手里。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后，我们又往深层次讨论，拿什么把南街的党员、干部都武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当然我们都是过来的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很深，又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是毛泽东思想。84年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个潮流，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说毛泽东思想是极左，我们又怕戴上极左的帽子，先把毛泽东思想放一边，再找找是不是有新的内容可代替毛泽东思想。当时扒来找去找不着。那时小平理论设有形成，小平同志的三卷没有印出来。当时中央尽管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我们村这一级，根本收不到上级下发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和辅导材料，总的说那几年上级下发的精神食粮太少了，根本下不到村一级。新的内容找不着，咱再找找老的，一找就找到了孔孟，有的说，咱南街村也用孔孟之道教育人。对孔孟之道我们进行了研讨，孔孟之道尽管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但有不少是不结合实际的，也有部分是封建迷信的，甚至是错误的。通过讨论，我们否定了。国内找不着了，再找找国外的。现在都兴外国热，乱引进，资本主义啥都好，咱们也用西方的上帝、耶稣来统治人行不行？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一些老党员就坚决反对。说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教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没出来，我们只好选择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在1984年（即收回个人承包那年——笔者注）我们南街村掀起了三大活动：一是大学毛著，二是大学雷锋，三是大唱革命歌曲。通过大学毛著，使南街村的党员、干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通过大学雷锋，使我们的村民树立起吃苦精神和奉献精神。当时这一招真起作用了……通过南街村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体会是：毛泽东思想并不过时，毛泽东思想并不极左，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指导当今的市场经济工作，南街村十几年经济增长两千多倍可以说明……在整体规划上，我们提出把南街村建设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二期，第39～40页）这就是在吃“后悔药”时，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才能将村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吃包产到户这一堑后长一智而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威力。

在这儿，要特别得到的是，南街村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引起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等资本主义世界电视台的重视和采访，并都给予高度评价，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集体经济的特色村”，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这种文化，能够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

祖国宝鸟最大的电视传媒之一，东森电视台“两岸2009”节目摄影组，由新闻总部专题企划部副主任郭凤仪、新闻台摄影记者钟武正二人组成，以“小城拼经济——特色城乡”为主题，到南街村进行全方位采访拍摄后，郭凤仪深有感触地说：“台湾地区也在推行一村一文化、一市一文化，而我在南街村，才真正看到了这里独特的村文化。这种文化，能够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南街村能够在国际金融风暴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为台商在投资规划上也是一个引导。”“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这些话在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领导讲话中是罕见的。提到南街人的生活，她不无羡慕地说，“南街人没有忧愁，孩子们可以平安、健康地成长，人人有工作，生活真的很惬意。最令我惊讶的是南街企业的成长速度，从1986年到1994年，每年都以翻番的速度增长，现在已发展到26个企业了。”谈及南街模式和特色，她说，“……南街村就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集体经济的特色村。”她在档案馆陈列室留言：“南街村一游，深刻体验到集体经济带来的美好。”

加拿大广播公司驻上海记者处首席记者安东尼一行二人到南街村采访，详细了解“这个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村庄”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打算，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通过采访后，安东尼认为，南街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村庄，他尤其对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未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印象深刻。他说：“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南街村能够用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把人们团结起来，使每个人不是只想着如何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奋斗，共同考虑集体的利益，这不单单是对中国而言，对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如何共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参考和借鉴。”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必须有主心骨

国家是由无数个村和单位组成的，如果每一个村都搞好了，那“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农村就不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了，就能国泰民安了。特别是后30年的严重腐败，用包产到户、大卖国企来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致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断出现，思想比较混乱，甚至出现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因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更显得重要而紧迫——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将各族人民统一起来，团结起来。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就是要牢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为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而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这条道路，那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只能是孙悟空吃仙桃——可想而不可得的神话了。正如史来贺说的：“当干部要有主心骨，不能说风就是雨。”对违背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形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而搞“一刀切”地包产到户的工作组的围攻下，史来贺和刘庄的社员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能放弃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心骨。抗日英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 、老社长雷金河为保卫人民公社不被强迫解散，三次进京找领导并向省委立“军令状”才将中国唯一的人民公社保存下来，并茁壮地发展着。再看看王宏斌与“大学者”的论战：“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这位有省、地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的“大学者”，大概是有特殊使命的官方使者的大学者，要不，那怎能有这样大的官气十足的胆量和口气来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人呢？！这位“大学者”的水平大概就应了香港教授说的大陆没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这就是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才能树立起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心骨。人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就成了《红灯记》中李玉和训斥王连举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笔者理解农民领袖的主心骨，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个 “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品节。人无精神不立，村无精神不富，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脊梁骨，不能自强自立；一个村要有点精神，才能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会走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回头路。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创立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而在全国燎原；就能在遵义会议上建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而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就能和蒋介石斗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八年抗战将日本人请加老家去了；就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侵略者；就敢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帝修反斗；就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自己党内的走资派斗……这些共富村有点精神，才有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心，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处在逆境，都能保持奋斗的激情；不怕孤立、不怕罢官、不怕戴这帽子戴那帽子，敢于和大衙门派来的工作组斗；敢于和有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并很有来头而气凶凶地“大经济学家”斗。因为他们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是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不难看出有了这点精神的主心骨，就敢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统率、灵魂、生命线和保证作用

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必须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和保证作用。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开始建立人民军队的“三湾改编”时，就将党支部建在连上，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措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等等，可以说在毛主席的所有著作中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因为政治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就以《国际歌》和《国歌》来说，它从头到尾就充满着政治：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们起来就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的是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在《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中则提出：合作社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这些共富村从农业合作社建立时起直到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些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核心是不断地向社员进行集体主义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优越性教育，批判复辟资本主义走回头路。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1956年夏收时老天连降大雨，几天时间就降了600毫米。收割到场的小麦发芽霉烂了，大面积棉花苗被积水浸泡死了。秋粮作物种不上，眼看着秋季将会颗粒不收。这时刘庄的少数社员心里发慌了，有的人扛起了铺盖卷准备要到外地做工谋生和逃荒。史来贺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带领支部一班人走村串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对社员说：“旧社会一遇灾荒，咱穷人逃荒要饭，冻死饿死没人管，如今是新社会，有共产党领导，奔的是社会主义。请大家放心，有党支部带领大家团结抗灾，决不会让一个人挨饿，决不会让旧社会的悲剧重演！”这时社员们就想起了1942年刘庄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和蝗灾，一年多时间全村就饿死了72人，卖儿卖女的37 家,逃荒要饭的76 家，还有5家绝了户的悲惨状况。经他们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社员回忆后，全村人对党支部增加了信任感，决心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一心一意搞生产自救。党支部带领社员一面积极改水排涝，抢救棉花和小秋作物，补种萝卜、蔓青。一面搞副业生产，办起了豆腐坊、粉坊，纺纱织布，烧砖瓦，搞运输，到黄河滩割青草卖等多种门路换回钱来安排社员生活。半年时间给社员就分了四次红，解决了大家买粮用钱难的问题。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白面馍和饺子。大灾之年，刘庄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生产自救，不但没有一个人挨饥受饿，却为1957年的粮、棉（皮棉过百斤）双丰收打下了基础。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总理握着史来贺的手鼓励道：“千亩棉田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穷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合作化前后的单干与集体的对比和亲身感受，刘庄这“长工村”的社员真正体会到史来贺说的只有“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以后的生活则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因而在包产到户时，不管你是那个衙门派来的工作组，即使有“尚方宝剑”，史来贺和刘庄社员就是不包产到户走回头路。南街村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后开展的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就是针对当时大气候下的思想混乱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措施。现在这些共富村与全国包产到户的村相比，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村集体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兄弟的现身说法——包产到户后的两极分化，被“新三座大山”逼迫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打工而致自己的家乡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与他们已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的对比……这就更加体现出他们集体的优越，集体的温暖，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这充分地体现出毛主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也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的英明伟大。他们既用政治这个灵魂、生命线统帅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也是建成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居有所住，病有所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几十年无刑事犯罪农村都市的保证。

遗憾呀，实在遗憾！在阶级斗争熄灭论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到2002年的增订版，也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增订掉了。

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必须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和保证作用！

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在阶级社会中，谁否定政治就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个国家0.4％的人占有70％社会财富，1％家庭掌握41.4％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十学共富村

             用巴黎公社原则建好共富村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

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

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

                       巴黎公社放光芒，

工人阶级把家当。

公职人员选民选，

不称职者随时换。

工资只付熟练工，

严防公仆成主人。

公社虽已被搞垮，

它的原则永存着！

笔者在《学用科学发展观》一书中提到：“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不仅南街村的领导不拿高工资，其他那些共富村的领导都不拿高工资。南街村、北徐庄等是吃了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后，用巴黎公社这个原则（精神）恢复发展集体经济被称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那周家庄人民公社、刘庄等就是一直坚持的人民公社，干部不拿高工资，也就是一直坚持的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办人民公社。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在巴黎上空升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面红旗——伟大的巴黎公社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诞生了！　　巴黎公社的成立，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演习。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曙光。虽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被凡尔赛的豺狼们血腥地绞杀了，但是，公社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创立的革命原则，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正如马克思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什么？笔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来概括和论述。本文针对我国现在的私有化和分配不公所造成0.4％的人占70％的社会财富，1％的家庭掌握41.4％的社会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以此和这些共富村相比，谈谈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公社采取的两项重要措施：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

                    选举产生的党政领导就对选民负责

   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和村委会都是真正的按照《党章》和《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的土生土长的党委成员和村委会成员。不是改革第一村小岗村靠任命的处级干部去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累死了，再任命一个。共富村这样的选举尽管没有现在任命干部时在各种媒体介绍干部的情况，但被选出的干部不仅他（她）的“生辰八字”，更重要的是他（她）的所作所为都在群众脑海的“硬盘”里储存着。陈永贵、雷金河、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徐德全、刘志华、田雄等这些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与社员朝夕相处，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汗向一处流地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领袖，不是靠大树、特树吹起来的，也不是“空降”下来的，而是群众公认的，当然就信任他（她）、拥护他（她）、选举他（她），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也不能改变得了的。这就是天底下有杆秤，掌秤砣的就是老百姓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刘庄这些共富村被党员选出来的党委，对干部规定了 “五带头”、“五免职”。

五带头：带头参加劳动，带头反对不正之风，带头联系群众，带头为群众做好事，带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

五免职：以权谋私的免职，搞派性闹不团结的免职，弄虚作假、争名誉闹地位的免职，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免职，工作敷衍了事的免职。

凡是要求村民职工做到的，干部首先做到；凡是要求村民职工不做的，干部首先带头不做。七集电视专题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史来贺》的主题歌这样写道：“太阳是星辰的榜样，无私地向大地挥洒光芒。头雁是雁队的榜样，勇敢地在蓝天指引方向。”当刘志华和生产队社员学习中央包产到户的文件时，有社员就担心地问她：“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咋办？”刘志华便非常干脆地回答：“只要大家不嫌弃我没成色，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业搞副业，同心协力紧赶紧地奔富裕，好不好？”这一下社员就吃了定心丸，知道毛遂自荐当队长的刘志华不会当个人先富的带头人，会领着咱们这些没成色（无特殊致富能力——笔者注）的人继续干。田雄当干部是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鼻子尖儿上，让村民富起来，让村里好起来，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王宏斌办大队面粉厂时，自己和大队一班人带头集资，党员干部义务打工集资。徐德全先和村领导带头吃包产到户“后悔药”集资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为的是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这样好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老百姓不选他们再选认呢？他们在换届选举上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党支部、村委会都是按规定选举出来的，没有一个是靠上边任命的。就连史来贺在包产到户工作组的重压下，让社员将他选掉，社员也心甘情愿和他们的“头雁”史来贺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按头雁指引的“人”字形和“一”字形队形在蓝天展翅翱翔，但绝不离散。一旦离散，就成了孤雁，那就成了解放前的“长工村”，就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就是“长工村”人没有忘记祖祖辈辈当长工那孤雁之苦，因而就不会背叛，就不买工作组的账，始终拥护“头雁”史来贺。对接班人的问题，史来贺特别强调：“决不指定，是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宽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就选谁”。史来贺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党员发选票直选党委书记，就是这位当村办企业缺乏技术的关键时刻，由大学“非转农”回村当农民办药厂的史世领同志，除自己未给自己投票外，全票当选为第二代党委书记。南街村有一位在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上当办公室副主任，在招待客人时，酒杯一端就将现在流行的“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那一套硬让客人喝酒，自己也喝得醉勲勲的。这就违反了村规民约和党委对干部的要求，在群众的监督下，只好让位。他也写出检讨发到各车间和村民小组。由于他是搞党史研究的，他将村民自编自讲的“南街人的故事”整理成《中原风》一书。村党委根据村民职工的意见，就让这位局长复职，并由原来办公室副主任提升为主任。但他复职后，由于在招待客人的餐桌上，这种当代官场的恶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的“旧病复发”了。这一下，他便有了自知之明，未能被监督者报告党委，他就提出离任。这是南街村这些共富村发运群众监督干部的好办法，是按巴黎公社“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龙泉村有一位干部在自己建房时，院墙超过一墙基，立即有人反映到村党委书记梁修昌那儿。梁修昌立即到现场检查证实后，让其立即将墙拆掉。然后开会让其停职反省、公开向群众检讨并罚款。这位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工作积极进取，以后还进了党委领导班子。

这些共富村党委，在培养、考核和任用干部时，严格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区别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他们深知一旦理论脱离实际，就会脱离群众，不仅不能自我批语，也不会接受别人的批语，甚至对批语者进行打击报复。其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有群众监督的作用，也可以说三大作风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接班人五个条件是毛主席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提出来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针对“四人帮”将三要三不要加进去），特别是当今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旗号掩盖下的真假马列主义、真假社会主义鱼目混珠的情况下，更显得要稿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重要和必要。“四化” 即革命化、知识化、年青化和专业化是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这些村对其中“革命化”的核心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其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是空的。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更不会出现去剥削他人的党员资本家。这些村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滕头村等已经平稳过渡到第二代、第三代。但这些在我们任命干部时很少明确地提出。当今出现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和反腐的实践证明，党内的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官的腐败都是不搞马克思主义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而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而不光明正大；他们的“革命化”就是以权谋私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违背党的三大作风，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

                  干部不拿高工资可促进公有共富

   据说建国初期搞工资制的时候，国务院的方案中毛主席为一级，二级是总理等，三级是元帅。毛主席看后说，一级给马克思，二级给列宁，我们都拿三级。1960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毛主席将他的工资由610元降到404.80元，直到1976年逝世。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毛主席为榜样，按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原则，不仅自己不拿高工资，且村上的工资差别也不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却在不断地增加，每个村都有数项到十几项。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利用人的私心杂念——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包产到户、城市大卖国企过程中，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让自己及其亲属先富起来；国企高管、银行行长年薪几百万、上千万，有的行业甚至几千万；有的地区市用年薪五六十万聘请市政府秘书长等，从而导致经济的发展没有真正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集中在少数走资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基尼系数超过0.5，两极分化已经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极限，让0.4％的人掌握70％社会财富，1％的家庭掌握41.4%社会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中央机关部门审计不合格多少亿，假发票成千上万；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数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黄光裕案花几十亿买通省部市各级党、政、公、检、法的多名官员，仅3人罚款11亿创纪录。是否还有更大的后台，这是群众心中的迷，要不黄光裕仅判14年型。那就应该给刘青山、张子善、胡长青翻案了，难怪有文章讽刺说胡长青在阴曹府喊冤哩！这就导致近年来逼农民卖地破产的群体事件，工人罢工，农民工与黑心老板、被卖国企与新老板的冲突，富士康十几名20岁左右的年青工人被逼跳楼自杀，犯罪率居高不下……这都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和腐败而导致的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动的改朝换代的焦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一位教哲学的教授谈到他参加的有关哲学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历史上就是少数富人剥削压迫多数穷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今天怎能成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特色理论？分明是地主资本家愚弄人民群众的剥削阶级思想的翻版。因为笔者是搞兽医教学的，对这个大问题当时只是听听而已。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搞哲学的教授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高。然而这些共富村农民领袖们的实际行动和我国现存的突出问题，已经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这些哲学教授们观点是正确的，当时提出来也是非常及时的。只是不能公开化而挽救不了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让人遗憾罢了。这些农民领袖们，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之日起，就牢记毛主席合作社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因为分配不公即工资差距的人为扩大，领导拿高工资就是要批判的资本主义倾向。要不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否定国务院工资方案中的一二级最高工资，1960年暂时性经济困难时期将自己的工资降了三分之一，和全国人民一起克服困难。这就是人民领袖爱人民，他和人民心连心。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老书记雷金河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他将社员的劳动记工、分配搞得非常细致、井井有条，特别规定干部的工分不能超过社员的平均数。这的的确确地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原则。要不为什么能将中国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保持到今天——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给研究人民公社留下了活样板。

共富村人对自己的致富带头人是这样评价的，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多少亿的富翁了；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大了！中国千万、亿万以上的富翁去年已经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六，今年可能已上升到万分之七。每增加一个亿元富翁，起码就有万人受穷。因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就是那些，他不是靠自己的真正劳动所得，必然就是剥削或其他歪门邪道而来，那这一万以上人的劳动就是被他剥夺了。退一步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都是亿万以上的富翁，那他们的村民能过上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农村都市生活吗，几十年能无刑事犯罪？回答肯定是不能的。因为除了这些共富村外，还未听到一个千万、亿万以上的富翁将自己的村建设成象共富村这样的农村都市，让村民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有人说，少数人先富起来后，先富带后富就能行。这纯粹是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辩护。现在仅以千万亿万以上的富翁为例，千万是1 000万～9 999万，亿万是1 亿至数亿、数十亿、数百亿以上，999万以下的百万富翁不在其内。每人的平均数字按1亿计，万分之七就是1万人中有7亿，平均每人就是7万。再加上千万以下的百万富翁，中国人均可能超过10万，那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不存在了，工人就不会下岗失业，农民也不会上访，腐败分子、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不会成千上万的连续不断出现。看来还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领袖伟大，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农村唯一正确的道路，巴黎公社的原则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永存的！

有人说，现在的世界是向多极化格局发展变化，不能用老眼光看世界。不管怎样的多极格局变化，但公与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极永远不会变化；只是原来的美苏两霸只剩下美国一霸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不会变化；修正主义将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也不会变化。不能借口世界多极变化，让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中国跟在美国屁股后边，给它摇旗呐喊，联合制裁和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把搞资本主义化和西化说成是大势所趋天经地义。这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翻版。即使在这样多极化的今天，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才行，才能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象《国际歌》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否则就会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中国的共富村是永存的！

只有按巴黎公社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才能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

公职人员必须对选民负责，不称职者选民随时有权撤换！

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才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巴黎公社原则万岁！

世人评说共富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

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毛泽东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刘庄、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兴十四村、滕头村、华西、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公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人称农村都市。这不仅是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参观学习的榜样，甚至轰动了上层，也受到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不仅这些国家各种新闻媒体前来中国采访、拍摄，而且其国家元首及领导人、学术团体、人民群众也纷纷来这些村旅游、参观学习，有的则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来这些村后，都有自己的收获、体会和感想，笔者称其为：世人评说共富村，并作为本文的题目。尽管这些村在我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也有好几千个，笔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其全面进行评说，只能根据自己参观学习过的南街村、北徐庄、刘庄、京华实业公司（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即《共富村之路》书中所写的为主进行评说。即使是这样，所评说的内容也只能是其中的少部分，甚至是挂一漏万。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根据笔者手头资料，按时间顺序，从党政军领导中选录。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1989年

4月7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李先念

          李鹏总理1990年6月15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李  鹏

          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6 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江泽民

         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6日视察京华实业公司的题词：

               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江泽民

          开国上将、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1994年3月8日视察南街

村的题词：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

                     ——张爱萍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1995年9月20日视察南街村的题词：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宋  平

                  人民公社的幽情

笔者去那些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村委会办公室在哪儿时，不少人，其中包括青年人和外地人的回答都称大队（部）办公室在某某地方。笔者感到很不理解。因为人民公社、大队已经被撤销二三十年了，为什么还这样称呼？经下边交谈得知，本村的老人说是习惯，以前就是这样叫的，尽管现在叫村，还是我们原来大队的集体组织形式；本村的青年人说叫大队说明我们这个村仍是原来公社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以与包产到户搞私有制村的区别；外地人（含参观、打工者）的说法，与本村青年人的说法基本相同，只是与他自己的村相比而言应该叫大队。看来人们对村和大队的称谓确实是有本质的区别。难怪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板仁根于1994年11月19日，发表了称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世人皆知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就是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现存的唯一的人民公社。

记得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用《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谱唱的《人民公社好》的歌。其开头的唱词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成立大家齐欢笑，一是大，二是公，三把私有制的尾巴割掉了……后30年批判人民公社时，主要是批判它的“一大二公”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现在看看这些共富村的“一大二公”和是否还有资本主义“尾巴”吧。

先说一大 这些共富村中，有“建筑王国”之称的韩村河，它的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了“国家科委工厂化高效农业房山示范区”；村上的韩建集团企业拥有23个分公司，25个直属分公司的集建筑、建材、设计、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特级建筑集团。有一个设计院，管理层有6 0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职工队伍5万以上，年开复工面积200多万平方米。拥有总资产36亿，可支配流动资金10亿，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亿，上缴国家税金6 3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 8000元，在全国乡镇集体建筑企业中排行第一名。有“制药王国”之称的刘庄，是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的用飞机给棉田喷洒农药的生产大队。除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还有机械厂、淀粉厂、食品厂、制药厂等企业，2005年村GDP总值15亿。仅制药厂产值就在10亿以上，肌苷的产量就占全国一半以上，青霉素是全国第三大厂家，每户住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有“食品王国”之称的南街村，除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有26个企业（其中与日本、德国国合资的4 个）和一个旅游公司，2000年产值14亿，现在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仅食品深加工每天要用500多顿面粉，全由自己村面粉厂提供。有“饲料养猪王国”之称的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除现代化农场、食品深加工外，将面粉厂的副产品麸皮办年产30万顿饲料厂，用于养猪和猪肉生产。有“旅游王国”之称的京华实业公司，仅是原来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业、集市贸易、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苑等11个经济实体，总资产5.8亿，村民、职工可定期外出旅游。有“造纸王国”之称的龙泉村，除1 500亩高效农业园区、畜牧场外，工业以造纸为龙头，年生产能力20万吨，拥有四大系列20多个规格。2006年实现总产值6.5亿，其中工业5.7亿，利税6 000多万元 。

再说二公 这些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启蒙教育、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医疗和住房号称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都由村上统一解了。南街村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的费用全由村上承担，其他村上大学由村上承担一部分、个人承担一部分。但个人承担的都能承担得起。村民除了工资收外，根据村生产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有数种到十多种，甚至更多。南街村则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其比例为7：3。这些村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环境优美，没有失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没有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人人都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没有老板和剥削，也没有两极分化。

三说资本主义“尾巴” 这些村所有的一二三产业的生产资料都为村集体所有，南街村连住房及其内家具、彩电、冰箱、空调、电话等都是村集体配备的，一草一木都姓公。因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人人都在村上的企业平等上班，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不大，且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分等级。人们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则无资本主义“尾巴”可割。

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对歪曲“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时说，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某一时期，确实猛批了一阵“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说“一大二公”不好，难道说“一小二私”就好？是不是“越小越私”就越好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还得退回到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去。其次，把毛主席在世时的分配制度笼统地说成是“吃大锅饭”，也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确实是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只不过级差不大，也许这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为了批倒这个“吃大锅饭”，有人公然说，工人吃工厂的大锅饭，工厂又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试问，工人的大锅饭、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领导人从家里带来的吗?难道不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吗？其实，现在看来，某些人其所以把大锅饭批臭，不过是为了在分配制度上大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制造人为的鸿沟罢了。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刺激人的私欲，才是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内在驱动力，这同我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社会发展的思路完全南辕北辙。至今这种拉开距离，扩大差别的作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隔阂和对立，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看来毛主席的看法是有远见的。魏老真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看来人为地用批判“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来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目的就是要搞“一小二私”，不过是为了在分配制度上大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人为的制造鸿沟罢了。这就是当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历史“周期率”的主要原因。

实践证明这些村并不是在吃“大锅饭”，而是在吃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饭——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饭；也没有养懒汉，而是人人为集体、一心向集体的无私奉献；充分体现了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汉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动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写到此，笔者已经抑制不住内心兴奋而激动的心情在高呼：人民公社万岁！

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在《九学共富村》中提到南街村吃“后悔药”时，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扒来找去地深入研究后得出：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没出来，我们只好选择了毛泽东思想。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正如1994年11月，英国的《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在这里，至少小红本上的格言要比中国当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得好。”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特殊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5年7月，日本《读卖新闻》则称“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出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经济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些评论尽管主要是针对南街村说的，但南街村与其他共富村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同按照 “五七”指示精神结合本村的实际创造出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的农村都市。何况南街村是学了刘庄无工不富后，才开始办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再联系魏老前边那一段话，人们就会清醒地得出：

毛泽东思想既能指导计划经济，也能指导市场经济，是任何思想不能代替的！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旦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了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7名党员就明确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立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就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已经走过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却将这个大目标淡化成了口号，所作所为却是与其背道而驰地让少数人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地发展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致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0.4％的人和1％的家庭手中，其集中度超过美国，基尼系数超过0.5和两极分化已到人民忍受的极限。然而这些共富村则不然，他们始终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实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奋斗，就像王宏斌同志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史来贺同志讲的“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咱要靠两只手，把它变成现实。”“社会主义是干出现的，我们刘庄的工厂、学校、楼房，刘庄的巨大变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还是从地下攻出来的，而是刘庄人民自力更生、勤俭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来的。” 一位美国女记者慕名来到刘庄采访，前后两次在社员家中住了32天，她亲眼看见并亲身体验到刘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便连声称赞：“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的14国专家来京华公司这个村，趣味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非常感慨地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的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是你们这片村庄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日本妇女代表团称赞京华公司这里的住宅比我们的好。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京华公司采访拍摄。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是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就是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富村人，始终不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但实行包产到户后就没了这个大目标，全国都学习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领导竟冒出了“人不为自己，天诛地灭”的王牌。

1994年5月26日，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村这个路子是对的，一定要把他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中央警卫局局长根据南街村这些共富村的典范说出了我们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闹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主义大目标宣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吧！据说会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几位组长都陪王宏斌同志吃饭时说，宏斌同志，你现在应该更大胆地干了，按历史的说法，连御林军都支持你们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哩！这说明共产主义不仅是老一代的大目标，也是这些共富村、全国人民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大目标。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后30年却成了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呢？其中原因不能不用钱学森在1989年血雨腥风后的八十年代初，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交谈时强调的“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停步

   对南街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公社世界人民是支持的、羡慕向往的，但也有反对和拆台的。在《九学共富村》中提到的有省市委办公厅陪同的那位“大经济学家”来南街村对王宏斌下车伊始胡言乱语的指责，王宏斌以理服人的批驳，就是其中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一例。1981年包产到户风工作组对史来贺的围攻、逼雷金河三次进京找中央领导均出自上级部门右的干扰。刚进入2008年，《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热剌冷讽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也大言不惭地为这些奇谈怪论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在 “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的标题下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竟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你这个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村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再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塞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和农业学大寨。因为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就是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江南两大寨——华西和上旺。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幅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啥蔓上结啥瓜——啥单位里出啥人。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党办主任雷德全的话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用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抽梁换柱，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脏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那些胡言乱语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胡说八道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中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的含义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胡言乱语。中央常委宋平1995年考查南街村时，评价“南街村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胡说八道呢？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之后不少省市党政领导、部队将军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了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这些反而教员了。奉劝这两家报刊，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也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奉劝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历史不断证明王宏斌和这些共富村是正确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些共富村都是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将周总理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精神变成以华西、刘庄为代表的学大寨的典型。南街村、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等都是学刘庄的典型；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是学南街村的典型……这就充分证明大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大寨精神已被官商勾结稿私有化来否定，甚至给大寨加上种种“罪名”，其目的就在于害怕农业学大赛走集体化道路，不能搞包产到户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但大寨精神是永远否定不了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农民之中。正如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一样：“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要不为什么天下第一村华西是江南的两大寨之一呢？号称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竟冒出了村领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底线，直到现在只能靠省上派党支部书记，却在自己村连一个象共富村那样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都找不出来呢？足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危害的严重性了，它和这些共富村农民领袖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精神及其村发展方向和现状只能是天壤之别了。

             重温毛主席在井冈山和张平化的谈话

毛主席在井冈山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张平化，针对包产到户的危害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的谈话，意味多么深长。张平化同志听后对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现在我们有几个省级以上的领导懂毛主席的这个谈话。不妨把它摘录出来联系我们的实际重温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毛主席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摘自网上）

联系我国的实际，对照毛主席的谈话，难道不值得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深省吗！？这两段话，于四十多年前就把中国现在发生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不是自称他对毛泽东思想最有发言权者的信口雌黄。这就是腐败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为什么用恶意中伤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走回头路，当美国的附庸，让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吗！？如果不按照毛主席的谈话亡羊补牢，那就像钱学森同志说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中国人民不希望这样而要兴旺发达，那就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旗帜可举，道路可走。尽管改旗易道已经给国家、人民、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共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就是要“一大二公”，绝不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仰人鼻息，当美国的附庸！

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尾巴”，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桥梁；要进天堂虽很难，公有共富是飞船！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走资派、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搞西化！

中国人民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改旗易道，谁也休想改旗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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