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才能解决我国农民问题
雪 文
一、两种工业化道路的共同难题都是农民问题
历史地看，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我国近现代史演变的主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由古代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或者说主要是一个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工业化进程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实现，即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实现，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种社会形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这两种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道路的不断更替和实验，是中国近现代史演进的主要线索。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难题在于解决农民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尽管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由于毛泽东的去世而遇到了挫折，但是，从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角度看，最终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还是要走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起来的道路。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走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孙中山的去世而没有来的及实践，后来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所代表，结果形成了几大家族的官僚买办资本控制国民经济的状态，造成国内两级分化加剧，不但现代工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连封建土地制度也未曾受到冲击，贫苦农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我国社会进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可以说，国民党时期资本主义没有解决工业化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农民问题，对外关系上也没有解决经济主权问题，最后导致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践，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基本建成了国家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上真正奠定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前，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造和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农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在如何使庞大的农民群体融入现代工业化进程的问题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展开。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随时存在的。所以，他提出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继续革命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强调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并进行了“文革”的伟大实验。但是，我国毕竟是农民占主体的国家，农民由于在工业化初期提供积累所造成的低消费水平未能及时解决，影响着相当一部分农民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一旦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向资本主义转向的强大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国内原因和社会基础。
二、新的资本主义补课同样解决不了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实际上是逐步转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又一次实验。这种实验当然是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建筑主导下进行的，并且首先得到了相当多数农民的拥护。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历史现象，说明列宁和毛泽东的警告是极富远见的。经过了一系列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造，现在这一实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转型，国内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这是不争的事实。新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比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并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买办化、官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只差最后的政治改革，在夺取政权上的与共产党摊牌了。
但是，这种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实验，仍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是使原来的集体化的农民变成了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和个体经营的小农户，在社会的二元结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农民工加角”，本质上是农民的产业工人化或雇佣劳动化的过程，同时带来了农村的衰落和农业的潜在危机，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又多出了几座大山。这就回到一个老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真的能够消化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吗？还是给自己培养新的掘墓人？
更严重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资本主义实验的另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官僚买办资本的坐大，真正的民间资本或民族资本仍然成不了大气候。这又验证了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两面行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必然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分析和论断。以丧失经济主权为代价的对外开放使国民经济逐渐重新殖民化、半殖民化，国民经济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资本主义产业链条最低端的主要载体，国家的经济主权有进一步丧失的危险。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前途只能是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人们还在争论我国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就是一个不定型的社会阶段，是已经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社会，或左转，或右转，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社会矛盾的明朗化、尖锐化同时也使共产党的内健康力量进一步觉醒，包括党内那些原来寄希望于补一段资本主义课的人，也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再无退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所谓政治改革向什么方向改，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
三、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包括丰富的内容，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其中最基本的是农、轻、重关系、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处理。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从发展战略的阶段性上划分，是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国家以计划经济手段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必然需要农业提供的原始积累，需要农产品的保障供给，需要农业的合作化和农民的组织起来，切断资本和农村的联系。而这种靠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劳动积累，既支持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又极大地改造了农业落后的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很显然，在这一历史阶段，或国家的工业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在农业的粮食保障等问题基本解决之前，是不可能过早地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或过快地大量转移农民进入城市的。58年大跃进以后陷入的经济困难，实际上就是这种比例关系破坏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本质上是人民公社工业化阶段，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工业化进程并举的发展阶段。早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赞扬社队企业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这是毛泽东支持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和对人民公社体质寄予的厚望。但是，很显然，当时马上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条件还不具备，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说明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所以后来，还是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号召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解决农业问题。在经历了60—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实际上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农村，已经出现了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的良好趋势，到农村改革初期，社队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已经蓄势待发。农村改革进一步为农村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体制和政策条件，形成了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局面。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正是农村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形成了国家城市工业化发展之外的另一战略力量和城乡工业化进程并举的局面。问题在于后来的进程：一是没有了公社的体制支撑，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二是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面积私有化；三是乡镇集体企业也转向了私有化，导致了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中断，也使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民的城市化转移陷入了困境。
第三个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如果农村工业化进程不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在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发展，那么，随着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会与城市工业的发展建立起千丝万缕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城乡关系会进一步融合；又由于农村工业化承担着补贴农业、装备农业的责任，农业的现代化也会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同步解决；更重要的是，农民的转移，就有了两条出路：一是被城市经济所吸纳，脱离农村体制，转为城市居民；一是不脱离农村体制，在社级集体经济中由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笔者将这两种转移区分为城市化转移和城镇化集聚。公社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的城镇化，而不是亿万农民进程，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按照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发展，必然产生的中国式的农民城镇化道路，即靠国有经济带动农民城市化转移一批，靠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城镇化集聚一批，再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一批，才能避免两极分化，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真正解决我国的农民问题，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完成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能回避的历史课题。
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工业化进程，还是农村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剩下资本主义一条腿在跳，长期回避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根本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三农”已经成为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考虑“三农”问题出路，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考虑问题，不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方向道路上着眼，不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的调控、补贴，不从农民的合作化、组织化上着手，只是靠修修补补的小恩小惠，甚至仍然寄希望于资本圈地，改造小农，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2011-4-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