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鲁笳同志追思

陶鲁笳同志追思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2011-05-27 16:51:52 阅读3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陶鲁笳同志逝世
: 副厅级科员 发布日期: 2011-5-25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陶鲁笳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23日5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定于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向陶鲁笳同志遗体送别。
                          国家发展改革委陶鲁笳同志治丧办公室

 
　　由于做党史研究和采访、编辑工作，我有幸见到原山西省委老书记陶鲁笳并有了几次深入的交谈。
　　陶鲁笳36岁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至今还健在的惟一一位了。１９５３年７月，根据中央决定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１９６５年８月奉命调离山西，进入北京，任期十二年零八个月。
　　陶鲁笳原名陶国葆。1917年生，江苏溧阳人。早年就读于江苏溧阳私立同济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后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1936年夏在河北石家庄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石家庄总队总队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组织部干事、组织科科长。1940年任昔阳、平定、和顺三县平辽路东中共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起先后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1945年3月任中共太行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7年7月起任中共太行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太行区委员会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1949年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第二副书记。1953年6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政委。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65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起，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85年4月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8年4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回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陶鲁笳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１９４９年４月，当上太行区委书记不久的陶鲁笳同志，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向陶鲁笳、冷楚、周壁三人透露了毛主席同意接见他们的消息，并告诉了接见的日期。想见毛主席是陶、冷、周三人向薄一波表达过的共同心愿，得知毛主席同意接见的消息，三个人都欣喜若狂。４月１５日，即华北局会议结束后的次日，陶、冷、周三人带着薄一波写的介绍信，驱车前往毛主席当时的住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因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而得名，清乾隆皇帝题写"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客厅里稍候。不一会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带笑容走进了客厅。陶、冷、周三人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同主席、总司令亲切握手。一见面毛主席就笑呵呵地问了陶、冷、周的基本情况，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还询问了手工业恢复发展的情况。而同毛主席见面握手却是第一次，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即深深地刻印在陶鲁笳的脑海里了。
　　最早让毛泽东直接了解到大寨和陈永贵的，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一次当面汇报。

第一届部分山西省委领导成员

1958年9月27日，陶鲁笳陪同陈毅（左六）在山西榆次

纺织机械厂慰问职工。陈毅左侧第一位即为陶鲁笳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日到２９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位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和私分得很清。我们山西省委在１９６０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能指挥战争呢？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暗中污蔑说，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自报公议，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程序。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陶鲁笳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经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但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成效。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产量，说他们的粮食平均单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都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多斤。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遭灾消息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然后他挺直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玉米，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这年秋天，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了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人间奇迹。
　　回忆这段历史，陶鲁笳说："毛主席当时是召集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和我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我带着省里的有关同志赶到邯郸，在列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汇报到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地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并将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详细向主席作了汇报：通过这次汇报，毛泽东知道了大寨，知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964年4月8日陶鲁笳（中）在大寨虎头山植树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全村七十五户有八百亩耕地，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为四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那时全村好年景的平均亩产也只有一百四十斤左右。建国后，这里的土改搞得很彻底，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党的基础也比较好。１９５２年冬天实现了初级合作社。当时陈永贵担任社长，贾进才担任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３年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自己任副书记。这个让贤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从此，这个村的党支部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
　　１９５３年秋天，他们遵循群众路线，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１９５２年的二百三十七斤逐步跃进到１９６２年的七百七十四斤。"中共晋中地委先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在大寨开了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后来又于１９６２年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水、土、种、肥、密、保、工、管），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山西省委于１９６０年２月批转了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要学会运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教诲，由《山西日报》撰写、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省委又于１９６３年３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同年１１月９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这年八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百分之七十的房窑倒塌了，庄稼都倒伏了，百分之三十的梯田的土层被冲光了。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和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的口号。省委总结了大寨的新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大寨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大队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英雄。"
　　１９６４年１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人介绍了大寨经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实况转播后，收到了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表示钦佩和学习的许多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指出："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篇报道和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农业战线反响很大。
　　陶鲁笳向第一次当面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陈永贵，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听到这些，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当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也写过许多好文章。毛主席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都交给了毛主席。尔后，巡视列车每到一地，毛主席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主席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陶鲁笳的这次汇报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一件非常重要，具有关键意义的大事。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作了二十天的考察。廖鲁言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廖回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书面汇报。这年５月中旬，陶鲁笳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用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要在种好十六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山西水资源紧缺问题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1958年,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引黄入晋济京的设想,得到主席赞许。
　　1954年12月，省委确定由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亲自主管山西日报。他不仅主持作出了改进《山西日报》的决定，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在办报指导思想上就给予指导。他在中央开会了解到新精神，在基层调研了解到新情况，都在第一时间告诉山西日报，甚至直接给记者出题目。此后历届省委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舆论的引导作用，运用《山西日报》指导全省各项工作。或通报工作重点、或亲自为《山西日报》撰写文章、社论、评论，或对《山西日报》报道进行批示。这一切不仅给山西日报人带来了光荣和骄傲，也注入了办好报纸的强大精神动力。

1992年陶鲁笳（左一）在太原

鲁笳同志视山西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陶鲁笳所著《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正式出版。大多数牵涉到我们山西的人和事，其中的许多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收入本书的文章，还有鲁笳同志与毛主席直接交往的实录，是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而具体的再现。记述了山西省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毛主席支持山西人民试办农业生产社；毛主席关于"引黄（黄河）入晋"的雄图大略；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等等。读这本书，使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对人民大海一样的深情；使我们具体地了解到毛主席支持山西人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举以及"引黄入晋"的雄图大略；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把老区人民放在心上，要求老区人民努力发展生产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读这本书，使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对山西人民大海一样的深情；使我们具体地了解到毛主席支持山西人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举以及"引黄入晋"的雄图大略；使我们仿佛跟随毛主席到了虎头山，看到大寨人那感人的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又仿佛跟随毛主席到了大泉山，看到荒山秃岭的黄土高原正被一片片的绿色所覆盖，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把老区人民放在心上，要求老区人民努力发展生产尽快改善生活。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字句，陶鲁笳在书中写道："中共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主席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正式有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随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成为红极全国的农业典型。"
　　关于大寨和陈永贵同志的功绩，陶老在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说。陶鲁笳在书中最后写道："抚今思昔，我殷切期望，今日的大寨和昔阳县，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好作风，大胆创新，重振雄风……"令人欣慰的是今日之大寨在郭凤莲同志的领导下，确如陶老所期望的那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新的业绩，创造着新的辉煌……
陶鲁笳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在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依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毛主席从本世纪50 年代开始，为了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百折不挠的勇敢探索。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并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认为，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加快山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努力实现"兴晋富民"的战略目标，这是我们对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最有意义的。"
　　退居二线以后，陶鲁笳同志始终关注着山西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