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拆迁占地风潮是自掘坟墓

闹拆迁占地风潮是自掘坟墓

2009年中秋和冬至，我两次回鄂城老家看望老父和吾弟。除与往常一样家长里短和桑麻闲话之外，这两次老父都带我到村前的朝门口，指着驳岸脚下的一块八分面积的良田说：“这是我家的一块田，占的地方好，我想在这里盖一栋楼房。”

中秋节的那一次，老父闪烁其辞，点到即止。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十分在意。七年前弟媳一家就搬到镇上新建的五层楼房里去住了，把老父和吾弟留在老家的旧屋。为留守的人住得体面一些，近几年我投入两万多元拆改和装修旧屋，购置家具。现两处的住房都宽敞明亮，一家老小住得好好的，还要在这低洼的水田里盖楼房干什么？

记得小时常听父亲说，自明初吾村先祖从江西移民到鄂城这块风水宝地，建庄造府，置办庄田，兼并湖产，气象很大。其中仅严家湖、严东湖、严西湖的面积，比武汉“开发”前的东湖面积还要大，比北京的昆明湖、未名湖、北海、中南海等所有的湖、“海”面积的总和大十倍还不止。由于耕读世风的影响，乡亲们均把捞鱼摸虾视为不务正业，并不认为这些湖产有什么贵处，倒是把村前驳岸脚下这上下两畈的畈田以及村东村西两边的垄田看得金贵得不得了。在旧社会，乡民们临终前都要嘱咐子孙保田敬业，宁可饿死，不可卖田失业，这两畈两垄的良田，除关门绝户易主外，块块都是世代相传的金不换的养命田；在生产队时，这些田是社员们引以为自豪的“良田千亩，单产千斤”的当家田。几百年来别说是占田毁地，就是随便在田埂上动锹动铲都不行。怎么现在突然把心思放得这么开，要占田建房？都像这样糟蹋度命活人的良田，十多亿世世代代的农民往后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冬至节的那一次，老父又旧话重提，说钱不成问题，以前在葛化市场做生意赚的钱除做镇上的房子之外还留了一点，反正不住人，把楼做薄些，乡亲们再帮帮工，用不了多少钱。看来已是很周密的打算了，我才知道这是说真的，只是不太理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老父又把我带到村前村后看了一遍，指着田地里新起的一栋栋土楼房说：都在传说上头要在这一带搞开发，到时肯定要拆屋卖地，让我们搬家；现在的人见得多啦，都不是省油的灯，你要我搬家，我就要你放血。你看这田里地里，到处都是乡亲们新做的楼房，连后座山上的杉树林、桃树林都挖了做房子，有的一家做几栋，有的出嫁的女儿也回来做房子，都想图个拆迁补偿。我们家做一栋不算出格呀！

农民都不种田，都不爱惜自己的家园，都眼巴巴地指望拆屋卖地变现钱，这不是您和乡亲们过去最讨厌的败子、浪子、二溜子的行径吗，现在咋就翻了个个儿，坏事成了榜样，折腾成了正业，还有没有章法呀？看看这些田地里的荒草，再看看这些“种”在田里地里的土楼房，心思都不在种庄稼上，都只想图个眼前的一注天大的财喜，坐吃山空呀，往后靠什么过生活呢？

现在的世道不同啦，连过去抠抠索索的人都看开了，挨过一段算一段吧，别人能活，咱也能活。

在由村边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当村干部的远房大侄子，也顺路开导了我一番：“现在都是这么个搞法，您就让他们做幢房子拆了赚几个钱吧。要是抱着老黄历不放，像以前那样总是为别人着想，还不是白白便宜了那些不讲良心的开发商。”

回家刚刚坐定，隔壁的四嫂过来串门，见我们在谈房子的事情，关照我们说：“西边（指江夏区豹澥镇）的村庄都拆光了，没有种房子的赔得少多了。最近风声有点紧，有的地方已出动推土机下乡推房子了，再不动手，上面一干涉就做不成了。

做房、做房、做房，占田、占田、占田，毁地、毁地、毁地……回武汉后，一连好多天，脑海内浮现出来的都是这些“淡事”，愈想愈觉得这样轻率地对待土地的做法万般不妥。且不说做小区现在还“八字没有一撇”，就是在三五年内能成为现实，房屋拆了，田地占了，家园没了，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都搬到驼子店的一个特大的“定居点”，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一个正经的营生，一天到晚关在屋子里消耗粮食，这也要买，那也要买，钱袋一天瘪似一天，万一生病长灾，还有人的活路吗？上面站着圈地不腰疼，可百姓是要过日子的呀；上面疯了，咱们百姓可不能跟着疯啊！

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先后给老父发了两封信，说他现在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为儿孙已为到头了，身上有几个钱就把生活过好些，千万不要去凑热闹盖房子，并以“再也不想回那块令伤心的热土地”相要挟。信寄出去后，好长时间不见回音。去年七月，老父唇瘤复发，来武汉动手术，说楼房已经做了，反对也无益；不过还是听了你的意见，没有做在水田里，而是做在祖上留下的没被人占光的老屋基上，小得很。我对时下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求蝇头小利的执着劲头是早有领教的，能说些什么呢？

今天“五一”前夕，我又故地重游，到我老家一带的五个农业区进行考察，发现纵横40余公里的地盘上，村庄已被拆毁殆尽，田地大都荒芜，村民如鸟兽散。同时也看了一些材料，浙江省温岭市自1997年以来，除公路、桥梁、市政建设等国家占地之外，仅“开发”强征的耕地就达20余万亩，拆迁户死伤几十人。全国各地有多少个这样的“开发区”、多少个这样的温岭市啊……真可谓“田园寥落圈地后，骨肉分离拆迁中”呀！难怪村民们都浮躁得不行，在内耗GDP的魔力下，大大小小的砖块都被它裹胁着，舒卷着……如同一组组蒙太奇的电影镜头，在带血的枪刺下，犹太人、中国人麻木地拿着铁锹，一锹一锹地挖着活埋自己的墓坑……NO！NO！这样的镜头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啦，太低级了，太消沉了，应该切换成在美国普世伟哥的作用下，人们精神亢奋，乐颠颠地去挖着让自己走向极乐世界的“天坑”的镜头才对！

记得当年搞分田单干时，上面说单干能多打粮食，老父和许多上了年纪的社员都不相信：旧社会单干了那么多年，多打粮食了吗？别说天灾人祸，就是平常年景，哪年不是逃荒要饭满地走？一些无良精英也不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孔子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提了两千多年，实践证明，靠封建小农生产方式既建设不了所谓的“小康”，也实现不了所谓的“大同”；睁眼看看历史，哪朝哪代不是在土地兼并、政治黑暗、“朱门酒肉皇，路有冻死骨”的黑漩涡中打圈圈？但揣着这样的明白不能当饭吃呀，人非圣贤，孰能无欲，上面开出的价码也实在是太诱人了。

经过30多年的集体建设，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绿化荒山、改良土壤、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从生产队、生产大队，到公社，到区，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农工商贸相结合的农业体系，围绕“农”字设置的各类服务机构，如农场、林场、养殖厂、农科所、植保站、畜牧兽医站、供销合作社、农机厂、卫生院、文化站等，样样齐备。生产小队是基层实体单位，各类家当也样样齐备，如山上有树，田地里有上好的庄稼，仓库里有粮棉油，堰塘里有鱼，猪圈里有猪，田塘堤坝修理得整整齐齐，村路、水渠四通八达，大农具、大牲畜、大库房、抽水机、脱粒机、手扶拖拉机、电视机……都是让人眼馋的大家大业啊！上面一鼓动散伙，下面就有人欢声雀跃，如同现在盼望拆屋占地赚钱一样，大水淌来的意外财喜，分呀！先是分田分地，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开荒地和菜园地加上集体的田地一律按当年的人头分，生不补，死不退，30年不变；接着就是瓜分队里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资产和现金；再接着就是砍树，“要想富，砍大树”，小队砍完了砍大队，大队砍完了砍公社，公社砍完了砍国家，无一幸免，山山岭岭秃光光；最后是抢占公益地盘，集体时留下的山岗、水塘、港堰、库房、打谷场、文体设施及农业机械，一一收入狠人的囊中……当年的社队干部将这一系列举措调侃为“四光”政策，即分光、砍光、占光、霸光。

分田单干的头两年，仗着集体留下的耕牛、农具、水利设施和肥沃的土地，以及村民之间相互较劲的心态，粮食产量与以往大体持平，但棉花、芝麻、绿豆、黄豆等经济作物产量开始大幅下滑。因为经济作物的产品比主粮的价格高，一是需要较多的劳力投入，二是需要安全的生产环境。分田到户后，这两项都是软肋，其中特别是瓜果蔬菜，容易被偷，散户根本种不起来。

粮食产量从字面上看，除2000年前后连续五年减产之外，其他年份好像都在增产，特别是近些年的“增产”，已有不少同志提出质疑意见。这个问题应该看到它的两重性：一重是天佑我中华，30年来的坡坡坎坎，总算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粮荒。有人说这是“好政策”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主要因素还是自然气候的改善和农业生产能力的储备。旧中国战乱频乃，生态破坏，解放后经过30多年的治山治水，绿化祖国，直接后果是造成和避免了前后三十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厄运；前30年修建的8万座水库对以后调节气候和战胜局部自然被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重是隐含严重的危机，前30年的生态建设和生产能力储备经后30年的反复折腾，已透支殆尽，全局性的粮荒正在向中国人民逼来。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内蒙古圈分草场和山西乱挖小煤窑导致的剧烈的沙尘暴和地下水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三分之二的河流湖泊干涸，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黑土地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相当于海南省面积的水土流失，砖头GDP在全国每个角落大肆吞噬宝贵的耕地，继连续五年粮食减产之后所谓的“增产”，纯属子虚乌有，挤去20%左右的水份，才是每年实际的总产量。这里只要对比一下粮食产量上报的过程就一清二楚：过去生产队时，粮食经过过枰才能入库，产量多少清清楚楚，上报时大都会留有余地，因为多报要多交余粮，经过1958年的教训谁也不敢胡来；分田单干以后特别是近些年，农民种多少，收多少，全是一笔糊涂账，反正粮食市场已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上面需要粮食产量数据时，便按以前没占耕地、没撂荒耕时的产量基数迭加逐年的“增长数”上报，上面再按宣传的需要予以协调……这样的数据如同GDP达到了多少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多少年来，一些无良的媒体，无视几亿社员几十年为新中国工农业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宣传什么因其爱偷懒和贫穷至极才搞分田单干，搞了以后是形势越来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撇开各地的大圈地不说，只看三条就够了：一条是乱挖乱砍；二条是乱占乱建；三条是粗放耕作。看完这些再去估量粮食的产量情况和农民的生活消费状况，还能牛烘烘地接着说“增产了”和“生活好了”，我就算他是超人。

最近有人为证明农民过去“贫穷”，挑拨工农关系，以“王慧”的名义在网易上发表文章，胡说什么过去生产队男社员每天挣工分六七分，女社员每天挣三四分，老弱病残每天就一二分；每个工分值四五分钱，甚至两三分钱，一个月收入8.4元，比工人最低月收入31元少3.4倍，竟还有人真的信这个。好在上一辈的人都还健在，当年的实际情况是男社员每天10分，女社员每天8.5分，半劳力5分，这是“计时”的工分；多数的时候是“计件”，如插秧、割谷、锄草、摘棉花、挑肥料等，因是抢活路，挣的工分比计时多五成甚至一倍以上。每年夏、秋和年终按工分结算，10分为一个标准劳动工，老作家高晓声在《陈焕生进城》中描写的“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即是说每10个工分值7角钱。我老家是丘陵地区，分值差别较大，高的如老屋湾生产队，10个工分值达到一元二三，我们大队10个生产队人多地少，每10个工分的分值最低是5角5分，一般是6-8角。社员最低月收入与工人最低月收入相差1倍左右，而不是3.7倍。生产队粮、棉、油、烧柴等生活资料折价便宜，自留地里的新鲜瓜果蔬菜不用花钱买，还优先吃白米白面，实际的生活消费不比市民少多少，只是不如市民穿着“洋气”。

前些年食油便宜时，故乡一大户的青年在乡发起了一个用“油”标准衡量集体和单干优劣的运动，还真有些小青年跟在后面瞎起哄。有几个人问我这个“老会计”的看法，我跟他们算了一笔细账：生产队时，每人月平均48斤稻谷，还有超产粮；每年人均3斤皮棉和一丈二尺布票；每年人均6斤麻油，豆油和棉籽油不算定额；每人每月供应1斤猪肉，半斤红糖，生产队逢年过节杀年猪，分塘鱼；每年分的若干糯米、黄豆、绿豆、红苕、红白箩卜等，均不占指标，个别山区是6-8斤红苕折1斤口粮。之外便是自留地的调剂。当年我家有五口人，自留地加开荒地计有两亩多，主要种小麦、大豆、芝麻、棉花和瓜果蔬菜，其中小麦和大豆、红苕是套种和接茬。那时小偷极为罕见，种多少收多少。1962年我家自留地打了4担小麦，常年瓜果蔬菜吃不完，自种的芝麻、黄豆、棉籽换的油比队里分的还要多，家庭饲养的鸡鸭、肥猪等作为副业收入，有时也用以调剂生活。吃不完的米面、麻油，可以直接拿到城市市场上去卖。至于“油”标准，当年各家消费比较均衡，现在差别很大，两者比较，当年吃油不比现在的大户少多少，特别是质量好，放一勺就油汪汪，香得不得了，现在放十勺试试……

本家的荒哥和葆华二嫂平日里对我残疾弟弟比较关照，我去看他们时，见他们几个在外做泥瓦匠手艺的儿子都盖起了新房，便向他们道喜。葆华二嫂拉着我的手，话未出口先落泪：“都说我家发了，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苦楚，你看我多年没换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种菜收不起来，买菜又卖不起，只好每餐吃盐水伴饭……”

分田单干无论是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是对农民的生存发展来说，均无异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日积月累的“三农”问题正在形成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口。解放前在我老家教过私塾的春山伯，是能看到这一趋势的少数清醒者之一。他常对我说，分田单干这一招愣是要了农民的半条性命；我说这一次的圈地拆屋更糟，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剩下的半条小命也要被它玩完。

中国农民一直是乡土中国的生力军和顶梁柱，几千年来的牛耕力作的生产方式和单纯艰辛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朴实、善良、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秉性和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他们世世代代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滋养着一切社会成员乃至统治他们的国家机器。他们梦想用自己的力气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是大同社会和理想国中的天然公民。他们有严重的宿命思想，畏惧权势、容易上当，能容忍减少他们的草料，但绝对不能容忍夺走他们的家园，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呀！旧中国不绝于屡的宗族械斗为的是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地界之争。

老父过去常爱跟我提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本家家门发生的一段往事。武汉会战之后，日本鬼子扶持的汪伪政权占领了我们的家乡。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他们看中了严家湖这片肥美的水土，想把湖水排干办垦殖农场，找严家谈判。湖东一位在“维持会”混事的严姓子民经不起诱惑，答应“共同开发”。消息传来，严家老少都气炸了肺，决定“除奸保湖”。这天天气晴朗，内奸在一位前去“钓鱼”的口舌伶俐的村民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到湖西协调“卖湖”。刚到村东口的一片树林边，埋伏在树林中的几十条壮汉手执扁棍刀一拥而上，将其剁了个稀巴烂，然后用麻袋将剁烂的碎块装在一起沉到湖心喂王八。

宁可饿死，不卖良田；宁可饿死爹和娘，不吃种子粮；宁可被杀戮，不准掠夺疆界，哪怕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湖产也不能放弃，主权的问题没商量……这便是乡土农民的生存法则和最高信条。

在农民的意识中，家的扩大化是宗族，宗族的扩大化是民族，是国家，“当家作主”是历代农民的梦想。在家乡组建农业社的时期，农民为什么那么兴奋，积极性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把各家各户的土地农具合在一起，还是属于农民自己的，农民从以前的小当家变成了现在的大当家，能不高兴么？以后分田到户，虽然有不少人贪一时之利乐意分，但还是有不少农民超越了迷糊人的眼前小利，顶住了政治压力，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湖北的官塘八组等。目前全国还有8000——10000个这样村集体。这其间既有带头人的作用，也有农民群众的觉悟，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金贵的种子。看看现在分的和没分的都是啥模样，连小岗村的一些懒惰农民经过考察、对照之后，都“震撼极大”，意识到自己当年是被人当猴耍了；敝乡的农民都怨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好“班长”。这不就是回归农业集体化的人心所向么？但凡有一点点良知的人，不可能听不到这股澎湃的回归潮音。一些无良精英和资改派死不悔改，逆天而行，不思将功补过，却变本加厉地扒房拆屋，挖人根基，自以为撒下一些胡椒面便能迷糊人。其实他们只能买得人们一时的贪欲，买不了人的真心，驱散不了人们心头上的乡土情绪。君不见西相坡毛主席故居前农民的哭诉，还在那株州、杨州、抚州、兴化等地的农民以死相抗的惨烈焚身事件；同样是这个抚州，拆迁户由自焚发展到用炸药包多处袭击政府机关泄愤；湖北一农民甚至架起自制的土炮捍卫自己的家园……

人类几千年、数万年，盖房子也好，搭窝棚也好，都是为了自己居住，没有人做房子是为了拆的，除非疯了。几千年被压在最底层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据说是“都富了”的今天，却被逼到使出吃奶的力气去做“种房子”和“引火烧身”之类的疯事，岂不是天大的讽刺！我们除责怪他们“私欲膨胀”和“不识大体”之外，能不能从这些亘古未有的反常举动中反思自己更加反常的逆天之举？能不能消停一下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改这去那”的鬼把戏，理直气壮地让农民回归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正道？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是多么地盼望无良精英和资改派们回心转意啊！但希望代替不了现实，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被美国人捏住了命门。在全国土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夜，只有这场社会活剧中的主角自己站出来承担历史责任，面临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对此，我做了如下的一些评估和研究：

1、妨碍农民自己站出来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的阶级意识问题。现包括我老父在内的不少农民还没有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朴实的秉性和孤陋寡闻的见识经不起无良精英和权贵们的忽悠，人家给他一个棒棰，他就会当了针（真），像吃了迷魂药一样奉送自己的土地、财产和人格，还要帮其数钱。如在分田单干断送了半条命之后，上面利用人的堕性和虚荣，放任和忽悠他们赌博、拜神、偷盗、撂荒、打工，到城市拾垃圾、卖苦力、卖身体、蹲涵洞、睡水泥管、住芦席棚，弄了几个血汗钱就喜洋洋地显摆：“看，我过得多好”；又如单干后为收缴公粮，乡政府组织“打手队”下乡抢粮、扒屋、抓人，我当年参加农村工作队时亲见“打手队”成员和乡政府关人的房间。如此严厉的措施效果仍不佳，农民所欠的公粮款仍在逐年增加，直到积累成天文数字……这样对峙下去益处不大，害处无穷，后来只好宣布取消农业税。不少农民并不觉得这是他们自己长期抵抗的胜利；再如上面决定按农民耕地的亩数发放微薄的“种田补贴”，农民的单纯使他们联系不到与此同时农资价格的飙升和农副产品的超低价收购给他们带来的更大损失。我的一位在学校看门兼拾垃圾的堂兄在我家做客时对我说：“过去农民给政府交钱，现在是政府出钱哄着农民玩。”

老父过去对我最严厉的要求是做人要勤快，“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现在时过境迁，多少年来农民种田都不上心，上下糊弄着你玩我，我玩你。农民不想种田便忽悠农民种转基因桉树：“种一棵桉树养一头牛，轻松赚钱不用愁”；农民想发大财就来个占地拆房：“田地长草人难留，拆迁补偿住高楼”……

近些年我在研究国企沦落和农业破产的原因时，发现精英们手里握着秘而不宣而又屡试不爽的两件锐利武器：一件是阶级意识；再一件是“安乐死”。改开以来，各种舆论反复强调不要有阶级意识，甚至不惜用大帽子压人，那是只对作为宰割对象的工农大众说的；而资改派的社会基础，却愣像是心有灵犀，从鼓吹者、推行者到企业主乃至到农村大户的子弟，都心里清楚表面要忽悠哪些人，暗地里要铆着劲干哪些事，明明是在做婊子，却令人不可理喻地一概“王顾左右而言它”。他们是有备而来，而工农大众此时正在为你多我少的奖金和东押西赌的刺激争执着、沉醉着……他们剥夺工农的手段无一例外地都是先改，后废，再挖根。即先用改革把你搞乱，再用深化改革让你停转或长草，而后施以胡椒面买断或补偿，让你坐着降落伞往深渊里跳，好惬意吔……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现在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了，开始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如有些地方过去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在厂子倒闭后主动地握手和好，有的已开始进行“三查三对比”活动。农民阶级目前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但有些接触过先进事物的农民工和深受压迫剥削的拆迁户、上访户已开始觉悟。在今年5月18日晚间由昆明开往武汉的列车上，两位在云南香格里拉做工的民工对我说：“一些吃了饭没事干的“叫兽”，一有机会就叫嚷着要去孝敬美国爹、日本娘和印尼嫂，却把自己的爹娘当草芥。”这些人都是农民阶级中的宝贵的种子，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让绝大多数农民认清自身的真实处境和未来的绝境：分田单干已经要了农民的半条命，占地拆屋是要农民的整条命。农民兄弟应该振作起来，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那些摇唇鼓舌的无良精英、吸血的开发商和视我们为“垃圾人口”的资改派，他们是一丘之貉，是我们农民阶级的死敌。

2、也要在农民中广泛开展“三查三对比”活动。农民的阶级意识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其在一定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先进文化的培育下形成的对农民群体的共同利益的认识。

这些年来，无良精英和资改派大肆推行愚民政策，有意抹杀和淡化农民之间的阶级认同，不过问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退回到昏吃昏睡的蒙昧状态，以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农民的这种社会生存环境，但可以通过传播毛泽东思想和有组织地开展“三查三对比”活动，来帮助他们认识目前社会的性质、行为取向和他们自身的真实境况，来启发和培养农民群众之间的阶级认同。

所谓“三查”，即：一查全国各地农村分田单干时瓜分各类集体财产的明细账目，毁掉的重建，并按当时的价格折算现金。我推算全国各生产队平均分掉的财产、现金及抢占的集体资产（不包括田地），按当时的价码当在百万元以上；二查全国各地农村分田单干后砍掉的树林面积、废弃的水渠长度和淤积的水库水塘面积，以及文体设施、堤坝、田间阡陌小路的破损情况；三查全国各地农民乱占乱建和大小开发商圈地占用的耕地数，查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地力的损害情况和滥挖滥采对地下资源的破坏情况，以及各种污染源对各地农村的水土、空气污染的面积和程度。

所谓“三对比”，即：一对比新旧社会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生产、生活状况；二对比分田单干前后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三对比现存的95%的普通农户与5%富裕农户之间的财富差别情况，对比不同地区农民之间财富的差别情况，列出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

可以断定，只要能在广大农民中组织开展“三查三对比”活动，乃至使农民有了“三查三对比”的理念和意识，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便已开始形成，于是便会萌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念头，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真正想走的是哪条道路。

“三查三对比”活动进行到收尾阶段，可以归纳各地“三查三对比”的统计资料，提炼典型材料和典型事例，写成文章，征得95%以上的村民同意后，印成传单和小册子，在媒体上发表，散发给群众和呈交、邮寄给各级领导。通过这样的内外联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促使当局警醒，将掘墓的镐头改换成办绿色大农业的锄头，停止盲目城镇化的折腾，回归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正道。

今年五月上旬，就在我第三次上云贵高原考察的前夕，老父终于让堂兄给我写信来了。信中说乡亲们被“种房子”折腾得心力憔悴，债台高筑；上面把村里的田地东围一块，西圈一块，层层克扣圈地钱，到农民手上已是“水落三秋”，更别提补偿“种”的房子啦，乡亲们好悔哟；可不“种房子”又等于坐以待毙，心有不甘呀！都是那些狗日的开发商给闹的，农民的活路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