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公社26]“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基础上平稳发展起来的
在“《永远的忠诚》印象（4）——好人好戏不一定就是好经验”帖后，[左右互博]网友问：
大于网友，据称你年纪较大。我给你提一个小问题：如果没有大跃进，顺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平稳发展，会怎样？还会出现后来的大包干吗？（[左右互博01] 2011-06-13 21:10:31）
大于回答他：“你难道不知道后来的人民公社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很平稳了吗？而且，‘大包干’也并不是因为不平稳才出现的，而是要自我证明才出现的。”
今天，他在[云淡水暖]的帖后再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再具体一点回答一下。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人民公社的历史就应该知道，“人民公社”并不是毛主席党中央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基础上平稳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的产生与水利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乾旱与水灾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困难问题，1958年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加快农业发展，首先的困难就是水的问题。进行稍大的水利建设，靠一村一社已经无能为力，迫切需要社与社的协作，于是催生了人民公社。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出现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遗憾的是，人民公社生不逢时，接下来三年的天灾加上“五风”的人祸，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没有来得及体现，毛病却出了不少。直到度过困难时期，经过斗争纠正了“五风”，贯彻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人民公社开始正常运行，经过文革的农业学大寨，绝大多数地方的人民公社开始体现出“金桥”作用，像小岗村这样落后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左右互博]问题的意思是，如果后来不搞人民公社，就不会出现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民就早就富裕起来了。下面给他推荐一个材料——
附： 《码头往事——单干户袁永才》（http://www.sdy.gov.cn/readnews.asp?id=473）
信息来源：郫县三道堰镇人民政府 发布时间：2008-8-6
从1952年到1958年，三道堰的农民大多高高兴兴地沿着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轨迹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这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分散的单家独户难于解决农业技术、大型农业工具、灌溉水系、道路交通等等方面的难题，需要集体的力量解决。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
三道堰的贫下中农，全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家家户户地从地主手中分到了土地。所以特别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一点也不会打折扣的。
可是在程家船村，就有一家人不入社，他们不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看法，而是与本村的村干部赌气。
他叫袁永才。1950年，解放后的第一年，三道堰成立了乡农会，程家船村那时候叫三千村，在成立村农会时，袁永才和母亲因为工作积极，还被村民们分别选举为村农会的干部。他们和其他村农会的干部一道，带领群众积极参加了”四大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土地改革中，袁永才一家有老少9口人，按该村人平1亩6分田分配，袁永才全家共分得14亩4分土地。笔者亲眼见到了县政府给他家颁发的土地证。袁永才是袁家的老大，他这一代有6弟兄，一家人劳动力强。辛勤耕作一年，粮食自给有余。一家人显然是过上了幸福的甜蜜生活。
但是，因为袁永才和母亲都是村农会的干部，他们在工作中与同样是村农会干部的代光兴、刘玉成产生了工作上的分歧和纠纷，进而激化成了矛盾。1955年成立初级社时，袁永才的母亲说：”如代光兴、刘玉成一天不垮台，我就一天不入社。“ 真正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因为袁永才的母亲赌气，一家人硬是没有入社，最后，连人民公社化都没有把这一家人”化“进公共集体当中”。
袁永才一家成了三道堰唯一的”单干户“。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社员们的财产随个人入社而都入了社。公社兴办起了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并实行了工资制。同时也产生了浮夸虚报的”三高五风“。再加之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没得粮吃了。
单干户袁永才一家的财产和口粮没有入社，“公共食堂” 、“三高五风”和自然灾害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时隔50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时，他们的后代还有点自豪的感觉。
1958年和1959年，老三袁廷安和老四袁廷清兄弟俩相继结婚。生儿育女后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多了，土地没有变，家庭境况逐渐拮据窘迫。
其一，全国都公社化了，唯有袁家是单干户，面临着汉子们的婚姻问题。袁家的人嫁出去，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袁家要接人进来，人口就要增加，接进来的人无法把原籍的土地带过来。所以，袁家的第二代6弟兄中，只有老三和老四结婚。其余的全打了单身。
其二，袁家当年分的土地都在柏条河边。公社修河时，不可能修袁家土地那一截，结果土地被水打了一亩多走。同时，袁家为了修自己院子边的这一截河岸，硬是花了几年时间，捡些石头堆在自己的河边。
其三，袁家买不起大型农具，早先甚至连牛都买不起，十多亩地，全是用锄头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出来。解放初期，所有的农民都是那样种地，倒还没有啥区别。随着社会的进步，袁家的耕作越来越落后。产量也远远比不上集体的产量。
其四，袁家居住在柏条河边。远离大道，甚至远离村道和社道。过去年代都是走羊肠小道，现在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都进步了，尤其拖拉机汽车的出现，对农村交通有了要求。袁家不能光靠鸡公车和肩挑背驮。也要修路，就得占用自家的土地，这条路如果从别家的土地经过，还得赔别家的田地。
其五，弟兄姊妹大了，自然得分家过日子，原来那点房屋当然不够用，修房子又占用了1亩多地。
所以，在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后，老四袁廷清与单干家庭决裂。他两口子带着两个儿子共4个人，抽出两个大人的土地加入了人民公社。
如此三下五除二，袁永才全家解放初期分得14亩4分土地，最后剩下的不到10亩。
而第二代的老三生了5个儿和1个女。
第三代中，5个儿都结了婚，都有了小孩，其中老二还生了两个小孩。
这样算下来，袁家老老少少十多口人，那几亩地怎么养得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年，袁家拖欠了公粮。那个年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集体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单干户。单干户早已进入了准“地富反坏右” 的行列。岂能容忍不上公粮？在大队的指挥下，生产队的社员把袁家田里的稻子全部割光，连种子都没有留下一颗。因此，袁家的田里三年不再下种，白了三年。袁家赌气的理由是没有种子。殊不知，又是自己赌自己的气。
直到1982年全县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袁家在耕作上仍然使用落后的方式，如栽培上仍以早已落后的“南京一号”、“桂潮二号”、“黄菜子”，“矮架早”、“凡六、凡七”品种。所以其产量极低。袁家的日子过得更紧张。
土地少，品种过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严重落后，导致了袁家的经济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2008年的春天，笔者到柏条河边的袁家采访时，看到了许多早已过时，属于《民俗志》收集的过时农具，还保留在袁家。有许多至今仍然发挥着历史赋予功能。如耙、犁、风谷机、连盖、晒垫、拌桶、箩筐，过时的生活用具如烘笼、夹背、背篼、以及编制鸳兜的模子等等。袁家的房屋虽是传统的穿逗木结构房屋，但是该有窗的地方留下了窟窿，该有壁的地方用竹篾编起，还没抹有上泥筋和石灰。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过的冬天。
人的生命的意义，除了物质需求外，就还需融入社会。换言之，人是在群体中生活，是不能离开社会的。可是袁家由于当年赌气没有加入人民公社，孤孤单单地过了几代人。那日子，真叫人不堪设想。可是袁家居然过过来了。
袁家虽然脱离了社会，可是社会还是关心他们的。尤其在1978年拨乱反正后，三道堰政府不再把他们作为异类看待。
1990年，全县举办了农民书法比赛，三道堰推荐袁永才参赛，获得了一等奖。笔者当年在文化局任职，亲自给袁永才发了奖状。18年后的今天，笔者作为采访者造访袁家时，发现这张奖状还端端正正地贴在墙壁上，袁永才虽然不在人世了，但袁家还把它作为荣誉而保留。可见袁家对社会荣誉的向往和珍惜。
90年代中期，三道堰镇村社三级在县电力部门支持下大搞农电改造，目的是更新线路输电设施设备，以保证广大农户生产生活用电要求。当线路改造到袁家小院时，村社领导和电管所的同志却看到眼前的单干户还与电绝缘。是的，这家人有点牛，最初村社集体集资架输电线路时，不好去找他们，找了也没用，有人侧面试探时，他们就表示从不想和集体沾染，说什么你们点你们的电灯，我照我的煤油灯。
可干部们知道，话虽这么说，可当他们全家人望着各家各户的电灯光和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时，也禁不住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单干户也是农民兄弟，历史已经发展到深入改革开放的阶段了，谁还去追究他们当初为啥要当单干户。村社干部和电管所的同志，都觉得是该解决他们通电的时候了。同时，现代文明也在直接或向接地影响着袁家，现在要为他家安电，推口话再也说不出口了。
然而，社里却有些人想不通，说当初搞输电基础设施，是村社用集体的资金搞起来的，他们又不属于集体的，所以要他们交基础设施费用。干部们又苦口婆心地给村民们做工作，要大家多从大局着眼，全村人都过上小康生活了，丢下一户人在那儿也不好。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电管站的同志立刻组织好人力和材料，连夜给袁家布了电线、安上电灯。望着有些刺眼的电灯光，袁家几口人硬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彻夜未眠。他们也说不清，到底是干部、乡亲送来的真情，还是电流所带来的暖流，冲开了一家人闭锁了几十年的心扉。
尴尬的日子总是越来越少。
2004年以后，党中央从工业反哺农业出发，全部免了农村的农业税。这项政策自然落实到袁家。再后来，由各级财政按联产承包的田亩给以农业补贴，袁家又从中受益。
最近，三道堰镇党委已做出决定并开始实施，今年内将沿柏条河修一条景观大道，从三道堰修到青杠树接上沙西线。袁家住在柏条河边，意味着这条康庄大道就从袁家门前通过。袁家从此可以与现代化的社会接轨，也可以驶上成都新丽江旅游发展的快车道。
这个“单干户”应该相当应该一个“互助组”的力量，他们就从来没有经过人民公社阶段。如果不搞人民公社，大多数农民应该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吧。其实，[左右互博]还可以问一句：“如果当年坚持人民公社，现在会怎么样？”这里也有一个例子——
附：《中国仅存人民公社年底分红 金额太大找警察护驾》
2009年01月15日 河北青年报
“最后的人民公社”人均分红6000元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1月13日，该乡为六个自然村的村民发放近7000万元的年底分红，人均分红6000元左右。
“社会主义大公社周家庄今天分红两亿……”1月13日10时26分，石家庄贴吧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帖子，称周家庄正在分红，由于分红数额巨大，分红过程中有众多警察维持秩序。
帖子中所说的周家庄是晋州市周家庄乡，被称为是“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从1958年至今，周家庄乡人民公社已经存在超过50年，周家庄乡也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红利相当于农民的年薪
“（红利）用外面的话说就是工资，一年在村里工厂或者地里挣工分的钱，减掉饭钱、电费等等就是这些钱了。”
当日16时记者赶到了周家庄乡。在周家庄乡政府门前，去各个生产队监督分红的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从一辆警车中走下来。记者了解到，分红过程确实有警务人员“保驾护航”。
“你们晚了一步，款项刚刚发完。”王月双说，2008年社员的红利并非网友所说的2亿元，而是近7000万元。“7000万元中有3000万元的现金，为了资金的安全，从银行取出来后就在警务人员的帮助下尽快发下去了。”
6队一位王姓村民的儿子在当地的阀门厂干活，他下地挣工分。相对于干农活，在阀门厂做工钱要多一些。
“在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老王说。
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水平
周家庄乡有12000多人。按照7000万元粗略计算，人均分红在6000元左右。
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
据了解，多年来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晋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分红5609元。
个体户不能享受分红
一些周家庄人没有分到红利，前段时间还上交了钱，因为他们是个体户、单干户。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
周家庄乡的村民可以选择单干，乡合作社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享受着合作社的福利。公积金为男性每年1500元，女性每年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者免交)。
对此规定村民说法不一。一位赵姓村民认为，“值不值看怎么说了。20多年了，吃水不花钱，小孩上学不掏钱，电费优惠。如果我老了，即使不劳动，合作社每个月也会发钱给我。”
据河北青年报
周家庄乡简介:
周家庄乡位于晋州市中部，西距石家庄市50公里。周家庄乡1949年创办互助组，1952年建合作社，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建农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终集体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已有55年历史。而我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24年，1982年就已经解体。
这里没有以华西村、南街村为例来给人民公社吹牛，也就是说，如果按人民公社的路走下来，大多数农村虽然不能分金分银分房子分汽车，但是像周家庄这样的分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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