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用巴纳德理论解析我党在红旗渠建设中的组织管理优势 -

李克勤（jixuie）题记：昨天参见了由校党委宣传部组织的“纪念建党9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以《用巴纳德理论解析我党在红旗渠建设中的组织管理优势》作了发言，现整理充实一下，先在此发布，请各位朋友雅正！

一、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说：“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人造天河红旗渠。”1974年，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中央审定带10部影片到联合国放映，第一部就是周总理提议的《红旗渠》。红旗渠建成至今，先后接待了五大洲119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1．2万余人。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后抒发了这样的感慨：“我建议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来这里学习学习！”

红旗渠在哪里呢？

在河南省的最北端，有一个林州市，它地处太行山东麓、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交界处。1994年以前，这个地方还叫林县。说起林县，在40多年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红旗渠而闻名全国，闻名世界。红旗渠是林县10万人，在林县县委领导下，用了10年时间，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一条总长　1500公里　的大渠，人们也称它为人造天河。太行大地是历经裂变而风雨不催的一方水土，林县儿女更是饱受磨难而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人民。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10年。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林州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红旗渠工程本身已经远不只是一项灌溉工程，也不只是一项农业工程，红旗渠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全人类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经典案例，这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没有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连资金都是主要靠林县县委自己解决，即使是在工程建成后过了40年的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到底林县县委用的是什么魔法来组织这项工程的呢？

二、红旗渠建设体现了我党组织管理的优势

对红旗渠建设情况，我们过去有过解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红旗渠建设过程的组织管理，竟然和如今我们接触的现代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简直就是如出一辙，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为此，我们更加坚信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管理优势，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而且我党在实践中，通过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了。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巴纳德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犹如法约尔和泰勒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巴纳德是个罕见的天才——他是一个管理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美国《财富》杂志盛赞他为“可能是美国适合任何企业管理者职位的具有最大智慧的人”。对于这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管理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巴纳德关于组织理论的探讨，至今几乎没有人能超越，西方管理学界称他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人。德鲁克、孔茨、明茨伯格、西蒙、马奇、利克特等人都大大受益于巴纳德。对于一个希望将传统组织改造为现代组织的经理人来说，巴纳德的书不可不读。同时，巴纳德也是第一位将决策提升为管理核心的人，这一观点此后得到西蒙、马奇等人的发展，衍生出决策学派。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虽然很深奥，但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把握的。关键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实例进行比照来说明。如果在欧美找一个案例不难，但是那又缺乏说服力。在中国正好有红旗渠这一个活生生的，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组织案例，我们不妨作一些分析研究。

巴纳德指出：“当具备下列条件时，一个组织就成立了。这些条件是：（1）能够互相进行信息交流的人们；（2）这些人们愿意作出贡献；（3）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因此，一个组织的要素是：（1）信息交流；（2）作贡献的意愿；（3）共同的目的。这些要素是组织初成立时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在所有的这类组织中都存在着。第三个要素，共同的目的是在组织的定义中隐含着的。作贡献的意愿和信息交流，这三个要素一般的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在具体协作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则是从经验和观察中得到的事实。”

我们来看红旗渠建设时期，党组织的情况。第一，所有党员都是积极的思想交流者，这体现在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党组织内部平等的交心谈心，蔚然成风；第二，所有党员哪一个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荣的，党员是名副其实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第三，所有党员共同的目标是清晰的，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唯一宗旨指导下，各个地方各个时段，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而当时的林县党组织就是建设红旗渠。

显然，林县党组织早在红旗渠开始建设的时候，组织就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有效性和能率。

按照巴纳德的理论，“一个组织要持续存在，就必须既有有效性，又有能率；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对这两者越是需要。组织的活力在于其成员贡献力量的意愿。这种意愿要求有共同目的能够实现的信念。如果在进行过程中发现信念不能实现，这种信念就会降到零点。这样，有效性就不存在，作贡献的意愿也就消失了。作贡献意愿的持续还取决于成员个人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如果这种满足不能超过个人所作的牺牲，这种意愿就会消失，组织就没有能率。如果个人的满足超过其牺牲，作贡献的意愿就会持续下去，组织就有能率。”

先看红旗渠建设时组织的有效性，不仅是党员，而且越来越多的群众为建设红旗渠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而不是相反，最后以至于全党全国人民都是红旗渠的支持者，这是由我党的性质以及由我党“全国一盘棋”的总体部署所决定，因此，虽然只是林县县委在领导红旗渠的建设，而实际上工程总负责人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不仅代表的是林县党组织，而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这就是红旗渠建设的最大的最可靠的组织保障。

再看红旗渠建设的能率。人们在红旗渠建设中，“作贡献意愿的持续”的确“还取决于成员个人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

显然，这个过程中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很多。要说当时我党的特色就在于一旦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在建设时遇到困难和麻烦，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也就是组织“成员个人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暂时为零的时候，组织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这就是目标本身的力量，也就是宗旨的力量了。

这是我们党独有的力量。

毛主席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这就是我党的组织特性，也可以说是组织管理优势，最根本的就是宗旨的力量。

红旗渠建设过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这是组织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学雷锋运动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而学大寨运动，直接就促进了林县人民艰苦奋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要说在组织上的深远影响的还是学大庆时掀起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

杨贵和县委的很多领导同志本身就是从人民军队里走过来的老干部，熟悉军队的一整套管理体系，在整个红旗渠建设中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管理，可谓驾轻就熟。

因此，一支10万人的建设大军，像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那样出现在红旗渠建设工地，也就不奇怪了。

这就是我党在红旗渠建设时，在组织管理上的优势所在。

三、结论。

我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最终会在组织管理上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这样的组织管理优势也会大大促进思想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我们通常说的，组织路线是思想政治路线的保障。

这是我党在战争年代就形成的综合优势，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我党下决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出我们自己的建设之路时，毛主席党中央逐渐明确在管理上要学习解放军。

大庆石油会战取得成功以后，毛主席正式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

红旗渠的组织管理也正是借了这个东风，持续的坚持下来。

而这一切，影响红旗渠建设组织管理，突出的还是学人民解放军，还是要学习解放军坚守唯一宗旨的作风。

杨贵在21世纪回顾红旗渠建设的时候，就什么是红旗渠精神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原先完整的说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原本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修渠经验，不想中央领导去了一看，说：“好，这就是你们的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由此就这样叫开了。我认为，“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４句话是对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两句话，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特别是“为了人民”，堪称是整个“红旗渠精神”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必须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完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才会跟着领导去艰苦奋斗地干，否则，你往往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为啥哩？因为你有时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困难，还会有领导的不理解，甚至是反对，还会有少数人的阴谋陷害和攻击，假如你心里装的不是人民，想的不是要解救群众于水火之中，你还坚持得了吗？有些干部，干工作光看领导的脸色去干，领导说不行，他就不会再干了。这哪行？领导有时也是不太了解情况的，你得敢于去为群众说话啊。当年修红旗渠，我要是不敢坚持，也修不成红旗渠，因为地委一位副书记就公开地反对我，县里个别人反对修建红旗渠，把匿名信寄到中央，说“红旗渠是假的”，说我“不顾群众的死活”。而基层干部中也有一些害怕吃苦的干部反对我，说我不是林县人，不是在为林县着想，所干的事情是“挑着干粮屙远屎，屙下的屎都肥不了咱林县的田”（注：红旗渠总干渠是在山西境内）。结果闹得省委、中央都派人去调查，差点撤了我的职。所以说，想为人民服务的事也难啊，你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个人的杂念抛光，你才能真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

杨贵讲的这个宗旨是我党一切的最基本的基础，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这不仅在理论上与巴纳德将“组织目标处于核心地位”的理念相契合，而且在实践上远远超越了巴纳德所看到西方国家的现代组织管理，因此我党在红旗渠建设中的组织管理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党组织管理的干部，象杨贵这样的人，他们所具有的红旗渠精神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远不是巴纳德所讲的经理人员所能及的，杨贵这样的干部干事业，如果从企业这个角度考察，他们完全进入到基于创业的企业家这个境界了，并且是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走集体经济之路的红色企业家。如果巴纳德看到红旗渠建设，看到我党的组织管理优势，看到杨贵这样的干部，那么这位已经认识到组织目标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具有社会性的西方管理学家的感触一定会很深的。

链接：从巴纳德组织理论看红旗渠建设的协作管理[2009-02-23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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