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社会科学报只是个为当局现行政策搞应景鼓噪的宣传媒体，而不是为社会定期反省和当局决策思维提出问题的科学报刊。可是，在当前“转基因大跃进”政策如火如荼之际和挺转帮以“科学代言人”的姿态推销转基因“化工农业”的时候，在许多官媒给那些现行做法唱赞歌而封闭不同意见的时候，社科报发表了两个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相关科技政策的系列报道，把新科技发现及其产品开发的危害风险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摆到了读者社会面前。无疑，那给中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也更给中国当局决策选择，都提出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战略思维问题。那动作，开始打破我对该报刊的成见。
该报新发表的一个系列报道是：《高新科技与人类社会》(2013年01月25日第409期)。该系列报道用事实说明，任何新科技都是“双刃剑”而都可带来危害风险;因掌握一两个新科技就以为自己可以充当上帝角色、那是很危险的事。不必多说，那报道对中国社会多年存在的、一说“科学”就是“真理”而没有任何危害风险之类近乎科学教世俗宗教的倾向、对那种以为有了转基因技术就可以充当上帝角色而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狂妄，都是发人深省的阐述，值得认真阅读和值得读后做做反省思考。
该报刊的另一个系列报道是：《小农经济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不可忽视----第43届达沃斯论坛关注粮食安全》(2013年01月25日总第409期)。来自“小农经济”的挑战，这是本文要多做些读后感讨论的问题。
一：“小农经济”挑战的故事和背景。
该报道说：2013年0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的第43届达沃斯论坛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众多议题中，如何找到一种新的农业模式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成为紧迫问题。该论坛主张，今后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伙伴关系”、即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以化工技术为主导的“规模农业”。
(注：那个世界经济论坛的第43届达沃斯论坛活动，是盖兹基金会赞助掌控的，参与企业成员包括孟山都和杜邦等转基因化工农药公司。因此，该活动提出的规模农业和化工农业的主张明显是为那些公司转基因商业利益服务的，一点也不奇怪。)。
社科报报道说，然而，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质疑，说：全球五亿小农养活了全球20亿人口，大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保障全球粮食的巨大贡献、往往被忽略了。今后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更多关注“小农经济”方式、即以生态农业为主导的农业发展方式;发展中，要给小农经济以平等的话语权，更要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政策保障、不能让他们成为规模农业的牺牲品。
如此，中国社科报把全球范围的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事实、以及在这个转变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对立立场，都摆到了中国读者面前。
那个历史性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的背景是：以欧美的化工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经过数百年发展、如今已经到头了;化工农药跨国公司所搞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把化工农业模式推到了历史性顶峰、同时把那种农业模式推入了历史性结束阶段。代之而起的，是以天然有机生态农业的“后现代化”农业，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模式不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农主义”的复活，而是“后现代化”的全新发展，譬如，其科技要求不是以为有了转基因技术就可充当上帝角色和实现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神话，而是要求对自然界的整体新认识、是如何应用新科技知识来更好地遵循自然规律和尊重天然力量，以此来获得长期持续的农业发展、以此来保障粮食供应和提高食品质量、以此同时保障人类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安全。很明显，这些“后现代化农业”特征与历史上的“重农主义”是大不相同的。
面对那个历史性转变，前阵子，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全体成员国颁发了政策公告，提出“让农业回归自然”的政策建议和实行“小农经济”的农业发展模式的建议。与此同时，联合国总部发表文告说，经过长期的和全球范围的各种农业模式的比较调查和科研实验证明，采取天然有机生态农业发展方式，可在十年左右时间里使粮食供应翻番，既能保证人口增加的粮食需要，还可维护生态安全和保障农业能长期地持续发展。
二：来自“小农经济”的挑战意味着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就那个全球范围的农业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就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界和社科报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而不应该是象某些官方媒体那样，为了讨好“转基因大跃进”做法及其既得利益团伙的商业利益，就试图充当“局外人”或充当舆论枪手，就封闭不同意见和封闭“小农经济”意见的表达，甚至用虚假新闻评论去抨击天然有机生态农业和“生态文明”政策、对反对转基因技术泛滥的人搞打击报复和政治诽谤。
譬如，挺转帮经常把他们自己装扮成“科学代言人”搞推销，把反对转基因技术泛滥的人称为“科盲”和“极左”。然而，搞“转基因大跃进”的政策做法，跟1950年代的“极左”们搞“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的违背自然规律和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究竟是谁在搞“极左”呢?
其实，最有所谓“科学资格”来评价转基因技术的人，不是挺转帮那些人、也不是转基因商业公司，而是转基因技术开拓人自己、即伯格博士。伯格博士一开始就明确说明：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发动生物战争的规模杀伤武器，对人类健康和对生态环境都有严重的危害风险，因此，就转基因技术应用，必须有民众的充分信任，必须有国家的严格限严管，从事人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美国卫生部把伯格博士的论述称为“伯格报告”而采纳为实行转基因技术科研开发的部门管理的“座右铭”。前阵子，美国国家安全智囊团发表的公文把转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武器威胁列为今后十年“五大威胁”的头号威胁、名列核武器威胁之上(五大威胁依次是：生物武器攻击、核武器攻击、信息武器攻击、气象气候武器攻击、跨国行为攻击)。
就“伯格报告”和美国当局政策选择看，那些问题及其决策思维都主要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即：就如何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实行有效的国家安全管理而言，社会科学是大有可为而绝对不是个“局外人”。所谓只有转基因技术开发从事者才是“科学代言人”和由他们来决定转基因技术如何应用，那不但是国家管理和国家决策方面的严重失误，且也是西方早已发生过的、以化学生物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思潮在东方的典型反映，而那个思潮曾是德国搞种族歧视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武器。如此，中国为什么要重复当年德国曾走过且彻底失败的道路呢?西方社会不少人把当今中国看作当年德国，还有有些根据的，譬如，“科学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多年、就是个实际根据的例子。面对那个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安危和历史命运、也涉及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国的社科界不该做出相关的科研调查、学术争鸣和政策分析吗?
简而言之，面对农业发展模式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就“转基因化工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农业发展模式选择而论，中国社科界大有文章可做，而社科报刚发表的两篇系列报道、把这个问题摆到了读者社会面前。不言而喻，该报刊新发表的两篇系列报道、以及围绕其报道内容而可能有所展开的争鸣讨论，对如何理解和如何落实中共十八大通过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主张，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转基因化工农业”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
可说太多，下面，就美国官方新近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具体案例，来简单地说说“转基因化工农业”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
[1] 搞转基因农作物的一个主要承诺，是它可以提高单位产量。然而，长期实践证明，过了应用初期之后，转基因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就呈现下降趋势，说明那个承诺不过是商业推销所搞的神话广告。下面是美国官方颁布的转基因商业种植面积比例最大者之一玉米和大豆的单位产量统计：
统计清楚说明，过了初期阶段的上升之后，玉米和大豆的单位产量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且在近几年下降到接近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种植前的水平。无疑，那说明的是“天必胜人”。
[2] 搞转基因农作物的又一个承诺是减少农药用量。同样，长期实践证明，过了初期阶段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使农药用量明显增加、甚至超过非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所谓转基因农作物可以减少农药用量之说，不过是商业推销编制的神话故事。请看相关统计：
统计说明，就同样农作物而论，1996年到2011年，即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非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大体持平或略有下降;而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则是明显上升、甚至超过非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转基因大豆和棉花的除草剂农药用量则是几乎翻番增长。
如此一来，美国农药开支成本也迅猛提高，譬如下面的官方统计说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美国的农药开支已达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之前的近两倍：
如此状态结果，应该是必然的：转基因农作物的一个特点，就是用转基因技术使某特定种子跟某特定农药捆绑(您使用某转基因种子，就得使用该品种所捆绑的农药，否则无效)，如此而能使农药公司大捞巨额利润。那就不奇怪了，孟山都和杜邦等转基因种子公司本来都是化工农药公司，他们搞的转基因种子使他们从化工农药销售中获得了巨大利润。而他们搞的那些农药，本来就是具有规模杀伤力的生化武器。譬如，转基因大豆40-3-2捆绑的农药的前身是规模杀伤的生化武器“橙剂”、曾用于越南战争，其农药本身也是生化武器、用于拉美缉毒作业;而该品种含有的转基因成分则是包括中国检疫部门在内的国际防疫机构列为毒素化工药品、是禁止与食品混用的。
与此大搞“转基因化工农业”而来的是“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泛滥成灾。就“超级杂草”已经给美国农田带来巨大危害的问题，美国国会曾召开听政会、要求执行部门和相关企业拿出治理方案，至今未果。就“超级害虫”及其农药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美国主管部门已经提出警报和要求相关企业拿出治理补救方案，也是至今未果。
[3] 转基因大豆是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最大者之一，可以用来考察转基因化工农业模式的投入产出的成本效益。下面是美国大豆生产的投入产出之官方统计数据：
统计说明，在过去15年里，即转基因大豆商业化以来：
- 毛利绝对值是15年里有7年为负值;就增长率而论，则几乎是一路负值。
- 大豆的种子投入成本翻番增长，能源投入消耗也是翻番增长。
- 大豆的单位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甚至还有下跌发生。
- 每一美元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值只提高了16美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几乎没增长甚至是下跌。
就统计看，那几乎就是个严重的“赔本生意”。难怪，且不说其它种种因素，仅就投入产出而言，美国第一次反思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时候、就明确说明转基因食品作物是个“垃圾技术”;第二次反思则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是得不偿失或事与愿违。(用中国话说，那就是：别看转基因化工农业的“人定胜天”欲望有多么强烈，最后还是“天必胜人”、还是自然规律和天然力量战胜人类的科技能力。)。
既然如此、既然明明是个严重的“亏本生意”，美国转基因大豆为什么还能幸存持续、且能以极有竞争力的价格打入中国市场呢?那答案应该很明了：有美国官方的大量补贴。美国农业部公文多次说明，在美国，每12个就业人口里、就有一个劳力跟美国农业直接相关或来自美国农业的支持。如此，且不说其它方面，仅就政客期望通过保护本国就业机会而争取选票而言，那些政客也要想方设法地对“亏本生意”或“垃圾技术”的转基因大豆之类的农业作业做出巨额补贴。
那种补贴，也给那些中国农业官员以所谓国际市场农作物产品的“价格优势”而大量进口外国转基因食品的借口，提供了一个驳斥：那是“价格优势”、还是“补贴优势”?中国以奇高的CIF-价格进口那些转基因食品作物，背后就没有官员享受回扣等类的猫腻吗?
正因为转基因化工农业发展模式在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2012年年初，在中国主管部门签定了从美国进口43亿美元和总数近60亿美元的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贸易协定之际，那不但有美国豆农的喜悦，更还有美国转基因公司和美国政客的狂喜、他们欢呼式地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当局所发布的和有利他们在中国大力推销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一号文件”。
进一步说，美国第一次反思转基因食品作物商业化的时候，不但说明那是“垃圾技术”，且还说明，转基因食品作物“垃圾技术”能否成为“黄金技术”，不取决于它的发源发祥地欧美国家、而是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食品消费。中国大量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可以说，那是在充当“点石成金”的角色，是在帮助美国从“垃圾技术”里捞取巨额黄金，是在帮助美国的“亏本生意”为美国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帮助美国政客借此而捞取选民投票、并为此而做出了巨大的跨国贡献。不言而喻，中国主管部门那做法不是为本国的国家安全和食品安全而着想的，而是试图搞“金钱买外交”、以为金钱可以买到期望的外交局面。可是，中国以本国国家安全和食品安全为代价、换来了期望中的外交局面了吗?
综上所说，在美国，如此得不偿失和事与愿违、可带来严重危害风险而目前人类尚无治理补救能力、且需要官方做巨额补贴来保障大量出口和就业机会的“亏本生意”和“垃圾技术”的转基因化工农业的发展模式，适合中国吗?
再说，在搞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之前和之后，美国已经建立了生物国防体系、已经建立了天然农田和天然种子的充足战略储备，且那些建设一直在不断强化之中，即：美国早已准备好了退路，譬如，一旦必须全部放弃转基因作物及其农田，美国也有足够的天然优质农田和天然优质种子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和材料供应。而中国呢，一旦必须全部放弃转基因作物及其农田，还有什么退路可走吗?
附：中国社科报的两个系列报道：
[1] 小农经济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不可忽视--第43届达沃斯论坛关注粮食安全。
2013年01月2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09期 ：郑讴/编译。
连接： http://www.csstoday.net/Item/45526.aspx 。
[2] 独家报道：高新科技与人类社会。
2013年01月2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连接： http://www.csstoday.net/Item/45532.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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