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资本下乡
杨刻俭
资本下乡在当前已成为一种趋势。对于资本下乡，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并各说各的理。今天笔者也就资本下乡谈谈自己的看法。
反对资本下乡的人担心资本下乡危害粮食安全，认为资本下乡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进入农业领域圈占大片土地不是种粮而是发展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导致粮食生产减少因而危害粮食安全。其实，资本下乡圈占土地只要不从事农业以外的经营，还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它危害的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即使没有资本参与，农民也在根据市场需求自发调整经济结构，用一部分土地发展经济作物。经济作物领域的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经济作物的供应超过了一定的市场需求就会价格下降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作物领域市场需求量决定了至少95%的耕地是要以种粮为主的。资本下乡一般经营单一的经济作物或者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兼营。资本要从种植业获得最高利润，就必然把农民从经济作物领域赶走。如果说资本下乡危害中国粮食安全的话，也只有在彻底把小农从经济作物种植领域赶出之后。资本侵入农业领域，建立数千亩、上万亩规模的蔬菜基地、茶叶基地、甘蔗基地、高档苗木育苗基地等各种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利用资金优势、规模优势、技术技术、信息优势、以及庞大的销售网络优势打压小农，小农根本不是它们的竞争对手。一个个数千亩、上万亩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出现，将使成千上百的小农退出该领域生产。小农纷纷退出经济作物领域后，少数大资本就可以依靠垄断地位抬高农产品价格坑害消费者。
资本进入种植业领域的过程，也是排挤更多小农离开土地的过程。在农村，一亩三分地确实不可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应给说决策高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采取了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这一战略使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作为消除农村贫困的一个举措。希望通过城市化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把更多的土地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耕种。这一举措本来有可能给农民带来一定实惠。而资本下乡让留在农村的农民陷入无地或者少地的状态。资本下乡渗透到种植业领域，大量圈占土地，建立所谓的原料生产基地，利用现代化生产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却使更多的农民得不到土地，还会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资本独享了城市化给农村带来的好处，而把积极城市化战略的代价全部转嫁给农民来承担。
资本下乡圈占土地进入种植业领域，断了一部分农民从事家庭禽畜养殖的后路，而资本下乡在进军种植业的同时也不断入侵禽畜养殖业。当前禽畜养殖业利润较低，依靠规模化才能取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资本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建立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禽畜养殖场。建立现代禽畜养殖场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小农根本无法和资本竞争。资本进入禽畜养殖业，不仅可以摧垮现存的零散的家庭禽畜养殖，也会摧垮农村自发产生的规模较小的私人禽畜养殖场。资本的侵入种植业和养殖业领域，使农民基本丧失了依靠农业生存的门路。
有一些人认为，通过规范资本下乡，不让城市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圈占农民的承包地，只要“找两头（种子业和加工业），弃中间（种植养殖业）”，从事农业服务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节，或者搞一些乡村旅游等项目，就不会损害农民利益。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资本为农民又是提供种子、又是提供服务、又是提供销路，资本完全是在为农民致富找门路，完全是在为农民着想。其实不然。
农业从广义方面说是农林牧副渔都在内的大农业，农业也是和农村、农民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农民是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来维持生计的，有山、有水、有草场的地方还可以从事林业生产、渔业生产和放牧。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来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到了现代，个体家庭越来越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如果要坚持大农业的发展，就需要打破家庭生产的限制，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生产单位。中国人民曾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就是集体化道路，并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生产体制。按理说，这种生产体制能充分实现农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分工和生产合作相结合，农业和工业相结合，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相结合，能够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但由于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的瓦解，这一农业发展进程被打断了，小农经济无法让农民参与现代大农业。现在许多人眼里，只有小农业，没有大农业，农业现代化成为了种植业的现代化，成为简单的种粮现代化，甚至仅仅是种粮过程中的土地耕作现代化。只有今天，小农才沦丧到在农业领域仅仅靠守着一亩三分地种粮为生。这种农业现代化无法使农民富裕起来，农民不得不依靠外出打工等手段来维持生计。
资本下乡找的所谓两头（种子业和加工业），从事的农业服务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节，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这些正是农民传统所经营的大农业的一部分。资本下乡所谓的“找两头（种子业和加工业），弃中间（种植养殖业）”无非是占据农业领域自然风险小、利润空间大的领域，而把风险最大、利润最薄的那一块交给了农民。
农产品加工业领域与其他工业领域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土地的不可增长性决定了农业生产不会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无限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下乡建立一个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就会使许多地方得农民无法再从事同样的经营。一个大型面粉厂的崛起就可以使大批的农民小面粉加工点趴下，一个大型食用油加工厂的出现就可以使无数个农民小型食用油加工点消失。一个大型酱醋厂的出现就可以使无数的靠农闲加工酱醋增收的农民彻底洗手不干。一个大型肉联厂的出现就会使无数个从事杀猪宰羊的农民另谋职业。另外，比如说饲料加工业，这本身是农民自己家庭养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现在被资本剥离出去并成为资本的专利，资本依靠饲料加工来参与养殖业的利润分配，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农民禽畜养殖利润更薄，搞养殖不赚钱。
资本通过控制种苗、控制经营环节的资料供应、控制收购渠道来剥夺农户，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资本下乡使农民和资本的关系演变成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公司+农户的关系。农民被捆绑在资本生产链条上，成为被资本剥夺的对象。资本以帮农致富的幌子发展农民作为他的下线，通过作物种子、禽畜种苗的垄断地位，以垄断高价卖给农民，然后在生产管理过程中以提供给农民专用设施、专用肥料、专用饲料、专用药品、专门服务为名，以贱充贵、以劣充优，又从农民身上剥夺一把。资本所经营的领域往往还具有区域或行业垄断性，农民所生产的原料或半产品只能卖给资本，其他则没有销路。资本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依靠垄断地位，挑三拣四，压级压价，甚至缺斤短两。如果企业的产品滞销，面临破产风险，资本就可能违约，坑害的全是农民。笔者曾了解一个全国著名的食品加工企业，它曾采取公司+农户方式让当地农民养奶牛给它提供牛奶，但这个企业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压低农民的牛奶价格，农民无利可图，只好在牛奶里掺面粉。后来企业采用仪器来检测牛奶蛋白质含量，农民改用掺花生奶的方式来对付检测，但是掺花生奶也无利可图，最后所有的养牛农民纷纷破产。面对外来的强势资本，弱势的农民根本没有同资本谈判的能力，根本不能保障资本对自身的权益的侵害。
为了抵抗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有人提出了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希望农户结成合作社以集体的力量来和资本家抗争以维护自身利益。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形势得到改观。因为农民和资本家在利益分配中的力量对比是由彼此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只要资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只要资本还占据垄断地位，农民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就难以争取到自身的正当利益。
更有甚者就是一些资本恶意坑害农民。一些资本明明知道产品无销路，却要大肆宣传某种产品多么好多么好，利用农民的急切的致富心理通过炒种等手段坑农、害农。资本通过虚假宣传，让农民加入到公司+农户中来，高价把种禽、种畜、农业种子连同设备、饲料、肥料卖给农民，承诺高价回收产品，等农民生产出来之后，资本早就不见了踪影。资本下乡在一些地方搞生态农业、乡村旅游项目获利丰厚，而当地农民却往往获益甚微。农民只要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资源租赁给资本以后，就与资本所带来的高利润脱钩，只能取得微薄的租赁费用。此外，一些游资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恶意操纵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序，不仅坑害了广大消费者，而且因农产品价格的忽高忽低，加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
至于资本下乡可以给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说法更是根本不能成立。农业产品种类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像工业产品生产那样可以不断花样翻新，不断更新换代来开拓新的市场，因而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吸收更多劳动力就业。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是相对稳定的，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不是在不断吸收劳动力而是在不断排斥劳动力。在没有资本下乡的条件下，农民可以依靠科技进步减少劳动而获得更高收入，可以依靠科技进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自由。资本下乡以后，私人资本发展规模化的现代种养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进一步了排斥劳动力。也就是说，资本的规模经营与农民的直接经营相比，生产同样多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少了。农民直接经营条件下，由于农民完全占有劳动成果，所以要比资本雇佣条件下付出同样多的劳动量所获得的劳动收入要高的多得多。资本下乡后，农民付出劳动仅得到以工资为表现形式的部分劳动成果。一般情况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在技术等条件方面要比工业生产低得多，除青壮年劳动力外，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能成为农业资本的雇佣劳动力。农村农业劳动力的丰富、农业生产所需技术相对简单（但劳动强度并不相对降低），农村相对封闭，农民就业跳槽的机会少，决定了资本对农村雇佣劳动剥削的加重。资本下乡不是创造就业，而是创造更多的失业，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如果说私人资本的大农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厂安置了一些农民就业的话，也不过是砍断人的双腿然后再送人双拐。
资本下乡会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现在的农民可以到城市打工，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因微薄的收入无法融入城市，他们知道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只是游荡在城市，农村才是他们的家，才是他们的归宿，尽管这个家已经很陌生，但每到春节来临的时候，他们会不远千里回到农村、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每到打工遇到困境，他们会回到农村、回到家乡谋生，因为农村有他们的土地，有他们的房屋住宅，有他们的精神寄托。在所谓的土地向大户流转、房屋抵押流转变现金的鼓吹下，一旦因资本下乡卷走了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依靠土地所从事的产业，他们将无处可归。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农民工无乡可返，到时出现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
资本下乡不是促进农村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剥夺。资本下乡污染了环境，掠夺了资源，奴役了农民，带走了高额利润。资本不会也没有责任去发展农村公共福利，提供公共产品，改善农村的文化、卫生条件。资本不存在流不流着道德的血液问题，也无所谓善恶美丑，资本的本性唯一的目的就是逐利。农村是农民世代生存的空间，农业是农民世代依赖的生存基础。要改善和保护农村生存环境实现农业长远发展，就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相一致。而资本下乡根本不考虑这些，可以不为水源污染、水土流失负责，资本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农村的生存环境恶化，农业发展潜力消耗殆尽，资本家可以拍屁股走人，而农民必须世代在那里生存。资本下乡不是“城市反哺农村”，不是“工业反哺农业”， 不是一些所谓的专家所认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方”。资本下乡不能救农村，相反则是进一步掠夺农村。
不少学者呼吁抵制资本下乡，维护农民利益。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扭转不了资本下乡的趋势。小农经济只能使农民分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不仅吸走了农村的土地、人才、劳动力又使较为富裕的农民迁移到城里定居，稍微有点本钱的农民也投资到城市做生意，卷走了农村发展所必要的资金，小农经济条件下无法完成农村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很难组织起来筹集资金办大事，很难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而且，小农经济不是使农民团结合作，不是使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相互救助，而是使农民分散、孤立，老绵羊过冬——各顾各。小农经济导致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瘫瘸和农民的不合作，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孤立无援。小农经济也为主流经济学家把西方产权理论渗入农村，进一步瓦解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提供了土壤。西洋产权理论是西方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贯彻，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集体成了一个虚无的概念，人人都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人都可以侵占集体利益而不为集体负责。由此导致了现在农村水利失修、桥路损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昔日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早已不复存在。
改善农村现状，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农村环境，需要农民通力协作，需要有一个坚实物质基础的强大的经济共同体，需要一个共同行动的集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小农经济不仅不能做到，反而引狼入室。正是小农经济的局限给资本下乡提供了机会，正是由于小农经济导致农村两极分化，最后走上由资本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农村发展需要外部支持，工业需要反哺农业。但工业反哺农业不是靠资本下乡来实现，而是要靠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本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对农民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各方面的财政投入。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投入帮助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现在要走集体化道路一要靠政府财政投入，二要靠政策引导农民集资。没有政府资金和政策主导，集体经济就很难建立起来。创建集体经济初期，政府也要作为一个投资主体，加大财政投入，吸引农民分散的资金参加进来，以后逐渐依靠农民力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没有政府积极的政策引导，农民就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方向。没有政府的财政大力支持，农民合作就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我们不仅要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济，还要尽可能恢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做到各生产单位之间相互协调，通力合作。这样既能增强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基础，又能扩大市场回旋余地。在集体经济条件下，走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道路，可以发展集体企业加基地形式，农民可以农闲务工、工闲务农，农民获得从业机会，企业能够将获得的利润发展农村公共福利，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广大农民所享有。只有集体化道路才能留住农村资金，留住农村人才和劳动力，农业才能发展，粮食才能稳定，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才会繁荣，城乡差别才能缩小，才能避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能有效抵御资本下乡，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农业资源，才会有生态农业，才会有安全的食品，才会有繁荣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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