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农村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由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学龄儿童减少、持续十年之久的“撤点并校”政策，致使乡村教育出现“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比较普遍。在教育理念和方式上出现了既脱离农村生活，又无法与城市生活对接的尴尬。
农村教育要为城镇化和农村建设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重复城市模式还是回归乡土本源？
浙江小规模农村学校样本考
农村教育何去何从?金近小学给出了一种答案。
金近小学，原名四埠小学，位于浙江省上虞市崧厦镇，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完小。
记者2013年实地走访了金近小学。从学校向外望去，周围全是庄稼地，这座三层的低矮建筑看起来像绿色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在近20年时间里，学校的掌舵者何夏寿校长把这所农村偏僻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何夏寿刚上任时，曾遇到一系列问题。学校走应试教育老路，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教育质量低下。学生家长纷纷用脚投票，把孩子转到镇上学校读书。
何夏寿想到了本埠乡贤金近先生——曾创作《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等著名童话的儿童作家。“1996年我们学校决定用童话开展教育，一是儿童喜欢童话，二是童话可用于教育，三是有资源能利用。”
此后，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组织了小学生的文学社——小鲤鱼文学社。何夏寿从全校200多学生中挑选了50名写作基础比较好的孩子，亲自带孩子们学习童话，进行童话创作。
实验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两年以后，文学社的孩子们在全国报社发表500多篇童话故事。1999年，浙江省教育部门把金近小学确立为浙江省作文教学学校。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像种下的藤蔓，不断向上延伸：
编写童话教育教材，创设童话教育课程体系;改造学校硬件设施，设计10处校园童话景观;举办一年一度的童话节，现在全国已有45所学校加盟;2002年，浙江省教育厅把金近小学破格列为示范小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金近小学，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
在何夏寿看来，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村民的孩子，普遍家庭条件不好，有的还相当贫困，因此很自卑。但在童话营造的真善美的世界中，这些孩子享受到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尊重、温暖和快乐”。
对于金近小学的尝试，全国新学校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原局长陆世德颇多认同。
“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一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在过程上一定是人性化的，一定指向一个人，让一个人实实在在地成长，这才是真实的教育。” 陆世德说。
“留农”or“离农”?
十余年前各地力推的“撤点并校”政策，让众多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消失。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09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校数由59.78万所(含教学点)减少到了30.5万所(含教学点)，减少了48.96%。
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诸多弊端纷纷呈现，中央政府叫停了这项政策，并提出复建部分农村小规模学校。躲过此劫的农村学校的校长们发现，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大潮可能成为他们第二道生死门槛。有学者坦言，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学校的定位将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农村教育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相应地，农村教育应该是促进“离农”还是“留农”，成为争执的焦点。
所谓“留农论”，是指农村教育应该服务于农村，培养更多扎根于农村的人才，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而“离农论”则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农村教育应该加速这个过程，农村教育应为培养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而服务。
金近小学校长何夏寿是“留农论”的坚定支持者。
“农村教育最主要的是培养孩子对农民、农村的感情，从而激发他们从小立志建设农村的热情，而不是从本质上就嫌弃农村，通过刻苦努力考上大学远走高飞。”何夏寿说。
为此，金近小学专门开设了小村长农事讲坛，让孩子们每周一次讲述关于24节气中有关农作物种植常识。何夏寿还亲自带着学生们走村串巷，用图片文字来描绘家乡的今天，规划家乡的明天。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最主要是建立孩子养成“建设性、肯定性的价值观”。
陆世德也认可何夏寿的做法，“和城镇学校、城市学校走同一条路，让孩子应试，追求分数，追求成绩，在农村学校师资、生源、资源都远不如城市学校的情况下，这条路怎么可能走得通?”陆世德说。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此前，他曾参与过教育部推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时设计过一项政策方案，即农村学生在初中时增加林业、牧业等相关课程，初中毕业时可拿到两个证书——初中毕业证书和农业绿色证书，以利于农村学生服务于农村建设，并提升就业率，但做了一段时间就流产了。
“我们政策设计，必须要给每个孩子追求教育理想的权利。”康健说。
作为农村学校校长的何夏寿，则没有那么悲观。他用自己学校的学生数为例，从他接手时的221名学生增加到现在的852名学生。
在他看来，学生数量的飙升说明：并不是所有农民都一定千方百计到城里生活，如果把农村建设得像城镇一样，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在家乡生活。
“既然政府能够建构城镇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帮助政府重新树立理念呢?”何夏寿反问道。
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对于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超越“离农”和“为农”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即便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仍将拥有绝对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拥有规模巨大的农业，农村并不会消亡，农业现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农村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不应该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而需要满足为升学、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三重目标。
陆世德提出，农村教育应该回归本原。“现在农村教育走入了一个误区，追求同质化的教育。总是要和城镇学校、城市学校走同一条路，就是让孩子应试，追求分数，追求成绩。在农村的师资、资源远远不如城市学校的时候，这条路我们怎么可能走得通呢?”
“我们农村教育应该走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不要和城里学校去竞争，而是要走适合农村教育的道路。”陆世德说，“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从理念上转变过来，要让我们的农村教育回归本原，不是把每个不同的人培养得像一个人一样，而是把原本就不一样的人培养得更加不一样。”
陆世德特别强调，农村学校可以将改变课程作为突破口，包括两个方面：课堂教学改革和课程内容构建。
“改变课堂的关键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陆世德说，“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里体验成长的快乐。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在人格方面是健全的，他有一种主动成长、主动发展的兴趣和积极性。如果我们的课堂改变了，孩子健康成长，人格完善，高分是水到渠成的成果。”
在课程构建上，陆世德强调，学校要构建适合农村学生成长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要遵循生活化的原则，贴近农村的生活。让孩子们离生活越近，就越是成功的教育。”
“农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
“目前在农村出现的教育小规模化、综合化、生活化、社区化现象，正是农村现代教育的图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从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不能用应试化的城市教育去改变农村教育。
需要面向农村实际，创造性地改革农村教育。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开展农科教结合的尝试，开展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践，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金近小学所在的浙江省上虞市，虽然城市化比例较高、以工业为主，但很重视打造根植乡土文化的“新乡村教育”。当地人认为，乡土文化是推进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抓手。在发展农村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吸纳并内化乡土文化，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这种植根乡土的教育，不一定是农业科技教育，而是以学生的人格养成为目标，倡导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价值，教育与农村社区发展紧密结合，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通过实行综合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养。
吉林抚松县农村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18岁做准备”，将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这样，无论学生将来是继续升学、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务农，都获得了赖以安身立命的“通行证”。
杨东平认为，农村教育可能会走在城市教育的前面。“在前几年大家已经看到过一个现象，在农村学校的课改，以山东省杜郎口中学为代表，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城市重点学校名校不用老改革，就凭它的教育GDP就可以继续办学。但是没有优势的农村学校必须从改革中突围，不仅在学业成就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而且逼近了教育的本意。在回归教育本质的方向上，农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现在高度应试化的城市教育不是我们的目标。”
“农村教育一直处在迷茫中。但金近小学等农村学校的案例说明，在中国的乡村的确有美丽的校园，有一批农村教育家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各自开拓一片新天地。”杨东平说，“改善农村教育的主体还是我们基层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和局长，只要我们在第一线的教师和校长不放弃，有理想有追求，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半月谈网综合新华社、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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