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显现。以“两型社会”建设为目标导向，加快农业发展转型，构建 “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以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等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多重战略目标，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本文在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国际化、多样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农业现代化大变革的背景下，以资源环境双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多目标取向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围绕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现状、中国农业发展多目标组成与结构、资源环境约束下多目标取向的中国农业转型决策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关键词：资源环境约束 多目标 中国农业发展转型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发展方式的转型，都表现为人类经济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标志，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国，以“两型社会”建设为目标导向，加快农业发展转型，构建 “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以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等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多重战略目标，显得尤为紧迫。
一、建国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后，农业正沿着现代化的路径加快前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农业在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总体看，可以把这种转型的动态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
这一阶段，处于全面向集体化转型并确立农村集体所有制时期。由于国家刚刚成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家农业发展政策不稳定，农业发展总体处于恢复时期。这一阶段，相继经历了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稳定发展、人民公社化和农业生产的剧烈波动、“文革”和农业生产低速增长四个时期。在计划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为了追求速度、产量，尽快解决吃饱穿暖问题，当时中央政府主要强调的是改进生产方式。尽管政策不稳定，但是随着水利、农田、农机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方式取得了进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较大解放，农业规模得到扩张，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亿吨上升到3亿多吨，[3]农业在波动中曲折发展，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发展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2.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
这一阶段，处于计划经济农业向市场经济农业的全面转型时期。主要特征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基础，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业基本建设长期积蓄的潜在能量得以释放，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详见图2-1)，农业经济逐步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农业加快向商品化、市场化方向推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探索了一系列农业市场化改革，如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制度、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等，区域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相继成立，农业市场化程度快速提高，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力促进了农产品的市场化、农业开发的产业化、农业服务的社会化。
3.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WTO到现在
这一阶段，处于农业向全球化、现代化转型的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突出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农业发展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型，农业发展的资本与技术要素不断提高，进入到经营市场化、全球化和生产信息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总体看，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开始从封闭状态向竞争、开放状态全面转型，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加快，农产品从自给自足转向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农业发展规模总体上稳定上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特别是2003年以来农业连续九年丰收(详见图3-2)，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5.1%下降到2010年度的10.2%;[6]农业结构从单一的粮食结构向多元产品结构转变，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和技术，2008年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水平约为发达国家的38%[7];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仍然非常紧张，重要农产品进口数量不断攀升(详见图3-2)。同时，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农业资源危机日益严峻，生态环境恶化，成为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新问题。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的资源压力
中国不仅是全球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农业发展还未能根本实现现代转型，对资源的消耗和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农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压力比发达国家更加明显。正如有关学者所言，发达国家是在农业实现现代化之后面临资源环境约束难题的，而中国是在农业现代转型过程中就面临着这一压力，且比发达国家更为显著。[8]
1.人力资源
人才资源是的农业第一资源，是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比资源、资金更为重要的内在要素。2010年，中国农村总人口67113万人，农村总人口占全国人数的50.05%，其中农村劳动力41418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1.71%，占全国人数的30.89%。[9]从文化程度来看，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5.73%;初中文化程度(含以下)占比为82.61%;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7.4%。[10]无论是整体素质还是从业结构，都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差距不少。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不断加快，中国城乡之间由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了50%，达到51.3%;[11]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超过了2.4亿，每天以消失20个行政村的速度在“萎缩”。[12]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对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即使在那个时候，就有高达74%的乡村没有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了，仅有25%的乡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13]深入调查发现，七十年代出生的超过50%的农村劳动力不种田也将不会种田，八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95%以上不种田也将不会种田，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会种田的就微乎其微。现在种田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一部分人，平均年龄为55.2岁，且妇女居多。[14]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居然出现了“农民荒”，这是新世纪的重大国情变化。由于劳动力不断流出，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断层化因而不断加快，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质量到数量都迅速下降，适合现代农业要求的农村劳动力不仅总量不足，而且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老龄化问题突出，无疑直接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接受能力，阻碍了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延缓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加快，从长远看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明显增加和加快的趋势，“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亟待破解的时代难题。
2.土地资源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耕地保护形势日益严峻。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9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35亩，[15]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近70%，全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优等地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7%，高等地占30%，中、低等地占67.3%，中低产田仍然占了大多数。[16]全国连片集中分布的优质耕地只有51片，约10亿亩耕地，其中6亿亩可灌溉，4亿亩不能灌溉，[17]全国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耕地后备资源少，且大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2001-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0.861亿亩(见图3-3)。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耕地减少还将不可避免，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忽视对土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比较严重，到2009年，全国有180多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多年平均年土壤侵蚀量高达45亿吨左右;[18]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而且由于自然条件差，开发成本很大。[19]
3.水资源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之一，水资源的丰歉和分布直接决定了农业发展的规模、类型和水平。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季节分布不均，地区差距较大，人均资源量少，相对水资源需求而言，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2010年全国淡水资源总量为30906.4亿m3，南北分布不均衡，北方占全国的19.6%，南方占全国的80.4%，[20]人均只有2300 m3，大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农业是中国用水“大户”，中国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重较大，2010年全国总用水量6022.0亿m3，其中农业用水占61.3%，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182.2亿m3，其中农业耗水占73.6%，在各类用水中，农田灌溉耗水率最大，为63%。从用水效率上看，农业用水浪费现象普遍，水资源有效利用率很低。2001-2010年10年间，全国水资源总量动态波动，总体稳定，但总用水量增长了8.2%，各行业耗水总量增长了4.3%，其中农业耗水量增长了19.9%。据预测，到 2030年全国总需水量将达10000亿m3，全国将缺水4000～4500亿m3。
4.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是重要的农业资源之一，中国森林覆盖率低，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根据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1]全国森林面积1.95亿公顷，森林蓄积量137.2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20.3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 位;人均森林面积0.145公顷，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森林蓄积量10.151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砍伐，每年有660多万亩有林地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地。由于森林的覆盖率较低，使得森林在调节气候、涵养水分、防止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等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影响到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效应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是一条低水平的平面垦殖面积扩张、以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石化物质成为提高农业产出的重要途径，已使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给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1.化肥、农药等过度使用导致水土和空气污染
中国是世界上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国家，其中2010年就高达5561.7万吨，占到全球的34.4%，农药消费总量达到175.8万吨，占全球的20%;按2010年播种面积计算，化肥施用量达每平方公里50.6吨，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的安全上限。中国的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也在逐年增加，2010年就达到了217.3万吨，比 2002年增长了41.2%。[2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作物难以完全吸收，会渗入到地下或通过生活污水流入水体产生二次污染，禽畜粪便中大量的氮和磷也会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有专家估算，中国水体氮磷污染物中来自工业、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大约各占1/3，中国湖泊的氮、磷50%以上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23]同时，大部分农药、杀虫剂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导致高达933.3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还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24]。
2.农业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构成威胁
近年来，因化肥、农药等过度使用，农业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等造成的各种农业污染已经对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根据农业部2005年4月的监测数据，在被抽查的37城市52种蔬菜3845个样品中，有农药残留的超标样品就达318个，豆类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最高。造成农药残留超标的主要原因就是禁用农药的使用未能得到根本控制，如果药物残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累积的话，将会给生命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25]虽然近年来通过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农药残留超标率持续下降，但状况尚不稳定，局部隐患不少，许多被禁止的农药及劣质、冒牌农药仍有使用，诸如“毒大米”、“毒豇豆”、农药中毒事件仍时有发生;其次，农业污染物直排，使主要水体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严重影响居民饮水安全，累积于饮用水源特别是井水中的化肥氮磷和农药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此外，土壤污染也会经过食物链，通过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等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3.农业污染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近年来，中国农业污染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一方面，造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严重影响到市场竞争力。近期来，由于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指标超过国际贸易限量标准，中国农产品出口不断遭遇被拒收、扣留、退货、索赔和中止合同等事件，一些传统大宗出口创汇的农产品甚至被迫退出国际市场。加入WTO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其中如水产品、谷物、畜产品、蔬菜水果、茶叶、蜂蜜等主要出口的农产品都遭遇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内，导致消费者普遍对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信任度不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无疑波及到中国整个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研究所对全国2300多个县的调查，近十年来农民在蔬菜、花卉、水果上盲目过量施肥，导致平均650元/公顷的直接经济损失;由于不合理、不规范的施肥，每年流失于农田之外的氮肥超过1500万吨，使用的氮肥约一半被挥发掉，导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人民币;农药浪费造成的损失要超过150亿元人民币。[26]农业污染还对渔业、畜牧业、旅游业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对整个中国农业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难以计量。[27]
四、“两型社会”建设中农业发展转型的多重目标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既要突破资源环境压力，解决农业效率低、生产成本上涨、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现实问题，还要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人口大国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对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异常和世界农产品供给波动加剧的挑战。因此，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是多重目标的转型,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加快国民经济转型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立足于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等多重战略目标的实现。
1、促进国民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显露出来，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加上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依靠大规模扩大出口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加上世界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在不断兴起，由外贸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在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难以逆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工业产品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淘汰低效能、高消耗的产业，着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因此，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整体转型和战略机遇的关键时期，[2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
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支撑。如果农业发展方式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得到根本转变。一方面，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发展基础，扩大内需的最大市场在农村。纵观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危机大多都在农业上找到了出路，可以说，农业是经济危机的避风港。只有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的收入，使农村经济大发展和农村市场需求大升级，以全面扩大内需，从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动机，推动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顺利转型。另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产业。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无论在组织上、规模上、效益上、技术上、生产手段上，最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就是农业。用现代农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业低产业化、低市场化、低集约化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率低、科技含量低的现状也未根本改变，[29]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方式不优，在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能否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一个重大挑战。党中央把三农工作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一年聚焦三农，说到底就是为了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适应国民经济转型的新要求。然而，在工业化促进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面前，一些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误区，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唯工业化论”的主导思想，无疑将导致形成牺牲农业成就工业的“拉美现象”。显然，“唯工业化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曲解，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缺乏战略思考。因此，必须根据农业促发展的理论，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国民经济有效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站在国民经济转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激发农业活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动机，为国民经济顺利转型提供一个突破口。
2、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发展总是在先，农村发展走在其后。但城乡经济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足够的食品、工业原料，需要农村提供消费市场等各种支撑;另一方面，农业与农村发展则需要城市产业为其过剩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并保障农业发展所需的现代装备与技术、农村建设与生活所需的工业品。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工业化更依赖于农业、农村的现代转型。因此，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从根本上说，就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农业现代转型。从实践中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工业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基础之上。显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对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作用。
当前中国在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农村的社会形态、农民的思想观念都发生着重大变革，发展现代农业具有了相应的基础。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农业落后、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仅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30]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同步、不匹配，农业现代化是“短板”，造成城乡二元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随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日益上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加快农业现代转型，有效解决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对接、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对接、农村资源要素与城市资源要素对接等问题，以此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已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3、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粮食危机发生在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全球大国，就不仅是中国的灾难，更是世界的灾难。因此，加快农业发展转型以保障粮食安全，它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具有全球性意义。
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最好时期，粮食的总产量实现了九连增，但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空心村”和耕地抛荒现象不断增多，“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已成为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的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随着粮食刚性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粮食安全面临着农业发展方式能否加快转型的挑战。从国际上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粮价暴涨所造成的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粮食与石油、货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战略武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市场竞争能力无疑应成为人口大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因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首要目标，是新的历史时期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
目前中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由美国主导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被动局面，作为世界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中没有话语权，即使是在世界粮食危机中，也只能坐观世界粮食市场的暴利却无法分享，大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如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快农业现代转型，就必须突破国家分工比较优势的传统理论，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纳入到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把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形成持续发展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转化为强有力的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博弈能力，以此来强化国内的粮食安全，从而掌握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优势。[32]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明确三大目标：加快农业现代转型，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效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加快农业现代转型，全面提升中国的粮食市场竞争能力和扩大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体系中的话语权;加快农业现代转型，全面提升农业成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提高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构建“近期安全自给、中期国际主动、长期国际主导”的可持续发展、多元演绎的战略目标体系。
4、保障农产品质量
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产品供给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数量与质量安全并重转变的重要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更关系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与国际贸易壁垒的应对能力;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与社会稳定;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事关农业发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逐步向好，为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增加农民的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农产品安全系数不断降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日益凸现出来。如农药残留问题，硝酸盐、重金属超标等问题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特别是自“非典”事件以来，发生的“毒大米”、“多宝鱼”、“三鹿问题”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几乎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整体信誉。因此，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重要目标，也是农业发展新阶段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仅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命健康，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农产品贸易竞争，不但是价格的竞争，更是质量和信誉的竞争，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推进农业发展战略转型，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就要树立绿色生产理念，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摆到与数量安全同等重要的高度，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推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具体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农业的投入品控制和标准化生产，全面控制有毒有害物质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从源头上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确保广大消费者健康。二是通过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5、推进资源节约
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的人口大国来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依赖资源的传统发展观念，仍然大量存在着掠夺性开发农业资源的现象，仍然延续着“资源投入——农产品产出——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33]造成土地和水等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过度、粗放利用甚至浪费，有毒、有害物质任意排放等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因此，充分重视和考虑资源承载能力，推进资源节约，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永续利用，是加快农业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基本要求。
推进资源节约，就必然要求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模式转变，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首要条件，做到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一是实现农业资源的减量使用，即通过节约型技术及农业品种结构调整，在确保与提升农业产出的同时，减少农业在能源、水资源、原材料、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消耗。二是实现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即通过农业产业内部物能相互交换，以及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三是推进农业中的新能源开发利用，即通过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替代能源在农业中的综合利用，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农业中的应用水平，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实现环境友好
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环境友好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让百姓呼吸洁净的空气、喝上洁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产生活在青山、绿水、蓝天的生态空间中，这既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虽然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正在逐步得到遏制，但生态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现实，特别是当前日益严重的雾霾治理问题，更是任重道远。
造成中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安全危机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粗放式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而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也同样难辞其咎。如掠夺性开发加剧了水土流失和湿地减少，滥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功能衰退和物种灭绝等等，不少地方的农业面源污染甚至超过了工业污染。不仅使整个生态环境进一步污染和恶化，而且使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被打破，自然灾害频发、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对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在这样双重压力下，毋容置疑，实现环境友好，提升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使农业发展向具有生态等多功能方向拓展，以强化农业的天然自我循环与自我净化能力，缓解、修复生活生产活动对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的破坏，无疑是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对当前农业生态环境的必然回应。
从目前中国农业生态系统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现状来看，加快农业转型实现环境友好必须兼顾两大目标：保障农产品供给和改善生态环境。[34]而核心是实现农业生产的无害化，即通过推广使用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可降解农膜、生物柴油等无害化农业投入品，优化农产品种养结构，在保证农业效率的同时实现农业生态平衡。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有着紧密的关联，资源节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如节药、节肥、节膜、资源循环利用。两者统一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战略之中，目的在于推进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7、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整个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农业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的增加，农村的繁荣与稳定，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自2000年来，国家围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从免征农业税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从新农村建设到统筹城乡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给农民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使农民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体现了社会公平，赢得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但是，在新的转型时期，农民增加收入的难度越来越大，收入增长的速度越来越相对放缓，收入的增长点越来越相对有限。为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政府采取了多种惠农政策，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与当前包括农村经营体制、土地制度、市场条件、农业技术水平以及推广体系、农村公共投入等因素在内的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密切相关。而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对增加农民收入带来了多重影响。如何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焦点，也是国民经济宏观政策选择的难点。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是推进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另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能否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根本标志，还是农业发展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预期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依据，当农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低于农民预期时，农民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甚至转向其他行业。特别是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样的重大目标，必须依赖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使之成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实现中国农业转型的必要条件。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既来源于全面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出与经济效益，也来源于拓宽农产品产销售渠道以及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并与政府的惠农政策密不可分。从当前来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应该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并更多地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才能真正加快中国农业发展的转型。
8、提高农业效率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农业效率的高低影响着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效率是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核心竞争力的综合反映，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当前，中国农业效率普遍较低是不争的事实，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的一个主要障碍。
受传统的农业发展观念影响，长期以来将劳动量和土地规模作为提高农业效率的决定因素，未能意识到新型农业人力资本可持续增加的关键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现行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价格因素的动态变化，农业效率的提高缺乏内生的激励机制。国家在考虑粮食安全，农民却在考虑“种粮安全”。如果种粮无利可图，甚至种得越多亏损就越大，再蠢的人也不会去种了。而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场集约化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低商品化率、低市场竞争力、低效益、低规模化、低组织化等农业发展难题亟待破解。因此，如何使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设施装备的改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不断提高农业效率，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加快推进农业发展转型的立足点和着眼点。
提高农业效率，就是在同等条件下以更少的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出或以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并能为农业生产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其核心在于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实现提高农业效率的目标，一是提高土地产出率，中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且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土地将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制约，而随着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农业发展转型必须致力于提高土地产出率。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内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或数值，虽然中国农村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成为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三是提高资源利用率，资源利用率是土地、水、肥料、农业废弃物等的有效利用情况，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效益，开拓农业多功能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不足的制约，提高资源利率是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必然目标。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上述目标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如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目标的实现是粮食安全目标实现的基础，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又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目标的实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和促进经济安全的重要动力，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是经济安全目标的实现的重要基础，粮食安全与经济安全目标的实现同时又为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提供重要保障等等。农业发展转型的多目标实现，必须综合考虑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具体国情，考虑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给中国农业发展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考虑中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物质基础、人才支撑、制度保障以及科技贡献能力等现实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实现农业发展转型的整体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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