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行业，农业逻辑应该是市场逻辑服从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受制于自然逻辑。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体系的逻辑发生了倒置，市场逻辑脱嵌于社会逻辑，凌驾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上。这种倒置诱发了农业多功能性丧失、农产品安全危机等问题，也诱致了“一家两制”等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催生了多元化农业的潮流。然而，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式，还是在于如何认识和恢复被倒置的农业逻辑体系。
农业体系的特殊与逻辑倒置问题
问：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专家，您如何看待农业问题？
答：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直接相交换的行业，在交换过程中各得其所，人类得到食物，延续生命，产生和巩固各种社会关系，自然的生态功能、物种多样性功能等也得以保持。农业应该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市场逻辑服从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受制于自然逻辑。简单来说，市场逻辑就是价格调节机制，供不应求时价格高企，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落，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生产和消费;社会逻辑是指一个行业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农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它包含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种族延续、生命价值，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劳动方式，农业决定了农村文化、村民交往、农民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等等社会因素;自然逻辑是农作物生长需要遵循基本的自然规律，需要合适的土壤、肥料、耕作方式和生命周期，农作方式的延续，是几千年来人与自然交换过程中遵循自然逻辑的必然结果。
农业首先需要遵守自然逻辑，在播种的季节播种、收获的时节收获。作物生长依赖于土地肥力，耕作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土地肥力的可持续利用。这种自然逻辑影响甚至决定了农业的社会逻辑，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忙时相互帮忙，农闲时共同娱乐等等。最后才是市场逻辑，农户出售农产品，获得生活和生产所需物资。由此，农业社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循环体系，这得益于市场嵌入社会，社会依从自然的制度安排，在实现农产品供给的同时，兼顾了农业的生态、社会效益，实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农业具有多功能性且功能不可切割，是农业逻辑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农产品供给外，农业还具备生态功能，农业用地的主要形式是保持有一定的植被覆盖，所以农田事实上可以代行园林人工绿地的功能。其次，农业承担了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三项国家安全功能。再者，农业还具备文化教育功能。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农耕文明，各民族在自己的农耕环境里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多元越能提供多种选择，多种选择意味着自由权的扩大，也越具备发展潜力。同时，传统文化主要来自农耕文明，没有农业的传承与教育，我们的后代将无法体味历史是怎么演进的，无法体味和理解中华文化特有的人文情怀。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源泉。
除了生态、国家安全和文化教育功能外，我国的农业还具备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我国的人口压力一直比较大，虽然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似乎是一个必然规律，以至于归纳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吸纳劳动就业仍然是农业最强大的之一，未来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仍然需要农业来减少社会就业压力。举个例子，农业容纳隐性失业的能力很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不振，外向型企业中的工人大面积失业，如果是城市工就很麻烦，农民工失业后可以在家待几个月，有饭吃也有活干，等到危机浪潮过了再重新回到城市。当然，农业的社会功能并不仅限于就业和社会保障，它还可以治愈很多城市现代病。在意大利，有一类农场叫“社会农场”，政府为这类农场提供免税、相应的技术或者市场支持，因为这些农场发挥了社会功能，比如不少雇佣一些身体有残疾、精神有一定障碍、网络成瘾、抑郁症或者轻微犯罪的人员在农场工作。农活较为简单，这些人都可以胜任，与自然靠近，可以舒缓一些精神病患的病症，在城市里被视为残疾人的劳动者，在这些农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体而言，农业是一个与工业完全不同的体系，它具备丰富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发挥了正外部性。但这一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被严重忽视了。未来的农业需要朝着多功能的方向去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更加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重要部分。
问：在您看来，当前的农业是一种什么状况？
答：农业的现实是，市场逻辑优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优于自然逻辑，这是很危险的。事实上，食品安全危机的就是农业体系逻辑倒置之后的产物。农业生产被当做了一种纯市场行为，被单纯化为农民的谋生手段，不再是农民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现形式，农业功能被单一化为经济功能，这使得社会逻辑屈从市场逻辑。市场逻辑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行为的唯一目标，为了高产量就使用化肥，为了早上市就使用催熟剂，为了卖相好没虫眼就使用农药和各种生物制剂，完全不再考虑自然逻辑，结果就导致了目前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危机。
当然，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就如同宿命一半，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不过，饶是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因为，社会并不是只会被动接受现状，当问题发生时，社会自然会产生自我保护行为，这些反应对社会可能产生良性推动，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唯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和解决问题才可能削弱或避免负面反应。例如，食品安全发生危机时，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会产生，以规避食品危机带给自己的危害。对此，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曾提到过市民的四类自我保护行动，一是公开利益诉求，直接要求食物的安全;二是居民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购买农产品，或者在自家阳台或院子里种菜;三是单位采取的团体保护，由单位进行集体购买安全农产品;四是特供体系。这些社会自我保护行动，有些会给社会带来正效益，产生一些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模式，类似于CSA、都市农业、农夫市集、巢状市场等等。但是，有些自我保护行动却可能增加社会成本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比如公开利益诉求和特供体系。所以，针对当前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我们必须予以认真考虑。
问：农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逻辑倒置的问题？
答：这有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将其分别称为背景性因素和过程性因素。
所谓背景性因素就是指商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天然不亲资本，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农业利润无法实现爆炸性增长，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资本也就最容易抛弃农业。缺乏资本注入的情况下，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都会离开农村。我在江西农村做调查时，有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说，方圆5公里范围内找不到5个与她同龄的人。在缺乏同龄人生活的环境里，她不可能在农村待下去。结果，在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里，农业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农业弱势，各种元素抽离农业，农业就更为弱势;越是弱势，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农业的挤压就越是显著，农业利润越低，农民越希望降低低成本，以提高利润和收益，自然也就越看重市场逻辑。这是一个农业内卷化过程，慢慢地农业体系就开始发生逻辑倒置。事实上，这并不单纯是农民的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和国家政策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业化、城市化推进之中，农业越弱，人们越强调农民要强化市场理念，要关注市场机制等等，都是在将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滞后。
所谓过程性因素就是之前说的，当现代化成为一个不可避免趋势的时候，农业的各种生产要素集体“用脚投票”，离开农村。上世纪80年代我们传唱一首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但90年代以来，农民们纷纷用脚唱出了“我们的家乡，在失望的田野上”，甚至在“绝望的田野上”，农村不再是农民价值观的归宿，农业不再是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变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宿命。
农业发展的A、B模式
问：农业逻辑体系倒置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什么？
答:最显著的影响是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一家两制”。所谓“一家两制”是指，对自家吃的农产品和供给市场的农产品，农户会采取不同的耕种方式。对于前者，农户会采取有机耕作，少用或者不用农药、化肥的方式(B模式);对于后者，农户则会采用“化学农业”的耕种方式，大量的施用化肥、农药、催熟剂等生物和化学制剂(A模式)。并且，这种差异化生产的状况正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不过，追溯它的形成，则是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
中国的传统农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主流观念认为，这种小农经济在生产力上是落后的。但是，小农经济也有其好的，甚至是先进的一面，它形成一整套的农耕技术以及与农耕作业相符合的强调诚实守信、互帮互助的农耕文化，不仅实现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而且食品的生产方式是无差异生产，城乡居民消费也是无差异的，有食品安全的社会共保机制。但是，当市场逻辑介入并开始主导农业生产之后，农民发现市场逻辑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模式。
在市场逻辑里，你得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生产，消费者的需求无外乎“质优价廉”，但这其实是鱼和熊掌的关系，怎么可能质量又优价格又低?如果质量优却不能价格优，农户为什么要积极保证质量优呢?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面临两难选择，为了解除这个两难，农民的生产决策就是，把按照传统耕作方式种植的安全食品留给自己，把按照“化学农业”带来的高效率耕作生产出来的食品供给市场。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家两制”的农产品供给模式。
最初，“一家两制”是农户解决自己餐桌安全的一种选择。近几年，随着食品安全危机的严重化，很多城市居民开始自己寻找安全食品的渠道，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找到农户直接向农户提供一个合理价格，来购买安全食品。这对“一家两制”的供给行为形成了巨大支撑，近几年“一家两制”的生产供给结构正呈现扩大化的趋势。
问：在体系逻辑倒置的情况下，农业处在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里？
答：虽然我们理想中的农业是能够保有多功能性，但现实是不会按照理想来运行的。全球范围内，农业发展呈现的是A、B两种模式，究竟哪一种模式会成为农业发展的趋势很难定论，很可能是两种模式都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而逐步成熟。这两种模式里，所谓A模式就是服从市场逻辑，为了利润最大化而经营农业，我称作“为钱而生产”(food for money)。在农业体系里，A模式是目前绝对主流的模式，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A模式恐怕也不会丧失主流地位。但是，在A模式占据主导的发展势态里，有一套作为替代方案的B模式诞生了。B模式遵循的是生命逻辑，意图找回A模式将农业功能单一化后的多种功能，我将其称作“为生活而生产”(food for life)。CSA、租地农场、都市农业、农夫市集、巢状市场等等这些都属于B模式。B模式当然也得考虑经营利润，但并不将利润追求设定为唯一或者核心目标，或者说对于盈利的效率要求不高，保持财务的可持续即可。较之盈利，B模式更关注农业社会功能的发挥，其组织形式表现为开始兴起的社会企业。
问：B模式的发展会存在什么样的障碍和问题？
答：B模式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在于，究竟是想要有机农业还是想要有机农产品。大部分人的理念里，这两者是一回事，但其实是不同的。农产品只是农业生产、销售链条终端的产物，如果只关心结果而不关心结果的由来，可能会在短期内得到有机农产品，也可能得不到，但长期内肯定是得不到。若只关心结果，就无法恢复农业和食品体系的应有功能，也无法保障整个生产、运营的链条都是有机的。在无法保障整个链条都是有机的情况下，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非常困难。比如，美国有一家Whole Foods食品公司，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有机产品公司，这个公司完全服从于营利目标，用A模式经销B模式的产品，它的方式仍然是往前端挤压生产者，往后端诱导消费者。由于美国的食品监管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度体系比较完善，保障了Whole Foods目前的产品都是有机农产品。但是，就整个生产过程和长时期而言，它剥蚀了有机农业的基本基础，剥离了农业其他方面的功能。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兼顾了A、B模式部分因素的农业模式，这种双轨运行合乎农业多元化发展的要求。然而长期内不可持续，如果社会监管出现问题，这种模式最终还是走向不安全的食品体系，因为过程本身不安全，理念也不是可持续的。
因此，在B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中，需要区分究竟要什么。如果从事B模式的人员和消费者只考虑有机农产品，那么，生产过程可以是反季节耕作导致土地肥力消耗，可以进行长途运输耗费更多的能源而没有充分使用本地资源。还可以采用雇工的方式，给农民工资，只要农民生产出符合有机标准的、检测合格的农产品就可以。当这种用A模式生产B模式的产品成为主导模式后，农民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乡村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演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很难断言。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预言的，这样的生产过程究其实质仍然贯穿着市场逻辑，最终无法实现农业逻辑的复归和农业体系的可持续维系。
消费者的消费责任
问：在B模式的问题里，您提到了消费者的责任，如何理解呢？
答：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选择带来厂商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是，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消费者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好的。如果，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的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市场进行的可能是逆向选择。以前所有的农产品可以说都是有机的，而今天主流市场的农产品都多少含有不安全因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即消费者的逆向选择，最终淘选出了自己并不想要的市场结果。换言之，当消费者对自身的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时，生产者和企业家也不可能充分承担社会责任，自私的消费者最终淘选出来的是缺乏功德心的政府、企业家、农业生产者。由此，除了强调政府、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还要强调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太迷信市场逻辑，认为只要关心自家餐桌的安全就能激励农户、企业家生产安全食品，现实世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问：如何理解消费者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呢？
答：消费者权益是一种个体权益，个体权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个人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个人主义思想，它属于“西风东渐”。但是，在“渐”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缺失。个人主义的内涵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对等，即自由、权益、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单纯的强调个人自由和权益，会出现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分析的自我主义，进而会出现阎云翔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分析的无公德的个人。中国在引入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潮中，割裂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个人主义基本内涵，自由、权益在民间被过度考量，而个体的责任意识被民间淡化了。这种淡化的结果作用到消费行为中，就是只追求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不考虑即使是消费自己购买的商品，也要有公平贸易、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在世界各国都很难得到好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个人主义也开始诱变为无公德的个人。比如，欧洲的债务危机，与欧洲民众过分伸张权利、拒绝履行义务有直接关系。普遍自私的社会公众，不会诱导出一个长期共赢的社会政策。习惯了高福利之后，任何消减福利的措施都会引致公众反对。政府为了讨好公众，只好通过债务的累积来换取当前公众的满意，最终引发了债台高筑的财政危机和政治经济危机。美国也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倾向。但是，个人主义内生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可以追本溯源地去寻求解决之道。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制度环境，却引入了相关概念的后发国家，如同没有天敌的生物入侵一般，想要内生出一套制衡机制，处理外来观念诱发的社会价值观失衡问题，非常困难。
现代农业需考虑宜地性和多样性
问：您能够谈谈对当前中国农业的认识吗？
答：中国农业处在一个发展的岔路口，有好的趋势，也有不好的趋势。不好的趋势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业进一步弱势化。从事农业的人员越来越呈现出老人化和女性化趋势，而老人和中老年女性很难从事重体力劳动，被称为辅助劳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劳动力残值的人。他们称为农业劳动主体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要么耕地闲置，要么推动机械化耕作，加重对能源、外部环境和外部市场的依赖。因此，在农业进一步弱势化过程中，农业会进一步走向资本农业。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个结果，我们农村的劳动力被进一步推向城市，加重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农业的资本化趋势奉行的是市场逻辑优先，那么，食品安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恐怕是很困难的。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部分假冒伪劣、添加剂式的食品安全危机可以被消除，但是因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诱发的农业与食品安全危机，很难被消除，这类危机与资本化农业是相伴随的。
当然，在看到挑战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机遇。一个好的趋势就是多元化农业的兴起，以及对农业的多种功能的认知和保护，也就是之前所说的B模式。虽然资本化趋势可能仍会主导农业发展潮流，但B模式也在不断发展，意图让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市场逻辑重新回到依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中，限制市场在农业、在食品领域的负面影响。所以，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夫市集这些替代性市场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考虑农业的逻辑倒置和多功能性，正视市场带给农业的一些负面影响，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对于农业，还是对于社会，单纯迷信市场逻辑是行不通的。
问：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您如何看呢？
答：从我国提倡农业现代化开始，对于现代化农业的认识就锁定在了“产业化、规模化、大农场”的概念中。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日本、韩国、台湾始终是小农经济，但它们却是现代农业的非美国式典范。为什么呢?他们的“产业化、规模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耕地面积的规模化，完全可以与小农经济的耕作模式相链接，他们的农协体系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种子供应、技术服务、病虫害防治、农产品销售等，形成了纵向一体化的运作体系，在这种体系运作下，日本、韩国的农产品获得了一个高价格的，使得本地农民依靠小块土地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利润来生活，从而维系了农产品的质量。
根据中国农业的现实情况，东北和西北小部分地区适宜推动大农场，而大部分地区则会长期维系小农经济的基本现实，这需要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农业价格政策。当然，有些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增加农业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补贴肯定是需要的，但单纯依靠补贴，不仅增加财政负担，而且不能带给农民足够的效益。毕竟我们是拿一半人补另外一半人，而欧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是拿大部分国民的收入补贴1%-5%的农民。考虑到整个农产品市场已经贸易开放，已经自由竞争的基本情况，仅仅靠增加补贴作用不大。所以，还是需要考虑农业生产自身的盈利问题，考虑农业模式的宜地性和多样性。
问：小农经济依旧要求农户间的合作，对于农户的合作经济，您是如何看的？
答：农村内部的农民合作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专业化，一是综合化。专业化是现在正在倡导的趋势，比如我们的合作社法就叫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农民当作专业农民，然后进行同类农产品、同类农业服务之间的合作。简单的理解就是，种苹果的与种苹果的合作，种梨的与种梨的合作。专业合作要求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合作的利润越大，同类农产品营销、服务等各方面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这种专业合作属于横向一体化，最明显的体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社。
综合化的合作有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综合类合作不仅仅是同类农产品单一领域的合作，而是全产业链条合作，从前端的农用物资购置，到生产、加工、深加工，以及最后的品牌推广与销售，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综合合作。横向的综合合作可能以村为单位，在经济上表现为村民生产的所有农产品进行合作。同时还有社会合作，如村民组织秧歌队、歌舞队、棋牌队等娱乐活动。还可以重建农村一些互助体系，甚至纳入比较现代的金融保险、教育、技术推广、农业器械的公共使用和购买等等。
目前，上述三类的合作模式在农村都存在，主流模式还是专业合作。农户走向合作是一个基本趋势，但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定位偏差。我国绝大部分农户是兼业农户，却将农民定义成专业农民，这不符合基本社会事实。美国的大部分农民是专业农民，他们的农民在几千亩上要么都种小麦，要么都种玉米;养猪的全都养猪，养牛的就全都养牛、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专业农民极少。目前将合作社法定位为专业农民的合作，存在定位偏差。这种偏差会导致合作经济的主导方向仍是“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管理、运营都按专业合作的标准进行，偏离了我们2.4亿农户基本是兼业农户的基本事实。而兼业农户的合作方式主要是综合合作。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村那些能够合作的、有合作观念的精英分子几乎全都离开了农村，在城市里面被肢解为一个又一个的打工者，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幼妇孺，这是农村合作经济很难实现的关键原因。
从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发展经验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会有一些资本和人员会回到农村从事农业。这些人多半不仅具有务农兴趣，并且学识素养较高，一些人熟悉市场营销。这种趋势在中国大城市也开始初现端倪。市民农业的潮流和多元农业的兴起，正在改变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结构，我们乐见一个农业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本文为周立2012年接受《绿叶》杂志刘芳采访稿，发表于《绿叶》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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