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我正在云南哀牢山区的一个村子里走访，一位不太熟络的朋友，翻了我在云南田野调研的朋友圈，然后给我留言说：为什么云南农村里也很少看到有耄耋老人?
当时我正颠簸在山路上，没有回复他。
晚上回到酒店，我正想慢慢给他解释，拿着手机却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沉重。
是的，中国的农村越来越年轻，年轻到农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8岁。
2017年，国家统计局与卫健委联合发布《全国各省的平均寿命排行》，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平均寿命均超过了80岁。
而云南的平均寿命只有69.54岁，略高于西藏不到一岁，居全国倒数第二。
早在2011年，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书采访时就说过：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平均寿命相差了12岁。
都说农村环境好，但是为什么寿命却这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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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老家，犹如一场永远的告别式。
那些亲切而活跃的面孔，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许多人感觉久未谋面，忽然间想起，母亲才说，他/她已经在某年某月病逝了。
人们都说农村山清水秀、自给自足，却总感觉死神一直在村子上方环绕，收割的人越来越年轻。去年，我一堂哥患上肝癌，去世时才40岁，全家仅剩下一老父亲，刚过六十，成了真正的鳏寡孤独。
我父亲因食道癌去世后，母亲总在抱怨，现在奇奇怪怪的病怎么这么多?在她小时候，人们很穷，吃不饱饭，但是却从未听过这些病呀。
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我们村子。
从2016年至今，5年间我访了中国数百个村庄，从东北到云南，从青藏到华东，这几乎成了农村的共性，魔怔了一般整饬着全国的所有农村。
我们查阅了许多资料，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从2010年开始，已经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致死原因。《2015年中国癌症报告》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描述：
将所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结合起来看，农村居民的年龄标准化数据要高于城镇居民——农村癌症发病率为213.6人/10万人，城市癌症发病率为191.5人/10万人;农村癌症死亡率149人/10万人，城市癌症死亡率109.5人/10万人。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农村居民的年龄标准化数据都要高于城市居民。
四年之后，《2019年中国癌症报告》也指出：十多年来，我国城乡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保持3.9%的增幅，尤其是农村地区，发病率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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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宁静美好的农村，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这几年，在考察食材的过程中，也到访过许多贫困家庭，在这些困难的家庭背后，大多都有一个因病致贫的共同命运。
当我们深究原因的时候，除了习惯各异的生活方式和条件欠佳的农村医疗，我们许多人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农药化肥的错用与滥用。
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农药的防范意识薄弱，进行农药作业操作不规范，导致农民喷洒农药时，最先受到伤害的是农民自己。
在2020年云南永续中心年会上，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亚洲理事会主席周泽江在开幕式上也讲到：农民喷洒农药时，自己吸入和经皮吸收的农药，是食物农残摄入的若干倍。
事后，我找周老师询问数据，周老师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农民自己肯定受害更严重;食物摄入的统计单位是PPM(百万分比浓度)，以毫克算，但是如果打农药，就不是毫克的问题了。
尽管国家及地方层面，也一直在规范和引导农民施药规范，例如：避开高温时间、喷药前喝水、佩戴口罩和手套、必须穿防护服、喷药后及时洗澡等，但是收效甚微。
据我国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每年农药中毒人数约10万余人;1992年—1996年26省5年中毒人数247349例;1997年—2003年间，农药中毒108372例;2007年，仅山东省报告AOPP的人数在2096例。
1995年—1998年，仅山东省无隶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农药中毒患者就达329人。
就在2020年8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不到10天时间，就有8人入院，皆因农民徒手拌农药，给水稻打药。
每年，因为农药急性中毒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些事件令人揪心。
除急性农药中毒以外，近几年，因服毒自杀而臭名昭著的百草枯中毒事件，被称为“只给你后悔的时间，但不给你后悔的机会”。所有的患者都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肝肠寸断，而医生们却毫无办法。就连百草枯之父李德军也无奈地说：没有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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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急性中毒的案例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而我们看不见的更大的隐患还隐藏在水下面：慢性中毒。
早在10多年前，国内许多学者就开始对长期接触农药的农民进行了漫长的跟踪调查，他们纷纷发现，农药对在癌症、阿尔兹海默症、睡眠、精液质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2010年，新乡医学院李鹏老师等人，对豫北地区1176名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的农民和100名无农药接触的农民进行了分组对照统计，统计结果发现：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会引起血中脂质过氧化指标的增加，接触有机磷农药>10年的农民，体内自由基明显高于正常人。
也就是说，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的农民，患上包括但不限于癌症在内的重大疾病的概率要明显高得多。
有机磷的毒杀原理，对神经系统损伤也不可估量，引发精神错乱、语言失常、抑郁症、焦虑症等症状。
200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简报》上刊登了一项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这项报告的研究对象为我国浙江省的农村，所选样本共10035人，其中9811人完成了访谈。而报告显示：使用有机磷越多的地区，存在自杀意识也就越高。
报告的推断已成事实，这样的“自杀村”就真实存在着。
印度卡尔戈内，有一个叫巴迪的村庄。村子仅有2500人，大约320户人家，但在过去20多年里，这里就发生了超过350起自杀事件，每一户就至少有一人自杀而亡。
而且，在2016年的第一季度里，巴迪村又多了80名自杀村民，2016年初，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自杀。
人们很难解释自杀的原因，甚至连媒体和政府都认为这是一系列灵异事件。
卡尔戈内，又是印度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在生活压力下，巴迪村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了轻生。
直到有一天，一名精神科医生才揭晓了答案：容易自杀，可能与村民滥用有机磷农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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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究竟是个什么鬼?
在化学农药中，根据化学结构的不同，分为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占农药中的绝大部分。
有机磷农药，在农药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今农药的主要类别之一，全世界已有超过了300多个品种。
在我国，曾一段时间，有机磷农药占农药市场的70%份额，现在虽有减少，但是有机磷农药的杀虫剂占据着半壁江山。
根据毒性，我们大致可将有机磷农药分为：高毒类、中毒类、低毒类。
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的敌敌畏，也只是有机磷农药家族中的中度毒农药。比敌敌畏更毒的有机磷农药，不胜枚举，而且许多有机磷农药在氧化后，毒性再次大增。
1937年，德国科学家施拉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有机磷杀虫剂。由于其毒性强烈，被德国纳粹列入化学武器，投入到战争中使用，研发了毒气炸弹“崩塌”和其加强版“沙林”。
1950年代开始，商品化的有机磷杀虫剂开始迎来了它的时代。有机磷农药的崛起，与有机氯农药的被禁有着直接关系。
1970年代以后，由于有机氯农药的严重危害，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高可长达600年，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都查出了有机氯农药残留。发明人穆勒还曾因此获诺贝尔奖，可是在面世不到30年后，有机氯农药被联合国全面禁止投入农业，中国也在1983年开始禁止了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的使用。
有机氯农药的被禁，使得有机磷农药开始备受追捧，大放异彩。各种含有机磷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纷纷研发面市。2019年中国农药总产量为225万吨，共2000余家正规农药企业。
1998年，由50多个国家联合签署的《鹿特丹公约》，将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列入禁用药;2005年，中国成为《鹿特丹公约》缔约国，宣布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全面禁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铵等5类高度有机磷农药。2018年，农业农村部拟禁用甲拌磷、涕灭威、水胺硫磷、氟虫胺等四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甲拌磷是一种高毒农药，由于其毒性猛烈，通过触杀、胃毒等作用于目标体，很多人又将它特别分类为：剧毒农药。可通过吸入、食入、经皮吸收，急性中毒者：可发生恶心、呕吐、腹泻、水肿、昏迷，或可猝死。慢性中毒：会造成神经损伤、三致危险(致癌致畸致突变)、白血病等。大鼠口服实验中，半数致死量为2.1～3.7mg。
好了，让我们回到现实。
2020年10月15日，西安一幼儿园食堂内小青菜被检出甲拌磷超标51倍!食品中的含量不得高于0.1mg/kg，而抽检的小青菜甲拌磷含量高达0.51gm/kg。
直到12月初，事件才被媒体披露出来，而在这期间，有家长反映，已有孩子出现腹泻腹痛情况。
孩子永远是最脆弱的群体，吸收好，发育快，体重轻，食材中的农残往往在他们身上影响会更大。
农民大多是被驱使的，在一场又一场的交易中，他们处于被动。他们喷洒的所有农药，都是在消费行为的引导下不自觉完成的，他们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啊。而我们是否也应该觉醒，在食物安全方面，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啊?
胡适说：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首先看他如何对待孩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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