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农业的出路问题

　　老兵义雄

　　（一）

　　凭什么说包产到户没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

　　人民公社否定派看到这个题目一定会暴跳如雷。他们会质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农村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了吗?很多人不是富了起来了吗?怎么没有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是的。改革开放后，农村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富了起来，水涨船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提升，但我们必须看到，长期推行包产到户的大包干责任制（本文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责任制是同一用语）后，并不像有的学者所标榜的那样，说大包干开创了农业新的发展道路，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世纪没有解决了的温饱问题。而笔者通过考证不能认同这样的评价。我考证后得到的判断是：家庭联产责任制只解决了部分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它没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出路问题，相反的，长期推行大包干的个体经济，却引出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 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因而说联产责任制闯出一条新的发展道是个伪命题。

　　凭什么说大包干没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

　　因为历史和现实使我们看到：

　　第一，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继续存在，小岗村的经验推广十多年后，农村贫困人员不减反增，从2003年以后呈继续扩大的趋势，直到十八大以后，农村贫困人口超过7000万，面对亿万农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不得不举全国全党之力发动了中国脱贫的攻坚战，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奋斗，直到2020年脱贫致富的攻坚战成才宣布收官。

　　第二，因土地分田到户，土地碎片化使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建成的农业生产体系遭到彻底破坏，严重阻碍了工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了解我国建国后经济发展史的都知道，中国工业化是和农业机械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为机械化生产提供广阔的市场，工业依靠农业的两大功能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工业反过来有对农业的机械化给以巨大的支援，从而保证工农业协调发展。到毛泽东去世，中国农业的广大地区有的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全国机械化在生产效率中的比重已近40%，但分田到户后，因土地碎片化广大农村一夜间回到了解放前的小农时代，畜耕人耕又成了基本的生产手段，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陡然间失去市场，不得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农业机械失去了市场，导致农业机械制造业的萧条，农业机械制造业的萧条又导致钢铁市场的疲软和制造工业的萧条与破产。按照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农业的技术革命应在20—25年完成，农业现代化应在20世纪末得以实现，但由于农业的个体化的存在，农业现代化还遥遥无期。

　　第三，随着生产个体经营和集体企业改为个人经营的民营企业，一部分人因得利于企业改制 而富了起来；但仅靠种田没有别的营生手段的农民收入低下，远远不能满足农民致富的需求，导致青壮年劳力大批以农民工的身份从农村涌入城市，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发生了乡村空巢化和老弱病残留守化的趋势，又因农业投资成本增加和年轻人不愿种田，导致农村大量土地荒芜和土质劣质化，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村贫富不均急剧扩大，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和更大的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农业的私有化是形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第四，随着个体经营的推进，党的基础建设受到削弱，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风尚几乎荡然无存，人们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认知产生动摇，民族传统文明遭到颠覆性的打击，建国后已经根绝了黄赌毒丑恶现象与黑社会势力又死灰复燃，引起一系列社会犯罪，毛泽东时代建成的社会文明几乎成了泡影。大力建树共产主义精神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因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由于滋长共产主义因素的经济基础被摧垮了，人民公社滋生共产主义的摇篮也被关闭了。

　　以上这些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被学术界命名为“新三农”问题。为解决“新三农”问题历届中央都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受私有制根本因素的困扰，农村的发展一直未能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因为这种状况被学术界称之为农村改革处于的瓶颈阶段，这就是我们断定大包干责任制没能解决农业出路的依据。

　　（二）

　　包产到户为什么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

　　是不是党中央领导不力？不是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004年起，历届党中央都为解决“新三农”问题付出巨大的努力。详情可谓庞大，无法详细列举，让我们看看党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足以证明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一号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一号文件是《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年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是《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9年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1年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发布，这是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2012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首次提出农业科技问题，把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

　　从上述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为解决“新三农”问题确实不遗余力。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反思。什么问题呢？尽管党中央为解决“新三农”问题付出巨大努力，但从2003年以后到党的十八全国

　　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笔者通过考证得出这样的判断，这种反常现象不得不和大包干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一句话是分田到户的所谓大包干责任制结出的苦果。

　　第一，家庭联产责任制是为解决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提出来的，没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一刀切的推广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笔者从 网上看到，在大包干责任制好还是集体经济好的讨论中，有的网友把承包制看成是不能改变的，谁如果提倡走集体化道路就说成是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否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说不正确?因为这种观点扭曲了小平农村改革的初衷，即解决温饱问题并不是小平改革的最终目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小平关于家庭联产责任制前与后的系统论述。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7页。]1980年9月，根据小平这一指示，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清，当时提出大包干责任制并非是长远方针，而是为解决边远落后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的阶段性的目标。

　　怎样理解“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是不是可以永久不变呢?不是的。邓小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进行不断的修改调整，以符合农村的发展实际。他还预见，农村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水平提高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页。]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针对责任制暴露的问题，比如在保护集体财产和兴修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上能力不足，因为土地分割过于零碎而很难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在技术的更新和培训上也跟不上发展的需要等，小平还及时提出修补改进的意见，并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贯彻实施后的道路走向问题。1990年3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后来，邓小平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他还认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用发展的观点就是对第一个飞跃的改变和否定，告诉我们不能永久停留在大包干阶段。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大包干责任制本来是解决落后地区温饱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说，小岗的经验只适合在边远落后地区推广，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广大地区是不适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分田到户的大包干责任制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的。遗憾的是，大包干责任制作为一种创举竟在全国推广了，最终引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设路线。

　　第二，大包干责任制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几次否定的经营方式，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搞单干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的断言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农业能不能走单干的道路，从土地改革以来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在合作化兴起时。农民获得土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农村怎么走?党内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巩固新民主义的胜利成果，让农村按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自行发展。第二种意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促进派，主张不能走单干那条路，因为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底子薄，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洗劫，如果按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任其自行发展，许多农民就会重新失去土地，农村很快就会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就会出现新的地主阶级，最终葬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的主张为中央所接受，于是发生了引导全国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初期人民公社把全部生产生活资料一切归公社所有产生的恶果，党中央提出了给农民小量的自留地，鼓励群众开小片荒，发展家庭副业，这些新的政策刺激了农民一家一户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战胜困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面对这一新情况，党内，以农业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一些同志主张在农村实行大包干的生产方式。什么是大包干呢?大包干就类似今天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是把生产效益同社员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责任制管理形式。当年安微是大包干实行最早的省份。具体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劳动力包田到户，然后逐亩定产产量，超产奖励，减产全赔。同时还规定了“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 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其基本精神是把社员的物质利益同劳动所得直接挂钩。通过试点安徽认为 ，“责任田”制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的空子，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这种大包干实际是主张单干，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被否定了。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接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的话说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际是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的还是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集体化的巩固，必须有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接受考验--。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指着主张单干的邓子恢说：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有历史作结论。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间。1978年，安徽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有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入秋后，旱情更加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为了战胜旱灾，中共安徽省委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种麦”：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割时不加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这实际是借鉴了当年大包干的经验。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表明他支持这种做法，请小平指示。邓小平听后的答复是：“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万里为什么专门请示小平?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安徽提出搞大包干的问题，但遭到与会各省的反对。与会代表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1980年1月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安徽介绍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议。热议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姓“社”的问题，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委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会后，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安徽又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安徽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由局部推向全省，再后来推向全国。家庭联产责任制争论。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但这场争论后来在小平不争论、就这样干的原则指导下，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大包干责任制从本质上是小农经济，最终变成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障碍，不可能有好的发展。

　　家庭联产责任制是以人的本能是自私的理念而确立的。土地分到户，不干就没饭吃，这样可以治懒人，能激发各种人和家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小岗村的经验的秘诀就在这里。实事求是的说，家庭联产责任制对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和治懒人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要看清，它对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地区和走在农业发展前边的先进地区，基本上没有借鉴的意义。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之前，中原和北方的许多地区已经实现了水利化，耕作方式已经实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在逐步形成;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原来已经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农村不得不中止现代化的进程。因分田到户，大多数家庭养不起拖拉机普遍退到畜耕时期。笔者在家乡多次目睹到，大块麦田可用收割机收割，而被群众称作的“巴掌田”(小块地)因收割机无法展开作业只能用镰刀收割。不少家庭一下子还买不起耕牛，耕地播种干脆用人力代替畜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由于实行大包干责任制那些农业机械不得不刀枪入库。人们普遍认为，大包干前七八年还行，七八年后不行了。大包干责任制早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这是人们共认的现实。

　　第四，大包干责任制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有根本的出路。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搞社会主义就要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马克思指出，他们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列宁是中国人民崇尚的革命导师。他对“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着系统深刻的论述。列宁认为，农民是工人无产阶级同盟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的必须紧密依靠的阶级力量;但列宁同时指出，农民从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要引导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对农民小生产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改造。怎么改造呢?列宁提出的合作社思想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系统地回答。列宁认为，要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必须把全体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中，让他们在集体化的农庄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最后把农民培养成社会主义者。列宁还指出，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放任小生产的自发倾向，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克服自发资本主义的蔓延，必须同小生产的自发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晚年一再指出，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现阶段的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合作社。由此可见，列宁把坚持集体化道路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依据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建立和改造的。它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但前30年否定派认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养懒人，取消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改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当时有人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是一个创造，解决了农村的发展方向问题，而后来的发展却表明，大包干的家庭联产责任制虽然在解决落后地区的温饱后，经过演变完全变成了私有化的个体经济，这实际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目前，中国已成为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强国，四个现代化只剩下农业又回到小农时代，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取消个体经济不是走回头路是重归毛泽东列宁所指引的社会主义轨道。

　　（三）

　　包产到户违背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笔者认为，大包干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除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即大包干违背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什么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对没有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的后来人很陌生，恐怕很少人能够回答这个命题。毛泽东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1962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都有明确的回答。这条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中央还预见，完成这他根本路线的时间大约需要40—50年。在1962年的决定中特别指出：这条根本路线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的产物。规定还指出，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党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促使我国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集体化。随后，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党中央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已经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总的说来，我国的杜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已经超过了英国，以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为龙头的农业机械制造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劳动效率中已经占据了近40%的比重：广大农村有70%以上实现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盐碱地被改造成优良的土地；全国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厂，为农业创高产准备了当家的条件；袁隆平杂交水稻和其它高产农作物的改良获得成功，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所有这些都是技术改造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向农业现代化过渡创造了优良的条件。然而，由于1983年后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农业技术改革和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骤然间被终止了。这主要表现在，分田到户后，“大跃进”中建立起的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分田到户形成土地碎片化，机械化作业失去了市场，农村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时；后来的实践表明，由于械化作业失去了市场，不久又导致机械制造业的萧条，机械制造业的萧条又导致重工业的市场疲软，使当年辽宁等老工业基地陷于难以正常运转的境地，接着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大批工人阶级下岗丧失主人公的地位，接着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国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这种重大的社会演变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怎样评价这种变化呢？讲到这里，笔者联想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关于包产到户前景的预见是那样的深刻准确。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的国家就不安稳了。”还说，对于包产到户，“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引自《毛泽东传》）中国今天发生的问题，出现的局势，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毛泽东当年反对和忧患的问题都精准的应验了。取消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垮台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被中断了，怎么还会有根本的出路呢？如果有了根本的出路那不成了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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