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很久以前，要发生煤矿事故，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而现在，即使发生煤矿事故，也难引起关注，存在的，最多是一串冷冰冰的伤亡数字。
他们已经被遗忘。
2013年7月下旬，我们来到了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当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矿区小城时，看到有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在矿区办公楼前耸立。
双鸭山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现有26.6万员工，是中国500强企业，下设9个子分公司。8年多来，这里矿难不断，事故人数最多的一次，死了171人。
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这个群体，承受着今天的“中国痛”。
跌入底层的矿工
凌晨4时，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矿山冒着烟，许多人还在睡梦中，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家中，常师傅40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3口唯一的经济支柱，妻子没有工作，女儿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2万多元。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和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户区，这里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他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
常师傅每天下井前，在段长带领下和工友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上午7时，一部车将已完成井下8小时工作、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 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了煤炭工人的标志。
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一切都很不方便。
这样的工作，一周7天，没有休息，每天三班倒，7时~15时，15时~23时，23时~7时，每10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10小时，有的会达到12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工作时间在28天到30天之间。周六日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工资。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1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不到煤价的1/10，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平均每月才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拿到1700元左右了。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近10年，大部分国企都难逃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新成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还是被抛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
主体性早已不再
19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对此他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快50岁的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和矿上的其他工人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这所有似乎“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工人每天都在这里重复，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
随着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报价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成必然。
最近，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4口只能喝西北风了。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每天都要面对危险。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最常发生的是顶板松塌。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即使安全措施到位，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头部，后果会非常严重。
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矿难工人的妻子小丁，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她丈夫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两人婚后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不久，小丁便怀孕了。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现在，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坚强的小丁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能不能长大呢。”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的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单位社区，这一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的方式，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10几20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社区认同感。
可以看出，单位制社区还是过去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被决定的命运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10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过来和我们聊开。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几无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比较幸运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说，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在我们的走访中，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使得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
他们是弱者。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
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
国家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它们或者把管理权和社会资源控制在官僚手里，或者控制在资本家手里。结果差不多：管理阶层、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在收入方面拉开很大的差距，后者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冒着极大的风险，才能在“市场”中求生。他们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在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梦。
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甚至连喝水、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本文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她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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