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博士的“厄运”
对黄云凌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厄运。
纠结了一个多月后,黄云凌最终去了福州市汽车南站,摆起了地摊。
他是厦门大学的管理学博士,毕业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从开始求职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摆地摊,黄云凌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田地。
“最讽刺的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如今自己却沦为弱势群体。”他说。
这一切,都因为命运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先天性脊柱侧弯”,俗称“驼背”。黄云凌身高刚到1米5,头部前驼,且因身材过于瘦小而显得全身比例不协调。
从出生至今,黄云凌已经与身上背负的这个“伙伴”抗争了27年。
他曾经相信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对抗命运的不公,一度因为考上博士而希望大增,可是求职过程中接二连三的遭拒,还是让他感到现实的冰冷。
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
摆摊
2013年11月21日,福州的初冬,中午气温接近二十度,不太冷,长袖衫外面套件夹克就行。从借住的姐姐家到福州汽车南站要一个多小时。黄云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书包,里面有从淘宝上200多块进来的“民族风情”挂饰。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一个多小时里,黄云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个“自尊心很强”、“脸皮很薄”的人,在公众场合摆摊以诉说自己的不幸,还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眼光。
中午12点,黄云凌到了汽车南站,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已有好些小摊贩,卖化妆品、卖书、卖工艺品的。
他观察了两天,早就踩好了点。有个卖字画的大爷,摊子大,吸引人。在大爷旁边,黄云凌铺开一份报纸,摆上小挂件,开张了。
不一会儿,“驼背”青年黄云凌和摆在“摊位”上的博士毕业证书,就引来围观。揣着名校博士文凭竟然找不到工作,就因为形象?
最早跟他搭话的还是身边那位大爷。大爷是地质队退休的,退休工资很高,闲来无事,摆摊卖画纯属娱乐。“他最先跟我拉家常,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要让一个博士出来摆摊什么的。”
一个福州市第六医院的阿姨虽然没买东西,却对着黄云凌说了很多:年轻人不错啊,蛮聪明的,是个人才啊。社会不公平,要努力,不要放弃啊。李嘉诚当年也是白手起家。有空去第六医院急诊科找阿姨啊……
有人打了报社的热线电话,不过还没有等到记者来,城管来了。
前两天“考察”现场时,黄云凌曾亲耳听到城管对小贩们喊:快走,不然弄死你!当时他心里一阵“恶心”。通过打听,他专门挑了个吉日来,这天应该不会遭遇城管。谁知“上头要检查”,城管突然袭击。
黄云凌离开时是下午2点,可就是2个小时的摆摊经历,让黄云凌成了新闻人物。
回姐姐家不久,黄云凌就接到了当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厦大博士摆摊被城管劝离,因残疾求职屡碰壁”的新闻登上报端,传遍网络。黄云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几天之后,姐姐才从网络得知“摆摊”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当面提过。多年来,对黄云凌因身体原因造成的尴尬保持“若无其事”是家人的默契。
“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畅想过,自己有了事业基础后,要谈个恋爱,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毕业的时候,让全家都来厦门,一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邻居会“算命”,曾给他看过面相,说他“前额饱满、五官端正”,“将来一定是有作为的人”。
然而好运却像突然被扼断一样,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歧视
求职之初,黄云凌也是信心满满,气定神闲。
2012年年底,毕业半年前,黄云凌递出第一份简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广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岗位。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没有结果。当时他因为博士尚未毕业,并没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师范类大学和泉州一所大学。前者的系主任对黄云凌的简历和研究计划非常满意,两人电话谈得“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的面试,却第一次让黄云凌遭到打击。
面试当天,黄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学一道前往。结果,见到黄云凌本人后,校方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弯。
面试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同学在试讲时,校方领导态度很热情。而当黄云凌站上台试讲时,台下的人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没有人认真听”。
试讲原是20分钟,在黄云凌回答某老师提问时,院长突然打断了他:“快点吧,多余的话不用讲了。”
面试后校方请两人吃饭,院长和行政人员热情地向同学介绍员工宿舍如何如何,附中附小以后孩子上学很方便云云。黄云凌完全被晾在一边。他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内心煎熬着,但他必须保持形象,不能太情绪化,只能在尴尬中坚持到饭局结束。
回家路上,黄云凌给那位对自己还比较欣赏的系主任发短信询问,系主任发来投票结果:7:2:1。其中7票是弃权票。2票反对,1票赞成。
这次失败让黄云凌清醒地意识到,身体残疾必将成为他求职的障碍。之后,黄云凌决定“调整策略”:除了高校,也投科研机构;除了发达地区,也投西南部地区;除了较好的学校,也投二三流学校。
黄云凌连续向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二十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出简历。不少单位对他表示出兴趣,但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都以“专业不对口”、“编制问题”等各种理由回绝,或者是没有了消息,无限“拖延”。
广东一所高校院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
另外一个学校院长的答复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是招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不到别人了。”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到广东某高校院长,该院长默认了黄云凌遭拒的事实:“现在学校进人条件的确越来越严格。许多高校,聘用教师需要国外留学经历、或本科是所谓211高校。”
“这也是一种变相歧视。”该院长说。
黄云凌也应聘过家乡社保局的选调生,通过了“体检”和省委组织部面试,但仍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过接下来的地方面试,有人道出实情:选调生以后当领导要上台讲话,“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长跑
在厦大,黄云凌曾经重建了自己,不仅获得了“人类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历”,也逐渐训练自己达到超越个人不幸的“境界”。
在海滩沿着海岸线夜跑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30分钟左右,5公里,海风拂面,海水深沉。“跑到两三公里时,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冥思’状态,所有的想法都排空了,那时候会非常快乐。”
六月的毕业季,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灿烂,黄云凌则没这个心情欣赏。直到毕业,尽管求职屡屡受挫,他也没有在同学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消极。
在一位和黄云凌硕博同学六年的广东同学眼里,黄云凌自始至终都显得很“乐观”。“经常看到他形单影只的身影穿梭在自习室和图书馆中。”而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黄云凌在电脑前写文章、工作时的背影。
“那个背影比一般人都要缩小,因而显得与周围环境不太协调,而黄云凌打字要比其他人困难一些,那个背影显得格外努力,格外让人感动。”
这位“广东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厦大,成为这届博士里“走得最好”的。
在很多同学眼里,黄云凌是最专注于学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杂念。博士期间,他参与导师多项课题,并申请和主持了一个省社科以及一个博士创新项目。他的导师徐延辉说,“一般来说,博士只要发表两篇论文即可毕业,他发表了五篇论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上均可查询到。我们完全按照正常程序培养,毕业时他已经达到了博士的学术训练要求。”
黄云凌的几位博士同学对他的一致印象是“上进”、“自信”,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学,英语也不错,还经常帮同学看文章、提思路,“科研能力在我们这届博士里可以排在前列。”大家从没想过黄云凌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都以为,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像他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地方可去。”“没想到连他‘看不上’的单位都拒绝了他。”
黄云凌的亲戚朋友也“动了能动的关系”,想帮帮他,但最终多卡在“形象”上。进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似乎越来越遥远。
拖延和无尽的等待,消耗着黄云凌的信心和自尊。家人和黄云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爸妈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还让我考虑去中小学教书,他们觉得我可能要求太高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而另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表哥也对他表示,让他这样的人进体制,大学领导也有难处,老师台风重要等等,建议他采取“寻求同情”、放低身段的策略……
这些都让他感到更为孤独。
“摆摊”之后,在媒体关注下,黄云凌的确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邀约,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美容整形、医疗器械、食品行业”,还有提出“现教”雕刻的。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希望他去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比较专业对口的工作。
他想再等一等研究所和大学的面试结果,虽然已经等了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决定转投企业。
这半年来,黄云凌反思自己的确乱了“阵脚”,连跑步也中断了,“面对逆境举重若轻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受诸神惩罚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重复滚下,西西弗反复拼劲全力推上去,反抗荒谬的命运。这个让他流泪的故事也让他一直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神,谁又是西西弗?
27年前以令人遗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爷爷做主将他抱在怀里“一视同仁”地疼爱。在那个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在街边的时代,黄云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福了”。而他则不得不面对与自己背负的“伙伴”抗争一生的命运。
(文中张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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