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的王应燃早早学会了自己长大。生母因不堪忍受家庭困境出走时，他刚会走路。因伤重残的父亲，带着他靠低保和亲邻的接济过活。
苦难生活让这个孩子过早成为“小当家”。他懂得照顾父亲，会洗衣做饭，拿手菜是“炒菜花”，家里最醒目的墙面上贴满了他的奖状。
土豆，是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山里娃最喜欢吃的，自从2013年年底每月多了400元的困境儿童救助金后，他才“每天都能吃饱”。玩具，是他“不喜欢、不需要的”，只是有时看到同学的小玩意儿“也想摸一摸”。
王应燃所在的贵州大方县，和他境遇相似的困境儿童有近1500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有数百万名困境儿童。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不是孤儿，却可能面临着更加悲惨的境况，有的孩子父亲被判刑、母亲不知所踪，自己去流浪;有的孩子母亲去世，父亲另娶后也不再抚养他;还有的孩子重度残疾或者是艾滋病患儿……
在12月12日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前夕，几名浙江大学的90后学生制作了一条融合各种网络热词、元素创意而成的宣传微信，让更多人知晓原来“双十二”不只有新一轮网购狂欢，还有一个最弱势的群体需要关怀和救助。很多人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挥霍的现在，可能是他们想盼却盼不到的未来。”
被认为能给这些困境儿童“雪中送炭”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在我国起步不久。2013年8月，民政部正式启动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把困境儿童确定为重点保障对象，第一批在江苏昆山、浙江海宁等4个县市试点，2014年第二批在46个市(县、区)开始了试点工作。
作为贵州唯一的试点县，大方县每年从县财政列支约700万元，专门给不能纳入孤儿保障体系的困境儿童每月发放400元救助金。每年拿出这700万元，对大多数中东部县市而言，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对大方这个西部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却要“勒一勒裤腰带”。
该县捉襟见肘的财政情况从其所用的政府办公楼可窥一斑：一座4层小楼，褐黄色的墙皮已斑驳脱落。这栋用了10年的办公楼还是租来的，而据工作人员介绍，搬来这里之前，他们的办公地点是一处危房。
尽管给困境儿童掏这笔钱，大方县没犹豫过，但县委书记张瀚时也坦言：“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关于救助困境儿童，刻在张瀚时脑海里的，是两个让他“自感渺小”的普通人的故事——
一名中学老师，收留了3个流浪的困境儿童。孩子在外漂泊染上偷窃恶习，老师家中的钱财不止一次被盗，但这位老师还是坚持将孩子留了下来。后来，老大、老二分别在中考和小升初时考取了全校第一。
一名农村老人带着3个儿子去湖南打工，大儿子和二儿子因救落水者相继去世，老人带着两坛骨灰和两万元抚恤金回到了家乡。儿媳改嫁后，年迈的他带着两个孙子艰难度日。一年春节前夕，张瀚时走访慰问困难户，问老人还需要哪些帮扶。这位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不提家中窘境，只说，“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村民的饮用水也还是个事儿”。
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是“民间自助”困境儿童的例子，也呼唤着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加大救助扶持力度，兜住这条民生底线。
事实上，政府也一直在行动，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被认为是给困境儿童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传来惠及困境儿童的“好声音”：“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这是王应燃的父亲最想看到的。他行动不便、几乎失明，身体每况愈下，这个自称“无能”的父亲，对儿子既愧疚又严苛，“必须得让孩子学会自己长大”。
只是，小应燃的童年因此失去了很多色彩。在自己长大的困窘生活中，他有时会很想念妈妈，即便他还没来得及记住妈妈的模样。(记者 王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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