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贫困常常是一种周期性地被“再发现”、带有某种令人吃惊的特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科学界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当阿拜•斯密斯与彼得•汤森热情地讴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繁荣的福利国家的时候，其中的英国却被发现残存着严重的贫困现象。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所描述的战争爆发前所发现的英国国内的阶级贫困状况，也是一段广为人知的故事(BrianAbel-SmithandPeterTownsend,ThePoorandthePoorest:ANewAnalysisoftheMinistryofLaboursFamilyExpenditureSurveysof1953-54and1960,London:G.Bell,1965;GeorgeOrwell,TheRoadtoWiganPier,London:VictorGollanczLtd,1937.)。从布思到彼得•汤森，英国人持续不断地展开着调查贫困的活动，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从未中断过。当然日本也是如此，抛开舆论层面的关注，从横山源之助到江口英一持续编写的《社会调查的源流》也都不断发现，明治以后，日本社会底层一直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的贫困层(江口英一編：『日本社会調査の水脈-そのパイオニアたちを求めて』、京都：法律文化社、1990年。)。无论是在高速发展时期还是在泡沫经济时代，即便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来看，我们依然可以再次确认，日本社会也从未消除过贫困(高速发展时期的情况可以参见江口英一：『現代の「低所得層」-「貧困」研究の方法』(上•中•下)、東京：未来社、1979年;泡沫时期的状况可以参见水島宏明：『母さんが死んだ-しあわせ幻想の時代に』、東京：社会思想社、1994年。)。
然而，这些学者揭示的贫困“再发现”却依然令我们吃惊，也引发人们的质疑，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贫困现象被刻意掩盖而无法让人们真正看到。当人们看到了被掩盖的现实的时候，自然会表现出吃惊和抵触。那么，为什么看不到呢?试想，如果人们受到一种刻意否认贫困存在的势力的操控和影响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些误解：第一，我们会认定富裕和贫困是无法共存的对立物,即单纯地以为社会富裕之后，贫困就会自然消失。这是对于贫困认识的最根本的误解。第二，我们会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的努力不够，将其完全归结为个人的过错。这一想法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存在的、阻碍人们对贫困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陷阱。特别是在公然主张将个人能力主义作为社会的组成原理的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极为容易被接受的观点。一旦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话，贫困就变成了个人的责任，而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在问题意识上被斩断了。第三，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对于贫困的印象往往是：饥饿的孩子、无法蔽体的衣服、难挡风雨的房屋等，如果以这样绝对贫困的印象去环视四周的话，贫困似乎确实是看不见了。然而，即便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总是能够目睹到无家可归者展现给我们的贫困现象，依然无法否认贫困的客观存在(岩田正美：『ホームレス/現代社会/福祉国家』、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下面，笔者将从揭示上述这些误解入手，深入探寻对于贫困问题的正确认识。
一、关于贫困问题的三种误解
1.关于“富裕与贫困无法共存”的误解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有一段著名的关于贫困与富裕的关系的论述：“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马克思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因为存在着贫困与富裕的对立，才会有进步。阶级社会的活力并非源于所有人的富裕，而是源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日益贫困与一部分人日益富裕所形成的对立结构。繁荣与富裕的时代正是衰退与贫困凸显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6-568页。)。因此，绝不能说社会迎来了繁荣，人们享受了富裕，就一定能够保证自动地消除衰退和贫困，现实也正是如此。
那么，如果不能对社会的繁荣和富裕抱有天真的期待的话，贫困和衰退到底要如何解决呢?我们说，在阶级社会尚存的残酷现实面前，要彻底消除贫困，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了。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这段话寓意深刻，因为它提示我们：正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改造”才是避免“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从而“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要实现没有贫困的富裕，除了有意识地应对贫困问题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不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采取消除贫困的方法，世界的富裕就无法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这也从深层次说明了为什么只是单方面地实现富裕无法保证自动消除贫困的原因所在。
2.关于“贫困源于自身过错”的误解
英国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历史悠久。步入近代社会之际，面对已经凸显的贫困问题，英国先后出现了采取措施取缔贫困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时代、通过工资补助实现济贫法的人道主义化的斯皮纳姆兰法时代、19世纪尝试将之前的济贫对策制度化的新济贫法时代、维多利亚王朝时代发展起来的在中产阶级之间盛行的自欺欺人的慈善运动时代等。伴随这些时代的相继出现，早期的贫困问题研究也一直持续着。然而，这样的时代却也是人们受着一贯的、强烈的贫困观支配的时代，产生这种贫困观的原因是将贫困视为由于个人懒惰、命运不佳、不道德、没能力等引发的问题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此，布思和朗特利通过社会调查，不仅揭示了当时的贫困状况，而且极大地动摇了一直以来将贫困归结为个人责任的贫困观，他们向世人提出：贫困并非个人的过错，而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布思于1886年-1902年期间在伦敦、朗特利于1899年-1950年期间在纽约，分别进行了3次贫困调查。)。社会科学的贫困观由此开始确立。
如果是社会结构导致一定时期内一定数量的生活贫困者以社会阶层的形式出现，抑或是成为社会问题的话，那么重要的就不是什么样的个人才会跌入生活贫困者的池塘这样的个性问题了，而首要的应该是社会性问题，即准备了贫困的池塘等着接收个人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以抢椅子游戏为例进行说明就比较好理解了，只将少于定额人数的座位准备在房间里，再将人们赶进去，让他们相互冲突、相互竞争、抢夺椅子时，抢椅子的游戏就开始了。如果按人数准备椅子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有椅子坐，但是如果房间(社会)的空间有限、椅子(资源)也有限的话，椅子的位置、大小、优劣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别，占据高于一定标准的椅子的人出现的同时，只得坐上无法满足一定标准的椅子的人，或是无法坐上椅子的人也会出现，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大的问题不是谁坐在哪里，而是产生椅子差别的自然结构。社会科学的立场当然应该明确，采取其他任何立场也应该如此，即绝不能将个人作为各种关系中负责任的一方，因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3.关于“贫困现象的认识”的误解
上述两种误解以社会科学的视角判断的话，其实只是极为单纯的误解而已，因此消除这些误解也并非难事。可是，这第三种误解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因为这种误解中包含着极为本质的问题，诸如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贫困问题就包含着：贫困是什么、生活贫困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等问题。这样就使我们必须正视关于贫困问题的最棘手的讨论。
在此，我们需要为贫困这一古老的概念注入新的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发现贫困的事实正说明这一需要的重要性。在“贫困的再发现”的很长的一段历史中，这次的再发现具有独特性，那就是它与至今为止的“再发现”既不同，又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是在全球化视角下展开的“再发现”，并经常表现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性机构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必须承认，它们对于这一古老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期望和解决办法。下面笔者将就贫困问题在新时期所具有的特征提出自己的两种新见解：第一，从人类发展的视角认识贫困。第二，通过调查发现全球化导致贫困的不断扩大。
二、对于新时期贫困问题认识的新见解
1.从全球化的本质认识贫困问题
1990年是国际机构在贫困方面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作为主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也开始出版发行《人类发展报告》(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HumanDevelopmentReport 199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1990年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机构发展路线的范式转换之年，其实是有迹可循的。20世纪80年代是新古典主义研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结构调整方案)发挥压倒性影响力的时期，当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拉丁美洲各国深陷巨大的累积债务之中无法自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及南亚各国贫困问题十分严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国(NIES)表现出良好的经济状况，这使新古典派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说服力。然而，也是在这些国家濒临金融财政破产的这段短暂时间，国际机构逐步推进了范式的转换。198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文件中对于“结构调整”提出了“人性化的调整”，提出对于全球的弱者给予保护的必要性，这些提法体现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灾祸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G.A.Cornia,RichardJolly,andFrancesStewward,eds.,AdjustmentwithaHumanFace:Vol.〖STBX〗1〖STBZ〗,ProtectingtheVulnerableandPromotingGrowth,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世界银行也承认这样的批判，认为在结构调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应对贫困的对策(以《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为开端，直到《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根绝世界的贫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课题”(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的话)的课题认识贯穿世界银行整个20世纪90年代。)。
与这一动向相呼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发行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以阿玛蒂亚•森倡导的“潜在能力”概念为依据，首次将“人类发展”的改善确定为发展经济的目标(的确，森的潜在能力概念针对于主流经济学派的价值论——效用论而言，是以人类发展为主体作为基础的价值理论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正如西川润所指出的：“由于森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人权基础上的，因此无法与民众、社会运动相关联”，不能忘记这一点(西川润：《为了人类的经济学：发展与贫困的思考》，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289页)。正是这一点，在森与汤森的论战中(1983年-1985年在《牛津经济研究(OxfordEconomicPaper)》杂志上进行)，成为汤森对森展开“个人主义”批判的核心。)。认为所谓人类发展就是扩大人们的选择，为了把握人类发展的状态，需要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即“寿命、知识、生活水平”指标化。寿命是指“平均寿命”，知识是指“成人识字率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合计”，生活水平(一般人的生活)是指关注“人均实际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换算)”，并将三者合成指数，制成人类发展指数(HDI)。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后每年发布世界各国的数值和排序，而在1997年的《贫困与人类发展》报告书中，更首次提出以人类发展指数为基础的贫困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国連開発計画：『貧困と人間開発』、国際協力出版会(滋賀県：古今書房)、1997年、第1章。)，由此出现“人类贫困”与“人类贫困指数(HPI)”的概念。所谓贫困不只是指物质上的匮乏，从剥夺对于人类发展而言最为基本的机会与选择而言，也不只是收入贫困与粮食贫困，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以“人类贫困”为出发点去考察。此外，衡量这种贫困渗透程度的综合尺度则必须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三个指标被剥夺的状况，即必须考察符合寿命的剥夺(不满40岁死亡人数的比例)、知识的剥夺(成人的文盲率)、一般生活水平的剥夺(三个变数的组合)三个主要指标的人口比例(HPI-1)。之后，在1998年的《消费模式与人类发展》报告书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提出考察发达国家贫困状况的新指标(HPI-2)(国連開発計画：『消費パターンと人間開発』、国際協力出版会(滋賀県：古今書房)、1998年、第1章。)，并将三个组合指数的衡量标准做出调整，分别改为：寿命上预期不满60岁死亡人数的比例、知识上功能性识字能力(读懂药瓶标识、能够为孩子阅读)不足的人口比例、生活水平上个人可支配收入低于中间值50%的人口比例，并且加入一个新的变数——“社会性排挤”(一两个月以上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这样一来，第一次确立了覆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的对于贫困的认识。
立足于人类发展视角的这一对贫困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思考人类到底应该如何的人类观背景的、并继承了以此为依据的贫困认识的传统的观点。说到底，具有怎样的人类观是对于贫困认识的前提，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河上肇在《贫困物语》的一开始就这样写道：“想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重要的东西大概有三个，一是肉体(body)、二是精神(mind)、三是灵魂(spirit)。因此，人类的理想生活只能是维系这三种东西的健全，并促其发展……如果存在着连保证肉体(body)、精神(mind)和灵魂(spirit)这三种东西的自然发育所必需的物资也无法得到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都应被称为贫困者。”(河上肇：『貧乏物語』、東京：岩波文庫、1947年、12頁。)
河上的这种阐释，只是为了把“第三种贫困”与从比较的含义上谈及的贫困(“相对于有钱人所说的贫困者”)以及身为被救济者的贫困(“依靠接受其他救助人的慈善维持生活的人”)相区分，并将其作为问题的核心来探讨而已。他接着又这样解释：“所谓人类的理想生活就是，既要衡量并推进我们自身的肉体生活、精神生活(mentallife)以及道德生活(morallife)的发展——换言之，就是我们自身要维系自己肉体、精神(mind)以及灵魂(spirit)的健康，并促进其发育——又要衡量自身以外的其他人的肉体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发展、提高的状况，并对这些做出分析的一种生活。”(河上肇：『貧乏物語』、東京：岩波文庫、1947年、134-135頁。)这里揭示了从人类发展的视角对贫困理解的共同认识。
2.对于贫困状况的全球性调查
虽然同样是国际性机构，世界银行对于贫困的理解却是有点机械了。世界银行是从我们前面提到的收入贫困的观点来认识贫困的，即设定国际贫困线，并分别将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设定为收入(或支出)水平一天在1美元(购买力评价=PPP美元)以下、拉丁美洲一天是2美元、独联体各国一天4美元、以美国为标准的发达国家一天是1440美元，而且将发达国家的国内贫困线设定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中间值的50%。这的确是一种容易把握贫困的方法，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随着世界银行的全球性贫困状况调查报告的发表，人们却发现了不曾了解的重要证据。
世界银行为了制作《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对全球60个国家的6万贫困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调查，听取了这些人的想法、经历和希望，并出版发行了题为《穷人的呼声》的报告书，形成包括第一卷《谁倾听我们的声音?》(2000年3月)、第二卷《呼唤变革》(2000年9月)、第三卷《在广袤的土地上》(2002年1月)共三卷本的系列丛书(VoicesofthePoorVol.1,CanAnyoneHearUs?,Vol.2,CryingOutforChange,Vol.3,FromManyLands,WorldBank,2000-2.)。
通过这一调查得以确认的最大的事实是，不断在全球蔓延的贫困体验是极为相似的，其共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贫困是多方面的;第二，国家提供的服务无法惠及普通的贫困者;第三，在贫困者的生活中，非政府组织(NGO)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第四，家庭在贫困的重压下不断解体;第五，贫困者们唯一的“保障”——社会联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生活在发达国家的贫困者们也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的贫困体验(了解日本现状，需要关注的文献有西尾祐吾：『貧困の世代間継承に関する研究』、東京：相川書房、1999年;青木紀編著：『現代日本の「見えない」貧困-生活保護受給母子世帯の現実』、東京：明石書房、2003年;岩田正美、岡部卓、清水浩一編：『貧困問題と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公的扶助論』、東京：有斐閣、2003年。)。
三、正确认识“穷忙族”现象
最后要谈谈近年来引发关注的“穷忙族”(Workingpoor，指终日辛苦工作，却依然贫穷的一族)问题。本文所讨论的人类贫困既不仅仅是指差别上(河上所说的第一种贫困)，也不是指被救济的贫民(河上所说的第二种贫困)。然而，这些贫困却无法与人类贫困完全割裂开来，这些贫困相互关联并共同作用，导致了“穷忙族”问题的出现，这才是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
“穷忙族”问题的背后虽然是劳动市场中工资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但若以社会结构的视角审视的话，就不难发现现在的劳动市场有着必然产生“穷忙族”的结构。例如，比较一下日本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和最低生活保障支付额，就可以一探究竟。现在，日本在法律上按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规定了最低工资额，每年这些金额还会变动。例如，东京2013年的最低工资是全国最高的，每小时869日元，最低的是冲绳和长崎等9个县，每小时是664日元(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不同地区最低工资全国一览表”，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minimumichiran/。)。一方面，生活保障费在计算最低生活费的基础上支付，例如，如果是居住在东京的20岁-40岁的夫妇带有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的家庭，一个月的生活保障费大约需要20万日元，再加上居住保障费用(假设住在公租房的房租是4万日元)，即使不计入教育费、医疗费，最低生活费也需要24万日元(关于生活保障问题，可参照“生活保护110”的网站(http://www.seiho110.org)。)。最低工资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最低生活费吗?不用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穷忙族”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因为人们设想了“忙就不穷(workingnopoor)”的状况。然而，如果想一下官方计算的最低生活费与官方保证的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的话，“忙就不穷”的状况就只能是一种特殊情况或是某种历史偶然了吧。因为劳动市场准备的是制造“穷忙族”的椅子，并一直在旋转着。
以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穷忙族”的增加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不断跌入相对过剩人口的行列。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完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8页。)他同时说明，相对过剩人口具有三种形式，即“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停滞的过剩人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穷忙族”，即“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的这一类工人阶级。马克思接着这样阐述道：“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0页。)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可见，关注“穷忙族”问题就更需要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作为研究问题的对象，敢于对这个一般规律的推行发起挑战，予以斗争，而想要消灭贫困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有勇气迈出开展这一斗争的脚步(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140个国家元首达成2015年之前努力消除贫困的共识(参见“千年发展目标”)。要想落实这一共识，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采取对抗行动的觉悟。)。
(本文翻译于渡边雅男的著作『市民社会と福祉国家——現代を読み解く社会科学の方法』、京都：昭和堂、2007年、第6章、170-185頁。经同意，有所删改。简介：渡边雅男，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译者：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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