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十月二十日消息称：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十月十九日发出通报：“日前一环卫女工在制止车窗抛物时，被一坐在宝马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环卫女工面部红肿并向警方报案。随后武汉市城管委向这名女工颁发了一千元的‘委屈奖’”。
在以解决当今中国的法治问题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前的十月十八日，武汉市女环卫工刘福香在制止一个坐在宝马牌轿车里的年轻男子向车窗外抛洒垃圾的不道德行为时，年轻男子不但不听从制止，反而下车抓住刘福香的衣领，接连搧了刘福香两个耳光。在殴打完刘福香之后，“宝马男”又嚣张地说：“你只管记下我的车牌号，我不怕你报警。”然后便上车潇洒而去。
在接受调查时，刘福香说：“我从头到尾还手，也不敢拦他，他比我高一个头。”
“宝马男”之所以敢如此的嚣张，盖因为其肯定是一个先富起来的人或者让是富二代。而政府之所以要为刘福香颁发“委屈奖”，就在于她还是一个待富者。
待富者，为改革教长老级的人物厉以宁所创的一个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名词，意思就是指那些有别于已经富裕起来的少数人之外的、至今仍然还处于穷困之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目前的待富者，绝大多数都是象刘福香这样的工人与农民以及还不如她们的那些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等必须要靠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生存下去的劳力者。
慕尚虚荣的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极其讲究面子的。因此在我国民间也就很早就形成了“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样的习俗。由于打别人的脸是极具侮辱性的行为，因此往往也会招致被打者的激烈反抗。刘福香被人连打了两个耳光没有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敢。而也正是由于刘福香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侮辱而没有敢反抗，所以武汉市城管委才为刘福香颁发了高达一千元钱赏格的“委屈奖”。光天化日之下，刘福香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侮辱之所以不敢反抗，不可能是出于体力上的差异，而只能是摄于法律的威严，或者更可能是已经泯灭了反抗的意识。
在毛泽东的时代，党和政府号召中国人、尤其是号召中国妇女的是“造反有理”和“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等。如今，政府却为受辱的中国人、特别是为那些受辱的中国妇女去颁发什么“委屈奖”。然而如此高赏格的“委屈奖”究竟能奖励出什么?恐怕奖励出的只能是中国人惯常的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奖励出的只能是中国人一贯懦弱的那种国民劣根性。
国民性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人的性格。而在整个民族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共性，就是民族的性格。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更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就在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和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所倾诉的“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象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这样的柔情蜜语言犹在耳的时候，针对我国在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情与合理做法，出席第十二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却恶狠狠地进行了如此严厉的威胁：“如果中国试图限制本区域的航行自由或忽视国际规则，美国将不会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危害了地区和平，中国没有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对东亚的繁荣构成威胁。对那些妄图挑起世界恐慌的，我们将打败你。”
南海问题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失去了南海，中华民族也将失去未来。而面对在国际公开场合所遭受到的如此严重的威胁与侮辱，让人感到惊讶与不解、甚至是感到恐惧的是，除了率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对话会上面带微笑地说了几句维护我国面子的不痛不痒的场面话之外，我国政府对此却竟然没有进行任何的回应。特别是我国国内的所有官方媒体在报道此事的时候，更是连哈格尔全部的威胁话语，都没有敢向自己的人民公布。以至于十三亿多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其中包括那些下岗失业失地的工人和农民，尽管至今仍然还逃脱不了朝不保夕这般的生活窘迫，甚至还要遭受靠妻女卖淫才能生存下去的这样侮辱和折磨，却也依旧沉浸在公知们所意淫出来的“崛起”、“盛世”和“中国梦”这样的梦境之中。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外交理念，最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国民性。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在自己国家的内部，不会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只有在对外交往、交流、对比、碰撞的过程中，才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十多年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个私有化改革的号召和为了鼓励、纵容、保护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法律及政策，不仅撕裂了中国社会，而且更使少数先富起来的劳心者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吃人的野兽。把多数沦落下去的劳力者和他们的子孙，都变成了不仅要遭受奴役，而且如有必要，还会被野兽吃掉的牲口。而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几千万的工人被赶出了工厂的大门，几千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从而使他们都和刘福香一样，成为了受人歧视、剥削、压迫、甚至是侮辱的劳力者。正是由于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劳力者们的悲惨命运，因此当私有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时候，才遭到了通钢工人的大规模激烈反抗。而通钢工人大规模的激烈反抗，也使劳心者们意识到了就象俗话所说的“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那样。任何迫使人民不敢反抗的手段，也终究不如彻底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而要彻底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那就只有恢复孔孟之道的统治思想的地位。而只要恢复了孔孟之道的统治思想地位，那就在喝干了人民的血之后，还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难理解在准备彻底摧毁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即将启动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要高调地纪念孔子的诞辰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采取的这种民族内部的竞争机制，尽管方便了把中国十几亿的劳力者都变成人口红利，把十几亿的中国人民都变成了任人奴役、宰割的牲口，但这却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竞争能力。因此同样也就方便了帝国主义这头国际野兽吞噬整个中华民族，所以美国这才敢越来越猖狂地威胁、侮辱和遏制我们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弱，而美国却又越来越暴露出它要吞噬我们中华民族的野心的时候，抛弃毛泽东思想而恢复孔孟之道的统治思想的地位，那纯粹就是在自寻死路。
野兽在任何的时候，终归都是要吃人的。但由于时代毕竟是进步了，于是就连野兽在吃人的时候，也变得“文明”了起来。因此吃完人之后，也往往会给被吃的人颁发一项“委屈奖”。三十多年来，为了少数人的先富起来，中国的工农大众因为性格懦弱尽管受尽了委屈和侮辱。然而只要中华民族在，那么中国的工农大众迟早或许还能得到政府颁发的一项“委屈奖”。可是如果由于民族性格变得越来越懦弱，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这头国际野兽整体吞噬了，那么中国的工农大众恐怕就没有刘福香那么“幸运”了。而只能是在中华民族象印第安人那样被整体灭绝之后，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体而获得一项由美国政府颁发的象“美国人最佳朋友奖”那样的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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