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太空虚，生无可恋。爸，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妈，儿子不孝，不能孝顺您了。振(注：雷康的弟弟)，照顾好爸妈。雷康 2013.5.18”
以上45字纸条，是24岁的湖北省汉川籍大学生雷康，从武昌的租住屋悄然消失前留下的，7天后被租住在对面屋正准备考研的一位同学发现。雷康于去年6月在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专科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遇挫，今年过年后来武汉找工作又一直未有结果，于是选择了出走。家人近两日纷纷从外地赶来武汉寻找。“孩子啊，你在哪里，你先回来啊!”昨日，雷康48岁的父亲雷国祥伤心不已地这样呼喊着。(详见2013年5月29日《长江日报》)
第二天，同一家报纸又报导说，“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后面湖里瓢着一具女尸”，经查死者为该校大一的女学生。该校校长因此而在其微博上向学生们呼吁：“娃子们，此刻心连心，手挽手，共同去面对生命的不幸。”
而据知情人士介绍，在该市的几十所大学里，每年都有少则十几名、多则几十名大学生用跳楼、溺水、出走(无归)等方式结束原本年青而宝贵的生命。他(包括她，下同)们基本都出自工农(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之所以选择轻生，正如湖北经济学院的那位校长所言，是遭遇到了“生命的不幸”。而所谓的“生命不幸”，与他们所遭遇到的家庭贫困，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有的甚至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上学，毕业后就业又十分艰难，即使就业工作太累、薪酬又太低，以致短期内难以还清债务，更不要说帮助家庭提高生活和解决个人婚姻、住房问题等等直接相关;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学中的那些新生富豪和贪官污吏们的子女，他们在学校里挥金如土，尚未毕业即已有了光鲜的工作岗位在等待着。在此情形下，他们感到生活无望，前途无望，于是选择死亡以求解脱。而处于这样悲惨境况的学生，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是很普遍的。雷康是他们中的一个。如此一来，他们自己倒是解脱了，却把无限的痛苦留给了生他养他爱他且寄厚望于他们却又因陷入贫困而无力从根本上帮助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和家庭悲剧就这样地在“和谐”与“幸福”中产生了。
其实，因绝望而选择自杀的，远非就读和离校不久的大学生，工人、农民、商业和服务业等等一切从业人员(如深圳富士康那惊心动魄的“十三跳”)，甚至就连作为社会管理者和领路人的党和国家公务人员中都时有发生。就公务员而言，既有一般公务人员，也有县处级干部，甚至还有厅局级官员。就年龄来说，既有青壮年，也有古稀老人，甚至还有未成年人(小学生)。因为自杀现象的发生是如此地经常和大量，以致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并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据权威媒体报导)。事实说明，改革开放深入进行30多年后的而今中国，无论是自杀率还是每年自杀的绝对数都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又为“特论”中国增添了一个“全球之最”;因之，我们在谈论“特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是不应该抹煞这一成就的。
如果绝望而仅仅只是选择自杀，虽则令人痛心，其社会后果也许还算有限。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改革的日趋深入和由此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治安恶化等等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和加深，有的绝望者已经不满足于用自杀的方式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恨。在他们看来，如果仅仅是“自个儿”死去的话，那就太便宜了腐败分子，太便宜了这个“万恶”的社会，死得不值。于是，他们便选择爆炸、投毒、纵火、绑架、凶杀(如上海的杨佳凶案，近年来屡屡发生针对小学生的校园屠杀案，本文刚刚写完又发生了“沪籍男子一夜杀6人”案——其中还有1名部队哨兵)等等极端方式以结束自己那已经不值得珍惜的生命。这些人要报复的是贪官污吏，而受害的却是无辜的群众。这样的事例而今越来越多，这里仅举一个最例：6月7日发生在厦门市的，导致47人当场死亡、34人受伤(其中多数人伤势严重;还有15名参加当天高考的学生，其中8人下落不明)的公交车纵火案。纵火者陈水总就是因为“自感生活不如意(据报导，“他和妻子都没有固定的工作，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有一个女儿”;“曾多次上访”而无果)，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用一个人的绝望带走了47条鲜活的生命(这还不包括高考学生在内的失踪者)”，而据目睹陈水总点火情形的幸存者事后回忆，点火时“他的嘴角还带着微笑”——那是一种怎样绝望得可怕的微笑啊(以上见事发时的众多媒体)。当此类自杀和报复社会事件频繁发生在公众的面前时，很自然地会给公众的心理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从而极大地增强着社会成员心理上的压抑感和恐惧情绪——因为社会中的人们都无法知晓这样的人祸哪一天会突然地降落到他们自己或者家人的头上。
俗话说“蚁蝼爱生命”。蚁蝼尚且如此，又何况人呢?倘若不是实在陷入到极度的绝望之中、实在感觉到走途无路的话，谁会去选择轻生呢?尤其是那些怀揣美好梦想的年青大学生们和好不容易熬过学生时代而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们。须知，他们年青的生命是更加值得珍惜的啊。
接连不断发生的绝望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那段话是：
“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见《邓选》第二卷第167页)
一读便知，他这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以此反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他可能不曾想到，在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持续进行30年后的今日中国，他当年对资本主义的这番揭露和描绘，竟然全都变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不仅如此，相对于某些社会风气较好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而今中国社会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他的上述描绘来看看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吧。
今日中国社会中“极端严重的绝望”已如上述。那么“极端严重的堕落”又如何呢?大量的事实证明，今日中国社会的堕落是空前的。就在上述刊登大一女生因遭遇“生命的不幸”而溺水死亡的同一家同一天的报纸上，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小学女生被校长、教师性侵的案例。
其中一则报导的标题为：“猥亵强奸7幼女 拍摄被害者裸照视频 小学教师被执行死刑”。报导说：“2010年9月，被告人鲍某某在某村小学担任被害女学生方某某(第一次被害时9岁)、徐某(第一次被害时10岁)、冯某某(第一次被害时10岁)、徐某某(第一次被害时9岁)、方某(第一次被害时10岁)、詹某某(第一次被害时9岁)、郭某某(第一次被害时10岁)的班主任或任课教师。2009年4月至2011年6月，鲍某某利用教师身份，以辅导学习、打扫卫生、打乒乓球等名义，先后将方某某、徐某、冯某某、徐某某、方某、詹某某、郭某某骗至学校器材室、办公室和油印室等处，强迫她们观看淫秽图片和录像，趁机摸弄各被害人的胸部、阴部，猥亵各被害人共计数十次;又以此方式，奸淫方某某、徐某、冯某某、徐某某、方某、詹某某共计数十次，并且拍摄该6名被害女学生的裸照或者被奸淫的照片、视频。”
另一则报导的标题是：“20天曝光8起小学教师性侵幼女案”。报导说，(自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工作人员冯小松带6名(其校长带4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被曝光，至同月27日，短短20天之内，有8起小学校长、教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案被曝光”，还列举了这8起案件的主要案情。为节约篇幅，相关案情就不在这里列举了。而众多媒体的一致看法是，已经曝光的这8起案件决不是这期间发生的小学生被性侵案的全部，必有多得多的案件因了种种原因而没有被曝光;同时媒体也一致认为，发生在小学生身上的性侵案件也绝不仅仅只在这20天中才有，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比如，早在2003年7月，教育部即已联合公安部、司法部针对相继发生的一系列教师性侵学生事件，下发了《关于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事件的情况通报》，要求各地学校严格管理，从严治校，并加强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这就充分说明，早在1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里的强奸猥亵女生案件就已经十分的普遍和经常了。20天即曝光8起小学校长教师强奸猥亵女学生案，此一事实充分说明，到了1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校园性侵案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至于在“特色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作为种种“潜规则”中的一个，老师对女学生的性侵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句广泛流传的“那边厢老教授又睡了女学生”的调侃，所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现实情况。
众所周知，教师向来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队伍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向来也被看作社会道德素质高低的尺度。为了提高教师的地位还专门设立了教师节，以便于他们集中地接受学生、家长和全社会的尊重(顺便指出，随着社会风气的恶化，所谓的“教师节”，越来越变成了学生及家长用大把的金钱或者用贵重的实物集中地对老师进行“感情投资”的“送礼节”)。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队伍里，却如此长期而又如此频繁地发生着不要说道德、就连人性也完全丧失的强奸猥亵女学生事件。难道地球人还不能由此而度量出而今中国社会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极端严重的”程度么?
当然，即以“性侵”而言，而今中国“极端严重”的性侵决不仅仅发生在各级各类的学校里，在党政官员队伍中同样令人发指。“十个官员九个腐，个个贪官情色种(包“二奶”、养情人、嫖娼妓等等)”就是全社会对当前官员队伍的总体判断。一个并非绝色亦无绝招的农家女子赵红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轻而易举地“撂倒”了包括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在内的十三个厅局级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有老婆加情人多达“一百单八将”;一个厅长，有情妇140多人;一个政府办的副主任，强奸幼女成性不说，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幼女进行奸淫，且录像以备长久欣赏;一个县的政协副主席，奸淫女性成癖，且非处女不淫……。中共官员在两性关系上的“堕落”和变态，已经到了何等“极端严重”的程度?然而，中国社会“极端严重的堕落”，决不仅仅表现在“性侵”这一个方面，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类人群中都有“极端严重”的体现。对于这些，社会中的人们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再说“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除上述令人发指的教师对学生、官员对妇女(包括幼女)的强奸猥亵案件外，社会中的其他犯罪，诸如假冒伪劣次、坑蒙拐骗诈、黄赌毒黑恶、偷盗扒盒抢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莫不都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就以药品食品中的重特大案件来说，30年来究竟发生过多少起，有多少人因此而致伤、致残、致死，恐怕只有天知道。至于前文已经提到的凶杀、绑架、投毒、纵火、爆炸、毁容等等恶性案件，也都时有发生。这些事件，无疑都够得上“极端严重”。社会因此而陷入到了恐怖状态之中。比如，复旦大学的学生投毒致室友死亡案就使该校学生长期陷入极度的心理压抑与恐惧之中就是一例。对于这些，社会中的人们也大多都有一本帐，在此也就不多讲了。
至于“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和“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等等。这些也莫不都变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
就以“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来说吧。经过30年的持续改革，在而今的中国大陆，百万富翁只能算个小富，千万富翁只能算个中富，亿万富翁或可算个大富。在亿万富翁中，财产如果只有一到几个亿，那也只能算个小富，财产在十几到几十个亿也只能算个中富，只有拥有几百亿或者更多的财产的人才能算个巨富。而所有这些富翁，他们的财富莫不都是依靠“超级利润”，倚靠“剥削和掠夺”而攫取的，亦即莫不都是因腐而富的。事实证明，当初所标榜的“勤劳致富，守法致富”，不过是纯粹的欺骗，或者是痴人说梦;事实是，越是指靠个人的勤劳和守法，就越是不能致富，越是只能受穷。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如今社会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泥巴”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事实上，把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改成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相较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老富豪，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旧富豪，而今中国的新富豪们都是在一些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的旗号下，统一由一些资改派官员们亲手扶植起来的，他们都被精英们看作“能逮住老鼠”的“好猫”而格外受到器重和保护。中国新生富豪们的这种罕见的生长条件和优厚的政治待遇，着实让欧美的那些老牌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和历史上的那些旧富翁们为之羡慕忌妒恨，却又无可奈何。
说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由于精英们将中国紧紧地绑在欧美(主要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马车上，致使以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导致中国的经济严重地陷入到极端的困境之中。对此，精英们一方面拚命地进行掩盖，同时也作了许多努力，却至今也无法自拔。至于“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那是再贴切了不过了。面对一个强大的新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形成，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早就沦落为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阶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早就处于世界最前列的状态。在此利益严重分化(或者叫分裂)的状态下，又何来“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可言呢?
不说广大的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干部，就说那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贪腐分子吧。按说，他们理应具有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然而，30年来的实际情形却是，他们中有的志在多发财，发大财，于是便利用职权拼命地贪污、索贿、受贿、卖官、鬻爵以捞取钱财;有的志在多玩弄女人，于是就一门心思地在女人身上做文章;有的志在当更大的官，弄更大的权，因此而拼命地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赤裸裸地跑官要官;有的志在出国定居，为此而拚命地聚敛钱财，一旦条件成熟，便将妻儿先自送往国外，自己则在国内“裸体做官”，以继续捞钱;有的志在……，如此等等，五花八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们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的人呢?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邓小平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描绘，今天竟如此全面而深刻地都变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呢?关于这个问题，他说的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的确，对于“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等等，这些原本都是由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因而只要哪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哪里便必然存在着这些东西，确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的。这就像阳光下的物体无法摆脱影子，风中的草木无法摆脱摇动一样。这是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因之，即使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受资本主义内在规律所支配，它就必然地“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等等这些消极腐败的东西。
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尺度：只要哪里存在着“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存在着“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的状态，那里便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而今的中国，已经全面地陷入到了“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陷入到普遍的“剥削和掠夺”，陷入到不能摆脱的“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和“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的状态。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不管“精英”们怎样罔顾事实，怎样地进行掩盖、粉饰和狡辩，都无法改变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改革的幌子下，照着欧美(主要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的葫芦画瓢而画过来的。但是，由于遇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致许多方面都画走了样，因之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相较，在许多方面比某些社会风气相对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糟糕，也因之而为那里的公道正义人士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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