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催生了童工奴工现象？
6月开始，广东茂名市300多名中学生(许多未满16岁)经一家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介绍后前往东莞、深圳做暑期工。据在东莞做工的学生反映，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从不休息，每小时工资3元。由于高强度劳动，几乎所有学生都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其中，16岁少女梁晓雯病倒在工作台旁，7月10日入院，7月27日死亡。(8月8日《新快报》)
大量花样年华的中学生甚至许多是未满16岁的孩子，“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从不休息，每小时工资3元”———除了没有明目张胆的拐骗、殴打、施暴之外，在笔者看来，上述发生在东莞的恶劣劳动场面，几乎就是此前著名的山西奴工童工事件的“缩略”版。然而，所谓“缩略”，仅仅是最极端虐待意义上的，而从事件的规模和普遍性上看，发生在东莞的童工奴工事件，其实一点也不“缩略”。如去年暑期，四川仪陇县大寅中学就曾发生过500多名大多年龄只有十四五的初中生被送到东莞“实习”的事件———“每天工作14个小时”、“加班迟到被体罚”。(《信息时报》2006年6月12日)
如此冲击社会文明底线的事件，为何会一再发生？最直观最表面看，近些年部分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或许是一个最直接的动因，如数据显示，仅东莞一地，近年的用工缺口就高达27万人———成年的民工不愿意干了、“荒”了，便把手伸向未成年人、童工，如果仅从纯粹的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来看，这无疑是合乎逻辑的。
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除了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我们还有制度理性、价值理性，比如在立法、执法等社会建制中所体现的保护弱小、惩处奴役他人的理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完全违背这种理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呢？
显然，这实际暴露的是我们许多相关制度的理性成色不足。比如劳动保障制度中的理性。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缺乏禁止童工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均有这方面的禁令，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针对政府自身的强力规范，这些禁令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仅仅规定，“劳动保障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使用童工的情况，不予制止、纠正、查处的”，应被追究责任。可是，如果劳动部门不去主动监督检查乃至消极回避，致使童工未被“发现”，应当负什么责任，上述规定则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范。
于是，现实中的情形难免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童工早已在当地盛行，而另一方面，有关劳动部门却可以长期漠然置之。不久前，有环保总局官员曾感叹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三不查”———“老百姓不堵政府的门不查、上级领导不批示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其实，这种行政冷漠，岂止是环境治理，劳动执法领域何尝不也是如此。
此外，另一个不能不提到的童工事件频发的制度背景是，现行教育制度公共性的严重匮乏。一方面，义务教育中的政府义务近年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远不是真正的义务———彻底免费的义务，另一方面，像高中这样的非义务教育，几乎成了高收费教育的代名词，不仅合法的学费昂贵、半合法的择校费动辄数以万计，不合法的乱收费更是一个无底洞。这样一来的后果便是，孩子们极易辍学沦为童工———或者是付不起学费，或者是为了去挣学费。据悉，梁晓雯在临终前留给妈妈唯一的遗言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无疑，这是一个16岁少女留给母亲的遗言，同时也是留给我们整个社会的诘问、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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