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的消失

巡夜：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之二——自由化、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的消失

全球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和影响之大，可能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十年前的预料。现在，世界上除了几块狭小的区域暂时还没有那么全面的融合到目前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之中去，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离开了这个事实去谈论中国的事情，已经彻底丧失了任何意义。中国受到全球的制约，全球也受到中国的影响——双方都已经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巨大力量。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危机，只有世界的危机；同样，世界的危机，也就是中国躲不开的危机。

二，自由化、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的消失

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是不容质疑的了，2006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已经为0.47。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报告《the Key Indicators 2007: Inequality in Asia》，《亚洲的分配不均等 关键指标2007专题章节》。报告指出，从90年代以来，中国有着亚洲第二大和第二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尼泊尔（2003年的基尼系数）。而尼泊尔正在发生着什么，想必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正在进行着革命。这场革命有可能以尼泊尔王室的覆灭而结束，也有可能才刚刚开始。

该报告指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成员体的基尼系数在过去十年中都增加了，如果考察绝对数据，收入较高的那部分人群的收入/支出的增加更是远远快于收入较低的那部分人群。报告指出，分配不均等加剧，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对消除贫困的影响。

这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印度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而受到广泛瞩目，很多人都把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在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上，印度也确实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虽然基尼系数并不像中国这样大，经济的蓬勃发展并没有使印度最贫穷的社区得到好处，印度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依然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过活。印度的开国之父们想要消除的贫穷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个国家。饥饿一直在印度乡村地区蔓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在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体重严重不足的儿童比例高达28%。医疗保健条件差，大量贫民无法受到教育，城市中有着巨大的贫民窟。此外，印度的外汇储备也在迅速的增加着。

那么，在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中呢？在亚洲发达的香港，贫富差距问题同样显现了出来。在2004年联合国消除贫穷日（10月17日）之际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香港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仅低于中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份报告指出，香港的富人收入是穷人的26倍；而且贫富差距在1990年代开始恶化，到2004年止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04年10月16日发表的调查报告发现，在2001年，最富有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是八万港元，其总数大约是全市家庭每月总收入的40%。同时，最贫穷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只有2977港元，占全市家庭总收入的0.9%。2007年6月，香港统计处公布了《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报告显示，1996年、2001年和2006年按原本每月住户收入编制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518、0.525和0.533。报告表示按当时价格计算，每月收入在4000港元以下的住户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由1996年的6.7%增加至2006年的9.2%；每月收入在4万港元或以上的住户在同期则由15%增至17%；同时，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户比例萎缩，月入1万至4万的典型中产家庭，十年间由超过61%下跌至55%。政府数据显示，在近七百万香港人口中，收入低于政府综援金 (从2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平均数的贫穷人口有95万！但一些民间组织的数字则显示，香港贫穷人口实际超过125万。低收入人士比比皆是:清洁工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另有调查显示，速递员绝大多数时薪不到港币30元，部分时薪更低至不足13元，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2007年8月19日，300多名印度尼西亚佣集会请愿、游行示威。他们在香港雇佣，法定月薪3400港元，她们实际拿到的仅有1500至2000港元。她们在香港受雇后，按香港政府规定，还需扣除10%的首月薪金给香港雇佣中心作中介费，但实际上93%的印度尼西亚佣都被抽取了3000港元。此外，15%的印度尼西亚佣被迫每天工作18小时，每周工作七天，这在香港都是违法的。香港人10年来聘用外劳数量增幅达36%，目前有外佣二十五六万人，其中菲（菲律宾）佣12万，印（印度尼西亚）佣11万，还有部分泰（泰国）佣、尼（尼泊尔）佣等。她们月收入才2000港元上下。她们是香港社会最底下的一个阶层。 其实，菲佣中间大学生的比例相当高。

前特首董建华曾经在一份施政报告中，使用了“扶贫”一词，要减少跨代贫穷，成立扶贫委员会，从此“扶贫”一词便天天见诸香港报端。今年在为选举香港新特首而进行的电视辩论中，候选人梁家杰指责政府官商勾结，不顾低下阶层利益，说自己才是那些“手中无(选)票、无钱、无权势的市民”的代表。这话导致曾荫权当即表示“香港我们不要搞分化， 那是搞阶级斗争。”但是香港贫富分化的严重已经没人能够否定，在整个选战过程中，候选人都不厌其烦地强调要解决贫富悬殊，要照顾中产阶层。香港正在转变为所谓M型社会，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M型社会，即低下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人数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人群则减少，大多数轮入中低阶层。

2006年11月16日，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发表题为“勇于变革、共同承担”的2007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其中宣布澳门政府2007年会为所有政府及公营部门的清洁、楼宇保安外判服务制订最低工资，元旦后马上展开咨询。这给香港造成了极大压力，因为香港并无最低工资制度——香港政府由于考虑到商界的强烈反对，仅以雇主自动约章形式来在某些行业先试行“最康工资”。另外，澳门还推出多项保障当地工人的政策，包括征收外地雇员聘用费。但是丑闻缠身的何厚铧政府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07年8月15日欧盟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2006年度报告指出，虽然澳门经济增长迅速，但因通货膨胀同时严重，导致贫富分化更严重。报告说，澳门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外来劳工，引发失业的当地市民的不满；而快速增长的经济令通胀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对一些贫困群体来说，经济发展令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2007年5月1日劳动节澳门有3000市民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加强保障劳工权益，结果游行队伍与警方发生冲突，发生警方向天空鸣枪事件，导致一人颈部中弹。此次游行期间被捕的10名示威者在5月2日由治安警察局移送检察院立案调查。检察院表示，有强烈证据证明这些人涉嫌抗拒、胁迫和违令等罪名。检察局将这10名示威者列为嫌犯，等候法院处理缴交保释金手续后，将把案件交还警方调查。澳门保安司司长张国华在5月2日回应开枪事件，赞扬并肯定警方的工作。

在颇令我国公务员们羡慕不已的“高薪养廉”的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同样正在扩大，有约20%的新加坡人每月的收入仅仅是1500新元，处在贫困线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新加坡人的薪金仍停留在过去几年的水平。2007年3月，新加坡政府声称，私人企业界这两年来的薪金相信已经上升，因此目前其他特级政府行政官的薪水也应获得相应调整，而按照市场水平，部长们的薪水应该从原本为121万元的年薪，增至220万新元。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没过几天，该国主管公共服务的国防部长张志贤2007年4月9日在国会上说，部长薪资调整将在2008年以前分两次进行，最终将增至192万新元，平均增加约60%。同时，该国总理的薪资将由200万新币增加到310万新元（20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总统布什的5倍。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却一直在提倡奉献精神！由于实在不好意思再说加薪是为了养廉，新加坡政府只好非常无耻的把公务员的薪金水平和与私人企业界收入挂钩。

2006年夏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汇总了一份令日本人震惊的报告，其中指出“日本的贫困人口比率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中最高的一个”。日本国民开始意识到贫富差距。去年日本媒体以及经济机关的调查显示，7至8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正在出现贫富之差扩大现象”。早在9年前就曾著书指出日本社会的“中产阶层”时代已经结束的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橘木教授表示，他独自做出的估算显示，日本社会的贫困阶层占人口的14%至15%。这同经合组织公布的工业国家相对贫困率接近，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5.3%，仅次于美国的17.0%和爱尔兰的15.4%,位居第三。日本战后60年来，多次民意调查一直显示，近9成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被世人标榜为理想的“平等”社会。有的经济专家（自由派的经济专家们到处都是一个相同的论调）则表示，通过竞争原理，有能力的人增加所得是理所应当的，并且给经济带来活力，过去“中产阶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橘木教授则指出，贫富扩大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父辈所得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他指出，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是父母的收入高低与子女受到教育程度成正比，收入越高，子女越能受到好的教育，相反子女无法得到良好教育，而在30-40年前，子女的教育与父母收入没有关系。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是年轻的非正式雇员问题。最近几年，日本社会一改过去学校毕业之后立即工作的风气，不少年轻人毕业以后开始靠打工生活，一干就是很多年。橘木教授指出，在日本社会，年轻人一旦进入打工族，他们将几乎终生难以摆脱这一处境，因为企业招工一般都是招收新毕业的学生，对于没有特长与专业工作经验的打工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情况一点也不比亚洲好。大伦敦市政府2003年的咨询报告指出，过去10年间，伦敦人收入的差距持续拉大。1991年到2001年之间，男性手工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9%（不包括通货膨胀），而男性非手工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26%。2006年年底，英国工会联合会的秘书长布伦丹•巴伯指出，从2000年起，英国《金融时报》百指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们薪酬的增加速度比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速度要快17倍。换句话说，如果一位高管在2000年挣100英镑的话，现在可以挣205英镑，而普通雇员只能挣106英镑。他还说，如果金融城中的大公司把年终奖金和全英国所有工人分享的话，每人都可以拿到350英镑。2005年伦敦市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伦敦的单亲家庭当中，50%以上一个月连10英镑都存不下来。今年7月，英国专注社会政策与发展的志愿机构约瑟夫•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发表的最新报告说，英国目前的贫富悬殊情况是40年来最严重的。基金会研究了过去40年的财富分布形势图，发现1970年代的贫富差异曾经出现过实质减少。但是在1980年代（自由派经常充满幸福感回忆起的撒切尔铁腕时代）和1990年代，英国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却有所加剧——可是，撒切尔强行推进私有化进程时，喊出的口号是“人人都作资本家”，因为给工人分配了小额股票！这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老伎俩，在20世纪初，就有德国人羡慕的说，5英镑面值的股票是英国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础（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报告说，穷人和富人不再像1970年代那样靠邻居住，“现在，穷人和富人都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人们警告，伦敦有可能会回到狄更斯笔下描绘的贫富悬殊、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2007年8月8日《卫报》报道，伦敦金融城的年终奖金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40亿英镑，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35000人的总存款达到430亿英镑，英国全国职工的年终奖金上升了24%到260亿英镑，但仅是金融城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英国去年增加了668艘超级游艇，可以改作建屋用途的农地价格上涨了20%， 豪华轿车宾利（Bentleys）的销量上升了29%，而订购劳斯莱斯汽车的等候时间达到了5年。 次日《卫报》报道，英国大企业董事会成员去年的报酬大幅度增加了37%，一些高层的报酬比一般职工高100倍，行政总裁的平均报酬是287万5000英镑。报道指出，行政总裁的报酬是英国工人工资增长的11倍，也比通胀率高20倍。 对于这些公司高层的酬劳增长，英国董事联合会表示，大企业董事的“不寻常表现应该得到回报”。不过，平等机会委员会形容这些统计数字“令人震惊”。

2007年2月底，"伦敦儿童贫穷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大伦敦的儿童当中，五分之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全英国比例最高的。而伦敦市内，半数以上的儿童生活贫困。很多家庭每个星期过日子的钱还不到150英镑。"拯救儿童"慈善组织说，现在在英国，总共有26个选区当中四成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1个在伦敦。生活贫困的家庭，买吃买不起穿，付了帐单孩子就没钱参加学校郊游，等等。所以在2004年，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布朗（即现任首相）形容，儿童贫困是英国"灵魂上的伤疤"。这个伤疤在伦敦尤其显眼。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类似。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阶层。从1979年到1997年，百分之一的家庭的税后收入增加了157%。在这百分之一的家庭中的百分之一的收入等于社会底层两千万人家的收入总和。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年一月发表了题为《1979年至2004年之历史实际联邦税率》的调研报告。该报告表明，作为布什总统减税政策的一个结果，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的联邦税率下降得比美国任何其他群体都快。这项调研还发现，在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截止的2004年，对于中等收入的挣钱者来说，他们的税率略有上升，而对于社会顶层的富人来说，他们的税率在持续下降。美国联邦统计局在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有关美国居民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资料的年度报告显示，共有3650万人的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另外，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从2005年的4480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47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8%。美国的收入差距还带有鲜明的种族特征。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去年20.6%的拉美族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黑人人口的贫困比例为24.3%，而亚裔和非拉美裔白人的贫困比例分别为10.3%和8.2%。平均收入最低的是黑人。第二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导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平均工资去年为1080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工资29544美元的364倍。在1989年，前者的是后者的71倍多。另据彭博新闻社报导，去年华尔街20个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的平均工资为6亿5750万美元，是美国人平均工资的2万2千255倍。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经理10分钟内获得的报酬比美国普通员工的平均年薪还要多。

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自然要比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要严重得多。2006年西安大略大学的一份报告说明，在印度，1％的上层占有16％的财富；5％的上层占有38％的财富；10％的上层占有53%的财富；80％的下层占有30％的财富；50％的下层占有8％的财富；20％的下层占有1％的财富；而10％的下层只占有0.2％的财富。英国慈善组织“栖身之所”（Shelter）2004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发现在过去10年里，住在富裕地区、拥有孩子的家庭之“房产净值”（一处房子的市场价格与购买者所欠下的贷款之间的差距）比那些贫穷地区的人多20倍。全英国的54个亿万富翁中，有23名居住在伦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根据英国的税制，富翁们无论赚了多少钱，只要是在英国以外赚的，就不必向英国政府缴税。和19世纪一样，伦敦西头与东头的悬殊差距没有一点改变。在富裕的西部肯辛顿区，一套拥有三间卧室的公寓标价是300万英镑，近600万美元。距离海德公园不远的四个"阁楼"每套售价8400万英镑。从伦敦西部的W5（邮政编码）步行到W7，只需要半个多小时，三居室的价格从50几万降到了10几万。BBC记者写道，“W5伊灵绿地（Ealing Common），绿草如茵，水仙金黄，红砖灰瓦的维多利亚建筑端庄秀美；W7科普里死胡同（Copley Close），报废的汽车，散落的垃圾，遍布涂鸦的钢筋水泥大楼毫无姿色。……住在绿地附近的琼安，一家四口四居室仍然嫌挤，想扩建阁楼；住在死胡同的爱玛，一家七口挤在两居室，睡觉恐怕都要排队。”甚至英国的富裕阶层都开始意识到，他们在自己国家首都伦敦的市中心现在已经买不起住宅了，因为他们收入中的很大部分要用来交税，而外来富豪却不必。对于生活在伦敦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对这一现状就更为不满。许多人认为，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而他们却遭受着收入过低，税赋过高的双重压迫。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全面来看的话，可以给贫富差距的扩大做一个综合的评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个时代，2006年全球范围的失业人数仍然保持在历来的最高点，达到1亿9千5百多万，占全部劳动力的6.3%。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成为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收入往往是微薄的。（比如在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的时候，服务价格却保持着稳定，甚至略有下降。）占全球2%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占全球10%的那部份最富裕人口则控制着全球85%的财富。而世界上大约一半处于底层的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 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份集中在美国，大约占30%。全世界1%最富有的家庭，其中的40%在美国；三分之一在欧洲；另外三分之一在富裕的亚太地区，其中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而世界其他地区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0%左右，其中包括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全世界65亿人口中，有11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民众每年每人的平均收入为1万7千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同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例为16%。高收入国家的人每挣一美元，发展中国家的人只挣16美分。

所有国家的调查和统计不约而同的显现出同样的特征：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加速扩大，在时间上，与全球化进程吻合。从90年代以来，以苏东事变为起点，资本主义好像又回到了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的青年时代，全世界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对劳动阶级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盘剥。欧洲社会党们大都已经悄悄收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招牌，英国工党曾经到处炫耀它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如今，不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又返祖回了“英国式的资本主义”，而且英国工党早已是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卖力兜售者。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分裂最重要的指标，但是社会的分裂并不仅仅是财产的差距。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信息、信贷等等各方面，社会中的一部分与另外一部分的差距，同样在迅速扩大着。

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追求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这意味着私有化。贫富差距的拉大与私有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私有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私有制就是少数人的私有和大多数人的一无所有。在原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受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影响而大多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国有经济是其中重要一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更曾经是压倒性的经济力量。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变卖，而市场经济体制又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和财富泡沫化使贫富分化同样严重，而原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纷纷被削弱和整改，使得发达国家最引以为荣的最后一道保障越来越成为岌岌可危的、资本家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从香港到英国到美国，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处都在哀号“中产阶级的消失”。曾几何时，辩护士们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消灭中间阶级，使社会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相反，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广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而如今，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的消失。纽约州立大学的财经学教授威廉•雷诺说，全球化的结果不但使美国减少了工作数量，也使得现有工作的质量下降，大部分是临时工，零售服务，电话推销，募捐，行政，废物回收，私立教育和保健服务。这些工作的收入都不是很高。他还指出，恶化的经济给中产阶级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父母现在要更长时间操心子女的经济状况，对他们提供资助。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水平，夫妻双方在财务上都像走钢丝一样把自己置于很微妙的平衡点上，一旦经济上有风吹草动，就难免陷入困境。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都使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们疲于奔命，为生计糊口，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沦落为下层阶级。而记忆中的美国梦，虽然同样是四处迁徙，却是凯歌高奏充满希望的向上爬。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收入并不是很高，而且没有多少资产。中产阶级曾经的特征是收入稳定，工作机会多，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无后顾之忧，因此在消费和投资上也更为大胆。真正的资产阶级早就看着这群靠他们的高税收来养活的懒汉不顺眼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工作岗位随着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社会福利体制也在入不敷出和私有化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中产阶级眼前的境况和未来的预期都不乐观，中产阶级也就自然很容易在瞬间成为无产阶级了。

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比如在中国和印度，这十几年来却形成了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是在社会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上升中的资产阶级，这部分注定要么继续上升，要么破产；另一部分是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人群，这部分人群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和外国人竞争，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这部分人，他们只能在稳定的社会中稳定，在不稳定的社会中，起不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不论如何，自由化和全球化使中产阶级开始沦为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沦为产业后备军。一切情况都与19世纪是如此相似。在前边提到的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中，抨击了“一个主流观点，就是高度分配不均等会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增长本身也会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均等”。报告指出，“至少有两项不同的研究对尼泊尔地区的紧张冲突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发现社会和经济分配不均等可能是造成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冲突影响的原因。例如，一个研究机构发现经济机会的匮乏（以高贫困率或低受教育率来衡量）与暴力冲突的高度紧张有密切联系（Do和Iyer，2006年）。特别地，该研究机构指出贫困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与冲突相关的死亡数字会增加23-25。”报告进一步分析道，“有三种增长不均衡似乎很适合用来解释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的分配不均等扩大现象。第一，一国内部地区间的增长不均衡。第二，部门间的增长不均衡——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生产部门之间（特别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第三，家庭之间的增长不均衡，比如收入较高的那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要快于中低收入家庭。”“以中国为例，省际间增长不均衡被认为是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间，导致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因素。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促进分配不均等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城市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差异。与此同时，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增长不均衡也已经成为更近期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原因。”“至关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收入和支出增长不均衡在很多国家都是分配不均等程度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大学程度的居民与低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正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开始成为导致分配不均衡扩大的唯一最重要的可测要素。”

报告呼吁，“当今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中，并没有显示消除分配不捆等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自然结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不能忽视分配不均等现象。……为了促进更高的机会均等，某些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份报告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当谈到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对不均衡增长的重要作用时，报告的相关内容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因此，报告也只能仅限于空泛的谈论“公共政策如何应对分配不均等现象”了。当谈到农业增长的缓慢时，报告说，“存在一些普遍因素，包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减缓，由于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而导致对发展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的资源投入停滞，等等。在某些国家，政策环境不允许私人投资于农业，这也加剧了公共投资的匮乏。”

事实上，正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使得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减缓。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对农业投资，被自由主义强烈抨击为缺乏效率，导致腐败，等等等等，罪名很多。在自由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公共投资逐渐减少是非常正常的结果。目前非常时髦的是小额信贷，关键之处是私人投资，农村金融服务的私有化。不清楚亚洲发展银行报告中所说的“政策环境不允许私人投资于农业”的某些国家具体指哪一个，以中国为例，中国不仅对农村小额信贷非常感兴趣（可以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专题研究报告、行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而且事实上已经试行了多年。今年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随后各地出现了多家村镇银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此非常欢迎，说，中国首家村镇银行的成立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有助于解决中国广大农民借钱难的问题。茅于轼说，“美国有7千多家银行都是老百姓办的，我们中国这么多银行，都是政府办的，区别就是这里。……村镇银行定下的首要目标应当像孟加拉的尤努斯那样，不以金钱为目标，而以扶贫为目标。”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当然清楚中国“这么多银行”并不都是政府办的，自然也应该知道美国“野猫银行”的典故。但是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村镇银行或者小额信贷是不可能“不以金钱为目标”的。茅于轼说空话的水平一流，他应该很清楚，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小额信贷，要么利率相对较低（相对其它小额信贷而言，总体上，小额信贷的利率水平普遍较高），靠外来资金注入维持运转(比如像他那么崇拜的尤努斯）；要么靠高利率或者向较富裕人群贷款来保证资金运作。茅于轼自己就搞过小额信贷的试验（据他自己说坏帐率为4%到5%），后来因有高利贷的嫌疑曾被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他的贷款年利率曾经高达18%。一方面，茅于轼絮絮叨叨的说“金融服务的缺乏导致农村高利贷盛行”，另一方面，他自己就在放高利贷。可见，所谓小额信贷的本质，无非就是用专业的高利贷取代农村自发的高利贷而已。农村自发的高利贷，收益者多半还是农民中的某个富裕阶层；而专业的高利贷，受益的自然不是那些可恶的泥腿子，而是精英人士了。所以如茅于轼所说，很多国外资本对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务都很感兴趣。靠吹上天的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私有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上，中国的村镇银行，虽然成立还不到一年，大多已经遇到严重的经营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省际差异、部门差异和城市家庭收入差异先后成为中国分配不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准确的反映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首先，是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出现，加之大量祖籍广东的华侨资本以及香港投资多数集中在广东等地，使得东南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而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制造业和加工业大为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得部门间差异成为重大特征。现在还有人利用这一点，在别有用心的贩卖“土地私有化”的私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源集中在城市中，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增长不均衡又成为了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的拉大，由地区因素、部门因素向阶级因素转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因素将越来越清晰得表现出来，并且取代其它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在中国，印度，在香港，英国，在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这个规律都将伴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不可避免的展开。曾荫权再怎么呼吁”不要阶级斗争“，也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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