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之灾与民之灾——从救灾看“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
黎阳
2008．2．29．
有些人抱怨中国政府这次冰灾反应迟缓，救灾不力。这种抱怨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2008年1月10日暴风雪来袭，1月11日早晨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橙色警报，1月11日湖南电网观冰哨所报告导线开始结冰……这就是说，冰灾始于1月10日，至迟始于1月11日。而直到1月27日才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各部门要迎战暴风雪力保煤电油运命脉”。至于“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雨雪灾情部署工作”则已经是1月29日的事——此时已是1月11日灾害发生之后的第19天，长沙已经冰冻17天以上，贵州已经停电停水断交通8天以上——对于在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老百姓来说，19天确实漫长了点。
然而如此抱怨的人没弄明白两件事：
第一，气候状况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算不算“灾”却是人的主观认定，要不要“救灾”则是官方的主观认定——要“救灾”，必须先由官方认定“有灾”。官方不认定是“灾”，老百姓再嚷嚷“遭灾”也没用。
第二，民间认定的“灾”与官方认定的“灾”未必是一回事：对民是“灾”的，对官未必是“灾”；对官是“灾”的，对民未必是“灾”。也就是说，民之“灾”与官之“灾”不一定等同。
即便是民间，对“天灾”的认定也未必总一致。如果凭“想当然”，气候状况算不算“灾”只看是否伤着了“人、财、物”就行——伤不着就不算，伤着就算：比如北极闹暴风雪没人会嚷嚷是“灾”，海南岛闹暴风雪就不得了。
实际呢？同样的气候状况：
第一，只伤着穷人未必算灾，穷人富人一齐伤着才算——比如这次冰灾，对饱尝水电交通断绝的人，尤其是急于返乡的民工和买不起“市场经济”给灾区带来的天价生活必需品的贫民来说确实是灾。但对于无此类后顾之忧的阔人则不然，反而是其乐融融的好景致——不信请看如下新闻：“南方网2月12日报道：‘驱车踏雪，美女轻裘，他人起舞，我自独愁’”、“云岩镇上开封村至今雪封引来游客阵阵欢笑让灾民难受”……（完美再现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那句歌词：“寒冬腊月北风起，富人欢笑穷人愁”。）只有气候闹得穷人富人都混不下去时，整个社会才会“异口同声”：“我们遭灾了！”
第二，防得了、抗得住、逃得掉的不算灾，防不了、抗不住、逃不掉的才算——比如地震、海啸、龙卷风、火山爆发之类“突如其来”、“淬不及防”的算“灾”没什么争议。而台风、飓风、暴雨、山洪等等算不算“灾”就得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是毁坏了房屋农作物，那说是“灾”没争议：反正怎么躲也躲不开。但如果毁坏了不顾气候条件强行运行的车船飞机之类，那就未必算“灾”，因为这类损失并非不可避免：为什么不顾气象条件蛮干？
有人统计，上次向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水灾提供援助的国家和地区有35个，捐款约十亿美元（不算实物捐赠）。这次向中国冰灾提供援助的国家和地区有6个，捐款约4千8百万美元。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如果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人人喊打，恐怕没多少中国人会赞同。那剩下的可能解释就是：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这次算不上真正的“天灾”，因为不属于“防不了、抗不住、逃不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南方虽然被称为“XX年不遇”的“特大冰灾”，放在北方却是“瑞雪兆丰年”，放在西伯利亚或阿拉斯加则属“气候正常”，连个“灾”毛都够不上。可见这次冰雪并非大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程度。而就在大体同一时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等历来温暖之地也遇到了大风雪，也是冰天雪地，也把当地社会闹得手忙脚乱，政府狼狈不堪，但是那里的国家社会并没有瘫痪。可见此类垮地域的气候异常对国际社会并不稀罕，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健全的现代化社会对付得了的气候变化，而非不得了的“天灾”。尽管有些中国人拼命叫嚷这次冰灾是“特大天灾”、“超出了人类防御能力”、“谁也没办法”，但这些鼓噪显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同——人们显然认为凭中国的国力完全可以预报、预防、避免损失，如果：
——对中央气象台去年12月的警报及时作出反应
——冰雪没到就加强输电系统的防灾保护，一开始结冰就紧急动员除冰；
——冰雪没到便在各地建立足够的粮食、蔬菜、燃料、饮水、被服等必须品；
——冰雪没到便警告人们避免出门；
——冰雪没到便对供水系统采取保温措施避免水管冻裂；
——冰雪没到便对对车辆采取防冻防滑措施；
——一开始下雪就组织人力物力时扫雪、撒盐、撒沙，不等路面结冰就将冰雪清除干净；
——一开始下雪即全国动员抢险救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如此描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抗战动员：“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而2008年的这次冰灾呢？跟当年抗战如出一辙——灾前没有任何抗灾警告，更不用说抗灾动员。“人民的大多数，是灾害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灾害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已经输了灾害一着”。
即便如此，如果1月10日开始下雪后立即补救仍然还来得及，因为雪是间断下的，中间有足够的间歇时间亡羊补牢。面对冰雪无动于衷整整十八九天，眼睁睁局面恶化到无可挽回。自己蠢笨麻木、颟顸无能闹砸了，却把一切推给“特大天灾”，中国老百姓虽不得不认这个帐，国际社会却不买帐，不肯当真按“特大天灾”对待——当然，人家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不好这么讲，只看在睦邻关系上卖点面子，顺水推舟以“救济”的名义送点糖果点心之类“意思意思”、堵堵嘴，算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省得一天到晚听着鬼哭狼嚎怪渗得慌。实际当真按“百年不遇”的大灾给救灾援助了吗？
拼命把官方反应迟缓归咎于“南方从未遇到”、“没有经验”、“缺乏思想准备”等等的人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地自己使劲煽自己的大嘴巴：不是“精英治国”吗？不是“只认理论不认实践、只认文凭不认经验”吗？不是拼命强调“高文凭”、“高学历”、“高素质”、“高智商”吗？不是“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选拔学者型官员成趋势”、“省级领导研究生学历占60%”、“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吗？既然满嘴“理性”、充满“睿智”、善于“逻辑驱动”、“学者型官员”，那自然应该个个能掐会算，智力超凡，“闻风知胜败，嗅土定军情”，“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靠“理论学术”和“逻辑推理”横扫一切，自然应该一看到天气预报便立即“逻辑推理”出“水会结冰”、“冰会打滑”、“冰灾会降临”，立即得出“动员救灾”的结论，哪里需要什么“实践经验”？哪里轮得着用“没有经验”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多“学者型官员”（“省级领导研究生学历占60%”）、那么善于“理论推导”“逻辑推理”，在冰雪中混了十八九天，居然没有一个人“推导”出“水会结冰”、“冰会打滑”这些救灾常识，还用“没有经验”当挡箭牌——既然到头来还得搬出“经验”来救命，那这些“高文凭”、“高学历”、“高素质”、“高智商”“理论学术”、“逻辑推理”、“学者型官员”等等有个屁用？
这就成了个两难悖论：如果“认理论不认实践、认文凭不认经验”的“精英治国”的“理论”正确，那用“没有经验”、“意想不到”为理由为对这次冰灾的毫无准备来辩护就站不住脚。如果硬要用“缺乏经验”、“意想不到”为理由为这次冰灾反应迟缓做辩护，那就证明一切关于“高文凭”、“高学历”、“高素质”、“高智商”、“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选拔学者型官员成趋势”如何如何高于一切的神话全是谎话——争官争位时“只认文凭不认经验”，推卸责任时“只讲经验不讲文凭”——横竖有理，两面通吃，这正属于鲁迅描述的一类：“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民间对“天灾”的认同尚如此参差，官府与民间对“天灾”的认同不一致就更不奇怪了。
说到“救灾”，必须明白两层关系：
第一，气候异常是一回事，算不算“天灾”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老百姓认定的“天灾”是一回事，官方认定的“天灾”是另外一回事。
威胁人民生存的，是“民之灾”。
威胁官吏生存的，是“官之灾”。
在老百姓看来是“灾”的，在官方看来就不一定是“灾”；在官方看来是“灾”的，在老百姓看来就不一定是“灾”。同样，在老百姓看来不是“灾”的，在官方看来说不定反而是“灾”。换句话说，官之“灾”与民之“灾”不一样。
如果“民之灾”威胁不到当官的生存，那“民之灾”就只是“民之灾”。对官不成灾，当官的就可能袖手旁观。一旦“民之灾”失控扩大，威胁到了官的生存，对官而言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民之灾”变成了“官之灾”，那就要“救灾”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救“民之灾”，意在保官；为救“官之灾”，故救“民之灾”。
对于“为人民服务”，“民之灾”就是“官之灾”——官民一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老百姓的灾就是公仆的灾，救“民之灾”即救“官之灾”。既然同甘苦共命运，既然性命攸关，自然常备不懈，自然“备战备荒为人民”，自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然对任何可能的灾害均不敢稍有懈怠，自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如履薄冰、防患于未然。灾害一旦发生，自然立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力以赴救灾，自然绝不允许在老百姓遭灾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更不允许灾害发生了十八九天还若无其事。
“以人为本”就不同了。
“以人为本”是“官话”——只有当官的才有资格说的话，只有当官的才配使用的“官方专用术语”：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可以说自己“为人民服务”，但如果说自己“以人为本”就不伦不类：小小孩子，自己能算个“人”吗？有“人”可“以”吗？换句话说，只能是有部下可支配的“人上人”、“高等人”之类才有资格说“以人为本”。手下没兵没将的“平头百姓”如果说自己要“以人为本”是要被嘲笑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有什么“人”可“以”？
“为人民服务”，宗旨是“为民”。“以人为本”，宗旨是“为本”——既是“作为本”，也是“为了本”。谁的“本”？当然是自己的：为了“我”这个“官”的“老本”。（为别人的“本”去拼命岂不亏了？）既然是为了“自己”的“本”，那说到底还是“为己”——“以人为本”=“以人为己”=利用“别人”为“自己”。
“为人民服务”与“以人为本”，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己”；一个把“服务”当手段；一个把“以人”当手段——一切截然相反。
“以人为本”，意在为己，意在当官。“以人”是手段，“为本”（为己）是目的。既然“以人为本”，“人”就是当官的“老本”，有了“人”则有“本”，丢了“人”则亏“本”。要“保本”，必须不“丢人”，一旦“丢人”则必“蚀本”。为了不“蚀本”，决不能“丢人”——这就是“以人为本”揭示的“护官符”。
所以说“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是“为本”，其次得有“人”可“以（倚）”。要保证有“人”可“以（倚）”，一必须“笼络人”，二决不能“丢人”——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底线是“不丢人”。一旦丢了“人”，那这个官就当不成了，就成了“官之灾”，那就非“救灾”不可。
怎么就会“丢人”？——出了“见不得人”的事。
“为人民服务”不存在“丢人”问题——“官”“民”一体都是“人民”，根本不发生“见不得人”的事，自然无“人”可“丢”。“以人为本”则不同，官是官，民是民。官本为官，却要做出一副“为民”的样子来，没办法确保不发生“见不得人”的事。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千方百计别让“见不得人”的事让人见着。一旦见着，那就“丢人”了。
什么样的“见不得人”的情况最能“丢人”？大体得同时满足四条：
1．瞒不住——如果能瞒天过海，再“见不得人”又如何？难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情况那么令人恐怖。
2．举世瞩目——“邻家二大妈骂街”之类的消息尽管“瞒不住”，但有多少人会关注？
3．犯众怒——明星的“艳照”之类虽“举世瞩目”，但对官员的乌纱帽构成威胁吗？
4．能聚众——人们躲在家里骂娘是一回事，一齐上大街骂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就能够完美解释中国2008年这次冰灾救灾的发展变化过程，解释为什么会“前倨而后恭”了。
——单纯的天寒地冻停电停水之类只是“民之灾”，不是“官之灾”：“司空见惯”，“历来有之”，不发消息就能“瞒住”，不加渲染就不会“举世瞩目”，不至于“丢人”，不至于变成“官之灾”—— 穷老百姓挨饿受冻困在屋里的事不渲染谁知道？多少人会关注？关注又如何？2005年2月湖南遭遇冰灾，输电线压断、倒塔41座，可算较大的“民之灾”了。但当时并没多少人知道，没多少人关注，若无其事就过去了，对官们的生存没形成任何威胁。既然发生过，既然没“丢人”，可见这类“民之灾”不救也不会变成 “官之灾”。既然如此，何必大惊小怪？上次没事，这次“照葫芦画瓢”自然不奇怪。
——单纯的大雪阻断交通之类情况也不稀罕。这类消息过去有时报道有时不报道。报道也是简单三言两语：某日某地大雪导致运输中断，经抢修已经恢复正常云云。同样不声不响就过去了，同样没有演变成“官之灾”，同样可以置之不理，顺其自然。
尤其这次，比起老百姓的停电停水饥寒交迫之类，官员们正有更重要的事急办：开“两会”、分“乌纱帽”、派“升官图”、结“关系网”……事关“官运”，“重中之重”。相比之下这些“民之灾”实在“微不足道”。
1月25日京广线因冰雪中断，对当官的而言这仍然只是“民之灾”而非“官之灾”，因为尚未发现这一切对官们的生存有什么威胁，所以还兴高采烈视察“春运”铁路票房，继续歌舞升平，赞美“和谐”“特色”。
直到1月28日铁路公路全线停摆、回乡民工大批滞留时官老爷们才突然回过味来：不得了了，不管不行了——整个南方大面积长时期大冰雪、铁路公路电网全面瘫痪这样的消息既“瞒不住”又“举世瞩目”；正值“春运”高峰，这么多人回不了家，这么大面积断水断电断粮绝对“犯众怒”；更要命的是：中国严禁“非法政治集会”，而上千万回乡民工回不了家，饥寒交迫、入不敷出、怨气冲天，几十万几十万地聚集在一起“大聚众”，等于是“全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旦失控那可比什么“非法政治集会”都更要命。总之最能“丢人”的四大要素现在突然一样不缺全凑齐了，这就不再是“民之灾”，而是“官之灾”了——难怪老爷们从此态度大变，从无动于衷一跟头翻为火急火燎屁滚尿流全力以赴大救灾，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民之灾”可以不救，“官之灾”绝对不能不救。
救灾第一要务是控制灾情，制止扩大，制止蔓延。既然如此，冰灾救灾首先应该控制回乡民工数量，劝告民工放弃回家，就地过春节，以减少滞留人数、减少人员病伤机会、减轻运输部门负担，腾出运力抢运煤炭粮食和救灾物资。但“有关方面”却一再公开声称：“一定送你们回家过春节”、“广州滞留旅客五日内可返乡”，使数十万已离开广州火车站的返乡民工又再度从四面八方向车站聚集，闹得挤爆人、人踩人等险情层出不穷。这从救“民之灾”的角度看没法理解，但从救“官之灾”的角度看却一目了然；救“官之灾”，最迫切的是解决“丢人”问题，要想尽一切办法挽回“面子”，找回“场子”。人不能回家过春节必然满肚子火。如果能回家过春节，怨气立刻小大一半。当务之急是把老百姓的火平下去，把聚集起来的人疏散掉，不能让他们停留在大城市里为“非法政治集会”创造条件。——这些从救“民之灾”的角度看不可理喻，但从救“官之灾”的角度看却精明之极。更精明的是迅速调装甲兵进驻广州站——别的兵不调偏调装甲兵（坦克）（鲁迅的话：“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可见尽管对“民之灾”的防范不当回事，但对“官之灾”的防范却极其周密到位。
如果“为人民服务”，必定“预报、预防、预警”齐备，冰灾没到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冰雪一到立刻组织群众打“人民战争”，决不至于“冬眠”一般睡上十八九天才被灾民的哀号揪着耳朵震醒，最后结果必定是另一个样子。“以民为本”，就只能是现在这样的结果。
如果“为人民服务”，对“毫无防范”、“延误抗灾十九天不作为”、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老百姓遭的罪等等必定不能容忍，必定严厉追究责任，必定下“罪己诏”、摘“乌纱帽”、办“窃国大盗”……必定来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以人为本”则只会“欢庆伟大胜利”，不会“严厉追究责任”——只要没垮台、没下台，那就是“抗灾救灾”的“伟大胜利”——抗了“官之灾”，救了“官之灾”，保住了“乌纱帽”，保住了“印把子”，保住了“第一把交椅”，那还不是“伟大胜利”？那还不值得“热烈庆祝”？不管国民经济损失多大，不管老百姓遭了多大罪，那都没关系，都丝毫不影响“抗灾救灾”的“伟大胜利”。既然永远是“伟大胜利”，那自然永远不会有什么“严厉追究责任”——这就是“官之灾”与“民之灾”的区别，是“为人民服务”与“以人为本”的区别。
记得一出京戏里猪八戒的一段插科打诨：“猴哥拔了一把猴毛变出一群猴兵把牛魔王围住了。俺老猪难道就不能拔一把猪毛变出一群猪兵前去助他一猪之力吗？”于是拔下一把猪毛念念有词，大叫一声“变！”果然变出了一群猪——然而这群猪上了台却到处乱拱猛吃，吃饱倒头呼呼大睡，一个都不肯起来，弄得台上横七竖八全是蠢猪加懒猪。猪八戒急得上前乱揪，揪起这个，那个躺下了；拽起那个，这个又睡倒了。猪八戒团团转了半天，累得气喘吁吁，仍然“按倒葫芦浮起瓢”，一个都指使不动。气得这个猪祖宗槌胸跺足，只好对这群“不肖子孙”不再抱任何希望，收回猪毛当“孤家寡人”去了。
中国2008年这次救灾的情况与猪八戒的那段插曲倒有几分相象：最高层急得团团转，底下却满不在乎：温家宝未到长沙，冰冻三尺无人管；温家宝一到，马上扫得干干净净；温家宝一离开，立刻一切照旧——“有关官员”活象猪八戒手下那群只知道拼命吃拼命睡、不揪不起来、揪起这个躺下那个的懒猪、蠢猪兼死猪，连“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的算盘珠子都不如——算盘珠子至少拨了不会自己再退回去。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以人为本”——哪个官有哪个官的“本”。你有你的“本”，我有我的“本”。对于你的“本”的事我自然不在乎。
“为人民服务”时，“官之灾”与“民之灾”是一回事，民有灾官必救，而且“救灾如救火”，见灾即救。
“以人为本”时，“官之灾”与“民之灾”不是一回事。民有灾官未必救，至少未必雷厉风行见灾即救。只有“民之灾”变成“官之灾”时官才必救——说到底是“救官灾不救民灾”。民只在有幸“搭便车”时才能获救。
更可怕的情况是“官之灾”与“民之灾”根本对立：救“民之灾”必导致“官之灾”；要避免“官之灾”，就必须对“民之灾”不但不救，不但要严禁救灾，而且还要落井下石——这叫“杀民保官”。
实例：“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没粮了。这是“民之灾”。但是救不得，一救，马上就会导致“官之灾”——有灾这一事实本身便足以揭穿“亩产万斤粮”、“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还债”等等牛皮的老底。这样一来， “有关领导”的“政绩”怎么办？乌纱帽怎么办？这不就成了“官之灾”？为免“官之灾”，就不能承认“民之灾”，所以必须“见死不救”、“严密封锁”、“反瞒产私分”、“一平二调”，为此不惜“饿死三千万”（“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李井泉）……（官帽子比“几千万条”人命都重要）
“主流精英”们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说这都是毛泽东干的。错。根本不是毛泽东的责任。
俯拾即是的有关事实材料且不论，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逻辑分析：
一个健康人活得好好的会无缘无故给自己换心换肺换腰子吗？
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会突然无缘无故废除一直行之有效的作法另搞截然相反的一套吗？
新中国建国后到1956年一直是毛泽东亲自掌管全局，那几年中国发展顺利，成绩巨大。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另玩花样，不需要靠突如其来、异想天开的“政绩”来证明自己。
谁需要用与毛泽东大不相同、别出心裁的“政绩”证明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谁是“新官”谁需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了斯大林，大反“个人迷信”。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跟着“反个人迷信”、强调“集体领导”。结果：中共修改党章，取消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次设立“党的副主席”，设立“中央书记处”。从此开始分“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主管一线日常工作的实权大权落到了新上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党的副主席这两个“新官”手中。
——以前从未执掌过国家全局，与建国以来的一切政绩均不相干、靠沾苏共二十大的光、借反“个人迷信”、强调“集体领导”之“东风”才得以登大位、最急需拿出“治国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这些“新官”。
——“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牛克思呢？”——最需要用“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实现《大同书》”等等“理论政绩” 证明自己的“理论水平”比马克思、比毛泽东还牛的，是“牛（刘）克思”这样的“新官”。
新中国历史以1956年中共八大为分水岭。八大以前一切按部就班，稳步发展。八大以后一切大变，反常事接二连三——毛泽东执掌全局时发展稳定，突然换人、毛泽东退出、别人接手，立刻怪事连连——这么明显的因果关系难道还看不出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才需要“政绩”。“新官”才热衷制造“政绩”。中共八大的“新官”上任之后，中国立刻“政绩工程”不断——“大跃进”是“政绩工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是“政绩工程”。“穷过渡”是“政绩工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政绩工程”。“提前还债”是“政绩工程”……就凭中共八大“新官”与这些“政绩工程”的时间对应关系，联想八大之前毛泽东已经取得的政绩，1956年后的种种“政绩工程”是谁需要的、是谁制造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大饥荒期间，四川的李井泉是收粮好手，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总书记“提前还债”的“政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创造了四川饿死人的最高记录。7000人大会时四川代表要求追究李井泉，于是有了这句名言：“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抓住“提前还债”这个“政绩耗子”，哪怕是“饿死上千万”这样的“猫”也是“好猫”——多么血淋淋的“猫”啊，“上千万条人命”喂出来的，为的不过是抓“提前还债”这只“政绩耗子”——今天当人们以轻松愉快的口吻心情高谈阔论“黑猫白猫”的典故时，有谁知道这“两只猫”背后这一段令人毛骨竦然的血腥故事？有谁想到这“两只猫”竟是这么凶狠可怕、曾一口吞噬了“上千万条人命”？有谁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为救‘官之灾’，制造‘民之灾’”、“杀民保官”的残酷事例的副产品？
中国历来多灾多难。只有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官之灾”与“民之灾”才不冲突对立，小民百姓才能指望有灾必救。在“以人为本”的时代，老百姓只有当“民之灾”与“官之灾”碰巧重合了才能侥幸搭上“救官灾”的“顺风船”。如果摊上只抓“政绩耗子”的“黑猫白猫”，那就只能认命了——面对为了救“官之灾”不惜“饿死三千万”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猫”，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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