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劳动技能”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岂有此理的“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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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童工事件被曝光后，引来了各方媒体的关注。其中南方某报记者在其专题报道中，给出了解决此类事件的办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让这些儿童能在当地学习必要的劳动技能，而一旦达到法定年龄，则由合法合理的光明途径转换为合法的劳动力。”。我尊重并敬佩相关记者和媒体在揭露此事上的努力，但对他们如此不负责的抛出“解决办法”感到无比的愤怒，该报纸曾经大力宣扬解放思想，难道这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东莞童工事件，根本不是“劳动技能缺乏”的问题。大批沦为童工的儿童，有的还不满10岁，12、3岁都是常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过是小学生，至多不过初中生，这样的儿童需要学习“劳动技能”吗？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劳动技能”？是栽花种草，还是居家打扫？哪一条劳动技能，是能够应付东莞那些黑心工厂的工作的 -----就用该记者的报道描述----一般6点就得起床，20分钟内吃完早饭，然后7点钟在操场列队集合，由各个小组的负责人点名然后进入生产车间，7 点20分或者7点半正式上班，午饭和晚饭各给半个小时，最晚的时候一直工作到11点半，至少要到10点半才能下班......
这哪里是劳动技能的问题？这是赤裸裸的剥削，赤裸裸的血泪，赤裸裸的犯罪！假如这是一幕悲剧，剧中有黑心的人口贩子，暴虐的工头，贪婪的资本家，渎职的政府官员......惟独没有“缺乏劳动技能”的孩子。而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角，就是那个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大腕”。
学会了劳动技能又如何？到了法定年龄又怎样？就按照这位记者的主意，先让儿童们学劳动技能，然后到了年纪再成为合法的劳动力。且不论让10来岁的儿童学习如何在工厂工作，是多么的无法无天兼无良无耻，即便“学业有成、符合年纪”，接下来呢，以成年人身份进入同在东莞的某首富的“正规工厂”打工么？前述的那位 “大腕”，既然能够野蛮到压榨弱小的童工，为什么偏偏要放过更强壮的成年工。那些断指工厂、血汗工厂，同样雇佣了很多成年工，难道这些人也是“劳动技能不足、年纪不到”吗？
把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点，说成是“让儿童学习劳动技能”，是不折不扣的助纣为虐。好比跟幼小的羊羔建议说，你们要不被狼吃掉，就要先把自己养肥，然后再去跟狼打交道。记者们充分揭露了狼的凶残和羊的可怜，最后却给出了这样不着调的建议，为什么？同样是对待童工问题，党和政府一直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我不谈建国后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就看看80年前的共产党人的论述：
**中外资本家是不会有丝毫保护童工的诚意的....他们都不过因为自己觉得，剥削到儿童身上实在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所以不能不这样做来掩饰一下。但是，他们能有决心停止他们对于儿童的剥削么？绝对不能的。他们这些专依靠剥削劳动以取得利润的“资本禽兽”,“剥削”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方式……所以，望英帝国主义取消童工与望国民党实行禁止童工，都是不会有结果的。（1923年共青团声明，《中国的童工问题》红旗第11期）
**童工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不过是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使一切童工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与整个职工运动和最终目的紧密联系起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
为什么80年后，理解和阐述却大相径庭？时代在变，理论当然不能一成不变，从这个角度讲，我毫无疑问赞成“解放思想”！但是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总结现实，指导工作，而不是为了解放而解放，把“解放思想”当作遮羞布。将头埋进沙子里，天就能黑下来，可能吗？
“学习劳动技能”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这真是岂有此理的“解放思想”！
“童工门”事件，究竟是谁的耻辱？
[ 新糊涂虫 ] 于2008-04-29 强国论坛
“童工门”事件，究竟是谁的耻辱？
上千名7至16岁的凉山童工，星罗棋布在以东莞为圆心向四周发散的数百家血泪工厂里，每天在吃不饱饭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工作12个小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加班工资，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双休概念，没有社会养老，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措施……小孩们在死亡、污辱、强奸、恶劣的环境与高强度劳动中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凉山童工用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童贞，他们的血泪甚至他们发育不全的身体拷问着我们全社会的良知、道德、价值观念以及这个社会的法律和公正。
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并且空前繁荣昌盛的中国，面对那些稚气未脱备受凌辱身心俱废的孩子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童工门”事件感到失职和耻辱吗？
“童工门”事件，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耻辱。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马上就是60年了，为什么凉山农村现在都还是那么贫穷落后？为什么彝族农村很多家庭的年收入至今还不到1000元？为什么凉山州政府工作报告却黑纸白字地写道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187元？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践中得不到贯彻执行？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障不了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为什么同一片蓝天下孩子们的遭遇就会如此地不同？为什么童工南下打工却成为了村子里值得骄傲的事情？为什么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还是老师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却没有人阻挡呢？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会有笑贫不笑娼？为什么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却得不到真正保障？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律法规却成了摆设？为什么广东的黑社会势力一直都很猖獗？为什么广东的劳动局、工商局、公安局甚至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对非法用工、非法拘禁、强奸侮辱等等恶性犯罪行为却无所作为呢？为什么东莞市政府对像大白菜一样自由买卖童工的现象却熟视无睹呢？东莞市无法无天的劳动秩序由来很久，为什么政府就一直视而不见？我们那么多的公仆们每天究竟干了些什么？带着血泪的GDP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真的就有意义吗？……
“童工门”事件，也是张茵们的耻辱。
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广东是在享受国家特殊政策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残酷地榨取民工们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富裕起来的。广东人的富裕，绝不是因为广东人的勤奋、善良和聪明，而是中西部千万民工的血泪以及全国股民的心酸堆积起了广东的崛起与繁荣。但是，广东在富裕起来后只知道富而思进却不知道饮水思源，不知道先富带动后富起来的人们共同致富，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老板为了挣得更多的金钱和免除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而变本加厉地违法使用还正在生长身心的未成年人，而且想法设法疯狂地压榨孩子们使他们利润最大化。
难道用“包身工”建立起来流倘着血泪的财富就能够使张茵们生活得心安理得幸福安康吗？难道张茵们用孩子们的童年和侮辱垒建起来的吃喝玩乐就会使他们长命百岁上天入地吗？难道张茵们不应该具有社会的责任和基本的良心道德吗？为什么广东人要把社会最丑恶的东西不断地撕裂给人们观赏？难道张茵们生活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社会就会感到幸福和安全吗？难道张茵们要榨完残留在童工们皮骨里最后的一滴血汗吗？难道企业家就应该仅仅聚集社会财富而不应该与此同时创造社会福利吗？
“童工们”事件，还是那些形形色色黑中介、小工头、大工头的耻辱。
小工头、大工头本来最早也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他们为了金钱和享乐，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都敢做，剥削起比他们更加可怜和无助的人无所不用其极。我想问：难道“仓廪实”你们也不应该“知礼节”吗？难道你们为了挣取更多的钱就应该出卖良心和道德吗？难道为了贪图享受你们连家乡人都要欺骗从而最终背叛你们的信仰吗？难道那些孩子和你们流的不是一样的血吗？难道你们自己就没有孩子吗？难道面对孩子们的苦难你们就能够无动于衷甚或沾沾自喜吗？
夏衍在1938年写下了在日本统治下残酷剥削中国童工的《包身工》，文章最后两段这样写道：“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童工门”事件，给我们传递着太多太多的信息和警示，他将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更是我国社会制度和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何俊阶2008年4月28日22：38分急草于南充
华商报：童工的血泪应记在谁的账上？
■ 范大中
2008年04月29日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在东莞有着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来自四川凉山彝族，像一棵棵白菜一样被卖来卖去。每天工作12到15小时，每天生活费除去房租后只有5元，整天生活在饥饿与工头的暴力威胁之下，一些长相漂亮的女孩子经常受到性侵犯，人身自由与权利毫无保障。这就是东莞童工的悲惨世界。
在孩子身上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童工这样一个词仅存在于19世纪之前的资本家罪恶之中，早被人类文明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如何，今天的人性良知不允许我们社会存在着被黑恶势力控制的童工群体。因此，当东莞童工的悲惨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些从中获利者及协助者必须被追究。
黑工头是直接组织者，他们的罪恶是不存在辩解余地的，但他们仅是买卖童工链条中的一环。下一环是众多的不良工厂，正是工厂的不规范用工甚至是违法用工，才让这些来自贫穷山区的未成年人成为可供黑暗势力牟利的物品，导致罪恶的发生。工厂在低价雇用黑童工进行生产以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利益驱动下，充当了为虎作伥角色。
合法工厂的非法用工罪责还可以上溯一层，即劳动监管部门的失责。工厂之所以敢冒险使用黑童工，正是因为劳动部门的监管形同虚设所致。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劳动部门已被这些不良工厂所俘获，每当劳动部门进厂执法检查时，都有眼线提前透露消息，让工厂可以临时解散童工应付检查。
如果劳动部门能切实负起监管职责，黑童工是没有生存土壤的。因此，眼下最紧迫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解救这些被暴力统治的童工，更在于让劳动部门有效运作起来发挥它本应发挥的机构作用。悲观的不是社会上有丑恶现象存在，而是我们没有启动何种程序，让一个权力机构有效地运作起来，却让劳动部门变相充当了保驾护航角色。
在香港学生组织指责玖龙纸业为“血汗工厂”的风暴中，东莞的劳动部门竟然站出来替资方说“玖龙不是血汗工厂”，这样紧随资方、替企业不良行为洗白的劳动监管部门，又怎么可能指望它发现眼皮底下大规模的黑童工？东莞童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却仍然没有成为劳动部门摆在案头上的工作之一，童工的血泪人生这笔账，实应记到他们的头上，这不是可原谅的行为。
童工血泪能否触动麻木的地方政府？
2008-04-29 红网-潇湘晨报
4月28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一批东莞童工的血泪遭遇。他们来自遥远的四川凉山，大多未满16周岁。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把他们从当地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出来甚至是直接拐骗出来，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这里，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想要逃跑的孩子受到死亡威胁。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创造的价值却被工厂、工头、黑中介组成的利益链条榨干。
就丧尽天良的童工问题，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具备道德感。即便是纯粹谋取利益的经济行为，也必须遵守道德和法律底线。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无论身体还是心智都还没有达到承担社会劳动的要求。禁止任何人将儿童作为劳动力驱使，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一，也是法律底线之一。《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法》、《刑法》均有禁止使用童工的明确规定，在这个方面并不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
既然社会道德对于奴役童工的现象如此反感，而法律对于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规定又是如此缜密，那么凉山童工一批批运来又一车车送走，被打骂、被虐待、被强奸、被威胁、被盘剥，这一切又是如何在东莞成为可能的？这其中，当然有工厂主们的利令智昏，也少不了黑工头和黑中介们的铤而走险，甚至还可以归因到家长的愚昧和童工自己的无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推卸和冲淡政府的责任。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于，如果政府方面对于童工问题的执法是严格和高效的，那么如此规模巨大并且性质恶劣的童工问题，必然不会存在于阳光之下。
人们甘愿让渡权利组成政府，目的就是要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秩序。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不需要公民另行申请或交换，这只是政府的天然义务。奴役童工涉嫌违法犯罪，政府劳动部门和司法机关理应主动查处和惩戒。政府的不作为与童工的被奴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山西黑砖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例证是，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不仅没有对非法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对被解救童工补发的300元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东莞童工事件中，某些执法机关并没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比方说，黑中介之所以可以在整个童工利益链条中分得一杯羹，是因为他们“在劳动部门眼线多，不容易出事。”
需要面对质问的，可能还有这些童工的家乡政府。既然这些孩子大多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所规定的政府义务，不仅仅是让他们免费读书。当老师们用紧锁大门的方式来抵御工头诱惑的时候，当地政府在防止孩子们被掠为童工方面，除了几份红头文件，还有什么有效措施呢？
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在2007年6月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清楚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童工问题的明确态度，强调中国政府坚决打击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特别是雇佣、使用童工的非法行为。反对奴役童工是政府责任，出现童工事件是政府之耻。面对这样的耻辱，地方政府理当迅速启动调查和执法程序，解放那些可怜的孩子，使社会恢复秩序与正义。同时，反思与追究必不可少，公众需要知道为什么相关部门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麻木不仁。（：周东飞）
附：新闻报道：
四川凉山逾千童工“批发”东莞
（香港） (2008-04-29)
（联合早报网讯）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四川凉山自治州成百上千童工被人“拐”至东莞，再“批发”流向深圳、广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工厂当黑工。这些童工多为13-15岁，最小的仅9岁。童工在没有工作的日子，只能从工头处领取每天10元的生活费；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漂亮的15、16岁女孩更时常遭到工头们强奸。进入工厂后，他们每月工作时间长达300小时，每小时却只有2.5-3.8元的微薄工资。即便如此，血汗钱最后却被工头剥削。
据悉，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今天专门作出批示，责令劳动等部门成立调查小组彻查此事。而广东省劳动和保障厅也派员抵达东莞，介入调查。
“人肉市场”批租
在东莞石排镇综合市场，一位工头即场拉出几名小孩说，这些小孩身体好，干多重的活都没问题。他介绍，这些小孩都是从四川凉山带出来，孩子们的父母给他们写有保证书，村委会也盖有公章。“我们对他们有绝对的管理权，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你们只要跟我们签一份用工协议就行了。”
在用工协议上写有“每月甲方(工头)需保障乙方(用人方)员工上班每月300小时”，却没有任何关于员工放假、社保、医保等福利条款。“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员工你可以随便用，每天用多少个小时干多重的活都行，生病什么的我们自己会处理，如果有工伤的话，厂方按道理赔付就行了。”
在石排镇石崇工业区，至少有200多名凉山童工在一间音响公司打工。现场的数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纪不满16岁，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塘厦某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估算，在石排镇，工厂主随时可以抽调出600、700名凉山童工。
凉山9岁童工被卖东莞 名门望族加入利益链
2008-4-29 8:51:02 · 来源： 新京报
当地望族逐步加入利益链；大量未成年学生流失，政府已介入
本报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四川凉山昭觉县竹核乡因为贫穷，许多孩子被外面的工头买卖到东莞当童工。到了11、12月的时候，这里几乎每天都能运来或者运走好几车小孩。“像白菜般在东莞买卖”。
东莞廉价凉山童工任挑
记者打着东莞东城某服装厂的旗号来到东莞石排“童工市场”，表示想挑一些便于管理的童工到厂里干活。
经和一名叫潘阿杰的人讨价还价后，他同意把小孩们的工价按每小时3.5元计算。记者看到潘阿杰出示的用工协议：甲方需保障乙方员工上班300小时/月，如因甲方原因未能上满300小时，由甲方补足所差工时工资;甲方不得直接支付给乙方任何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
在这份所谓的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员工放假、社保、医保等福利条款。潘阿杰解释，“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员工你每天用多少个小时干多重的活都行……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9岁儿童被骗外地打工
在另一位陈姓工头处，记者发现，现场的数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纪不满16岁，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在男童工中，记者发现一个只有9岁的童工。
记者陆续以需要找工人为由，联系“临时工网”、“劳动网”等网站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门等地的中介。他们回应，“如果要亲自挑人的话，可以安排你去东莞，人全都在那。”
据一工头说，在他们这个行当里，有明确的分工：有人专门负责在凉山当地招工运到东莞；有人专门负责东莞这边的接待；另有人保证将这些童工送进厂里。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组织和用工工厂之间，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牵头作用。
名门望族加入利益链
去年12月初，四川凉山美姑县牛牛坝乡未满16周岁的四年级学生马海布，和十余名玩伴一起，被工头拐骗到东莞，开始了他悲惨的童工生涯。
据该地区一份流失表显示，仅今年春节期间，该片区就有76名凉山小学生流失。其中42名学生已被确认外出打工，最小的年仅7岁。凉山一位文化学者称，在金钱的诱惑下，原来享有最高话事权的家族长辈，现在逐渐被能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工头所代替。一些在当地备受尊重的名门望族加入到童工交易的“产业”链条当中来。
日渐改变的民风已经引起凉山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在2008年1月14日召开的昭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县委领导就把防止学生流失打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爸妈卖了我，我不想回家”
日期：[ 2008年4月29日 ] 版次：[ DA25 ] 版名：[ 东莞新闻 封面 ] 稿源：[南方都市报]
昨日,警察解救部分凉山童工。被问及想不想回家时,罗思琪流泪了,“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她说家里非常穷,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到东莞四个多月,跟着老板辗转各家工厂炒更。警察劝说近半小时,罗思琪才和同伴一起上了警车,协助调查。本报记者方光明摄
“我不想回家，爸妈把我卖了”
昨天下午5时30分左右，记者在一百货店门口见到了两个小女孩坐在地上，看到那么多警察围过来，都被吓得哭了起来。
“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小女孩罗思琪哭着对记者说。无论警察怎么劝说，罗思琪和她的同伴就是不肯走，稚嫩的双手死命护着自己的行李，眼泪不断地往下掉。
罗思琪告诉记者，她们都是来自越西农村。家里非常穷，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来这里已经四个多月了，跟着老板辗转各工厂炒更，做完一单就换一个地方，一般一个月换一个地方。
当记者问她多少岁的时，罗思琪和同伴异口同声说出已满18岁，但她们看起来大约只有十二三岁。记者随即问能否拿出身份证时，她们都说放在家里了。而问到哪个是她们老板时，三个小女孩又低下头不语。
劝说持续近半个小时，直到下午6时，罗思琪才和同伴一起上了警察的车，去协助调查。抬头时，两小女孩已是满脸泪花。
凉山童工像白菜般在东莞买卖
●中介说随时可找到六七名童工送到厂里●小孩们在死亡、污辱与高强度劳动中度日,而一些家长竟冀望小孩赚大钱
他们来自遥远的四川凉山，大多未满16周岁。
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把他们从当地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出来甚至是直接拐骗出来，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这里，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工头用低廉的价格，将他们“卖”给工厂。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超负荷的运转让他们疲惫不堪，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以为自己的辛勤劳作能够改变远方家庭的贫困，他们别无选择，在暴力与金钱控制下，他们只能依附于工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那个地方，有的班级，甚至只剩下不到10名学生，南下的儿童在逐渐增多。
（本报道中人物均为化名）
雷生曾骄傲地告诉记者，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东莞、深圳、广州、惠州、江门，到处都有我们的员工。”
近百名小孩，带着脸盆、被子等行李，聚集在小超市门前，他们像超市里摆放的商品，按照横排的顺序列队，他们在等待着别人的挑选。
三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前方，他们不时地拍拍这个小孩的脸，捏捏那个小孩的胳膊，然后喊着，“下一个”。这些小孩，面孔稚嫩，身高大多不过1米4，其中的十来个，看上去甚至还不到10岁的模样。
“年龄多大？会不会说普通话？”一个中年男人腆着肚子，漫不经心地问一个女孩。小女孩没多说话，只是点头。男子随即拿来纸和笔，让她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女孩走上前，歪歪扭扭地写出阿拉伯数字“93”，就再也不知道怎么动笔了。中年男人指着小女孩的衣领问，“这用普通话怎么说？”“衣”，女孩憋了半天，蹦出一个字，中年男人皱了皱眉头，接着喊，“下一个……”
居民绍先生在这里已住了三年，他说，这些老板是来挑童工的，现在还不算旺季，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这里几乎每天都能运来或者运走好几车这样的小孩，“像白菜般在东莞买卖”。
“老板，要人不？”
工头潘阿杰说，这些小孩身体好，干多重的活都没问题。他抓住记者的手，意思是让记者用力拍打小孩们的身体，以证实自己的说法。
石排综合市场位于石排医院对面，这个市场鱼龙混杂，市场的后边就是成排的民房。在这里狭长而肮脏的街道上，终日游荡着四五十名成年男女，他们的外貌与本地人不太相同，皮肤异常黝黑。这些人终日里似乎都无所事事，或者坐在街边的小超市前闲聊，或者聚集在绿化树下打牌。但是，只要看见有类似老板模样的人开着车出现，他们就会迅速地站起身，围拢过来，问“老板，要人不？”这些就是前面那位王姓主任所说的工头。
记者打着东莞东城某服装厂的旗号来到这个“童工市场”，表示想挑一些便于管理的童工到厂里干活。
工头们将记者紧紧包围着，一位自称叫潘阿杰的工头甚至当场拉出几名小孩站到记者面前。潘阿杰说，这些小孩身体好，干多重的活都没问题。他抓住记者的手，意思是让记者用力拍打小孩们的身体，以证实自己的说法。几名小孩则顺从地像接受老师惩罚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原地不动。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潘阿杰最终同意小孩们的工价按每小时3.5元计算。记者对这些童工究竟好不好用表示了疑问，潘阿杰说，这些小孩都是从四川凉山老家带出来的，车费、生活费都由他们先行垫付了，孩子们的父母给他们写有保证书，村委会也盖有公章。“我们对他们有绝对的管理权，可以采取一切的措施，你们只要跟我们签一份用工协议就行了。”
潘阿杰随后展示了这份用工协议，记者记录了如下内容：每月甲方需保障乙方员工上班300小时/月，如因甲方原因未能上满300小时，由甲方补足所差工时工资；甲方不得直接支付给乙方任何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临时工工资甲乙双方需保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份所谓的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员工放假、社保、医保等福利条款。潘阿杰解释，“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员工你可以随便用，每天用多少个小时干多重的活都行，生病什么的我们自己会处理，如果有工伤的话，厂方按道理赔付就行了，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他说，工头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我们的人（指童工）很畅销，东莞各个镇都有我们的人。”
塘厦某职业介绍所的王主任常常来此挑选工人。他说，这些待选的工人，都是工头们从四川的凉山地区带来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因为这些凉山来的工人要价低，大约只要2.5元-3.8元/小时，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干活又很拼命，能吃苦，所以很受工厂老板的欢迎。这位王主任做了个保守推算称，在整个石排，工厂主随时可以抽调出六七百名这样的廉价凉山童工。
他们一般从13到15岁
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开着大卡车或者面包车，将这些小孩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扬长而去。
潘阿杰所言不虚，在此后数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从石排综合市场到石排小学的方圆几公里内，成为一个大型的地下劳工市场。在记者蹲守这里的几天内，每天都能看到有职业中介带着工厂里的人，前来挑选他们需要的员工，然后就有人开着大卡车或者面包车，将这些小孩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扬长而去。
在几天的蹲守观察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所有这些交易中，一个身高约1米75，左耳戴着银色大耳环的中年男子的身影总是活跃其中。4月6日，在来自凉山越西县、刚从工厂打工出来的12岁凉山小孩罗小平的帮助下，记者与该男子取得了联系。男子自称叫雷生，同样来自四川凉山自治州。
记者对他说，“我们工厂的活不重，主要就是拆线头什么的，为了方便管理，打算要50名十四五岁左右的工人。”雷生显得有所警惕，他详细询问了记者所在工厂的位置、名称、设备、员工数量、订单情况，迟疑片刻后，他开始信任记者了，终于干净利落地表示，工厂要多少人，他就能给多少人。同时，他还保证这些员工绝对听话，服从任何管理。他暗示，如果员工不听话，只要给他一个电话，他会派人过来打到他们听话。
交往多了后，记者从一个据称是雷生堂弟的人那得悉，这个雷生是石排凉山工头中的老大，他的手下分有18个小工头，每个小工头手下分管着50至100个不等的工人，这些工人的年龄一般从13到15岁。“虽然很多小孩子现在已经进了厂，但我们马上还可以为你找来50多个。”雷生事后证实了他堂弟的这一说法，他还说，在东莞，至少还有三四名像他这样的大工头。
为进一步求证雷生堂弟的上述说法，记者尝试着找机会与平日里躲在当地出租屋和小旅社里的凉山小孩们接触。经过几顿饭局后，记者与十几名来自凉山越西、美姑、昭觉、金阳等地的凉山小孩开始熟悉起来。小孩们称，跟着工头出来打工的，几乎都不满16周岁。在他们的帮助下，仅记者核实清楚的童工数量即达40多名。据一位跟着工头打工9年、目前主要帮助工头做管理工作的彝族人阿火介绍，“光住我们这栋楼的100多个小孩就全都是这样的童工。”小孩们还说，工头哄骗了他们，说在广东打工待遇很高，一年可以赚一两万块钱，车费和生活费工头还能全包。但出来以后，工头就对他们进行恐吓，不给他们工钱。他们现在没钱也没文化，就是想回家都回不去。
“我们把他们都搞成了18岁”
他说他们凉山人都不爱办身份证，出门都是带户口本，小孩的户口本复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龄改成18岁以上，绝对能应付检查。
数量庞大的童工们究竟是如何被送到各个工厂，又是如何能躲得过劳动部门检查的呢？工头们称，“我们把他们都搞成了18岁。”
4月11日，为让记者更放心地使用这些童工，雷生手下一名姓陈的工头带着记者来到石排石崇工业区大某音响有限公司，说是去看望他手下的“员工”。时值午饭时间，不少童工听说老大来了，纷纷出厂，聚拢在陈工头的身边。陈工头说，大概有200多个凉山小孩在这个公司打工，其中女孩子有一百多个，男孩子90多个，他们全部是他手下的“员工”。
在获得陈工头默许的情况下，记者一一给在场的小孩们发烟，获得他们好感后，记者乘机询问起他们的年龄。记者发现，现场的数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纪不满16岁，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其中有个女孩的工牌上写着名叫阿梭，年龄26岁，但她笑着说：“这些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我其实是1995年出生的，今年才13岁。”她还指着旁边一个女孩子的厂牌说，“喏，这写着她今年20岁，她实际是15岁。”在男童工中，记者发现了一个采访中遇到的年龄最小的童工，1999年出生，今年竟然还不到9岁，但工卡上并没有显示名字。
在记者表示惊讶的时候，陈姓工头却在旁边哈哈大笑，他说，这些都很正常。陈工头随后拿出几张户口本复印件给记者看，他说他们凉山人都不爱办身份证，出门都是带户口本，小孩的户口本复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龄改成18岁以上，绝对能应付检查。
陈工头出示的户口本复印件印刷质量很差，盖的章为“四川省公安厅”，这明显不符合真实情况（记者随后以需要登记小孩个人情况的名义，收集了工头们提供的三十多份户口本复印件，记者带着这些复印件和名单后来找到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公安县户籍科求证。该户籍警经详细核对后，告诉记者，这些复印件和名单全属造假，章应该盖县市一级公安部门的印章）。
活跃在石排童工市场的“黑中介”们告诉记者另一个逃避有关部门检查的办法。他们说，工厂得准备两份名单，一份是普通工人名单，一份是临时工名单，碰到检查的时候就只给劳动部门看普通工人那份。
马海曲布是童工群体中的一个。4月7日，再次来到石排童工市场的记者，与他建立了联系。当时他正在一间出租屋前，跟两伙伴玩耍。给记者的印象是，他非常阴郁，话很少，很怕生人，记者请他吃饭，他开始没答应，后来去了，也是远远地看着记者吃，流露出胆怯的眼神。他告诉记者，工厂有时候也会遇到劳动部门的检查，但是老板都会事先得知。“老板会把我们赶到厂外玩耍，等检查完后再把我们拉进车间继续上班”。
记者采访中遇到的不少凉山童工说，其实工厂老板也知道他们是童工，但是为了节约成本、追赶进度，厂家对他们的工头提供的虚假证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童工的说法在石排市场很容易得到求证，4月5日，长安一家校办企业的人前来挑工人，负责人自称姓黄，说是近期接到一个大订单，急缺人手，所以通过中介找到了这群凉山人。
当记者刻意提醒黄老板这些小孩年龄可能不够时，他托着腮帮，想了片刻，然后转身对两个同伴说，“太急了，要不然就以学校培训实习的名义进去？”两位同伴马上称好，稍后，他们便从工头手中带走了80多名凉山小孩。
这个行当里有明确分工
罗姓大工头掰着指头炫耀他的辉煌“战果”：东莞丰某电子厂那有50多人，东莞蓝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几十个人，惠州某海电子厂有500多人……
来自凉山的童工们，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在这个“童工”市场的背后，有着完备的“组织”体系，他们内部架构缜密，竞争中又带着合作，且带有一些恶势力性质。
记者与雷生洽谈用工协议时，雷生曾说，谈好工价的话，和他签合同就行了，由他定时去工厂结算工钱，但他一个人还无法决定这帮小孩的命运，必须由3个主要的工头一起拍板。他的解释是，在他们这个行当里，有明确的分工：有人专门负责在凉山当地招工，并且将他们运到东莞；有人专门负责在东莞这边的接待，负责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另有人则专职负责联系当地一些劳动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厂，保证将这些童工送进厂里。
记者此后在前往四川凉山美姑县牛牛坝乡调查时，从一位已经收手的当地工头那了解到，一个大的这样的童工组织，内部往往有着严密的分工：有雷生这样的大工头，还有带货的小工头，有打手。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组织和用工工厂之间，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牵头作用。
这位已收手的工头说，工头们大多也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凉山本地人，后来发现通过介绍工人可以赚钱，就在黑中介的诱导和帮助下走向诱骗或者拐骗童工打工的道路。他说，和最初单打独斗的小工头相比，现在的童工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小工头一般只能带几十个小孩，且没有多少让小孩进入工厂的门路，童工组织则不同，他们可以人多势众，通过调派、增援等方式，确保尽可能多的小孩进入工厂，为他们自己创造价值。
雷生之前曾骄傲地告诉记者，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就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东莞、深圳、广州、惠州、江门，到处都有我们的员工。”一位罗姓大工头掰着指头炫耀他的辉煌“战果”：东莞丰某电子厂那有50多人，东莞蓝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几十个人，惠州某海电子厂有500多人，深圳那边的200多人合同也快到期了。
记者此后陆续以需要找工人的工厂老板身份，通过“临时工网”、“劳动网”等网站联系上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门等地的一些劳动力中介，向他们表示要招些凉山童工。这些中介在随后的电话里回应，“如果要亲自挑人的话，可以安排你去东莞。人全都在那。”
而此时，记者此前采访过的多名童工正在准备去广州某企业的行装。马海曲布和他同村的小伙伴们，也即将被送往东莞长安某电子厂。
A26-A33版统筹：本报记者 饶德宏
A26-A33版采写：本报记者 饶德宏 韦星 刘辉龙 黎明 寇金明 实习生 成希 卫学军
A26-A33版摄影：本报记者 方光明 梁清
走出大山 大批被“拐”珠三角
四五年来凉山童工被工头诱骗到工厂,其父母至今未收到一分钱汇款
版名：[ 东莞新闻 特别报道 ] 稿源：[南方都市报]
“他连西昌都没去过，就被带到那么远的地方，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
———父母希望记者能把马海曲布带回老家。
“我的家乡在很高很高的山上，很美很美，但是却很穷。”
———身在东莞的马海曲布，常常会闭着眼，想念他的家乡。
“一是孩子留在身边可能饿死，跟工头出去说不准还能闯出个样子来；二是卖孩子换来的钱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帮助。”
———一个“瘾君子”开价一万想卖掉孩子，但未成交。
“带工”十年
牛牛坝乡一位被指曾干过带工的中年男子说，带工最早开始于1998、1999年前后，由于凉山工人扎实肯干肯吃苦，一些珠三角工厂老板就会在凉山工人回家过年的时候，交代他们多带些老乡过来。
此后的一两年，有些“黑中介”发现了里面的盈利空间，开始伙同早年外出打工的凉山工人一起，成规模地带、运、送工人到珠三角各地，工头先垫付车费，再从工人工资里扣钱。
从四五年前开始，凉山居民已懂得自己出去打工了，于是工头们把目标转向小孩身上。这些工头不给小孩家里钱，甚至干脆把小孩卖给工厂。
三条贩童黑路
在凉山，小工头预付给童工父母的工钱通常为500到1000元。运输童工的线路大致有三条，一是坐班车到越西县的普雄火车站，然后经成都到广州；二是坐班车到西昌火车站，然后经成都到广州；三是坐班车到西昌火车站，然后经云南昭通到广州。三条运送路线，最后都是在广州坐汽车来到东莞。这些线路的花销，每个人大约在300元。而童工们在等工期间的吃住，则被严格控制在10元/天。
16岁的马海曲布现在长安一电子厂工作，去年12月份他被工头拐骗到东莞，开始了童工生涯。他是屯地村被拐童工的一个缩影，屯地村又是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拐童工的一个缩影。在记者在凉山州采访发现，当地人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事———“带工”。从大约四五年前开始，巨额利润催促着工头们将一个个“马海曲布”带到珠三角。马海曲布的父亲说，他家和其他家庭一样从未收到过工头所谓的汇款。
记者了解到，2007年7月，公安部称，以强迫体力劳动和色情服务为目的的人口拐卖现象，正在取代传统型的拐卖，成为公安打击的重点。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反拐国家行动计划，拟跨省联动打击拐卖人口强迫劳动。
凹凸不平的盘山路，望不到尽头，连四驱的越野车都停止了前行。盘山路的左侧是悬崖，右侧则是零星点缀的低矮平房。微风吹过，羊骚味伴着汗臭袭来，弥漫了整条土路。间或路过的人们，都不愿张嘴，只有那驮着土豆和荞麦艰难爬行的骡子，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这就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乡屯地村唯一的公路。去年12月4日或者5日，未满16周岁的四年级学生马海曲布，就是沿着这条路，在他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十余名玩伴一起，被工头拐骗到东莞，开始了他悲惨的童工生涯。
马海曲布是屯地村被拐童工的一个缩影，屯地村又是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被拐童工的一个缩影。记者在凉山州美姑县、昭觉县、越西县、布拖县等地采访发现，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还是老师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他们将此现象称之为“带工”。据他们介绍，从大约四五年前开始，这种活动便在凉山蔓延。
童工马海曲布的家
（马海曲布外出打工近半年，他的家里，一分钱都没收到）
“我的家乡在很高很高的山上，很美很美，但是却很穷。”身在东莞的马海曲布，常常会闭着眼，想念他的家乡。
4月10日，记者找到了他位于牛牛坝乡屯地村小学附近的家。“家”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已睡得发黑的木床占据了大半空间，木床上端支着顶破烂不堪的蚊帐，沿着细长电线垂在蚊帐边的瓦丝灯，是这里唯一的电器。
马海曲布的母亲正盘腿坐在屋外，缝补一件打满补丁的布帘状的衣服。她对记者说，马海曲布大约是在去年12月4日或者5日被工头拐跑的，当时马海曲布正在上小学四年级，身上没有钱，也没有户口本，连件换洗衣服都没带。
“他连西昌都没去过，就被带到那么远的地方，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马海曲布的母亲非常担心，她取出马海曲布上学期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马海曲布体格健壮，穿着洁白的衬衫，显得很是帅气。记者不忍告诉这位母亲，现在的马海曲布瘦削了许多，整天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工头的喝斥下游荡、劳作。
在记者以招聘之名在东莞与童工组织接触期间，马海曲布的工头称，他们把孩子们的工资收入都寄到了孩子家里。但事实上，马海曲布外出打工近半年，他的家里，一分钱都没收到。马海曲布的母亲说，马海曲布在春节期间曾托人捎信来说，自己在广州打工，此后便杳无音讯，更别说往家里寄钱了。据马海曲布的父亲介绍，其他家庭也未收到过工头所谓的汇款。
马海曲布还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元，根本没有钱去南方找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不清楚上哪找。采访结束临走前，马海曲布的父母拉着记者的手苦苦哀求，希望记者能把马海曲布带回老家。
然而就在同一天，仍然蹲守在东莞石排市场附近的本报记者打来电话说，马海曲布和他的同伴们，已被工头送到长安一家电子厂里了。在那里，他每个月将为工头创造出上千元的劳动价值。
从帮带到拐骗从成人到小孩
（这边好多家庭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哪知道成都不需要到处砍树、喂马啊，他们听到几百块钱就觉得很不错，再加上一些工头还会事先支付几百块钱的工钱，很容易就答应工头了）
巨额利润催促着工头们将一个个像马海曲布这样的小孩带到珠三角，带到沿海发达城市。
“最初不是这样的，最初我们只赚厂家的钱。”牛牛坝乡一位被指曾干过带工的中年男子说。该男子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虎门、长安一带打过工，据他说，带工最早开始于1998、1999年前后，当时珠三角地区的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猛，由于凉山工人扎实肯干肯吃苦，一些工厂老板就会在凉山工人11、12月份回家过凉山新年的时候，交代他们多带一些老乡过来。
“那时候纯粹是出于好心，觉得他们在家里穷呆着，还不如带出来一起赚钱。名义上带个工人进厂，厂里就给一百块钱，但算上带他们熟悉环境、吃喝的钱，也剩不了多少了。”该男子回忆，此后的一两年，有些“黑中介”发现了里面的盈利空间，开始伙同早年外出打工的凉山工人一起，成规模地带、运、送工人到珠三角各地，刚开始是想两头吃，但我们凉山穷人多，好多人交不起中介费，所以才发展成工头先垫付车费，再从工人工资里扣钱的“经营模式”。
该男子称，从四五年前开始，随着凉山居民跟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少人到了一定年龄，都已懂得自己出去打工了，旧有的带工工头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工头们把目标转向不懂外面事又容易听话的小孩身上。“不止是我们美姑，昭觉、金阳、布托……到处都一样，越穷的地方越好骗。”
“其实工头每个月给小孩家里寄个三五百，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可惜现在这些工头确实太黑，甚至干脆把小孩卖给工厂了，就是他们把市场搞砸了。”该男子显得愤愤不平。
陪同记者采访的凉山学者朱晓锋老师也注意到了这种带童工的现象。朱老师是凉山喜德县人。他分析，带工的工头大多是当地人。他们一般是采用诱骗小孩父母的方法，比如说带小孩去成都砍树、喂马什么的，工作清闲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块钱。“这边好多家庭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哪知道成都不需要到处砍树、喂马啊，很容易就答应了。”
“不过现在小孩家长也精了，经常要工头直接预付半年或者一年的工钱，那样工头的成本就大了好多，所以发展下来，就有些工头直接拐骗小孩。”朱老师补充说，工头往往趁着凉山新年期间回家，在赶场（相当于广东农村的赶集）的时候，碰到小孩就找就问。“他们衣服时髦，花钱又相对大方，小孩子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看到反差大，很容易被吸引”。
黑手伸向校园
（四开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正在体育场的水泥桌上上课，周围零星站着七八名中学生。历史老师说，这就是他们班上的所有学生了）
在马海曲布曾经就读（读四年级）的牛牛坝乡中心校，一名四年级女生对记者说，他们学校里差不多每个班都有五六个同学被骗出去打工，每年寒假都有，而且现在越来越多。
离牛牛坝乡20里开外的昭觉县四开片区中心校的沙马校长同样抱怨，“前年去年今年，打工的人数逐年上涨，年龄逐年下降，从原来的十五六岁，到现在的七八岁。”
一份尚未完全统计好的流失表显示，仅今年春节期间，该片区就有76名凉山小学生流失。其中42名学生已被确认外出打工，最小的年仅7岁。
据沙马校长介绍，带工现象在凉山非常普遍，中学校园尤其明显。他指着一墙之隔的四开中学说，平时真正上课的顶多也就一百多人，“有点劳动力的，都被工头带出去打工了。”此时，四开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正在体育场的水泥桌上上课，周围零星站着七八名中学生。历史老师说，这就是他们班上的所有学生了。
2007年12月，也正是这所中学校园21名学生被工头拐跑的消息震惊了自治州政府。据《凉山日报》报道，12月1至4日，该校阿约衣流、贾司日洛、曲木小花、尔古日求等21名在校生，相继遭当地招工人员的诱骗，趁周末放假之机，跟着招工人员跑了。家长们苦苦找寻，心急如焚。一位名叫贾司有前的学生家长在得知女儿出走的消息后，更是一时想不开，喝下剧毒农药，自杀身亡。
据当时的受骗学生阿约衣流回忆，从2007年11月30日开始，四开街上到处都在宣传招工，一些老板给学生们宣传读书没有用等等。老板说，这次招工是去沿海地区进电子厂，每月能有850块钱。同学们听后便有些心动，于是互相联络，与老板悄悄接触后，就决定跟老板走了。
现在，在四开中学校门外，个别学生家长为防止孩子出走，坐守校门口。马海曲布在屯地村小学读一到三年级时的老师马青华总是习惯紧紧锁住学校的大门，不让学校里仅有的180多名学生与外界，尤其是与疑似工头的人有过多的接触。
被改变了的民风
（约束力正在发生变化，原来享有最高话事权的家支长辈，现在逐渐被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工头所代替）
令人颇感觉震惊的是，和老师们的集体恼怒相比，不少童工的得以南下，在村子里甚至成为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
在昭觉、美姑等贫困地区，工头家庭的富裕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地多数村民仍住在山上破败平房时，他们已经在镇区的街道两旁建起了小洋楼。凉山一位文化学者称，在金钱的诱惑下，凉山人长期保持的家支（即汉族所说的“家族”），约束力正在发生变化，原来享有最高话事权的家支长辈，现在逐渐被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工头所代替。
昭觉县竹核乡村民朱新华（汉名）说，在当地很多人眼里，只要工头能够按时支付约定的工钱给家长，那便是好事。朱新华所认识的一些凉山家长，就是在孩子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到工头手里的。
深圳市光明新区警方于2007年12月破获的一起小学生被骗打工案就是如此。这批来自凉山州金阳县依达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现出强烈的回家愿望，但父母却将他们“放心”地交给了工头。
更令人沉痛的事实则是，部分被带出去的小孩并不是工头拐骗而来，而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所卖。朱新华的一个“瘾君子”朋友便是例子。他的这位朋友曾开价1万元向工头出售自己的孩子，但最终因为价格太高而未谈成。他的朋友说：“一是孩子留在身边可能饿死，跟工头出去说不准还能闯出个样子来；二是卖孩子换来的钱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帮助。”
在族人默认甚至赞同的情况下，一些在当地备受尊重的名门望族也加入到童工交易的“产业”链条当中来。记者之前在东莞石排综合市场暗访时，曾遇到一位特殊的童工：他出生于1996年，但穿着考究，拿着手机。跟他在一起的伙伴都被工头送进了厂里，但他却能找到各种理由拒绝进厂。但遇到有工厂老板来挑人，他都会悄悄接近，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记者取得他的信任后，得知该童工名叫曲布曲衣。他自称来自美故县，此次南下东莞，是受父亲的重托，来考察广东劳动力市场的。他说，他父母有人，可以带很多小孩过来，想要多少就可以带多少出来。他还说，他有个叔叔就是县里的领导，能够弄到县委县政府的务工证明，还可以打通公安机关，改动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年龄。“我是1996年出生的，但我有关系，所以我办了一个1980年的身份证，这证可是货真价实的，就算被查，他们拿我可没有任何办法。”
曲布曲衣所言非虚，记者通过当地警方户籍信息查找发现，整个凉山有二十多位名叫曲布曲衣的人，其中户籍在美姑县且符合他所说情况的，出生年份果真为1980年。据曲布曲衣一位姓陈的凉山朋友介绍，曲布曲衣的家庭在美故县是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光房产就有十几处，资金有近百万元。
日渐改变的民风已经引起凉山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在2008年1月14日召开的昭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县委领导就把防止学生流失打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称，“坚决防止在校学生流失，坚决打击鼓动在校生出去务工者，坚决防止教育滑坡，努力做到‘到了年龄一个都不能少；进了学校一个都不能跑’。”
而我国目前正着手从源头上反对拐卖，比如正在搞试点的江苏和广东。广东每年有2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江苏也是人口流入大省。据了解，这两个试点输入省份将与输出省建立正式的跨省间联系，共享劳务信息，促进安全就业，开发出跨省间防拐工作模式。
四环利益链榨干童工
本报调查发现,童工劳动收入的2/3被层层盘剥
从2008年4月1日开始，东莞企业职工最低工资调高至770元/月，折算成小时工资为4.43元/小时。按此标准，每个凉山童工每个月如果工作360个小时，本应获取最低为1594.8元的劳动收入。
记者在凉山昭觉、美姑、布拖等地调查众多童工家庭发现，只有部分家庭收到了工头常常挂在口中的所谓汇款，其中最多的一个家庭每个月也不过500元钱。那么，这中间至少1094.8元的差额哪去了？整个童工产业的利益链条又是怎样的？本报记者展开调查。
第一环：小工头
两三月可赚10万元
小工头是整个利益链条的第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每带出100个童工，小工头需花费成本10万元，“这点钱两三个月就能赚回来。”
小工头是整个利益链条的第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他们负责在凉山当地召集童工，与童工家庭约定好工钱，然后将召集来的童工运到东莞。由于与童工家庭约好的工钱是固定的，他们在牢牢控制童工劳动所得的情况下，童工工作时间越长，中间的差额就会越大，他们的利润也就越高。
这也就不难解疑，为什么工头们当时总是希望记者安排给他手下的童工们有尽可能长的工作时间了。在记者以招聘之名接触小工头期间，不管是潘阿杰还是罗老板，他们都拿出一份类似的用工协议要求记者签订。协议上写着工资要以小时计算，一个月必须至少安排工作300个小时。
至少1094.8元的差额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小工头。在“童工劳动力”市场利润的诱惑下，凉山不少有钱人正蠢蠢欲动。记者在凉山越西县接触了打算从事工头行业的名叫马海的老板。据其介绍，小工头的成本主要包括预支部分工钱、运输童工的车费、等工期间的吃住等。
在凉山，小工头预付给童工父母的工钱通常为500到1000元。运输童工的线路大致有三条，一是坐班车到越西县的普雄火车站，然后经成都到广州；二是坐班车到西昌火车站，然后经成都到广州；三是坐班车到西昌火车站，然后经云南昭通到广州。三条运送路线，最后都是在广州坐汽车来到东莞。这些线路的花销，每个人大约在300元。而童工们在等工期间的吃住，则被严格控制在10元/天。
以此计算，每带出100个童工，小工头需花费成本10万元。“这点钱两三个月就能赚回来。”马海老板说。
第二环：大工头
一人一月抽水200元
雷生的生意门路多，不只东莞的企业，惠州、江门、深圳等地的用工企业缺人了也会找他。雷生称，在东莞，至少还有三四名像他这样的大工头。
利润源于童工们的辛勤工作，如果童工们不工作，那就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初到东莞的小工头人生地不熟，不能很快找到合适的用工企业，这时就往往需要投靠熟悉珠三角、有一点恶势力背景的大工头帮助。
大工头就此插足“童工产业”利益链，他们扮演着介绍用工企业、解决证件问题、增援或调派人手、维持童工秩序等等角色。前面提到的雷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工头。据其手下讲，雷生下面共有18个互相竞争的小工头，每个小工头下面都有50到100名工人，因此他可以随时调派上千人手。而雷生则称，在东莞，至少还有三四名像他这样的大工头。
雷生在石排市场附近还开了间酒吧，因为据说有一定恶势力背景，很多凉山童工都怕他，见了他都会讨好地说句“老大好！”然后退到一边。据多位小工头介绍，雷生的生意门路多，不只认识东莞的企业，惠州、江门、深圳等地的用工企业缺人了也会找他，如果生意成交的话，小工头将按照每个童工每个月200到300元左右的价格付钱给他。
第三环：黑中介
一小时提取2毛钱
黑中介在劳动部门眼线多，不容易出事，就算偶尔碰到检查，他们也有办法把这些童工变成所谓的“实习生”。这种中介收费会比较贵，每小时得提成5角钱。
当大工头们在用工企业方面的资源匮乏时，“黑中介”就粉墨登场了。有些大工头与黑中介签订有长期协议，有些则是临时性的合作。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塘厦某职业介绍所的王主任便属于后者。
4月5日下午，他主动找到记者，自称以前介绍过大量的凉山临时工，这些人年龄虽小，却经常酗酒闹事，卫生状况也搞得一团糟，厂家普遍反映不好用。
当记者提出需要百来个年龄小的员工以方便管理时，王主任一脸神秘，“你们想要童工吧？凉山临时工大部分都是童工。”询问了记者所需男女工人比例后，他表示：“很好找，我帮你联系，到时候给你电话，直接去挑人。”
王主任说，他们的介绍费也是从这些童工的工资中直接扣除，每小时提取2角钱，直至离开工厂。同时规定，每月必须保证这些孩子工作300小时以上。末了，王主任抱怨称，“那些工头每个月要提取临时工两百到三百元的工资，我连一百都不到。”
另有工头介绍，黑中介对制度的熟悉程度也是工头们需要依仗他们的地方。一位叫阿布的小工头称，黑中介在劳动部门眼线多，不容易出事，就算偶尔碰到检查，他们也有办法把这些童工变成所谓的“实习生”。阿布说，这种中介收费会比较贵，每小时得提成5角钱。
第四环：雇佣工厂
一月工资省数万元
招聘一名凉山童工仅需2.5到3.8元/小时，而且没有加班工资概念、没有双休概念，还不需要医疗保障等基本的福利。相比招收成年工，100个童工一个月可为厂方节省的工资就有几万元。
层层盘剥让童工们尚未进入工厂就已经“预支”了大量工钱，那用工企业怎么盈利呢？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就是支付低于广东省规定的最低工资。
招聘一名凉山童工则仅需2.5到3.8元/小时，而且没有加班工资概念、没有双休概念，还不需要医疗保障等基本的福利。相比招收成年工，100个童工一个月可为厂方节省的工资就有几万元。
而在一个名为“珠江工友”的NGO组织看来，企业招收童工所节省的工资，对一家企业来说其实并不算大头，童工们代替成年工人所创造的利润才是主要的。该组织负责人杨静称，目前整个珠三角都缺劳动力，如果招不到人，完不成订单，企业损失更大，如果有童工弥补上这一劳工缺口，企业就能继续制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这些童工都属于临时工性质，企业用起来比较灵活，有订单的时候就用，没订单的时候就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杨静说。
饿得受不了才能吃顿米饭
●在没工做的日子,他们只能从工头处得到10元/天的生活费●饥饿和暴力让他们向往工厂生活,虽然只有3元/小时的工资
下班后,童工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一起聊天。
童工们在车间里工作。
没有铺棉絮的床成了童工们眼中最温暖、舒服的地方。
这些童工中有不少人最初怀着对城市的无限期望（甚至是带着他们家人的期望）离开家乡的，但事实上，从他们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开始了悲苦的生涯。
为了节约成本，在等工的日子里，工头每天只给他们10元生活费，除去房租，他们能够用来维持温饱的就只剩下5元；为了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用工的时候，工头每天强迫他们工作12到15个小时。弱小的身板在苦苦支撑，有些童工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工头封死。利益的驱动下，工头们甚至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过了好几天饿得受不了了，才能吃得上一顿米饭。
现在都下午2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
我不是自愿的，被强奸了2次。
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
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
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他（童工）吐了吐舌头，在口袋里掏了掏，发现只有几毛钱，只好继续死盯着饼干……
一名身高一米二左右的小男孩提着个塑料袋，用手摸着肚子，踮着脚在人群外观望工厂挑人。少顷，他转身进入旁边一家小卖部，在一堆饼干前徘徊。“肚子很饿，中午没吃饭。”他吐了吐舌头，在口袋里掏了掏，发现只有几毛钱，只好继续死盯着饼干……
这是4月5日，记者在石排综合市场附近看到的一幕。童工们说，他们赚到的工钱都被工头号称寄回家了，身上没有任何积蓄。在等工的日子里，工头每天只给他们10块钱生活费，除去房租，他们剩下的5块钱根本不够吃饭。市场附近有几家小餐馆，餐馆里最便宜的菜也要6块钱。于是，童工们只好整天买馒头度日，“过了好几天饿得受不了了，才能吃得上一顿米饭。”
两天后，记者再次见到这位小男孩时，他已经饿得有气无力，说两天没吃饭了。小男孩自称年仅12岁，已出来打工一年。他身边的几个朋友也大多是这个长身体的年龄。“现在都下午2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几个童工纷纷抱怨，但工头出现时，他们都安静下来。
记者找了个借口，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他们大口大口地嚼着土豆片，一脸的幸福。有个童工突然蹦出句，“东莞的饭菜比家里面的好吃多了！”“是啊，是啊。”其他人跟着附和。
漂亮女孩易遭强奸
“我（童工带头人）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15、16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
这些童工大多住在石排市场周边的出租屋或者小旅社。饭后，他们把记者带到了住处。穿过昏暗的、散满烟头和啤酒瓶的过道，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恶臭，伴有阵阵发霉的味道。房间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一张一米多宽的破床就占了大半空间，里面阴暗潮湿。童工们说，没找到工作时，所有人都住这样的地方，工头跟房东都很熟了，资金周转不过来时，直接登记一个名字就可以住进去。
正说着话，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幽怨的吉他声，间或夹杂着几声吼叫。“又有人想家了。”名叫罗小平的12岁童工说。而为了报答记者的一顿饭，他们竟提出要帮记者找几个漂亮女孩玩玩。
他们这一群人中的小带头人，名叫阿火，他12岁出来打工，在东莞整整干了9年，目前主要帮工头做类似打手的工作。由于在他10岁的堂弟阿末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记者曾带他们去吃饭，他对记者心存感激。据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15、16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
过了一会，几个童工又找到记者说，“已经给你找了2个女孩，很漂亮的。”他们把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
“上，上，不要紧。”阿火一把将记者推到床上。混乱中，不知道是谁已将房门悄悄关上。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16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小女孩接下记者的一根烟，熟练地抽了起来。“她跟老大搞过。”有人在旁边偷偷大笑。“我不是自愿的，被强奸了2次。”小女孩辩驳。说完，她有些害羞地用被子蒙住眼睛。
逃走面临死亡威胁
罗小平神神秘秘地将记者拉进一间房间。然后突然从床底下抽出一把西瓜刀，架在记者脖子上说，“你怕不怕？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饥饿和暴力的生活让童工们纷纷向往工厂内的生活，因为“在工厂能吃饱饭”。记者以招聘名义采访时，总能碰上拉着记者衣服、苦苦哀求记者带他们进厂的童工。
据童工马海曲布介绍，他在工厂时，每天都要工作13到14个小时。他说，一般6点就得起床，20分钟内吃完早饭，然后7点钟在操场列队集合，由各个小组的负责人点名然后进入生产车间，7点20分或者7点半正式上班，午饭和晚饭各给半个小时，最晚的时候一直工作到11点半，至少要到10点半才能下班。
10岁的阿末也称曾在东莞东城台荣电子厂（音）工作过两个月，每天工作15个小时，早上8点上班，晚上12点半下班，中途没有休息时间。“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阿末说。
事实上，就算有车费，他们也很难回得去。一位稍大点的童工告诉记者，工头常常恐吓他们。“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这位童工说，如果跑走，或者跑到其他工头那里，他们连命都会丢掉，因为工头会派人把他们杀死。
童工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去年年底，有个童工跑到另外一个工头那里做事，被发现后，工头派人将其杀死在东莞长安。工头们也经常以这件事情教育他们，威胁他们乖乖听话。记者无法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但工头们的这种管制效果却是明显的，在记者接触童工期间，只要有工头出现，他们要不全部默不做声，要不就是集体夸工头的好。
童工们说，每个工头下面都养了一些打手和监工。阿火就是这样的角色，一位童工提醒记者，“不要跟阿火在一起，他这个人很坏的，是老大手下的‘监工’、‘打手’，经常欺负小孩。”他们说，4月13日晚上，阿火就打了一个小孩，差点还动起了砍刀。
趁阿火不在，他管辖下的12岁童工罗小平神神秘秘地将记者拉进一间房间。然后突然从床底下抽出一把西瓜刀，架在记者脖子上说，“你怕不怕？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思考
解救“黑色劳力”
横跨两省，历时近两周的采访，让人震撼，一边是凉山当地社会经济落后，无法解决更多就业和创造更多家庭收入，一边是产业发达的东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本是一个不错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的对接，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的组织者们铤而走险，过早过急地掠夺开发儿童的劳动力，而这些儿童由于在当地缺乏必要的技术学习途径，所以只能带着某种心甘情愿的成分，盲目南下沦为“黑色劳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让这些儿童能在当地学习必要的劳动技能，而一旦达到法定年龄，则由合法合理的光明途径转换为合法的劳动力。朱晓锋老师，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教员，他在昭觉县竹核乡开办了一间“特困家庭女孩技能培训与就业安置班”，想通过三到五个月的免费培训，将彝族女孩们安置到大城市的合资企业合法就业。据说这个项目，现在正得到当地妇联以及有关部门的支持。而在2008年1月14日，当地昭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县委领导就把防止学生流失打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另一方面，东莞一直注重对非法用童工的打击，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得到解救。
■特写
没棉絮的床 最温暖的地方
童工阿英一天的工厂生活全记录
为了深切了解童工的厂内生活，2008年4月8日至12日本报记者借工厂招工之机，深入涉嫌使用童工的东莞蓝*玩具有限公司。四天四夜与这些童工同吃同住，记录了12岁童工阿英一天的生活，她的身上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工厂内的普遍境况。
6：30-7：15
你争我抢 盛得一碗面条
“铃……”早上6点半，阿英被闹钟闹醒，本想再躺一下，可室友催得急：“快起床，不然没早餐了”。阿英翻过身起了床，洗漱过后，拿着饭碗跟着室友去了食堂。早餐仍然是面条，自从阿英3月16日进厂后没变过。面条装在铁桶内，铁桶周围围了几层拿着饭碗叫嚷的工人。虽然去得早，但小个子的阿英只有被人流的力量推来挡去，更多时候是夹在中间，动弹不得。近7点时，阿英终于盛到了面条，为了多盛一点，阿英几乎没要汤水。
7：20-12：00
工作车间 弥漫刺鼻气味
7点半才正式上班，但7点20分的时候，阿英已经到了喷油部车间。阿英的工资按小时计算，每小时3元。这是一个大车间，一排排的工人们右手拿着喷漆龙头，左手拿模板，正紧张工作，手上都没戴手套，也没有任何其他保护措施。整个车间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工人的衣服上经常会溅到一些油漆或其他化学物质，轰鸣的机器声也从未停歇。阿英说，她有一次太困了，忍不住在操作台上打盹，竟然把漆喷到了额头上，险些伤着眼睛。
阿英今天的工作是把玩具零部件搬到箱子中去，虽然这些玩具并不重，但阿英一次搬几个，还是有些吃力。这天，阿英做到12点才下班，比工作的规定晚了半小时下班，她对此并不抵制，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多挣一元五角钱。
12：00-13：30
端个饭碗 蹲着吃完午饭
工厂里一般是11点半开饭，等阿英去打饭时，饭堂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一片狼藉，只有残羹冷炙了。饥肠辘辘的阿英顾不得太多，打了三大勺饭，还用勺子在米饭上面拍压了两下，腾出饭碗方便装菜。
只要不下雨，阿英都不愿坐在嘈杂、阴暗的饭堂里，而是端着饭碗蹲在饭堂门前的水泥空地上把饭吃完，并不时跟她的彝族老乡聊天、开玩笑，在阿英看来，他们是这个工厂里面最亲切的人。
午饭后回到宿舍，阿英没有午睡，她在宿舍里跟室友们聊天、打闹，毕竟她才12岁，还是处于爱打闹的年龄。
13：30-23：00
再入车间 继续做到深夜
中午1点半，阿英和老乡们又一起走进了喷油车间，继续他们的工作。装玩具的箱子堆得比阿英人还高，她瘦小的身影在其间不停穿梭，一搬就是几个小时，腰酸背痛也不能坐着休息。阿英说，搬东西的时候手指很容易被划出血，但她从没处理过伤口，因为工厂内没有医务室。
下午5点，趁着晚饭间隙，阿英回宿舍洗衣服。她只有两套衣服，要是不洗，明天就没得换了。阿英双手疲惫，没什么力气，只是简单地把衣服揉了揉。
19点，阿英又开始工作了，接下来是4个小时几乎没有停歇工作，今晚她做些临时包装的活，有时候也去操作台加工一下玩具。23点，阿英离开了喷油车间，结束了一天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23：00
没有洗澡 饿着肚子入睡
本来还想洗个澡，但是4月份东莞的气温让阿英没有勇气洗冷水。她只打了点水，洗了脸和脚，就钻进了被子。虽然床上没有铺棉絮，但阿英说，这是世界上最温暖、舒服的地方，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了，她说，盼着明天能够早起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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