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８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
28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发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为“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告白，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28年后回头重看，可以从潘晓信中读出更多、更深的内涵，关于那一代人，关于当代中国。
从1980年到今天，28年过去，好像很少有谁注意过：当年，究竟是什么人，哪个群体，会以潘晓那样的问题意识，尖锐地，追问人生？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底层群众，比如，和潘晓同时代的农民、工人、小职员，不过是种田、务工、做事，埋头干活，抬眼看路。潘晓信里说，她那个街道小厂里的同龄人，“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她们说我清高，怪癖”，“我嫌她们俗气”。对于这些俗人，人生的路，普普通通，不宽不窄，天经地义。这些人，不太会发潘晓那样的人生浩叹。
潘晓，属于特殊的群体，按她的说法，“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显然，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干部家庭（我查过，比如1956年，全国党员人数只有全国人口1.7%，比现在少很多）。她的经历，“由紫红到灰白”，大起大落，很有戏剧性。无疑，潘晓属于精英群体，而且，喜欢反省，善于思考，博览群书，是知识精英，因为突然经历了下行的拐点，所以，会有那样的人生追问。
2、人生的路连着历史的路
人生的路（个人），千条万绪，蜿蜒向前，汇成历史的路（社会、民族、国家、人类）。潘晓的路，无论是“紫红”，还是“灰白”，都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路息息相关。
按潘晓信中的记述，“文革”前，她上小学，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中，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是，“文革”是一个历史拐点。
按马、恩、列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建立政权后，对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改造，以避免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是马列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文革”中，原先体制内的权力精英、知识精英普遍受到冲击，社会动荡，家庭破碎，潘晓的命运，亦随之丕变。但实际上，到1967年，就发生了武汉“7·20事件”，“文革”遭遇反弹，夏秋之际，运动便经历了第一次刹车。之后，左冲右突，反反复复，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文革”夭折。
林彪事件，是场政治地震，不但有政治史意义，而且有思想史意义，它使政治泡沫濒于破碎，使革命叙述面临解体，而这种叙述，曾经持续几十年。中华民族，怀揣着一个大抱负，负重前行，结果，撞了南墙，摔了跟头。当初运动的生力军，红卫兵-知青一代（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像一群搁浅的鱼，被晾在退潮后空旷荒凉的海滩上，迷惘、困顿、消沉。当年，北岛的名诗《一切》，就表达了这种虚无的情绪：“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其时，“文革”已成夹生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主观感受上，没有哪个群体，自认为是“文革”的受益者。结果，理念倒了，队伍垮了，政治愿景幻灭，代之以平庸琐屑的现实。历史的路断了，人生的路窄了。
潘晓，也是红卫兵-知青一代里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现实的和精神的困境，形成于1970年前后，潘晓的信，却发表于1980年（《中国青年》该年5月号）。当然，后来我们知道，1980年，《中国青年》到学校、工厂、街道，组织青年座谈，发现两位，约稿，然后，两篇合二为一，各取姓名中一个字，署名“潘晓”。《中国青年》，由共青团中央主管，官方媒体，以这种方式，发表这样的“消极情绪”，相当真实，却滞后了大约10年。
这之前，清华学生（化工系七七级二班），已经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口号，获得官方赞许，得以传播。七七级学生，正是上述红卫兵-知青一代，“潘晓”同龄人，大多还略长几岁。
这时，改革开放已经启动，所以，时代风气变了。
3、“路”一经转向，立刻变宽了
70年代，由于“文革”失败，国家陷于困境，原先政治共同体中的精英或预备精英，迷茫失望，前路莫测。改革开放，避开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田单干，粮油提价，减免税收，安排就业，提高工资，发放奖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可谓皆大欢喜（结果，国家财政支出超出收入，造成巨额赤字，创建国以来纪录）。改造上层建筑，这个“文革”遗留的大问题，被搁置。原先社会政治的困境，如今，用社会经济的手段冲抵、置换、化解。原来越走越窄的路，一经转向，立刻变宽，换个走法，歧途成为通途。
因此，“潘晓”，迅速成为历史人物，退出公众视野。她迟到的叹息，定格在1980年，成为红卫兵-知青一代迷惘情绪的最后一次告白。而且，最后一次，竟是官方版本，这绝非偶然。
1984年10月，中央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铺开，市场原则逐步建立，利益主体多元化，每人各走各的路。这里，还要说到潘晓。她的信，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对新兴价值的宣扬。后一方面，她是这么说的：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段话很完整，差不多，提前表述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比如，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就认为，第一，人们从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第二，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并非出于本意，却能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走上康庄大道，开始经历升降涨落的固有周期。思想界总是超前，80年代中期，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开始流行“文化热”，比较中西文化，研究中国之路怎样并入西方之路，经济改革怎样升级为政治改革。人心浮动，甚嚣尘上。从经济之路走向政治之路，从观念和言论走向现实和行动，从书房、课堂走向街头、广场。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为十年改革画了个句号。
于是，苦闷、迷惘、虚无的情绪，再次弥漫，路，又成了问题。与此同时，政治风波，加上“治理整顿”，造成经济增速明显下降，1989年为4.1%，1990年为3.8%。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力推动，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恢复高增长，形成第二轮改革开放。全民下海，十亿人民九亿商，开发区遍地开花。这几乎重复了十多年前的手法，原有社会政治的问题，用社会经济的手段冲抵、置换、化解，路一经转向，立刻又变宽了。
4、中国的路，世界的路，交织在一起
90年代的中国，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还有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城市化、全球化，民工潮、下岗潮。经济周期表现为，1992年以后，经济过热，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20.6%。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宏观调控，实行“软着陆”方针。到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通货紧缩，从1998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七上八下，企业破产，工人下岗。胡鞍钢估算，1998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包括登记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失业人员三部分），在1540万到1600万人之间，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结果，“不争论”的局面被打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围绕公平与正义、历史与现实、民主与自由，捉对厮杀。文化思想界生态，为之一变。
当时，为缓解就业压力（这只是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大跃进。1999年，全国高校，一举扩招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9万人。之后，连年扩招，迅速膨胀。到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多达559万。我看网上照片，各种专场招聘会上，年轻学子如海如潮，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要由公安、武警维持秩序。归来者称，即使向一家小公司递交简历，也需排队一个小时。这些80后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当年的潘晓类似，是新世纪的知识青年。今天，对于“人生的路”，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叹？
这里，症结在于，既然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那么，研发、品牌、管理和金融服务，等等，各种白领岗位，主要就不在中国本土。既然中国把自己定位于“世界工厂”，它需要的就只是大量技术工人，而不是大量高等教育人才。当今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的“人生之路”所以难走，是因为和当前的“中国之路”，不相匹配。
所以，要拓宽人生的路，首先，就必须拓宽中国的路。其实，也没有别的捷径，只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振兴民族产业，变劳动密集型为技术密集型，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树雄心，立壮志，和美日欧争夺市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是这条路，相当漫长，阻碍重重。
当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循环的两个外部条件，国际资本、国际市场，都出了大问题。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就业压力，空前严峻。28年前，潘晓慨叹：“人生的路，越走越窄”。28年过去，人生的路，似乎更加坎坷不平。
这个时候，潘晓带着困惑，再度现身，追问同时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见《凤凰周刊》2008年12月15日）代表了普通中国人的疑问。这是否预示着，又一个历史拐点的出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世界金融、世界经济、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调整，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中国的路，世界的路，交织在一起，要变就得一起变。
附文：两个潘晓的命运
: 南方周末记者 石 岩
2007-03-28 12:00:00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潘晓问题，当年曾引发全民关注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７８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北大、清华的学生邀请她去爬香山，在山顶上讨论萨特，讨论《红与黑》。黄晓菊不怵围在她周围的大学生。在成为“潘晓”之前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三五个因传阅《简爱》、惠特曼团聚在一起的青年工人或待业青年。大学生们和黄晓菊讨论的问题，黄晓菊和她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思考过。
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祎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祎“孤僻，太学生气”。后来通过几次信，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祎可能确实是孤僻的，在成为潘晓之前，他曾于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祎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潘祎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祎自幼一个人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１９７９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次自杀，使潘祎向来学校采访的马丽珍倾诉了４个小时。
潘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 母亲１９５０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外祖母的爱是另外一种味道，只有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从小就知道，讨喜的小孩才能讨到爱。”
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是在厂里扎下去提干，还是将来弄成全民所有制？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因为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而且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时候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
在厂子里，黄晓菊的“能说”是有名的，领导不愿意，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让她闭嘴。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把我们阻拦在工厂门口，劝我们回去，再创造５分钟的价值。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头。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６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６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你一个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能力接待这些上门向你求助或者跟你谈心的人？”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也许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单位实现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头一个被停聘的是我。”
１９８８年，黄晓菊丢了资料室的饭碗，离了婚，没学历，为了自己和３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８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验，自己敢下剪子裁剪自认为新颖别致的服装，吃苦能干，和搭档在大雪里骑车运货，一路打闹，一路笑骂的混不吝，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儿子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在母亲南下谋生的日子里，他是幼儿园里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把石子、糖块、草根藏在兜里，直到糖化了，把草棍、玻璃球和石块都沾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他留给妈妈的礼物。上学之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像妈妈一样没上过大学。
黄晓菊的儿子叫桑也行。当年初为人父人母的黄晓菊夫妇抓耳挠腮给新生儿取名字，这个不错，那个也行，犹豫不决的时候，黄晓菊拍掌大笑，就叫他“也行”吧。
如今的桑也行是个１米８０的小伙，给屈臣氏矿泉水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在华侨饭店当过门僮、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他的偶像是一个从学校辍学，做新式西餐，乃至引导美食风尚的英国小男孩。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黄晓菊说，她不为没上过大学后悔。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在当年能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不过说到年轻时代她爱读的那些书、说起她伶牙俐齿舌战厂委会以及她在香山顶上跟大学生辩论萨特的时候，她也会兴奋地憧憬另外一种可能：“我要是上了大学……”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祎自己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 “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祎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
近几年，潘祎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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