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何以成了照欧美葫芦画瓢?
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事实确实如此。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在中国共产党内，事实上存在着两派，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其他一些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当着毛泽东在世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意见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派的意见因而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毛泽东去世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随着平反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随着组织人事上的全面重新洗牌，另一派及其意见于是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就开始了中国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历史前提。
这个改革是从1980年代初起步的，到胡温当政之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基于经验的改革阶段和基于书本的改革阶段。基于经验的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有一大批在毛泽东时代担纲过经济社会发展领导任务的老一代领导人作为改革的灵魂人物。这一代领导人虽然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一向持有异议，却都有异常丰富的政治实践（及斗争）经验，也有领导经济工作的实务经历。他们了解当时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采取不成体系的、具有较强经验性色彩的修补办法，对这些问题逐步地予以妥善解决。这十年改革的基本调子是‘承包’，先是农村的所谓“联产承包”，而后借鉴在农村一度从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搬到城市企业的改革中来，进行普遍的企业承包。这个阶段的改革大致与1980年代相始终。
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拿农村的分田单干来说吧，在经历了短暂的令某些人欣喜若狂的“形势好转”之后，广大农村、农业、农民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就连那个短暂的好转，也有人用充分的事实证明它并非是分田单干所带来的福音，而是由于1970年代引进的若干套大型化肥设备陆续投产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的结果。受农村分田单干“成功经验”的鼓舞而在城市强力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常言说得好：“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毛泽东的那些反对派们现在才知道，事情并非像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改革碰了大钉子，需要另找出路。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吸取教训，重新回到过去的轨道上去，再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原有体制机制进行调整和创新，使其更加完善，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果这样做，等于说这一派长期坚持的意见的错误和失败。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况且，常言道：“覆水难收。”所谓的“旧体制”已经被他们轻率地砸碎，要走回头路谈何容易！于是就有第二条道路，即继续坚持改革，把对从前的否定进行到底。这样做，既不至于使曾经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改革丢掉面子，也避免戴因失败而走回头路的帽子。
然而，在第一阶段主导改革的那些人们改革开始的当时他们的年龄本来都已经很大了；到得这时，他们都陆续地退出了领导岗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相对比较年轻的人。而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与上一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他们多半受过高等教育，又缺乏基层经历和实践经验，但他们却补习过西方经济学。他们要么是改革的领导者，要么成为改革的“智囊”。这些痴气十足的“专家”、“学者”们死记硬背着从西方抄袭来的初级经济学课本，亦步亦趋地试图用西方经济模型来重新塑造中国经济。该时期的基本调子是经济“民营化”（即私有化）和社会“市场化”。变卖公有制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改革的主旋律，成为了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于是，许多地方政府在很短的几年内就很自豪地摆脱了国有企业、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和赤脚医生之类的“历史包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就从最初的基本上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试验，演变成了照欧美葫芦画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即基于西方书本和模式的改革。这个阶段基本覆盖了整个1990年代，至今虽然已经垂暮，但仍然没有偃旗息鼓。
不过，要把改革演变成照欧美葫芦画瓢的责任完全算在这些改革“新锐”们的头上也并非十分公允。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历史前提是由第一阶段的那些改革者们所提供的。因为，正是上述第一阶段改革的主导者们告诉这些改革的接班人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中，虽然天天都在讲社会主义，却没有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根据马、恩二人的理论和列、斯二位的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被瓦解了，因而苏联的经验绝无参照价值。至于中国自己，虽然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却据说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光饿死的人就有好几千万。所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也是万万不能参照的了。不但不能参照，改革就是认定它的一无是处，就是要拿它开刀，就是要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哩。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样，像列宁创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那样，像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创立用公私合营等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那样，创立一套新理论、新办法来巩固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呢？如果能这样的话，那当然很好了。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特别是智慧。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新锐”们虽然对改革的决心很大，意志很坚定，20年来一直“攻坚克难”不止，却似乎根本缺乏这样创新和创造的能力和水平！他们唯一具备的本领就是去拾取别人的牙慧。
这样一来，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照着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以下简称欧美国家）的葫芦去画中国的瓢了。这样做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在现今的世界上，他们是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用这些“改革精英”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那里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因此，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作法，都是绝对的真理，都是必须照搬的。我们的先人，当年的那些忧国忧民的先辈，比如康有为、孙中山等等，就曾经向欧美国家学习过；可惜，那个学习没有成功。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可要好好地照欧美的葫芦画瓢了。明乎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只要翻开某些报纸、期刊，新出版的书籍，听改革“新锐”们的报告、讲演，等等，在谈到某个中国现实问题解决的办法时，你都会看到和听到“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是如何做的”之类的千篇一律的文字和话语；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每年都不惜花大把大把纳税人缴纳的银子，把一批又一批的、据说都是极可以造就的年轻干部送到欧美国家去学习培训、去长见识、去换脑筋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民族创新受到压制，民族品牌被挤垮也在所不惜，大批大批的公有制企业垮了也听之任之甚至是有意为之，却热衷于花血本向欧美国家订购大宗成品货物和引进外资企业——原来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标，即照欧美国家葫芦画中国瓢。
于是，最初宣称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到这时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抛弃”。这大概就是中国改革的过程和结局吧。
2006年7月22日 星期六写
2009年3月17日 修改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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