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过程、劳动体制、劳工权益以及劳工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血汗工厂的重现集中体现了全球劳工面临的苦境。90 年代以来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作为关注劳工问题的新社会运动,代表着全球化背景下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第三条道路。本文将以过去10 多年该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为分析对象,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借助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关于“市场—社会”间“双向运动”的理论透镜,对“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多元化的行动者及其行动进行分析;其次,结合相关的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理论,剖析该运动不同于传统劳工运动的特质;最后,以推进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为出发点,围绕该运动对于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影响力和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关键词：反血汗工厂运动 公司行为守则 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理论
单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一、引 言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北美和欧洲的工会与人权、消费者、学生及宗教组织联合发起了跨国性的“反血汗工厂运动”(anti-sweatshop movement) 。该运动以著名的品牌公司为批判对象,借助消费者和新闻媒体的力量, 要求公司承担“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 在其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制定“公司行为守则”(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并建立多种监察机制促进守则的实施,从而达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血汗工厂,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公正、民主、平等的目的。
“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注1）开辟了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劳工权益的第三条道路,也预示着全球化背景下劳工运动的新方向。90年代以来复兴的劳工运动,促进了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的大发展。（注2）这些研究不仅提出了以往“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所忽视的新问题,而且运用“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概念去把握新兴劳工运动的方向。作为新兴劳工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已经成为一些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的关注点(Clawson , 2003) ,但尚未有研究者对该运动的特质、影响力和局限性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起源于美国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过去1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为分析对象,探讨该运动不同于以往嵌入“资本—国家—工会”三方机制的劳工运动的崭新特质,并围绕该运动对于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影响力和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笔者将简要概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劳动体制、劳工权益、劳工运动的冲击,借此阐明“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
二、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体制、劳工权益和劳工运动的影响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借助高科技革命的力量,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跨越国家的边界实现了全球性流动,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体系。与此同时,资本的积累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盈利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资本在全球流动,构建全球性生产网络,试图以一种“空间性解决方案”(spatial fix) 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在一定地域内“过度积累”的问题(Harvey ,2001 :315、369) 。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面临全面的衰退。（注3）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发达工业化国家逐渐衰退的制造业在香港、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获得了发展。70 年代开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制造业资本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通过“外包制造”的方式涌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并提供税收优惠、廉价的劳动力、弱化政府对“劳动体制”（注4）的干预成为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方法。出口加工区的发展绘制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无产阶级化”的图景。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70 多个国家的850 个出口加工区雇佣的工人早在1995 年就已经超过2700 万, 其中70 - 80 % 是女性(Khan , 2002) 。
其次,资本的积累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戴维·哈维将这种变化称为“弹性的积累”,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过程和结构上都与“福特制”的“刚性”格格不入,新的经济秩序表现为一种“弹性的积累”——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Harvey ,1990 :121)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则表现为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或“弹性专业化”的转变。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使用灵活多用的机械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小批量地生产特殊化的产品,满足多样化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最终兼顾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效应(Nadesan ,2001) 。
再次,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式由生产领域扩展到市场领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消费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固有的意识形态, “消费中心主义”(consumerism)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以空前膨胀(Cross , 2000) ,并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起着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作用(Sklair , 2001 :255、291) 。面对“消费经济”带来的巨大市场,资本解决“过度积累”危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逐渐由生产领域扩展到市场领域。一方面, “个性化”的消费模式在西方的盛行和“消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膨胀为资本在市场领域借助“品牌化”(branding) （注5）和“广告大战”,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拓宽边际利润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另一方面,出口加工区内“专制性工厂体制”(despotic factory regime) （注6）又为资本在生产领域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又重新被利用,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提高产能,通过无报酬加班、克扣工资和福利、弹性用工制度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等等。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劳动体制、劳工权益和劳工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冲击。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以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形成不仅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性,强化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导致劳工利益受损,而且加剧了全球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危机和传统劳工运动的衰落。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却受到国家移民政策以及政府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政策的种种阻隔。劳资双方在流动自由上的不对等性也加剧了劳动力对于资本的依赖、资本对劳工的控制。基于70 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日渐衰败的现实,麦克·布洛维看到一种新的“霸权式的专制主义”(hegemonic despotism)“工厂体制”的形成。布洛维认为, “新的专制主义是在霸权式体制上生长出来的……资本和劳工的利益还是相互协调的……并非恢复了旧的专制主义,新的专制主义的基础是资本的流动性对于全体劳工所产生的理性辖制……工人对资本外逃、工厂倒闭、或是生产转移的恐惧代替了原来对于被监工解雇的担心”(Burawoy , 1985 :150) 。穆涅斯在对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工厂体制的比较性研究中发现,美国政府对于由两国边界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严格管制不仅限制了墨西哥劳动力向美国的自由流动,而且对位于两国边界工厂中“专制性”的工厂体制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Mu‰noz , 2004) 。许多研究中国企业劳资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户籍制度助长了资本对农民工的控制和剥削(Lee , 1998 ;Chan ,2000 ;Chan &Wang , 2005/2004 ;Pun , 2005 :5) 。
其次,资本在全球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造成了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的“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 (Ross & Chan , 2002 ; Chan ,2003 ;Aguirre & Reese ,2004) 。“血汗工厂”（注7）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量雇佣移民工的行业和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中的重现集中反映了这一趋势。强迫性劳动、使用童工、工作时间过长、无报酬加班、职业伤害和职业病、体罚、性骚扰、工资过低等问题成为新闻媒体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血汗工厂”问题。
再次,以劳工为动员基础、以工会为组织主体的传统劳工运动陷入困境。就集体意识而言,全球的劳工难以形成对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认同。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剧了不同国家劳工对于有限工作机会的竞争,而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产业关系的多元化致使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和替代性制度的理解很难统一( Harvey , 2001 : 387 -388) 。同时,工会作为传统劳工运动的组织主体,面临急剧锐减。（注8）工会的衰落不仅表现为会员数量萎缩,而且表现为意识形态危机,即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无法改变的(Lambert , 2002 : 186) 。
然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非像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预言的那样无法逆转。90 年代中期以来,血汗工厂、失业、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战争等反映经济、政治、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的社会运动。从1999 年的西雅图,2000 年的布拉格,到2001 年的魁北克,以及2002 年的华盛顿,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国际组织的重要会议期间, “反全球化”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activists) ——劳工组织、环保主义者、学生、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社区组织,通过集体行动要求在全球性范围内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民主、平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劳工问题,如劳工标准“向下竞争”、劳工运动的衰落,尤其是血汗工厂的再现,成为“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重要关注点。本文重点讨论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三、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现象和过程
卡尔·波拉尼关于“市场—社会”间“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的理论为理解“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行动者、行动及过程的复杂性提供了比较适合的分析框架。波拉尼认为,19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历史反映了市场与“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 （注9）之间的“双向运动”,即“市场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将劳动、土地和货币不断地商品化,而社会则通过一系列整合于强大社会机构中的制度体系来寻求自我保护”(Polanyi , 2001 :79) 。波拉尼还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 的概念来阐述政治、社会和道德规范对于市场交换关系的约束作用,并认为“嵌入性”不断地变化于“嵌入、反嵌入、再嵌入”之间。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去管治”(deregulation)的政府政策恰恰反映了市场对于社会规范性力量进行“反嵌入”的过程,而“反血汗工厂运动”则反映了社会对于“自我规范性市场”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不满和反抗,即社会要求对市场进行“再嵌入”,最终实现“规范性的市场”。笔者将以90 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反血汗工厂运动为例,通过波拉尼“双向运动”的分析透镜,来分析该运动在行动者、行动及过程上的复杂性。如图1 所示,反血汗工厂运动可以理解为多元化的行动者以市场和社会两大场域为中心形成两大联盟:在市场领域,由投资者、品牌零售商或经营商、合同制造商、会计和审计公司等行动者组成的联盟(以下称为“市场领域联盟”) 按照“自我规范性市场”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运作;而在社会领域,由工会和人权、劳权、学生、消费者、公司社会责任NGO 组成的联盟(以下称为“社会领域联盟”) 则按照规范市场、实现经济与社会公正的逻辑运作。市场与社会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冲突和相互改造促使“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围绕着三个主题不断推进:守则制定、守则监察、劳工赋权。
图1 美国“反血汗工厂P公司行为守则运动”:行动者、行动与过程
(一) 守则制定
“公司行为守则”。20 世纪90 年代初期,进行“外包制造”的服装、制鞋行业中的美国品牌公司最早面临“血汗工厂”的指责。媒体的持续曝光和消费者的“抵制购买”行动对这些公司的品牌形象、销售额以及利润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主要品牌先后制定了用于规范其供应商工厂劳动条件和劳工待遇的“公司行为守则”。守则的内容一般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提供符合健康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保障法定最低工资等。其中少数守则包括有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条款。（注10）研究表明,全球最大的500 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在90 年代建立了“行为守则”,而到了2000 年,这个数字增长至98 %。世界银行2003 年的统计也表明,现已存在的关于劳权、人权、环保的“公司行为守则”已达1000 项(Rodriguez-Garavito , 2005) 。
“大学行为守则”(university codes of conduct) 。90 年代中后期,当美国大学与服装品牌之间存在巨额授权经营的业务被发现以后（注11）,美国大学生也加入了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行列。学生们通过静坐、集会、游行、谈判等集体行动成功地最终说服学校制定了“大学行为守则”,用于规范生产带有大学标志产品的供应商的劳工状况。1998 年,学生们成立了“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 ,USAS) 。到2005 年,美国已有大约200 所大学通过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行为守则(Appelbaum &Dreier ,2005) 。与“公司行为守则”相比,“大学守则”通常更严格,例如要求供应商向大学公开其所有工厂的信息、要求尊重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要求提供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生活工资”( living wages) (Esbenshade , 2004) 。
“多种利益主体守则”(multi-stakeholder codes) 。血汗工厂的问题同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1996年由克林顿和美国劳工部长牵头成立了“服装产业伙伴关系”(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 ,即一个由公司、工会、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共同参与的联盟组织,目的在于消除服装业及制鞋业中的血汗工厂。1997 年,该组织公布了“工作场所行为守则及监察标准”,随后成立了“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来监督守则的监察实施。
(二) 守则监察
各种守则为维护劳工权益提供了政府干预和集体谈判之外的途径,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或集体合同所具有的执行力,守则的有效性面临质疑。为解决这一问题,运动的主题转移到如何建立有效的监察机制来促进守则的实施。
“内部监察”(internal monitoring) 和“外部监察”(external monitoring) 。品牌化零售商和经营商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内部监察”机制:其一,扩展现有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即在原有质量、交期、价格等要求的基础上,要求供应商达到劳工、人权和环保方面的标准;其二,建立全新的内部监察机构(O’Rourke , 2003) 。“外部监察”则是指由公司雇佣营利性第三方机构(主要是会计、审计公司) 进行监察。前述“市场领域联盟”认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察”足以保障守则的实施和改善劳工状况。然而, “社会领域联盟”认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察”是受到公司控制的公关工具,无法保障劳工状况的改善。首先,“内部监察”和“外部监察”中获取的信息完全由公司控制而不向公众公开,因此公众无法了解有关守则实施的负面信息。同时,以牟利为动机的“外部监察”机构缺乏与工人沟通所必需的专业经验和敏感性。
“多种利益主体监察”(multi-stakeholder monitoring) 。“公平劳工协会”(FLA) 是“多种利益主体监察”的典型代表。FLA 是一个由品牌公司,人权、劳权和消费者NGO ,以及大学联合组成的监察性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对监察者进行资格认证,审阅监察报告,并对监察结果进行公布。然而,FLA 的监督模式受到NGO 的批评。批评者认为FLA 的监督模式受到公司的控制:由公司来选择监察者并直接为监察付费;公司对于受监察的工厂有影响力;最终公开的只是监察报告的摘要。作为对以上批评的回应,FLA 在2002 年4 月对其监察机制进行改革,希望借此对于“外部监察”掌握更多的控制权(O’Rourke , 2003) 。
“独立性监察”(independent monitoring) 。由于“内部监察”和“外部监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司控制的问题,“社会领域联盟”中的NGO要求建立一种透明度更高、更民主的“独立性监察”,即监察由与公司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进行,并向公众公开监察报告。1999 年,由“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联合工会组织和其他NGO 成立的“工人权益协会”(Worker Rights Consortium ,WRC) 是“独立性监察”机制的典型代表。WRC 监察机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透明度:管理和顾问董事会中没有公司代表;在组织、运作和经费来源上独立于公司;要求生产带有大学标志服装的公司公开所有供应商的名单、地址、劳工状况;对工厂的监察依靠劳工对违反大学守则的行为进行直接投诉并依靠当地的NGO对投诉进行审核;向公众公开监察报告。此外,WRC 的监督机制体现了“劳工赋权”的特点:其守则特别强调尊重工人自由结社的权利;强调对工人进行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大学守则的内容;工厂的监察以接收工人的直接投诉为基础(O’Rourke , 2003) 。
(三) 劳工赋权
监察机制的完善提高了守则实施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但是依然无法对全球性生产体系中所有工厂进行检查(O’Rourke , 2003) 。如何向劳工赋权,增进工人在守则实施过程中的行动能力成为运动的关注点。然而,对于“劳工赋权”的意义和策略,运动的各方参与者却有不同的理解。工会认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守则监察只是促进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工具;学生、劳权NGO 认为“劳工赋权”意味着提高工人对于守则监督机制的参与以及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实现;其他NGO 和部分公司则将“劳工赋权”理解为,提高工人对于守则监督机制的参与或促进“非工会性的员工代表机制”。
劳工培训。尽管各方对于“劳工赋权”意义和方式存在分歧,但都认为组织培训、增强工人对于守则内容和劳工权利的了解是赋权的前提。许多工会和劳权NGO 在出口加工区开展了关于守则内容和劳工权益的培训。例如2001 年,美国和香港NGO 对运动鞋品牌在中国广东的供应商工厂进行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的培训。（注12）
增强工人对守则监督机制的参与。部分品牌公司希望在“内部监察”机制中增强工人的参与。很多NGO 认为工人是最理想的监察者,他们比任何“外部”监察者都更了解工厂的劳工状况,因此工人应该成为监察机制的主角。例如, “工人权益协会”监察机制基础就是工人的直接投诉。
建立“非工会性的员工代表机制”。从促进“参与式管理”、增强劳资沟通、协调劳资关系的管理理念出发,一些品牌公司积极促进“非工会性的员工代表机制”。例如,过去几年间,锐步(Reebok) 在其马来西亚、中国、泰国的供应商工厂中积极促进工人建立“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或“员工福利委员会”等非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并为其提供培训,增强其沟通能力。（注13）
通过守则监察推动工会组建和集体谈判。一些个案研究表明, “独立性监察机制”对于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会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多米尼加共和国BJ &J 厂和墨西哥Kukdong 厂成立的工会都是借助“独立性监督机制”建立的,成为这些国家服装出口加工区历史上的首家独立工会(Esbenshade , 2004) 。BJ &J 和Kukdong 工会建立后与管理方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集体合同, 为工人赢得了许多切实利益( Isaac , 2001 ;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
四、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理论视角
虽然“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是围绕劳工标准、劳动条件、劳工待遇等古典的劳工问题展开的,但作为工会、人权、消费者、学生、宗教NGO 等多种“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Touraine , 1988) 共同参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它并不是简单地复归于以劳工利益为中心由工会领导的传统劳工运动。剖析运动的崭新特质需要借助适当的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由于本文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为分析对象,而该运动与美国劳工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此笔者将简单回顾二战以后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轨迹以及劳工研究的理论范式,借此为理解“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特征寻找合适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一)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理论”
20 世纪70 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多阶级构成”的社会运动——公民权、女权、环保、和平运动等等。面对种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欧洲学界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清理, “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 NSMTs)就是其理论成果。如表1 所示,“新社会运动理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主题、主体、场域、集体行动、目标和组织方式都有不同的解释。两种理论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主要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命题的“阶级政治”( class politics) ,而“新社会运动理论”摒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的“经济还原论”,强调的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在于“阶级结构”,而在于人们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公民身份、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身份。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其界定自我“身份”的能力。此外, “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同样可以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场域,因此存在着“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 和“文化或符号意义的行动”(culture or symbolic activism) 。
二战以后“商务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 （注14）的盛行标志着美国劳工运动已经失去了基层动员、批判现有制度等社会运动的特质(Robinson , 2000 ;Nissen ,2003) 。而“制度主义”学派成为二战后美国劳工研究的主导范式。（注15）同时,“商务工会主义”为标志的美国劳工运动也未能与60 年代以来新兴的公民权、女权、反战、环保、学生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建立联系,这对于劳工运动和“新社会运动”而言都是一种损失(Nissen , 2003 ; Clawson , 2003 : X、13 、20) 。那个时期以产业关系学派为主导的劳工研究也未能从“新社会运动理论”中汲取丰富的创见(Turner , 2004) 。
(二)“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美国“商务工会主义”陷入深刻的危机。面临危机,美国工会开始全面改革。一些学者认为,在改革中美国工会正在重建其“社会运动机构”的身份,而美国的劳工运动也开始焕发出20 世纪30 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Johnston ,2000) 。90 年代以来美国劳工运动的复兴推动了劳工研究的理论创新。近年来的美国学界出现了大量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以往的“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所忽视的新问题,如工会作为行动者的选择和战略,工会与社区组织建立同盟,基层劳工的动员和参与等问题(Turner ,2004) 。
很多学者将美国复兴的劳工运动的发展方向概括为“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注16）(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SMU) (Robinson , 2000 ;Nisson ,2003 , 2004 ;Clawson , 2003) 。“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融合。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运动和历史变化中的作用,与“新社会运动理论”一样,“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认为劳工运动只有认可工人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并与其他民主性的社会运动“相互合作”或“相互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Johnston , 2000 ;Clawson , 2003 : 194 - 195) 。
具体而言, “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理论包括以下三个命题。第一是“批判性”(criticalness) 命题,即运动的目标在于改造现有的经济、政治制度,使之符合公正、民主的原则(Robinson , 2000 :113 - 114) 。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运动的主旨在于反抗公司的“统治”(Nissen , 2003、2004) ;第二是“建立联盟”(coalition building)命题,即作为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工会、劳工运动要超越阶级的边界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运动结成联盟,共同推动社会改革(Clawson ,2003 :16、24 ; Nissen , 2003) ;第三是“基层动员”(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命题,即工会的力量源泉不是传统的选举政治和集体谈判,而是动员基层会员的广泛参与和实施工会内部民主(Robinson , 2000) 。
(三)“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以国家为边界的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的衰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劳工的权益,推动跨国性、国际性劳工运动的发展成为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传统的“国际工会主义”是建立在国家性工会组织和产业关系体制之上的,而国际性工会组织的主要作用限于信息沟通、外交和政策层面(Clawson , 2003 :152 ;Hyman , 2005)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不仅动摇了传统的“国际工会主义”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暴露了以往国际劳工运动中“官僚主义的、外交性的精英主义组织模式”的局限性(Hyman , 2005) 。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劳工权益的方向在于推动“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GSMU) 的发展(Moody , 1997 ; Eder , 2002 : 184 ; Clawson , 2003 ; Hyman ,2005 ;Frundt , 2005) 。“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尚未建立明确的概念体系。该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以跨国性、国际性、全球性的视角去重构“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批判性”、“建立联盟”、“基层动员”命题(Nissen , 1999 :249 - 252 ;Lambert &Webster ,2001 :46、48- 49) 。
(四) 上述理论与“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相关性
首先,面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现实,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解释力不再是此消彼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疑加剧了资本与劳工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资本的全球流动及西方“福利国家”的解构迫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重新面临资本和市场的“专制”,而血汗工厂的再现也见证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和压迫。面对资本与劳工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阶级政治”因为重新植根于社会现实而恢复了生机。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兴起恰恰说明劳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新社会运动理论”对于理解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特征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假设。例如,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身份政治”命题对于理解反血汗工厂运动中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NGO 的行动及其与工会的联盟提供了贴切的概念工具,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无法解释的。又如,“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可以超越生产领域,在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以“生活方式的政治”或“文化或符号意义的行动”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这对于解释反血汗工厂运动中“反公司“、“反品牌”的“文化行动”提供了理论参照。
同时,由于直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的现实,“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理论对于理解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特质提供了直接相关的分析框架。例如, “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批判性”、“建立联盟”、“基层动员”命题对于理解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和目标提供了概念工具; 而“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理论则为探讨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跨国性、全球性开辟了崭新的理论空间。
五、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特征
透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的多重透镜,笔者发现“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在社会基础、参与主体、组织方式、对抗对象、动员对象和目标等各方面具有与传统的劳工运动明显不同的特征。
(一) 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参与主体:工会—NGO 构成的“行动者联盟”
20 世纪上半叶,在“国家干预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资本—国家—工会”三方制衡的产业关系模式。在相对稳定的三方机制当中,劳工运动的社会基础和主体是清晰可辨的,即工会代表劳工利益在生产领域与资本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为劳工争取经济利益,或由工会和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在政治领域通过推动立法或游说政府的方式为劳工争取政治和社会利益。然而,7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下政府的“去管治”政策,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工会的衰落见证了三方机制的解构。
与嵌入在“三方机制”当中,以劳工为社会基础,以工会、政党为主体的劳工运动不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参与主体。就社会基础而言,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多种利益主体(互动) 的产物,公司守则服务于多种阶级利益”(Frundt , 2004) 。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反血汗工厂)运动是为具有道德关怀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设计的运动,而不是劳工组织寻求为工人阶级赋权的运动”(Johns &Vural ,2000) 。也有的学者将运动的社会基础理解为“中产阶级的行动主义者和消费者与劳工的联合”(Frank , 2003) 。
运动的参与主体则体现为工会与人权、学生、消费者、宗教NGO 结成的“行动者联盟”(activists-alliance) 。在意识形态上,工会—NGO 联盟并非建立于对于共同的“阶级立场”和“经济利益”的认同,而是建立于共同价值观或道德原则上的“身份认同”, 即“关注社会正义的行动者”(Kozinets & Handelman ,2004) 。在参与运动的“行动者”看来,“血汗工厂”首先不是一个阶级利益或法律责任（注17）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即“血汗工厂”侵犯了劳工的基本人权,违反了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反血汗工厂运动则代表一种关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抗争。正如学生领袖所分析的, “我们在反血汗工厂运动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激进。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应该彻底改变公司的权力结构,但更多的人参加集会和静坐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人权问题”(Benjamin , 2000 :244) 。同样,美国工会也策略性地采取了“人权”、“公司社会责任”等“话语”来表达和维护劳工的利益。正如美国“纺织品贸易及产业雇工联盟”(The Union of Needletrades , Industrial & Textile Employees) 的主席所述, “(在运动中) 我们希望传递的信息就是:全球性经济中需要公司社会责任,劳工的权利是人权,工作场所中需要民主,劳工的尊严是一个道德问题”(Johns &Vural ,2000) 。在组织形式上, “行动者联盟”并非表现为正式的、统一的、科层化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去中心的、松散的“网络化”联系。这种组织方式保证了工会和各种NGO 在运动中的充分独立性。
然而,工会—NGO 之间通过“网络化”方式构成的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行动者联盟”内部也存在矛盾。工会无法放弃其代表工人利益的“阶级立场”,并试图在运动中增强工人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集体力量,对此,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各种NGO 难以认同。因此,工会和NGO 对于运动的主旨和策略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工会看来,运动的主旨不仅在于消除血汗工厂,而且在于借助守则监察提供的制度空间促进工人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并推动跨国性/全球性的劳工团结。然而,NGO 则认为运动的目的在于消除血汗工厂,即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非人性化、不道德、不合法的雇佣行为,并认为“独立性监察”或是劳工参与的监察机制足以实现这一目标,而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并非必然的选择。
纵观该项运动过去10 多年的发展轨迹,尽管运动的社会基础具有多阶级性而参与主体表现为工会—NGO 的联盟,实际上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各种NGO 在守则的制定、监察、劳工赋权的过程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各种NGO 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以及NGO 与品牌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左右运动方向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二) 运动的对抗对象:品牌公司
反血汗工厂运动认为“跨国公司”权力膨胀是造成全球性劳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督,增进跨国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成为运动的关注点。在运动初期,跨国公司,尤其是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品牌化零售商和经营商,成为运动的主要对抗对象。这与传统的劳工运动将生产领域内的制造商作为主要的对抗对象是很不同的,主要原因正如“买家主导型商品链”的理论（注18）所表明的,居于主导地位的零售商和经营商对于生产领域的劳工标准具有自上而下的影响力。而将品牌化的公司作为主要对抗对象是因为“品牌形象即这些品牌公司的财富来源,也是其致命的弱点”(Klein ,2000 :343) 。
然而,品牌化零售商和经营商很快摆脱了“对抗对象”的位置,逐步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注19）融入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改善与“行动者联盟”尤其是NGO 的关系,从而在运动中占据主动。品牌公司行动转变的关键在于发现“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所倡导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有助于公司实现长远的利润最大化目标(Diller , 1999 ;Waddock , 2002 : 4) 。进而,品牌公司策略性地实施了“公益事业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 ,用于迎合消费者对于血汗工厂问题的道德关怀。例如,1996 年,锐步(Reebok) 在出产于巴基斯坦的足球上贴上“无童工”标签,希望借此向公众和消费者表明公司在消除童工问题上的进步立场(Diller , 1999) 。又如,认可“服装产业伙伴关系”(AIP) 的“工作场所行为守则”公司在通过认证之后就有权为其产品贴上“无血汗”(No Sweat) 的标签,从而成为消费者认可的“负责任的制造商”(Johns & Vural ,2000) 。
随着多数品牌逐步接受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制定“公司行为守则”,并在守则监察问题上积极地与各种NGO 开展合作,“行动者联盟”开始改变运动初始阶段将品牌公司作为“对抗对象”的立场,转而寻求与品牌的“合作”。例如,批判性较强的工会和学生NGO ,虽然在“生活工资”和组建工会的问题上一直与品牌处于对抗状态,但在运动过程中也转而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工人权益协会”(WRC) 的负责人表示, “由于合作有助于加快行动,因此我们欢迎合作,但不会以牺牲分析的独立性和评判的公正性为代价。合作只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手段”( Gaus ,2004)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的负责人认为,工会—品牌之间有可能建立一种“工具性”的同盟关系。“Nike 和Reebok 在Kukdong 工会成立的过程中起了工具性的作用……品牌发现要求供应商严格遵守守则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因此会不遗余力地向供应商施压。品牌成为劳工在实用意义上的同盟,当然并不是天然或有机的同盟”(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225 -226) 。有的观察者担心NGO —公司之间的“合作”反映了公司的“招安”(co-opting) 策略,即将NGO 由“监督组织”(watchdogs) 改造为“合作伙伴”(partners) ,从而使NGO 丧失批判的自由, 最终强化公司对于运动的控制(O’Rourke , 2003) 。
(三) 运动的场域和对象:以市场和消费者为中心及劳工的边缘化
传统的劳工运动以生产领域为中心,通过组织工人参加工会、进行集体谈判来争取劳工利益。与此不同,反血汗工厂运动则希望在市场领域,通过动员消费者对于血汗工厂的道德义愤,将消费的购买力转换成改造资本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的正义力量。运动中“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动员模式反映了全球性生产体系中新的权力关系模式,即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成为全球性生产体系的主导,其利润最大化模式也是以市场领域和消费者为中心的( Esbenshade , 2001) 。同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道德性消费”(ethical or conscientious consumption) 在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注20）在此基础上,运动中的“行动者联盟”相信,对于消除全球性的血汗工厂,在市场领域内利用消费者的购买力对抗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可能比在生产领域内动员工人对抗制造商更为有效。工会和NGO 以消费者为动员对象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例如在消费旺季向消费者公布关于血汗工厂的调查报告,通过在店铺前集会、游行动员消费者对于血汗工厂的关注;鼓励消费者抵制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或是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敦促零售商或品牌经营商改善劳工状况。美国大学反血汗工厂运动成功的重要原因也在于“行动者”动员大学生作为有良知的消费者,关注印有大学校标的服装厂的劳工状况。各种形式的“消费者行动”(consumer activism) ,包括“抵制购买”和“反品牌的文化破坏”(anti-branding culture jamming) ,对于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的市场销售额、品牌形象、股票价格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在反血汗工厂运动中,尽管工会和部分NGO 强调基层劳工的参与和赋权,但很多研究表明基层劳工的参与非常有限:出口加工区的劳工对于守则制定和监察机制的建立是没有发言权的;劳工未能主动地将守则作为一种与资方谈判的工具;多数人对于通过商品链自上而下的由管理者导入的守则持不解或怀疑的态度(Clawson , 2003 : 166 - 167 ,188 - 189) ;即使存在由当地的NGO 进行的“独立性监察”,工人的参与也仅限于被动地回答监察者提出的问题(Frundt , 2004) 。同时,运动在推动“劳工赋权”(即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 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少数守则包括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条款;多数公司和一些国家反对强大而独立的工会;关注血汗工厂问题的消费者未必对于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表示支持(Elliott & Freeman , 2003 :70) 。
(四) 运动的目标:政治、文化、道德领域的民主、自治、正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劳资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劳工运动的主旨在于推翻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劳工运动不同,反血汗工厂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运动,其目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对于市场、公司、品牌的监督,消除血汗工厂现象,从而维护政治、文化、道德领域的民主、自治、正义原则。
在反血汗工厂的学生运动中,多数学生认同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是“反公司主义”(anti-corporatism) 而不是“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Featherstone , 2001) 。“反公司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学生们对于民主的诉求,这种诉求不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而更多的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身份政治”的特质。学生领袖指出,“对于‘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ASA) 的成员而言,是‘反公司’还是‘反资本主义’并不重要……根本的问题(在于) 创造民主的决策机制,从而在工作、家庭、政府中赋权于所有的人——无论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但是‘资本主义’不是有益于组织动员和分析的话语,因为它已被打上了(阶级) 的烙印。我们应该意识到不仅是劳工和学生被剥夺了决策权,还有其他的人同样也遭受压迫,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劳工或学生身份,而在于其性别、种族和性取向”(Krupat , 2002 :115 - 116) 。
反血汗工厂运动当中的各种“反品牌化”(anti-branding) （注21）的“文化行动”(cultural activism) 则反映了“行动者”对于文化自治的诉求。在大学反血汗工厂运动中,除了采取社会运动中常见的游行、集会、请愿等集体行动方式,很多情况下学生们也创造性地采取了许多非暴力的、戏剧化的“文化行动”,即借助大学生广泛认同的青年流行文化的形式和符号——T 型台、音乐、戏剧等等——来唤起学生对于劳工问题的道德关注。例如通过在校园举办“嘲讽式的时尚展”暴露血汗工厂的问题;制作出版卡通画册,展示带有大学吉祥物标志的服装在血汗工厂的制造过程;将缝纫机搬到校园中心再现血汗工厂的工作场景;抬着放大的运动鞋道具并装扮成印尼制鞋工人的模样进行游行;在大学校长办公楼门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并递交一张放大的16 美分的支票(代表工人的小时工资) (Appelbaum &Dreier , 2005 ;Benjamin ,2000 :244) ,等等。
然而,反血汗工厂运动中出现的“反品牌化”的“文化行动”尚未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这种“文化行动”对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中心主义”(Sklair , 1998) 从未提出质疑,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利润。正如浩特指出的,“参与‘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 的消费者并非革命的先锋,他们只是与善于创新的公司一起寻找摆脱消费者文化之困境的途径,他们只是帮助公司摧毁旧的品牌化范式并寻找新的准则……他们从未对市场构成威胁,因此‘消费者的反抗’其实不过是一种有助于市场不断恢复活力的文化试验”(Holt ,2002 :89) 。同样,反血汗工厂的学生运动对于“消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未提出革命性的批判。学生领袖指出,“学生运动建立在学生—消费者的范式之上,即试图将学生塑造为有良知的消费者。该范式因为与主流的消费者运动合拍而具有广泛的诉求力,它是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从来没有反对学生消费,也没有对大学的运动产业以及大学成为市场营销机器的现实提出挑战”(Krupat , 2002) 。尽管学生们已经意识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动员模式的局限性,但问题在于,如果放弃学生—消费者的范式又会令学生运动失去其广泛的诉求力和动员力。
(五) 运动的跨国性
与传统的以国家为边界的劳工运动不同,反血汗工厂运动采取了跨国性战略和行动。运动试图通过在全球性商品链中建立并实施行为守则,推动美国工会、NGO 与出口加工区工会、NGO 之间的跨国性联盟及合作,促进跨国性的维权、工会组建和集体谈判,从而改善全球性生产体系中的劳工状况。如前所述,多米尼加共和国BJ &J 厂和墨西哥Kukdong 厂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成功个案,预示着这种跨国性策略的希望和可行性。“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为理解运动的跨国性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工具。以Kukdong 厂为例,工会组建和集体谈判的成功体现了“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一,运动具有跨国性,参与者包括美国、韩国和国际性工会组织和NGO、跨国品牌、韩国制造商、墨西哥当地的工会、NGO、政府机构以及基层劳工。其二,具有“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的特征,依赖于劳工组织—社区组织的联盟和基层动员(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
六、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和劳工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近年来的劳工研究已经开始突破“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主流研究范式,并结合社会运动、劳工运动的理论,如波拉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劳工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崭新特质(Munck ,2004 ;Frundt ,2005 ;Turner ,2004) 。作为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的最新成果, “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理论为理解包括反血汗工厂运动在内的新兴劳工运动的特征提供了有益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然而,多数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守则的制定过程、内容以及监督机制的发展,而关于守则在工厂基层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公司行为守则作为维护劳工权益第三条道路的实际影响力和局限性,仍然是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的劳工运动的组成部分, “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与政府干预和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传统劳工运动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劳工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 作为“波拉尼”式的改良主义的社会运动,“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能否维护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劳工权益?
作为植根于公民社会的“波拉尼”式的改良主义社会运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它以工会—NGO 联盟为主体,以发达国家消费者为动员对象,而运动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劳工状况（注22）,并以促进政治、文化、道德领域的民主、自治、正义为目标。显然,该运动不同于政府干预和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传统劳工运动模式。具体而言,公司行为守则的实施以及劳权的维护并非建立在政府、国际组织(如ILO) 、工会的干预和监督之下,而是依赖于一种以市场和消费者为导向、以NGO 为主导的守则监察机制。问题在于,这种“私有化”的监察机制能否长期有效地维护劳工权益。最为明显的挑战在于消费者—劳工、NGO —劳工、工会—劳工之间因阶级、国别、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失衡权力关系,可能致使基层劳工在运动中进一步边缘化,从而使反血汗工厂运动偏离维护劳工利益、劳工赋权的主题。
首先,尽管一些学者对于以“消费者—劳工联盟”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持乐观态度,认为“消费者与工人之间的联盟是强大的、持续的,凭借它对利润可能构成的威胁,这种联盟为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正义带来了最好的希望”(Featherstone ,2003 :264) 。然而,更多的研究指出,借助消费者运动来维护劳权、促进劳工赋权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种种困境。与历史上美国工会动员工人阶级消费者购买贴有“工会标签”(union label) 产品的运动不同,20 世纪90 年代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中的“消费者—劳工联盟”具有跨国性,其社会基础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身份分离。这种分离不仅表现为阶级,而且表现为国籍(即在全球性生产和分配体系中的位置) (Frank , 2003) :主要的消费者既不是出口加工区的生产者,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劳工,而是高收入的中产阶级(Johns &Vural , 2000) 。
显而易见,这种嵌入于阶级、国际劳动分工、国际消费体系的“消费者—劳工联盟”无法回避消费者—劳工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Esbenshade , 2001 ;Frank ,2003) ,因此其维权、赋权的潜能受到种种限制。首先,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参与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对血汗工厂的道德义愤,而并非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因此,如何利用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力量来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长期赋权,如何促进长期性的结构性变化,如何令消费者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表示支持成为难题(Esbenshade , 2001 ;Frank , 2003) 。其次,国际生产与消费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差异。研究表明,通过消费者让利(即提高商品价格) 来提高劳工标准的现实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美国经济学家2003 年的统计调查表明,多数消费者不愿购买恶劣劳动条件下出产的商品,即便价格便宜;然而只有极少数消费者愿意承受改善劳工待遇引起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对于劳工标准反映的不对称性预示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只可能将劳工标准维持在消费者认可的最低水准,而无法不断提高劳工标准( Elliott & Freeman , 2003 :35、45 - 46) 。
其次,NGO 的“代表性”问题,以及NGO —劳工之间因阶级、国别、性别、种族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失衡的权力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运动的维权、赋权潜能。例如,“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SAS) 作为学生组织参与运动,无法回避其在种族、性别、阶级等维度上与出口加工区劳工的差异性。正如克鲁帕特所质疑的,“USAS 必须面对其内在结构的矛盾性,即作为一个建立在美国大学的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基础的组织如何代表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贫困劳工的利益”( Krupat ,2002) 。同时,学生NGO —劳工联盟中也存在权力失衡的问题,对此学生领袖已有所反思, “我们的组织方式可能也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我们这些有钱的人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告诉那些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在工人和工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但工人缺乏自主性的计划和行动,从而处于依赖者的位置”(Clawson , 2003 : 191) 。
最后,当今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不能忽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不同作用过程(Munck ,2004) 。塞尔维尔用世界体系论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劳工运动模式进行了准确的概括:西方的工人阶级面临被市场“解构”(disconstructed) 和“还原”(unmade) 的问题采取的是“波拉尼”式的反抗,即社会对于市场商品化的反抗;而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工人阶级采取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抗, 即劳工对于剥削的反抗(Silver ,2003 ;Munck , 2004) 。（注23）以全球化背景下劳工利益的多元化和劳工运动的复杂性为前提去探讨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影响力和前景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作为植根于发达国家公民社会的“波拉尼”式的社会运动,反血汗工厂运动通过何种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正在经历着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式的反剥削的劳工运动相联系?
(二) 作为维护劳工权益、劳工赋权的第三条道路,“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与政府干预和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传统劳工运动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替代? 排斥? 还是相互补充?
尽管传统劳工运动模式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烈冲击,很少有学者相信以市场和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行为守则监察机制可以替代政府干预和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作用。尽管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但关于血汗工厂运动的历史研究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鲍里斯对美国20 世纪进步时代、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90 年代的三次反血汗工厂运动进行了比较分析。尽管历次运动都具有动员消费者的特征,但鲍里斯认为,缺乏工会组织和国家立法的维权机制,而仅依靠消费者导向的策略无法消除血汗工厂现象(Boris , 2003) 。同时,由于公司行为守则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出口加工区的劳工状况,而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劳工权益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守则无法替代政府干预的作用。
公司行为守则与政府干预、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排斥还是相互促进,也是争议的焦点。在运动的早期,许多“工会主义者”认为公司行为守则代表着国家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的“私有化”(Kearney , 1999 :208) 。同时,公司支持守则的目的在于削弱工会的组织和谈判能力,因为在守则的监察体系中,公司只需要与分散的、缺乏资源的小型NGO 就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多利益主体守则”进行谈判(Compa , 2001) 。随着运动发展到“劳工赋权”阶段,一些个案研究发现,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独立性监察机制”有利于促进跨国性的工会组建和集体谈判( Isaac , 2001 : 107 ;O’Rourke , 2003 ; Esbenshade , 2004 ;Rodriguez2Garavito ,2005) 。这些个案不仅表明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与政府干预、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传统劳工运动模式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且显示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国际劳工团结”新模式的可能性。然而,BJ &J 和Kukdong 等少数成功个案,并不表明通过独立性监察机制推动跨国性工会组建和集体谈判具有普适性,而运动中新兴的以“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为特征的“国际劳工团结”新模式面临种种挑战。
首先,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重点仍然在于守则监察而非劳工赋权,甚至积极推动劳工赋权的NGO(如UASA、WRC) 也未将跨国性的工会组建活动列为其工作重点( Elliott & Freeman , 2003 :71) 。主要原因是“很多学生更为关心的是政策改革而非组建工会和直接的行动,如果将组织劳工确立为UASA 发展方向,就会与主流的学生产生疏离……(其次) 多数工会对于国际性的工会组建活动还未投入充分的资源,面临有限的资源和政治压力,UASA 推动跨国性的工会组建的能力是有限的”(Krupat , 2002) 。2000 - 2003 年的三年间,“工人权益协会”(WRC) 仅开展了15 次工厂调查活动(Gaus , 2004) ,Kukdong 和BJ &J 独立工会的组建只是其中少数利用监察机制促进组建工会的特例。
其次,工会推动“跨国性的劳工团结”的努力也面临种种限制。一,在组织形式、资源运用、开展活动等各个方面,工会基本上还是以国家为边界的,因此在战略部署上必须面对如何兼顾全球劳工的共同利益和本国劳工利益的难题(Johns &Vural , 2000) ;二,全球化加剧了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增加了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困难( Eder , 2002 :167 - 170) ;三,冷战时期“工会帝国主义”的历史对工会间开展平等合作依然存在负面影响。
最后,运动中工会—NGO 之间建立在多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跨国性联盟的形成和维系,也是推动“全球性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面临的难题。以“纺织品贸易及产业雇工联盟”(UNITE) 为代表的工会退出“公平劳工协会”(FLA) 的“多种利益主体监察机制”,以及“美国劳联产联”退出“出口加工区正义联盟”(Coalition for Justice in the Maquiladoras)都表明,在反血汗工厂运动当中,工会与NGO 在组织机构、国别(南北国家) 、资源、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增加了跨国性的“建立联盟”的难度(Compa , 2001 ;Bandy , 2004) 。
注释：
* 作为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本文受益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潘毅教授的长期指导。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老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鼓励和大量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感谢。文中疏谬之处由本人负责。
注1：“反血汗工厂”代表了运动在初始阶段的主要诉求,“公司行为守则”的制定和监察则是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制度化产物。媒体更多地将该运动称为“反血汗工厂运动”,但以运动中“公司行为守则”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则更多地将其称为“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由于本文关注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将该运动称为“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根据具体分析的需要,行文中有时将其表述为“反血汗工厂运动”,有时则为“公司行为守则运动”。
注2：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Bronfenbrenner , et al . , 1998 ;Turner , et al . , 2001 ;Clawson , 2003 ; Lopez , 2004 ;Milkman &Voss , 2004 ;Fantasia &Voss , 2004 ;Reynolds , 2004。
注3：以美国为例,1899 - 1963 年间,仅有3 %的制造业最终产品依赖进口,在1971 年上升到9 %。而到2002 年,进口总值已经达到美国制造业GDP 的69 %(Clawson , 2003 :131) 。
注4：“劳动体制”主要是指有关雇佣及就业条件和状况的制度模式,对于劳工向拥有或管理产业资本的政府和企业表达愿望、要求权利具有制度性的影响作用。劳动体制广泛存在于国家、地区或是基层的正规性或非正规性的经济部门中。劳动体制具有交叉性和多面性,它是在多种法律和社会机制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而法律和社会机制的缺失同样会造就相应的劳动体制(Candland &Sil , 2001 :17) 。
注5：“品牌化”是一种极为复杂精致的营销策略,通过“品牌化”,“资本成功地在市场特权和消费之间建立了文化架构,并最终实现了对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的控制”(Holt , 2002 :71) 。
注6：根据布洛维的研究,“专制性工厂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劳工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政府在劳动保障、劳资关系方面的干预很弱;资本采用“强制性”手段控制劳工等等(Burawoy ,1985 :125 - 126) 。
注7：美国联邦会计总署(GAO) 在1994 年对“血汗工厂”的定义是:对于以下方面的美国联邦或州法律有所违反的工厂:最低工资、加班、童工、产业型的家庭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人赔偿或产业规范(Bender & Greenwald , 2003 :5) 。
注8：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一直秉承“社团主义”原则的西欧国家的工会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陷入“去中心化”和衰落的困境。以英国为例,工会入会率从1979 年的55 % ,下降到1998年的30 %( Mommen , 2002 :41 - 44) 。在工会力量一向弱于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美国,私有部门的工会面临进一步的衰退。1954 年,美国私有经济部门中39 %的劳工加入了工会,然而到2003 年私有部门的入会率已经下降到8 %(Clawson , 2003 :14) 。
注9：波拉尼并未明确指出“能动社会”是由哪些社会机构组成的,而是针对19 世纪英国的历史将当时的工会、合作社、缩短工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争取政治权利的人民宪章运动以及方兴未艾的政党列入“能动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能动的”主要是指社会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市场商品化的反抗(转引自Burawoy , 2003 :198 - 199、206) 。
注10：国际劳工组织曾对近215 种守则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中仅有15 %的守则具有有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的规定(参见Diller , 1999 :112) 。
注11：美国大学授权品牌经营商,如Nike 、Reebok、Champion、Russell 等将大学校标印制在针织衫、棒球帽、体恤衫、外套、运动衫上。大学对这些授权制造产品的采购额每年高达25 至30 亿美元(参见Appelbaum &Dreier , 2005) 。
注12：http:/www.cleanclothes.org/codes/01-04-25.html
注13：http://www.fairlabor.org/2004report/companies/participating/complianceProgram- reeb.html#systems
注14：“商务工会主义”主要是指工会被看作(商业) 机构,为会员提供特殊服务(集体谈判、合同、履行合同及投诉处理) ,从而获取会费(Robinson , 2000 :113 ; Nissen , 2003 :137) 。
注15：该范式假设存在稳定的社会系统,而产业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功能齐备的子系统,因此分析重点在于产业关系中各种机构和政策的有效性(Turner ,2004 :106) 。
注16：“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概念来源于对20 世纪70 - 90 年代,南非、巴西、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劳工运动研究(Seidman ,1994) 。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式的工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工会实现“跨阶级的联合”(cross-class alliances) ;广泛地动员群众参与从而推动社会改革;强调工会的内部民主;关注点从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经济问题扩展到公民权、民主化、社会排斥和团结等政治问题(Jilberto & Riethof ,2002 :9 ; Eder , 2002 :182) 。90 年代后期以来,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概念来理解美国复兴的劳工运动。
注17：由于国际法对于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未作明确规定,所以很难追究跨国公司对于“血汗工厂”的法律责任,而只能从道德层面上要求跨国公司负责(Meintjes , 2000 :96) 。
注18：杰里弗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行业(如服装、鞋子、玩具、家用工具等) 中常见的生产网络称为“买家主导型商品链”(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 。一条完整的“买家主导型商品链”由零售商、“品牌经营商”、贸易中间商以及工厂(合同制造商) 等等多种参与者的经营和生产活动构成,其中大型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处于控制市场、生产和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而生产则以“合同制造”的方式承包给独立的制造商,并最终由第三世界出口加工区的劳工来完成(Gereffi , 1994 :97) 。
注19：广泛被引用的公司社会责任(CSR) 理念主要是埃尔金顿1998 年提出的“三条底线”理论和卡洛(Carroll) 1999 年提出的四要素理论。埃尔金顿认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维护经济、环境和道德的三条底线(Desjardins &Diedrich , 2003 :34) 。而卡洛认为公司应该承担以下四方面的责任:经济(盈利和发展) 、法律(守法) 、道德(遵守社会惯例、习俗) 和慈善(捐助、参与社区活动) (参见Snider ,et al . ,2003 :176) 。
注20：例如,美国三所权威研究机构在90 年代末期对美国公众的“道德性消费”意识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多花一些钱来购买“非血汗”工作环境中制造的产品(Prasad , et al . 2004 :63) 。
注21：拉森曾对“反品牌化”的特质进行过精辟概括,“在对于品牌的反抗中,我们试图令与品牌相关的时尚、名人、偶像、标志、景象统统‘失去魅力’(uncool) ……在现有的消费者文化的废墟上,我们将建立一种非商业性的新文化”(Lasn , 2000 :xvi) 。
注22：尽管美国大量雇佣移民工(通常是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中国的非法移民) 的行业也存在血汗工厂的问题, 但20 世纪90 年代的血汗工厂大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Elliott & Freeman , 2003 :55) 。
注23：此外,布洛维(M.Burawoy) 对此也有论述。笔者曾看过他“Another Thirty Years”一文,该文是布洛维为其著作Manufacturing Consent 的台湾版中译本所作的序言,参见迈可·布若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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