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军
摘要：在多年、多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C市一个典型的单位型社区一拖拉机厂社区20年中从相对富裕走向集体贫困的描述，揭示了制度变迁的深刻影响及其三大不足：正式制度的匮乏和制度的残缺；非正式制度与政策的滥用；反贫困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失误。
序言
查理斯沃斯(Simon J Charlesworth)在《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一书中，描述了随着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日益衰落、工人阶级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全面解体的状况：“工人阶级被拆散了”，“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在老工业区巨大的物质废墟上，出现了“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的废墟”。书中描述了罗瑟勒姆镇(Rotherham)工人阶级的生活情景：
小镇就像一个死城，街道破落杂乱，工人失业，商业萧条，工人无所事事，整日在大街上酗酒，生活没有希望，年轻工人找不到工作，成群在大街上闲逛，犯罪率高升，教育落后，生活贫困，工人精神萎靡。
查理斯沃斯描述的是英国一个老工业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生活状况，而当笔者调查东北老工业基地C市拖拉机厂社区时，看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该厂一位退休职工在2004年向市领导反映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目前职工的困境：我厂原有职工一万多人，1998年以后，下岗职工4000多人，退休职工3000多人，2002—2003年解除劳动合同的1000多人，退养的500多人，现在岗的300多人。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司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然有‘保命钱’，但很大部分要兼养下岗的儿孙们，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龄为50～60岁之间的人，他们既要奉老，又要抚幼，可挣钱无路，医疗保障至今尚未落实，一有病痛，十分揪心烦恼。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难承担医药费)导致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这是十多年极为罕见的。”
在调查中，笔者在社区中还发现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很多职工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问整天打麻将；由于贫穷，生活压力大，这十几年得脑溢血、偏瘫的居民成倍增加；迫于生活压力，有不少下岗失业女工晚上出入色情场所，陪人跳舞或者出卖身体：还有一些下岗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为了麻痹自己，整天喝着劣质的白酒，浑浑噩噩地生存着。从总体上来说，拖拉机厂社区的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遭受着贫困，而且在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上也逐渐走向城市生活的边缘。
拖拉机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型社区，居民都是拖拉机厂原来的职工和家属。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厂正处在兴盛时期，社区呈现欣欣向荣景象。一位下岗职工回忆到：
“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拖拉机厂效益特别好，在整个c市都是有名的，汽车厂的效益都不如它。其他工厂的职工都羡慕拖拉机厂的职工，很多人想方设法想往里调，这片宿舍楼原来在整个市里都少有，拖拉机厂职工不仅福利待遇好，还有房，工资不愁。我记得过年过节什么都分，家里用大缸装豆油。早上工厂几十辆大车往外开，别人一看车队就知道是拖拉机厂的，特别气派。那时工人按时上下班，到月底就开工资，很少有打麻将的。平时业余时间，工会会组织活动，看电影，等等。工厂还有足球队，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还有篮球队。”
谁会想到，时隔20年，拖拉机厂社区会从一个人人羡慕的社区逐渐走向了贫民区。在这20年中，社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是什么因素导致它从相对富裕的社区逐步走向城市边缘?又是什么因素导致拖拉机厂职工走向集体贫困?带着这些问题，从2003年开始，笔者先后四次进入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并且，从2005年8月到12月，笔者住进了社区，与社区居民广泛地接触，一起体验贫困的生活。本文的资料都来自笔者与居民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笔录。
一、背景：拖拉机厂20年变迁史
贫困，不仅仅是简单地对人们生活状态的一种表述。从社会整体的视野看，贫困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反映，背后隐含着深层的社会原因。所以，拖拉机厂社区从相对富裕向贫困的转变，其背后与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是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企改制以及就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制度性转变而逐步加深的。
c市拖拉机厂始建于1958年，曾是国家大型农机重点骨干制造企业，是国家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1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一，是该省规模效益最佳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轮式拖拉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职工依托单位，实际生活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扩大。拖拉机厂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其职工相比于其他工厂的职工在生活与心理上都存有优越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工厂为了解决职工配偶与子女就业问题，先后成立了三个厂办大集体企业：拖拉机厂配件厂、劳动服务公司与修建公司。到80年代末期，大部分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拖拉机厂的职工。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拖拉机厂在80年代中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1984年拖拉机厂开始产品转型，从制造大型轮式拖拉机转向小型农用四轮拖拉机。由于正赶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时期，小型农用拖拉机市场需求量大而产品紧缺，拖拉机厂的转型，抓住了市场的机遇，结果出现了前文所描述的繁荣景象。
好景不长，到90年代初期，拖拉机厂的效益迅速下滑：其一，在1990年与1992年，迫于市政府的压力，兼并了两个即将破产的企业，即c市工程机械厂与Y市柴油机厂，职工人数由原来的七千多人一下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二，其他地区制造拖拉机的乡镇企业兴起，挤占了大部分市场。其三，内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由于企业效益逐步下滑，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慢慢减少，职工生活开始艰难起来。但是，一直到1997年6月，拖拉机厂每月还能开出工资，职工勉强还能维持生活。但从1997年7月开始，工厂再也无法给工人开出工资，一直到1998年9月，拖欠大部分职工13个月的工资。1998年9月25—28日，工人连续三天上街堵马路，要求工厂开工资、整顿拖拉机厂。迫于工人的压力，市政府与拖拉机厂最后做出决定，国营职工每人每月开176元，上班的职工上班一天加六元，但对于集体企业职工，拖拉机厂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
进入1999年，下岗分流政策已在全国推行，拖拉机厂也从1999年3月开始执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大批职工被下岗裁员回家。自此，拖拉机厂不再生产拖拉机，而是对外加工零活，需要的职工人数仅仅在一千左右。2002年，工厂成立“拖拉机集团有限公司”，把下岗工人和原来工厂拖欠的债务扔给了拖拉机老厂。有限公司的各个车间实行承包制，在岗工人实行按件计酬的工资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工资500元左右。截至到2002年末，拖拉机厂在册职工9592人：下岗职工4946人，在岗职工4646人(工厂在统计的时候把退养的和拿不到下岗补贴的职工——即放长假的职工，全算成在岗职工)。到2002年底，工厂拖欠养老金4500万，拖欠职工工资累计达16个半月、总计4493.3万元。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仅仅包括了国有企业，而厂办大集体放长假的职工2000多人未包括进来，这些人既得不到下岗补贴也得不到相应的补助。到2003年，工厂实行买断工龄的方案，分两批把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全部买断。
到2005年5月，拖拉机厂在职职工人数为1836人，退养职工人数为1036人，下岗职工人数为3051人，进入统筹人数为5354人(含退休人员)。其中，在职职工中有管理人员298人，工人为1490人，而这1490名工人都在各个私人承包的车间上班，收入低、工作也不稳定。同时，退养职工和下岗职工四千多人都处在放长假状态，这批职工随着两年下岗政策的结束，每月176元的补助也被取消了，现在就只能等着工厂最后破产，期盼能够得到一笔补偿费。
二、贫民区——走向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
从拖拉机厂20年的变迁可以看出，拖拉机厂社区一步步走向贫困是与拖拉机厂的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工厂走向破产的时候，社区居民也逐渐走向城市的边缘。对于贫困的现象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描述，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贫困。
1、物质生活的贫困
(1)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
按照社区居民与拖拉机厂的劳动关系，本文把居民分成几类：一是退休人员，一般都有退休金，但用退休职工自己的话，这些退休金还要养活下岗失业的儿孙；二是买断劳动关系的合同工，人数只有近两千人，都是1984年后进入工厂的比较年轻的职工，也正因为年轻，一般还能在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三是仍在岗的职工，有1490人，虽然在岗，但是与在市场上就业没有区别，都在私人承包的车间工作，按件计酬，每月工资在300—600元之间；四是国营放长假职工，由于下岗政策被取消，他们出再就业中心之后就没有了生活补助，这批人最多——现在还有四千多人，他们都是1984年之前进入工厂的，年龄大致在四五十岁，再就业比较困难；五是集体放长假职工，从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开始就放假回家，没有任何补偿与保障，人数有2000多人。
在上述五类人员中，只有年轻买断工龄的失业人员，因为年轻还能在市场上实现再就业，生活相对比较宽松，而其他四类人员的生活都比较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下岗、放长假职工再就业之后工资收入低。
由于他们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缺乏技术，在市场上只能找到一些保洁、力工、打更、看车、保安等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工作，或者摆地摊、开修车铺、修鞋铺等个体小买卖。在调查中了解到，他们每月只能挣300—500元。但即便这样的工作，能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也只占他们总人数的20％。
一位49岁下岗职工：
“我在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太困难了，就扛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平均下来一天能挣10块钱，有时候一天能挣30多，但是干了几天又要等几天，等的几天就一分钱都没有。”
其二，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经常没有收入来源。
这在社区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就业工程一直是东北各级政府主抓的工作，但是考虑到下岗职工的实际情况，能够实现再就业的职工人数并不理想。下岗职工找不到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源。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规范，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不仅工资待遇低，更为主要的是工作不稳定，经常被辞退或者被开除，相应地收入来源也不稳定。
一位44岁的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
“我有两年没找到工作，每天跟我媳妇就吃四五块钱，没什么菜，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白菜，烟都买不起，我抽自己卷的，买点烟丝就行了。”
其三，“老养小”，退休职工用退休金养全家。
退休职工虽然有退休金，但这些“保命钱”需要用来养儿孙们不仅要提供下岗放长假的儿女生活费用，而且还要扶养第三代，特别是第三代的教育费用，养老变成了“啃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退休老人的家庭，家庭基本生活还能维持；而那些没有退休职工，又无生活来源的职工家庭就比较困难。
一位每月领1700多元退休金的职工(因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退体金比较高)：
“虽然我每个月有1700多的退体金，但还是要骂政府：我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都在拖拉机厂，全下岗了，还有三个小孩，都指望我这点钱，但这点钱怎么养活这一大家?我有两个女儿也是拖拉机厂下岗的，女儿嘛，就根本顾不上了。”
(2)消费水平低
随着工厂不开工资，收入来源无保证，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都存在困难，食品消费与衣物消费水平比较低，基本维持在温饱水平。按照他们惯用的说法就是：“现在只能维持，要想吃好、穿得体面基本不太可能，反正现在是饿不死，冻不着”。
一位49岁的国营退养职工：
“现在大家都是维持，吃口饭，要说吃不起饭的人家也不多。就算你能找到工作，孩子的上学费用要花吧，冬天的采暖费要交吧，这几项下来就得几千元，每月就算你能挣500块，也只能维持，想过好点基本上不可能。”
一位45岁的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有七八年没买过新外套了，身上穿的都是原来工作时候的工作装。平时也吃不上好的，也就吃饱饭吧。”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失业工人：
“你看到刚才那个女的吧，她是下岗的，她家两个月都没吃过肉，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楼有个穷的，她丈夫死了，没钱买菜，每天到市场上捡点白菜帮子做菜。”
一位在社区内开食杂店的下岗女职工：
“从我们店里卖东西就能看出现在大家有多穷：前些年企业效益好的时候，东西卖的特别快，那时卖的最好的烟都是五块钱的。大家刚下岗的那几年也还凑合，但这两年彻底不行了，东西卖不动，大家抽烟都抽2元的‘生命源’的烟。”
一位开小超市的店主：
“从你进我家门到现在有两个小时了吧，你看有没有人来买东西，现在大家都没有消费能力，东西卖不动，我这里一天也挣币到20块钱。”
(3)有病无钱治
医疗、住房、孩子教育，一直是社区居民的三块心病。其中，医疗首当其冲。由于拖拉机厂的职工并没有纳入医疗保险，所以医疗没有任何保障。从计划经济时代到1997年，拖拉机厂的职工都可以在厂职工医院享受公费医疗，家属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但从1997年以后，随着工厂效益低下，医院也开始不景气，大批医生下岗失业，到2002年医院倒闭，再到2005年干脆连地皮、房子和设备都卖给了私人。所以，自1997年以后，拖拉机厂的职工和家属就根本没有享受过医疗保障。当工厂开始实行挂帐政策后，工人看病得先自己垫钱，然后到工厂挂帐，等工厂有钱了才给予报销，但实际上能够报销医药费的职工非常少。一位退休职工在2004年张贴的公告上这样写道：
“在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的养老、医疗根本不成问题，到时候了就正常退休，安享天年，有了病就上医院治疗，无论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担心医疗费用问题。这就是广大职工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劳保待遇。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一切都变了，变得我们职工应具有的医疗保险也无影无踪，毫无着落；有了病就得花度日的生活费，虽说是工厂给报销，可是三年五载也报销不了一次，就是死了人，丧葬费也无处可领。而另一方面，医药费却成倍地上涨，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病，花二十几元就可以治好，上医药得用888元。……试问拖拉机厂职工能有几人承受得了医药重负?要有，也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滴。在问道‘有病怎么办?’的问题时，80％以上的职工回答：‘小病买几片药对付对付，大病就得硬挺着，听天由命!’七八年来，拖拉机厂职工命殒于无钱医治者已有数人，如此无奈，何等悲哀!．．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因病致贫的家庭在拖拉机厂社区很普遍，最困难的家庭基本上家中都有重病病人。在社区60多户低保户中，除了户主是残疾人之外，其他的家庭中都有重病病人。在他们每月的申请材料上可以看到：
“我和爱人均系拖拉机厂职工，我今年42岁，妻子今年37岁，家中有双胞胎两儿，两岁多。我患有乙肝多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一直硬挺没有治疗。我妻子双耳鼓膜穿孔需做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需要一万六千余元(不合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药费等其他一切费用)。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本人拿不出此项手术费；加上家中双胞胎两个小儿子无人看管，造成有痛不能及时医治，由于耳疾，时常伴有眩晕。希望社区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因为做手术看孩子都需要一笔费用。”
“因夫妻双方单位长期不开支，家庭无经济来源，本人身体多病，患有脑血栓、肾结石、前列腺、骨质增生、腰十二椎骨拆过，还要扶养两个孩子上学，加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每月也要照看几次，所以生活非常困难。”
(4)教育负担重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拖拉机厂拥有自己的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拖拉机厂职工子弟可以免费读书。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企业不景气，这些学校逐渐被推向社会。失去了单位提供的教育福利。面对教育费用一直高涨的大环境．许多下岗失业人员家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给社区带来了新的贫困现象：下岗、放长假职工家庭子女辍学率在这十几年明显上升，有的家庭选择教育费用低的学校。
一位35岁失业职工：
“我儿子现在读二年级，我跟我爱人都有病，没工作，全靠我姐和我妈接济我们。现在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全家也就他花钱最多。原来想把孩子送到好点的学校，但是家里没钱，只能上拖拉机厂小学(现在名称也变了)。你说现在老师也不好好教课，每天到4点就放学了，放学之后交钱的就留下来补课，刚开始的时候全班就我儿子一个人没钱补课，他一放学就一个人走了，而其他的孩子都留下补课。我看着实在不忍心。你说我再穷也不能让孩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师也来家里找过我，我把现在的状况说了，老师说也可以理解。后来我用一个大塑料袋把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钱都装去了，总共就200多，说起来心理都难受，那时家里就剩下那点钱了。其他的孩子周六周目都要报这个班那个班的，按道理应该按照他的兴趣报个美术、音乐班的，但是现在条件摆在这里的，报班要花钱，我儿子一个班都没报。”
(5)住房紧张
2U世纪80年代的时候，拖拉机厂还实行福利分房，职工按照工龄和职称加权平均记分，排队分房。按照工人的说法，那时总体上还算公平。进人90年代之后，工厂不景气，再也没有盖过职工宿舍，所以大部分50岁以下的职工都没有分到房，有些家庭被安置在临时过渡房(24平方米的平房)或者单身宿舍(2l平方米的楼房)，年轻点的职工随父母一起住(一般退休的职工都分到了房子)。
住房最紧张的还是集体企业放长假的职工，在工厂集资建房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算在内，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总厂职工的家属，没有房权，随总厂职工一起住。虽然在1994年的时候，配件厂集资建过两栋楼房，但是80％的集体企业职工住在不到24平米的平房或者和父母住一起。
总之，在拖拉机厂社区，由于多年不分房，并且又无力购买商品房。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住房越来越困难。有退休老人的家庭一般还能凑合住，但是没有老人的家庭或者集体企业职工家庭，他们的住房不仅狭小、阴暗，而且在采暖、采光方面都非常差。
一位39岁的下岗男职工：
“我爸原来也是拖拉机厂的国营职工，后来调到别的单位了，分了这个平房，前几年我爸就过世了。我妈是配件厂的，属于集体企业职工，她没有房权，也没分到房子。我也没分到房子，在工厂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住。下岗之后我跟我爱人出去租房住了，去年我出车祸，我爱人跟我离婚了，我在外边也租不起房，又搬回来跟我妈一起住了。但是这房子小，就一问房，厨房是公用的，我就在后边搭了个棚。冬天没装暖气，我就用被子捂着睡，碰到冷的天，早上起来头发胡子露在被子外边全白了，那有什么办法。原来没分到房，现在别说买房，就是租房都租不起，就这样将就吧，今年我用塑料纸把棚给捂上了，不透风，到了冬天就会好点。”
以上五个方面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中拖拉机厂社区居民已经从相对富裕走向集体贫困。
2．生活方式(文化)的贫困
查理斯沃斯在《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中认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处于经济的边缘和社会的被排斥地位，已经不可能上升到社会的中上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独有文化逐渐消失。在拖拉机厂社区，我们能够看到相似的一幕：社区居民由于经济贫困而导致生活方式的全面贫困，他们所熟悉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独有的单位型社区的生活方式已分崩离析，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抛人城市边缘的生活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拖拉机厂属于大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在全市首屈一指，职工到月就开工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在生活上是其他工厂职工所羡慕的，工人在心理上也存有相对优越感。随着企业一步步走向破产，原有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工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要面对因物资贫困带来的文化的贫困，或者说是生活方式上的边缘化。
美国学者刘易斯(Oscar Lewi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理论。他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社会中贫困者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文化当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文化特质可以表现在个人、家庭和贫困社区等各个层次，这种贫困文化的特点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而得以在圈内加强，并且可以世代传递。在下文，笔者将描述拖拉机厂社区居民经过20年转变所形成的贫困文化。
(1)打麻将成为居民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许多下岗失业、放长假职工找不到工作，在家里无所事事，聚众打麻将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社区内每两个居民楼就有一家麻将馆。这种麻将馆并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种娱乐场所，而是在食杂店内或居民楼内腾出一两间房子，由麻将馆老板提供桌椅与麻将，每打一场收2元。在调查中还发现，大部分打麻将的赌资都在每圈2角或5角，几圈下来也就输赢几块钱。从这么小的赌资可以看出，下岗失业人员打麻将并非是真正赌博，而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在一家小食杂店内的所谓麻将馆里，笔者看到的是：一问低矮的小平房，面积不到30平方米，除了摆放货物的地方外，其余空间放上了三张小桌，坐满了正在打麻将的人。下面是店主对笔者的介绍：
“到这里来打麻将的大部分都是拖拉机厂下岗职工，找不到工作，总得找个事做，在家里闷着肯定要闷出病来。他们打麻将也不是要赌钱，每圈下来也就输赢几块钱，大点的打不了，打发时间而已。早上八点多开始就有人，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都有人。你来这个地方做调查还真来对了，天天都有人。你说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上哪找工作，上了四十就找不到工作了。他们也不是懒，就是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呆着吧，夫妻都下岗了，都找不到工作，那肯定会干仗，互相瞅着都不顺眼，没钱啊，肯定矛盾就多，还不如来打上两圈，打发打发时间。”
(2)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增高
在拖拉机厂社区，夫妻双方都没有工作的家庭不在少数，并且大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从拖拉机厂下岗失业。在生活重压下，家庭纠纷明显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社区内的离婚率大幅度上升。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离婚的家庭都是女方受不了贫穷，抛弃儿女与家庭离开了社区。
一位45岁的下岗职工(从1994年就不上班了)：
“我94年离的婚，就是没钱，妻子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跟人跑了，要是我有钱她也不会走，都是给工厂害的。”
一位40多岁的放长假男职工：
“我跟我爱人都下岗了，我没有收入，她还好点，不是拖拉机厂的，是药厂的，一个月还给400多块钱。两个人都呆在家里，肯定干仗，没钱，生活发愁，两个人都来气，你看这些家具都是我们打架给摔碎的，电视机也给我摔了，家里的碗筷也是重新买的，两个人心里都憋得难受，看谁不顺眼，就打起来了。”
(3)迫于生活压力，部分下岚失业女职工卖淫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迫于生活压力，有些下岗失业女职工经常出没于黄色舞厅、洗浴中心等色情场所。她们在舞厅陪人跳舞，每陪跳一支舞曲可收入15元一20元，在洗浴中心的一般都是出卖身体。对于哪些家庭有人从事这项职业，这在社区都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下岗职工：
“社区里有好多男的做缩头乌龟，靠媳妇出去跳舞养着，他们装出没事的样子，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媳妇在外边，经常夜不归宿，你说他们能不知道吗。有些外单位的人碰面也说：我在哪看见你们单位谁的媳妇在陪人跳舞。我就告诉他们，别这么说，都是走投无路才这样的，要是能找到工作，要是能有份像样的工作，也不至于去那种地方。拖拉机厂职工的媳妇有多少人去干这行，我们也不知道，但肯定是有，而且人数还不在少数。”
(4)日常交往少，居民生活圈子封闭
在拖拉机厂社区，20世纪80年代那种公共生活随着工人下岗失业早已消失。而在日常生活中，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圈子也逐渐封闭起来，原来的工友、朋友也很少来往。在调查中了解到，导致居民日常交往减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贫困，过多的人际交往会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其次，自1998年工厂开始实行下岗政策以来，很多居民有七八年没有在一起上班了，并且部分下岗失业人员迫于生活压力还要外出就业，七八年不同的经历也导致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逐渐减少。其三，下岗失业之后，生活和心理压力都增大，有些居民不愿意来往。随着居民间日常交往的减少，作为典型的单位型社区也逐步瓦解，原有的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在这十几年时间内都解体了。
一位退休女职工：
“现在亲戚朋友都很少有来往了，红白喜事都不参加，送100块钱吧，要是有这些钱家里还能撑上一段时间，买高粱还能买几十斤呢。”
一位下岗男职工：
“平时我也很少串门，没什么意思，大家都穷，也没什么好聊的。原来的工友大部分都不联系了，都下来七八年了。见面了大家都不说拖拉机厂的事情，一说就来气，说有什么用?我除了去麻将馆看看之外，也不太爱走动。”
(5)家庭支持网络匮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解决职工配偶与子女就业问题，拖拉机厂开始兴办厂办大集体，先后成立了三个集体企业。到1982年，拖拉机厂又设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拖拉机厂职工的子女都可以进技校，然后分配到拖拉机厂工作。另外，职工退休之后子女可以顶替接班。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拖拉机厂大部分职工的子女与配偶都被安排进了工厂就业，形成了全家都在拖拉机厂上班的现象。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一家居然有12口在拖拉机厂上班：包括老夫妻两人、三个儿子与三个儿媳、两个女儿与两个女婿。当拖拉机厂经济效益好的时候，工作的人数多当然对家庭有益，但是一旦拖拉机厂走向衰落，那就无法转移风险，当工厂实行下岗放假的制度后，整个家庭都面临着下岗失业。按照工人形象的说法是：拖拉机厂都是一窝窝的，下岗之后就是连窝端。
由于家庭结构与职业结构的这种特点，下岗失业人员在再就业与生活接济等方面，来自于家庭的支持非常少，因为全家都面临着下岗失业、找工作困难、生活不宽裕。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家庭支持网络非常的匮乏。
一位退休男职工：
“我两个儿子都在拖拉机厂，一个在配件厂，一个在锻造车间，都下岗了，现在拖拉机厂一下岗全是一窝一窝的下。除了我这点退休金，他们谁也顾不了谁，谁也指望不了谁。”
一位下岗男职工：
“我在子弟学校毕业后就下乡了，我爸也是拖拉机厂的，下乡抽调回来进的拖拉机厂。我们车间几十个人，父母都是拖拉机厂的，有十几个是一起下乡一起抽调回来的，现在都下岗了。我看他们的日子跟我差不多，都不好过。你说一家都是拖拉机厂的，现在都一起下岗了，谁来帮你?要是家里有一两个在外单位的就好了，至少还可以接济一下。”
(6)自杀、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
自1997年7月工厂拖欠工资以来，部分职工家庭就开始陷人贫困。在拖欠13个月工资期问，社区内已经有两人因生活困难自杀了。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有十几个下岗失业职工自杀。这在原来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自杀的职工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与心理压力大，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人大多有不治之症，因为没有医疗保障，为了不拖累家庭而选择了自杀。
另外，在将近十年时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职工背负着沉重的生活与心理压力，但一时又找不到好的出路，所以心理着急导致患上中风、偏瘫等病症，这几年得这种病症的人数大量的增加，而因患病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长。
一位退休职工：
“就我们家跟前的几栋楼里，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就非正常死亡了十来个，年纪都不大，好好的就死了，这在以前从没有过。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听说一两个年纪不大的人死了，大家觉得很惊讶，现在大家好像习以为常了，说起谁谁死了，大家也就那样了。这几年死的人太多了，心理压力大啊。前天晚上还跳楼了一个，从六层楼上跳下来的，听说是得了癌症，年纪也不大，刚五十出头。”
一位放长假职工介绍：
“在98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厂就有个女的自杀了，喝的农药，后被抢救过来了，实在是太穷了，没法过年。厂里知道后，赶紧过来了，给她们家买了两袋面粉，给了200块钱，这才把年给过了，要不然连年都没法过。”
从上面六个方面可以看出，拖拉机厂社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原来上下班时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时热火朝天的场面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败的厂区、杂乱的社区环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从职工个人、家庭及整个社区，都陷入了物质与生活方式上的贫困，职工个人的精神面貌、家庭关系以及社区内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制度制造贫困：一种结构性解释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主要因素。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固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对20世纪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
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本文在分析导致拖拉机厂社区居民贫困的原因时，将关注制造贫困的三方面制度因素：其一，正式制度匮乏和制度残缺；其二，非制度化的制度与政策滥用；其三，反贫困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失误。可以说，上述三方面导致社区整体性贫困的制度因素，都具体地深植于关系到下岗失业群体切身利益的三大制度改革过程中。
1、劳动关系改革
在没有实行下岗政策以前，拖拉机厂职工按照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同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全民所有制合同工与集体企业职工。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指的是，1984年前参加工作的国营职工，以及1984年之后分配来的大学生与退伍军人。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指的是，1984年后国营企业招入的职工子女，以及从外单位调入的一些职工，他们与企业每10年签一次合同。集体企业职工主要指的是，在拖拉机厂厂办大集体上班的职工，他们与企业都没有签订合同，在80年代中后期，在拖拉机厂效益好的时候，虽然集体企业职工与国企职工在福利待遇与收入上存在差别，但是差别不大。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与合同工之间，并没有因为劳动关系的不同在福利待遇与收入上有差别，但是到1999年企业实行下岗失业政策的时候，这种劳动关系上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考虑到拖拉机厂在实行下岗失业政策时采取不同的待遇，本文将下岗失业政策区分成正式的下岗失业政策与非正式的下岗失业实施策略。但不管是正式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实施策略，其结果都导致了拖拉机厂职工走向贫困。
(1)正式的下岗失业政策
1984年前，虽然职工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国有企业和工人之间存在着隐形的契约关系，工人接受低工资的同时，国家对他们承诺终身就业，并且还有公费医疗、福利分房、廉价子女教育、养老保障等一系列社会保障。1984年开始实行劳动关系改革，工人必须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当时拖拉机厂还处在兴旺时期，谁也没有考虑到会有下岗失业的一天，所以绝大部分工人都没把签订合同当回事，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到1999年开始实行下岗政策的时候，职工终身就业的隐形契约关系彻底被解除了。
下岗政策是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推进的，但是，其结果除了造就一大批城市贫困者之外，并没有解决国企普遍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加快了企业走向破产的进程。在1997年7月一1998年9月这段不开工资期间，许多拖拉机厂职工家庭就已经陷入了贫困。1998年9月，拖拉机厂职工被迫上街游行三天。迫于工人的压力，工厂实行新的工资制度：每个国有企业职工每人每月176元，上班的职工每天再加6元。由于即便在工厂上班，一个月也不到350元，所以自1998年10月份之后，有三分之二的职工就开始不上班了，大部分都外出自谋出路。1999年开始实行下岗政策时，实际上许多工人已经不在岗了，实行下岗政策只不过是把隐性的下岗现象通过政策显现化。从1999年到2000年，拖拉机厂职工分三批下岗：第一批把各个车间不在岗的职工与一些与领导关系不好的职工辞退了；第二批就开始整个车间地下岗；到第二三批下岗政策执行之后，除了剩下不多的几个车间(如销售科、能源科、总装车间等)和机关办公室之外，全厂一万多名职工中有八千多人下岗。
下岗职工直接进入再就业中心，领取下岗补助：第一年每月220元，第二年每月196元，第三年每月188元。三年之后，下岗职工必须出再就业中心，实际上就是企业不再负责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出再就业中心之后，按照拖拉机厂作出的规定，下岗职工应该买断工龄进入失业状态。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必须买断，因为他们是合同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合同工分两批买断，按照每个工龄596元的标准给予补偿，有部分合同工不愿意买断，但是工厂威胁，如果这两次不买断的话，以后买断的标准就没有现在这么高。工人看到企业目前所处的状况，到2003年所有的合同工都买断了。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在原则上是要求他们买断，但是如果执意不买断，工厂也没有办法强制，不过每月的生活费没有了，并且职工还要向工厂每月交25元左右的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
就这样，从1997年开始拖欠工资，到后来的下岗失业政策的实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罩，大部分工人从工厂获得的收入每月不到400元。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工作期间的积蓄早已花光，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再就业的话，他们的生活将从拮据走向贫困，最后沦为赤贫。
(2)非正式的下岗失业实施策略
除了正式的下岗失业政策之外，还有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做法，就是“放长假”。顾名思义，放长假指的是工厂有活干就让你上班，如果没活就放假回家，但不办理下岗失业证，也不提供任何补助。放长假，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制度，是制度执行者对政策的滥用。目前，拖拉机厂职工有两类放长假人员：一是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二足集体企业职工。
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出再就业中心之后，并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从2003年之后，他们就处在放长假的状态，一直到2005年基本上没有职工被招回工厂上班。他们不仅得不到工厂的任何补助，反而每月还得往工厂劳资科缴纳养老保险个人承担的部分。对于这部分职工来说，他们大多数都属于“4050人员”，再就业相当困难，但是他们的身份很尴尬，既不属于下岗职工，也不属于失业人员，而只是劳动关系仍然挂靠在工厂，等着企业破产最后得到一笔补助。
放长假另外一类人员就是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国家从1998年开始制定下岗失业政策以来，就没有把集体企业职工考虑进去，集体企业职工一直处在制度的真空状态中，他们既得不到下岗补助、失业救济金、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在再就业过程中也享受不到优惠，由于所有的政策都是针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失去岗位就处在放长假状态。在拖拉机厂的配件厂，从1992年起，就有不少职工开始放长假，到了1996年，已经有80％的职工回家，从那时开始他们需要自谋出路，从工厂得不到任何补助。所以。在整个社区，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是牺牲最大的群体，在工厂兴旺的时候，他们和国有企业职工干着同样的活，甚至因为是集体企业职工身份，总厂脏、累、差的工作都让他们去干，即便这样，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都比国有企业职工差。
不管是国有企业放长假职工还是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现在他们都处在制度的真空地带，这一制度的缺陷导致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
2、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拖拉机厂职工和其他国有单位一样，职工一直接受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在厂区内有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中学与职业技术学校、理发馆、公共浴室、职工食堂、职工商店、厂办医院、图书馆、电影院、体育场等设备齐全的生活、休闲娱乐设施，职工可以享受高福利的待遇，职工家属也可以享受到优惠。虽然职工的工资非常低，但由于生活消费非常低，因此生活无忧。在调查中当笔者问到那时工资那么低、生活是否拮据时，有职工回答：“那时生活上基本不需要花钱，一个月除了买点水果零食之外，其他的消费工厂基本上都可以解决，看病不花钱，孩子读书不要钱，水、电、住房都不用花钱，连理发、洗澡、看电影都不要钱。”除了这些福利待遇外，在80年代中期，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职工还可以分到面粉、豆油、猪肉、水果等。在企业效益好的时候，职工多的家庭甚至用大缸装豆油。
集体企业职工虽然在身份和心理上比全民所有制职工低一等，但是由于依靠总厂，企业效益也非常好，他们在福利待遇上并不比全民所有制职工差，虽然他们没有住房权、不享受公费医疗，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家属，所以也能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些福利设施。
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切福利待遇都没有了。在工作期间，他们承受的是低工资待遇，所以一旦下岗失业，一般的家庭都没有什么积蓄，即使有点积蓄，在1997年到1998年不发工资期间，很多家庭已经陷入绝对贫困。所以，随着福利待遇的取消，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迫使他们的生活逐渐走向贫困。下文，主要介绍与他们切实利益紧密相关的三项福利制度的改革，从中可以看出制度的变迁怎样直接导致他们的贫困。
(1)公费医疗改革
拖拉机厂有自己的职工医院，属于市里甲级二等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当企业效益非常好时，职工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也比较好。但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医院也难以维持下去。1998年企业开始实行下岗政策，职工医院也开始把一部分医生和护士辞退回家，到2002年医院基本停办，而2005年年初的时候，医院连设备带地皮全卖给了私人。在这过程中，拖拉机厂职工实际上从1996年就失去了公费医疗的福利。取消公费医疗之后，拖拉机厂并未给工人办理医疗保险。拖拉机厂原来规定，在厂外医院看病可以按比例报销，但是真正能报销的职工非常少。按照工人自己的说法是，只有领导干部才可以报销医药费，有些职工因病死了好几年，医药费也没能报销。在这期间，许多家庭因病致贫。有病看不起。而因病跳楼、自杀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一直到2004年，拖拉机厂才根据市政府(2003)37号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实施方案”。在方案中说明：
“拖拉机厂目前效益差，职工收入低，全面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一定困难，但是为了解决职工看病难，负担医疗费用有困难，工厂决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同时参加‘大额医疗费用救助’。缴费基数按照市职工每月平均工资60％的标准，工厂承担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9％缴费，职工按照2％缴费。”
但统筹方案中也作出说明：
“按市政府文件规定个人帐户额度我厂进行医疗补贴，随每月工资做表，工厂没有能力承担时，进行挂帐，日后处理”。
这一条实际上要说明的是，如果职工想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必须缴纳个人帐户的缴费，并且先垫付工厂承担的部分，这笔钱等日后处理。另外，随着这个政策的出台，方案明确规定：
“此方案实施后，工厂不再办理医疗费新的借款和报销等事宜”。
也就是说，工厂通过这次政策，对工人所有的医疗费用一概不负责任。
实施方案出台后，一方面是方案本身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也无力承担高额的缴费，所以并没有工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但是随着实施方案的执行，工厂把承担工人医疗费用的责任全部推脱了。正如一位退休职工在给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信中这样写道：
“拖拉机厂的困难，直接影响了职工家庭生活的多方面困难，如下岗子女找不到工作，孩子升学交不起钱，有了病就医更困难。小病到药店，大病没钱看，因此这些职工在伤心落泪。”
(2)住房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拖拉机厂一直实行单位福利性实物分配式住房制度，职工按工龄与职称加权平均积分，排队分房。职工住工厂分配的公房，每月只是象征性的交点房租，房产属于单位，工人只有居住的权利，但那时工人也没有认识到分到手的房子单位还会收回去：在大部分人的意识中，都觉得这房子已分给自己住了，那当然就属于自己的了，工人的工资低，但是房子应该是对自己贡献的补偿。但1995年开始实行的房改政策取消了住房福利，按照市政府1995年31号文件的规定，要求全市的公有住房必须收回出售，或者直接出售给现住的单位职工：拖拉机厂1996年开始实行了这一政策，单位把公有住房按照五种类型出售给已居住的职工。五种类型即：成套住宅、非标准成套住宅、非成套住宅、非标准非成套住宅、简易住宅，每类住房分为标准价和成本价两种价格，工人购买后的房子的房产100％归个人，当时这样出售房屋总数为4188户。从这个政策可以看出，房改政策实际上是对工人赤裸裸的剥夺，工人在低工资待遇下得到的住房，现在又要收回再一次卖给他们，很多职工觉得这一政策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但是工厂执行的房改政策是市房改办颁布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要是不购买的话，就要搬出来由工厂出售给其他的职工。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购房，住楼房的家庭大部分都花了1万～2万，而对于一个长期拿低工资的家庭来说，拿出这一两万也就等于花光了家庭所有的积蓄。
1997年，市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政策，这次售房增加了优惠政策，按照文件规定拖拉机厂应该返还部分售房款。但是工厂在2001年出台了新文件，称由于工厂已把1996年房改售房款用完，企业又非常困难，无法按市政府1997年29号文件执行，对于多收的购房款，将在2001年年底一次性返款30％，其余部分挂帐处理，待工厂效益好转时，再分批、分期返还。但是，至今这笔钱也没有返还，对于普通的职工来说，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剥夺。经过几次房改政策之后，带来的只是他们生活的更加贫困。
自1997年之后，工厂就不再负责工人的住房问题，也没再建过职工住房。在全社会已经走向住房货币化的形势下，原来没有分到公房的职工，再也无力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只能住在狭小的平房或者原来的单身宿舍。在笔者的调查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职工绝大部分都没有分到房，有的住在过渡性质的平房内——原来是给无房的职工临时性居住的，工厂当时允诺过几年等工厂建了新宿舍再搬进去——房子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但是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0多年。当初分给他们临时性住房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单身，现在很多一家三四口人都挤在狭小的房间内。
(3)教育制度改革
医疗、住房与教育，被拖拉机厂职工认为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福利制度改革，直接把许多职工家庭拖入贫困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拖拉机厂建立了从托儿所、幼儿园到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一整套教育福利体系。职工子女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他们从小学一直读到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进人工厂，在整个受教育期间不会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职工在低工资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还生活无忧的一个主要原因。
90年代中期以后，在“减轻国企社会负担，提高国企经济效益”的口号下，国有企业开始把厂办学校推向社会。到1998年，拖拉机厂已把中小学推向了社会，停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和职业技术学校。中小学被推向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办学体制，这本应该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趋势，但是，把学校推向社会并不意味着就要按照市场原则来办学校，也不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对职工子女的教育撒手不管。但到目前为止，对下岗失业人员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并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或具体措施给予解决。经过这样一次制度的改革，企业的负担是减轻了，但是导致的后果是职工的负担加重了，在拖拉机厂社区，因学致贫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加上现在学校乱收费现象严重，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甚至大部分家庭的最大消费支出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由于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放长假职工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80％多的家庭的教育费用落在了退休老人身上。正如这些老人所说的，他们不仅要养活儿子儿媳妇，而且还要养活孙子辈，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一位退休老人在社区内张贴的告示中这样写道：
“他们(退休职工)退下来时才几百块钱，虽经数度调整，如今也不过每月五六百元。就是这点钱也不能悉数用来‘保命’，因为儿女下岗难就业，因为孙辈学费贵，因为医药费用太虚高。”
教育福利制度改革是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是减轻了负担的拖拉机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好起来，而是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之后，加快了走向破产的步伐。但是，经过这一系列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福利制度改革，其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导致了职工的集体贫困，社区也一步步走向城市的边缘。
3、反贫困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解决因下岗失业而导致的城市新贫困．各级政府采取了一整套反贫困政策：从具体的政策形式上，包括了下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救济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就业优惠政策以及小额贷款政策，等等；从反贫困行动的基本目标上，基本上涵盖了消除贫困、预防贫困和缓解贫困等目标。但是，反贫困政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这十几年中，城市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国有企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新贫困群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生活也越来越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们从制度设计以及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人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都做出很好的解释：认为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反贫困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政策并没有帮助城市贫困群体摆脱贫困。但是，本文认为，有些反贫困政策不仅没有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们的贫困，这在拖拉机厂社区可以明显地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1)“低保”政策
阿马蒂亚&S226;森认为，贫困概念必须包含两个不同的要素，即识别贫困和加总贫困。所谓识别贫困，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穷人从总人口中挑选出来。所谓加总贫困，就是运用一定方法将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总体特征反映出来。森将贫困的识别和加总称为贫困概念的必要条件。在森对贫困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作为反贫困的前提条件首先要识别贫困，通俗的讲就是要把真正的穷人当成穷人来对待。但是，在拖拉机厂社区，由于“低保”政策的实行，真正的相对贫困人员并没有被当成穷人，在社会救助等方面都无法被照顾到。
拖拉机厂社区有将近5000户，但是真正能够享受“低保”的才60多户，当然这60多户是社区内最贫困的家庭，多因家中有重病病人。但是其他的4000多户呢，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贫困，但是由于这一政策制定的标准，他们并没有当成贫困群体来对待。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保障的最后安全网，“低保”救济的标准非常低，在2004年之前，救济的标准是每月每人169元，2004年救济标准上调，也不过是205元。按照社区工作人员的说法是：“低保这些钱就只能保证你能吃上饭，当然了也只能喝上粥。要想生活过好点基本上不可能，要是有病就更没法保证生活了”。在进行家庭收入核查的时候，要把家庭所有的收入都计算在内，在拖拉机厂最普遍的做法是把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要计算为整个家庭的收入，并且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工作的居民不给予考虑，不稳定的收入或者无法准确估算的收入都按照市场模拟收入计算。通过这样折算家庭收入，实际上把许多生活困难，应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给排除在救助之外了。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城市贫困规范化定义的问题。在传统的城市救助中，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工作单位、无法定赡养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城市新贫困，但是对贫困的认定却缺乏明确和规范化的标准，政府官员、专家、公众对于贫困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使是在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理解也不一样。例如，劳动部门的“贫困人口”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离退休职工；民政部门的“贫困人口”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按照民政部门认定的“贫困人口”标准，那些处在相对贫困的群体就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之外，并且原有的单位给予的救助也因为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取消了。但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救助的社区居民只会走向更贫困的处境。
(2)再就业优惠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及其再就业问题，国家实施了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的“再就业工程”，实现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成为各级政府主抓的重点工作。再就业优惠政策，是针对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提出的政策，优惠的对象很明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国有企业职工并办理了下岗证、失业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真正处于下岗失业状态的职工中，仅有一部分人办理了下岗证、失业证，所以，由于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能够享受到再就业优惠的同时，更多处于实际无业状态的人员并不能享受到再就业优惠，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政策实行的后果虽然使一部分人实现了再就业、摆脱了贫困，但是却让更多的人找工作困难，最后导致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
在拖拉机厂社区，有两类人员因为没有下岗失业证而享受不到再就业优惠。一是未曾办理下岗证的职工，拖拉机厂只有1999年第一批下岗职工办理了下岗证，而其后下岗的职工都没有办理下岗证，虽然他们也按照下岗职工待遇每月领取下岗生活补助，但是一直到出再就业中心也没有办理下岗证。二是集体企业职工下岗、放长假职工，如果从实际就业的状态来定义他们的就业状况，他们都处在真正的失业状态，但是再就业优惠政策是针对国有企业职工的，集体企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并没有被制度包含进去，所以他们从1992年开始有放长假职工到企业彻底破产，都无法享受到再就业优惠。这两类人员因为不属于再就业政策规定的保障对象，所以在再就业的过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企业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明确规定下岗失业人员必须具备下岗证、再就业优惠证或者失业证，因为企业有这些证件可以免30％的所得税。在2005年推行的养老保险优惠政策中，也明确规定优惠的对象必须具备失业证和再就业优惠证。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出台，实际上造成了部分真正的下岗失业人员在再就业和享受社会救助方面受歧视与被排斥，而这些受歧视与被排斥也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四、结语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单位一直是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人获取个人资源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工人与单位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家庭、以及单位型社区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制，虽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切断工人与单位关系的过程，工人失去了单位的依靠，而又无法从社会与市场上得到充分的资源，那么工人家庭、单位型社区走向贫困则成为必然。
在本文笔者分析了东北一个单位型社区20年来从繁荣走向贫困的变迁史，指出：当整个社区走向集体贫困时，造成贫困的原因就不能追究到个人身上，而要从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去分析。从而得出，导致社区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贫困的三种制度变迁因素：正式制度的匮乏和制度的残缺，非正式制度与政策的滥用，反贫困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失误。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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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中国社会学网》2∞4年。
（英文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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