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醒来了，中了魔咒的中国经济学界
俞飞龙
2009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刘革新对近年主流经济学界在专业领域的表现极为不满，当他发出“中国需要成立独立的民营智囊机构”这一呼声后，他发现，网络传来的是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声。
作为一个以知识立足社会的专业群体，遭到整个社会棒喝的现象，纵观历史、横观世界，也鲜为少见，但它却切切实实发生在了今天，发生在了21世纪的中国。
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正视一个尴尬的事实——最近10多年，主流经济学界对国内重大经济现象、经济问题都几乎没有做出正确判断。作为一个多年一直在社会一线研究、追踪、报道中国经济事件、趋势的社会问题研究人员，我对经济学界异于常人的“专业偏好”感触尤深。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主流群体为什么会如此漠视常识，漠视现实，漠视数据，乃至漠视所有社会行为（这其中当然包含经济行为）所应该内含的道德诉求，并以糟糕透顶的表现受到社会整体棒喝。
这一困惑，差不多始于10年之前。
熟悉国内业界动态的人都可能还记得，1998年-2000年，中国商界爆发了迄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商战——彩电大战。
当时，关于彩电市场，一个广为流行、也被业界和经济学界认同说法是：全国彩电生产能力超过4000万台，但是，因为城市市场差不多饱和，所以每年只能有800万台左右的市场，加上农村和出口，每年整个市场（国内和出口）的容量只有两千多万——产能严重过剩。遂，拥有4000多万台产能的彩电界，唯一的路是你死我活的血拼。
这场血拼从1998年拉开序幕，到2000年下半年，全国震动的价格战打了6次，小的微调则不计其数。可谓惨烈无比。2000年11月，因为一个偶然因素，我参与了乐华一个新产品的上市策划，有幸目睹了当时彩电界不亚于战争状态的紧张——乐华有一个专门跟踪市场的部门，每天统计国内主要城市主要商场所有电视机生产厂家的销售状况，具体到哪个商家，什么型号，价格多少，销售了多少台，用户返修率等等，然后当天做成报表上报决策层。
据该部门负责人杨慧勇介绍，当时，国内每个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有这样的部门，都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们这个部门规模算小的了。因为新品的定位需要相应的市场分析，我从乐华那拿回一大堆资料，经过两天分析，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此前两年，社会各界对彩电市场的判断有误，产能过剩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是对市场的误读。
原因出在对“城镇家庭彩电拥有率98-100%”这一数据的理解上。
无论业界人士，还是经济学界，都把这个来自调查公司（大名鼎鼎的零点调查公司）的100%理解为了市场的极限。但事实并非如此，100%并不是市场的极限，对于彩电而言，市场极限是200%，也许，是300%。
我将这个观点写出来，并从城镇居民住宅面积变化，电视台提供节目能力，个人嗜好，社会购买能力，出口前景乃至国外市场比较（早在80年代，美、日等国每个家庭拥有的轿车都是200%了，轿车都能达到200%，更遑论电视机）等角度给出了证明，指出国内彩电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彩电界每年4000多万的产能并不过剩。
当我把这份只有2000余字的报告交给杨慧勇时，他大吃了一惊——有这么乐观？但仔细阅读后，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他迅速召开了一个部门会，听取我的报告（因为这一点，至今我依然对杨慧勇充满敬意，因为我当时年龄尚小，刚30出头，在国内既无名气也无地位，而我们要挑战的却是持续了近两年、被整个业界、传媒界和经济学界一致认定的结论）。
取得共识后，这个报告被作为乐华的一个市场研究报告在国内广泛刊发了出来。市场果然为之震动，当时的厦华媒介部负责人夏春喜还借来广州出差之际，请我吃饭，席间表示，我的研究是“彩电界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的唯一亮光”。
我对得到这样的盛誉感到愕然。同时也对两年来经济学界在对彩电行业的判断上感到困惑不解——偌大的中国，数以万计的彩电市场分析文章，为什么就没人发现这么个简单的细节？导致中国当时最大、也发展最成熟的行业在不正确的市场判断下进行了两年殊死搏斗。
因为彩电界当时堪称中国市场化行业里最成熟，规模也最大的产业，所以，当彩电界爆发价格大战的时候，它在经济学界、传媒界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和“资深传媒人士”都参与了对“价格大战”的解读，就在我撰写那份报告前的大约1个星期，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陈淮（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现为建设部研究所所长）还在接受《南方周末》一记者采访时，强调“彩电降价是技术升级前企业收回成本的一个举动”。
但是，随后几年的事实证明，诸如此类的判断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远离事实本身——2005年，国内彩电生产数量远远超过4000万台，而接近了8000万台，国内彩管企业2000年仅生产了3000万台左右就感到强烈过剩，声势浩大地发起“结盟度过危机”的举动，但在随后的2004年，国内彩管的产量就超过了6000万，达到6200万。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对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很弱，难以指导国内企业经济实践”这个印象，事实上，有关给“国内城市家庭提供第二台乃至第三台彩电”的观点，在我介入对彩电市场的解读之前，已有企业在开始实施，比如康佳就推出了“七彩小画仙”，但是，因为缺乏对市场系统、完整的解读，它将家庭第二台彩电理解为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品，故而遭遇市场挫折，按理说，局势到了这一步，给出彩电市场的准确判断完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但很遗憾，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作出了这样的解读。
后来在房地产问题上，经济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再次让我哭笑不得。
2004年3月，风闻“温州购房团”即将登陆沈阳，我决定给这个正被全国媒体关注的“投机群体”予以迎头痛击。
但派出去的记者回来告诉我，她采访了省内最知名的几个经济学家，他们都觉得这个行为很正常，甚至有人公开嘲笑了“温州购房团是在投机”这一观点。
我火了——不但是因为那几个该去吃大便的所谓“经济学家”，也因为眼前这个刚入行的记者眼里那明显嘲弄的眼神，这些混蛋不但自己毫无学术底蕴和操守，而且还在以他们的声望误导下一代——恶狠狠地对这个年轻对记者说，现在，你把我当做一个专业人士，你来采访我。我要告诉你的第一点是，“所有对他人的正当权利必然构成侵害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然后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温州购房团的行为会对他人的权利构成侵害，以及可以用什么作为依据给出“温州购房团行为非法”这个结论。
报道陆续出来了，也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媒体转载，新华社辽宁分社也做了专题，但我内心却很悲哀，我实在搞不清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国人一戴上经济学家这顶帽子，就象遭遇了一种魔咒，立即变得“唯书唯上”（说他们唯书甚至都不够格，因为“书上”对“自由”的定义就明确界定了不能“对他人的正当权利构成侵害”，所以，即使他们是所谓“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也应该对这类必然会对他人正当权利构成损害的行为予以谴责），并以此拒绝事实，拒绝数据，拒绝道德价值，拒绝后果分析？
从我99年重返新闻界，至今已整整10年，这10年间，在我的印象里，国内经济学界对此期间发生的大事——国企改制，房产泡沫，金融危机等等，没有做过哪怕一次正确的解读或预警，相反，我发现，他们扮演的，反而是这些必然会给中国正常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而对国企改制做过深刻解读（左大培），对金融危机做过准确预言的人（喻权域），却屡屡遭到这个群体的无情嘲笑，攻击甚至谩骂。
中国经济学界究竟患了一种什么病？中国需要为这种病支付多大的成本才能使其复归理性？这可能是今天需要整个社会正襟危坐严肃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我完全能理解政协委员刘革新发出的“淘汰一批主流经济学家”这一呼声背后所包含的苦恼，乃至愤怒！
该醒来了，中了魔咒的中国经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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