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季，在S 市的一家外资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对女工的集体搜身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个事件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恶劣，还在于它引发了女工的集体行动，更由于女工得到了比其他类似事件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发生在工厂内的劳资矛盾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当我在网上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事件正进入一个高潮：女工们得到来自当地和她们家乡政府、人民团体和各主流媒体的支持，舆论已经是一边倒地向女工一方倾斜；原本处于弱势的女工似乎一下子成为事件的中心和主导者；而该外资厂在各方的压力下，多次寻求谈判不成，显得非常被动。
意识到这个事件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们在事件发生的第20天来到当地开始了调查。当时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各方都在等待开庭。我们在开庭前两天赶到，为的是可以采访到女工。因为那时人们对女工在法庭上的胜诉几乎没有什么疑问，而女工们也表示“讨回公道后就离开这个伤心地”。
然而旁听了两天的庭审后，那种乐观的形势似乎急转直下。庭审过程中女工们成为被动一方，她们期冀“讨清白”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庭审结束后，女工们笼罩在失望的情绪之中。随后在两周等待的过程中，女工们对原来支持她们的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律师以及媒体也越来越失去信心，最后她们再一次采取了集体行动，准备到北京上访。她们这一次行动很快被政府制止，在说服和强大的压力下，她们得到了仅相当于她们所要求数额八分之一的赔偿，而后被遣送回乡。
轰动一时的搜身事件和集体行动就这样划上了句号，媒体的报道只有寥寥几句。这是女工和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未曾预料的结果。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弱者的公开的反抗活动，在这一事件的前后过程中，参与者之多是罕见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展示出不寻常的态势，形成复杂的互动，
我们的资料包括：庭审前后对女工以座谈形式的4次访谈，与律师和参与采访的记者的谈话，与镇办公室主任和B 厂行政主管的谈话，媒体的报道，原被告的诉讼资料，庭审记录，以及返回北京后我本人与女工联系的电话记录，等。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主要集中分析女工，本文主要从女工的文化入手，分析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最弱势的大龄女工能够迸发出那么强烈的反抗？
二、生存文化和底限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公开反抗的基础。岳添晖在她的文章中分析了女工集体行动的组织和目标，说明女工的集体行动是没有组织的，[2]用女工们的话来说，“每一步都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对女工们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境况作一分析，以理解公开反抗的形成过程。
搜身事件的发生地是S 市一家生产假发的外资“来料加工”企业，其产品全部外销到欧美市场；主要的管理人员来自外方，中方高级管理人员也是由外方直接聘请的某省同民族的人，厂规厂纪和日常的管理方式非常严厉。而且没有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从来没有对管理人员进行过有关劳动法或协调劳动关系的培训。据女工们说，在这次搜身事件发生之前，打骂、罚款和搜身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有病请半个小时假，要三四个人批准”；动不动就罚款，“一罚（款）就是50、100”；辞工的人要扣工资，一年扣20天工资；如果被怀疑偷拿了厂里的原料产品，就要搜身，但与这次不一样的是，“以前搜身都是一个两个的（搜）”；有些管理人员态度特别凶，随意打骂包括下层管理在内的员工，“一到车间里就好像有杀气一样”。一些管理人员公开对工人说：“这是资本家的厂，没你们说话的地方。”
工厂的其他条件也不好，女工们24人住在一屋，洗涮空间很小，工人们常为用水争执，伙食也很差，常常一天两顿稀饭，吃饭的“餐桌”只是几排水泥台，而且没有座位……
而被搜身的女工显然是工厂中最为弱势的一群。她们的年龄偏大，多数在30岁以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和年轻的打工妹不同，她们人在外面打工，心却牵挂着在农村的家，她们的家庭都比较贫困，“现在农村经济真的好困难。出来再怎么样，一个月还有两三百块；在家里，一年下来累死了，谷子刚收上来，如果没钱交地租，马上就给你拖走，还有什么搞头啊。”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为了孩子上学，她们有忍辱负重的精神准备：“我们都说再苦再累，能挣到一点钱就可以了。”
她们所在的原毛班是全厂第一道工序，工作条件最差，也是最脏最累的工作。她们上班的地点是一个铁皮顶的车间，工作是梳理毛发。夏天时车间温度高达40多度，毛发散发的气味十分难闻。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许多女工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鼻炎、喉炎、肺炎、头晕等病症。（重庆商报，2001年8月19日）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们尽管也不满，但是公开的反抗几乎没有出现过，连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最一般的反抗形式――转厂在这里也不多。据外方行政经理L 说，该厂员工每年的流动率仅为5％，当然实际数字肯定要比工厂自己说的要高，因为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女工们所在的班刚被裁掉一批人。但是工人们主动的换工行为却很少。为什么？L 说，“我们过去10年从不拖欠工资。福利不是最好，也是有的。”女工们也说：“这个厂挺好的，工资比较高，基本上到时候拿得到手（不拖欠）”。之所以工人们还能忍受劳累和歧视，就是因为在这里能够得到较高和较为稳定的收入。
对北京农民工和广东外来工的调查显示，除了意外事件，农民工们最担心的问题一是失业，二是拿不到工资（李强，200；谭深，2003）。两者都与人的基本生存相关。在广东，外来工最普遍的反抗形式是流动，他们希冀通过流动能够找到更好的工厂，在广东工厂员工的流动率是相当高的，据估计平均在1/3左右。员工的流失对于一个工厂来说也是有损失的，特别是当要走的是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时，损失就比较大。但是对普通工人来说，“转厂”不仅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而且往往毫无收获。一位致丽厂工人这样写道：我转了七八个厂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以后我再也不转厂了。所以工人们会尽可能说服自己去忍受工厂环境，避免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这是工厂的外来工们普遍的状况。
在对底层人群作分析时，目前使用得最多的概念是斯科特（Scott ）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ethics）”和相关的概念。比如黄平等人在对农村人外出的研究中指出，区别于“经济理性”的“生存理性”，即寻求并维持生存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依然是中国农民在现实中行动的首要策略和动力。（黄平主编，1997：102）；[3]陈峰对下岗工人的研究也使用了“生存伦理”或“生存的权利”的概念，认为“现在工人所关注的问题，与斯科特描述的农民一样，不是被人‘拿走了多少？’，而是‘还剩下了什么？’。”（陈峰，2003）；陈佩华在对致丽玩具厂女工信件分析中则提出“生存文化”的概念（陈佩华，2002）。陈佩华指出，外来工为了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外出打工，结果陷入另一种贫困之中，这种贫困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和文化的，他们为了最低的生存需求挣扎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无可选择也无力摆脱。作为对古典经济学家自由选择理论的批评，陈佩华以“生存文化”指出了在外来女工“自由选择”背后的无奈和无助。这是被大量调查所能证实的，也可以解释B 厂被搜身女工的生存状况和态度。
年龄和工种决定了她们是工厂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但女工们几乎没有想到要换工作，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工作条件的改善。她们很清楚：“外面找一份工很难的，我们年纪都大了，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份工做，我们就很满意了。”她们比其他工人更没有选择的权利，对工厂的依附程度更深。只想“干几年挣点钱回家”。对厂规和管理人员的苛刻，女工们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满意的）想法，但就不用说了，让上级知道，想在这里干都干不下去。”如工厂最高级别的女主管J 对她们的歧视是公开而蛮横的，经常鄙夷地称女工是“老太婆”，看她一眼，也可能遭到痛骂。女工们普遍的很害怕她，“无论在哪里看见她都要发抖”。但女工们“没有胆量反抗”。归根结底，她们怕罚款，怕丢工作。不仅如此，女工们认为，其他工人也看不起她们，她们是随时可能遭到讪笑的一群。
处在最弱势的地位上，女工们确实感到自己的卑微，她们所采取的，是防御为主的自我保护的策略：一方面，她们努力地工作，小心遵守厂规，不让管理人员抓住把柄，受到责骂时，她们“把眼泪擦干，继续干活”，以此保住工作和一个月几百元钱的收入；另一方面，她们所幸的，是有一个好的集体。[4]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个班在工厂的特殊地位，使女工们彼此认同，而且她们也惟有从这一集体中才能获得尊重和支持。她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常常会相互帮忙，比如当某个人不能完成必须的定额时，会有其他女工将自己超出的部分“借”给她，她们也相互借钱。在精神上女工们相互支持，她们说：“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就是说她们有意无意地营造着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小环境，以抵御来自外界的伤害。女工们之间良好的关系既满足了她们心理的和实际的需求，也形成了后来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此外，正是由于她们的底层地位，对于来自如何一方的善意，她们都会持感激之情。比如有一位直接管理她们的外方代理JG，平时对她们态度较好，搜身之后以个人名义给她们道歉，女工们对他一直持肯定的态度。
到此，“生存的文化”已经被赋予自我保护的内容，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御的文化”。不仅如此，对于对工人或针对她们个人的歧视和伤害，女工们虽然没有公开的反抗，可是她们在内心有强烈的不满，“气得不得了，也不想跟他争辩，都忍下去。”她们也会在私下发泄不满，比如那个经常责骂她们的女主管，女工们私下里回骂她是“J 鸡婆”，认为她个人的不幸（丈夫和儿子死于非命）是作恶所致。这又类似斯科特“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的概念。在女工们的语言中，“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而“忍”是一个蓄积过程，是一个底限：在忍的一侧，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隐藏文本；超过了这个底限的另一侧，就可能是反抗的公开文本。而反抗者之间的关系，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是反抗行动的中介。
三、生存文化对公开反抗的意义
2001年夏季的搜身事件终于引发了女工的集体行动，公开的反抗出现了。
这次搜身事件实际上分两个阶段：搜身和强迫辞职。
对女工们来说，这次搜身事件的发生是非常突然的，搜身的过程令她们极度震惊和恐惧。以至于过了近一个月她们叙说起来仍然不能平静。据女工们陈述，那天厂里要求她们加班，未下班时，突然听到门外“通通”的脚步声，几个管理人员冲进来大吼，要女工们手抱头不要动。搜身过程是野蛮的，女工们被推搡拖拉，还不断有人骂她们“笨蛋”“蠢猪”“装死”。女工们“吓得全身发抖不能说话”，在那时，她们感觉自己“在他们面前连猪狗都不如，根本没把你当人”。搜完以后，“他们说，这次没有搜出来不能代表你们没有偷。”
如同许多被搜身事件一样，B 厂女工被搜身最大的打击是恐惧和屈辱，她们脆弱的自尊心几近崩溃，那天晚上，她们只是哭，不吃饭，睡不着觉。虽然她们痛不欲生，但还没有激发她们真正的行动，第二天还是正常上班。对此，女工们有两种解释：一是她们被吓坏了，“脑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是她们“都还是想保留这份工作”。只要还能有工作，能有收入，她们就不会走向极端。
但是第二天，管理员借口她们不好好干活，强迫她们辞工。女工们感到了绝望，管理员的恶劣态度也激怒了她们，女工们开始反抗。她们拒绝在辞工书上签字，与厂方争吵。当她们完全是在被“赶走”的压力下不得不去结工资的时候，又发现被扣了7天的工资――因为她们是自己辞工的。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厂里不太景气，每月工资只有400元左右，扣掉7天，“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女工们的绝望终于到了顶点，当时工厂内的环境根本不容她们讲理。在完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女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出了工厂，开始了她们第一次集体行动。
女工们只有在“被赶走”时才对这个工厂彻底失望，在她们面临着真正的生存危机的时候，才被迫走上反抗的不归路。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女工们能够继续留在工厂，不仅能够保住一定的收入，同时她们也可能还有机会解释没有偷窃的事实。但是她们被赶出厂，这个污名就再无法洗清。人格屈辱与生存危机相互强化，使这些平日顺从的最无反抗能力的女工一下子成为强有力的反抗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存文化的底限，在这个底限被逾越的同时，日常蓄积的不满和委屈成为反抗的动力。作为弱者，她们被压抑伤害的程度越深，反抗的力度就越大。
四、实践的增量
孙立平在他的“实践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实践的增量”。强调实践是一种动态过程，在实践状态中，许多静态结构中没有的东西发生了，这就是实践的增量。但是，他也认为，增量部分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某种潜在的东西被激活了。（孙立平2002a，2002b ）
由搜身事件到女工的集体行动到具有社会运动意味的多方参与，本身是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寻常的事情，比如在生存文化下原本顺从的女工的激烈反抗，劳资的地位在一定时段内发生颠倒。我尝试用实践的增量来解释这些不寻常的事情：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激活了一些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又激活另一些社会因素，比如律师的介入带动了个别媒体；媒体的介入又带动更多的媒体，还引起政府的关注；市政府的介入将事件引入法制轨道，又引起更高层政府和有关机构的介入；一直到外资所在国……各种对女工的支持因素相互连接，从而形成女工成为事件主导的优势地位。这个地位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是真实地存在的，如果女工们当时接受了政府的调解，不强调进入法庭，事件可能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圆满结局。在支持的高潮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市民社会”的影像正在出现。事实上，它与近年来政府社会政策向弱势群体的倾斜、中国社会空间的扩大、对资本持批判态度的国际社会运动等都是有关联的，尽管并不能因此认为一个市民社会已经出现，但是诸多有利劳工的因素通过实践被激发并聚集到这样一个事件中，女工们得到的支持就异乎寻常地大，她们一时的优势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样一个特定时空下的社会运动，并不能对结构有根本性的改变，女工并非在各方面都是优势，后来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样的社会运动，只能是与实践状态下的“增量”。
本文仍然集中在分析女工们在集体行动中，以及后来与各方的互动中，她们的意识和诉求是怎样发生着变化的？
在整个过程中，女工们有过四次集体性行动，这些行动有不同的目的，分别针对不同的对象。第一次集体行动显然是劳资冲突的爆发，女工们开始向政府求助；第二次集体行动女工们是向法律求助；第三次集体行动是在得到各界最大的支持时，女工们在法庭门口展示决心和力量，带有某种表演性质；第四次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她们力图寻求的是最高层政府的帮助。
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女工们深陷在“生存的文化”之中，工作的劳累，生活的封闭使她们许多人就知道“家有家法，厂有厂规”，有的人知道“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也有人知道政府有个劳动局，“是专门管打工的，为打工仔撑腰的”但她们从来没想过去，这些离她们的生活太远，她们基本不关心。
第一次冲出厂门，她们的目的是找区劳动局。为什么想到找区劳动局？据女工们说，她们知道这个厂和镇里的关系很好，所以要到更高一级的区劳动局。真正开始行动，女工们对自己下一步怎么办是没有计划的，当时，她们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到劳动站告他们扣我们工资。”在谈到她们最初的诉求时，女工们用了“只想到”三个字，说明她们也知道自己的要求事实上后来发生了变化。
女工们越级上告，使镇政府非常紧张，出动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到路上阻拦她们。在烈日下，又接连昏倒了几个人。但是女工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往前走，镇里对这些只是要求自己最低权利的女工束手无策。女工们意识到如果告到上级，“他们当官的肯定要受罚”。厂方也从来没有见过女工们如此强硬，他们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当天就道歉，并答应按规定赔偿她们。
此外，当时正值下班，有很多工人围过来鼓励她们，有的人还说：厂方“侵犯了你们的人权，侮辱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在这一次“艰辛的”但是鼓舞人的行动中，女工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的力量，感到被工友的支持，也看到工厂的弱点，她们敢于提出进一步的诉求。在工友的鼓励和启发下，在原先的经济诉求之上又提出权利和人格的诉求。女工们当时说：“对工资我们没意见”但是拒绝厂方的道歉，因为厂方的道歉不真诚。以后，她们将“讨清白”的人格尊严放在了赔偿之前，在镇劳动站和工厂主要管理人员与她们谈结工资时，她们坚持在“清白和公道”没有搞清之前，决不结工资。在后来多次与各方对话和接受采访中，她们将“中国人的尊严和人身权利是无价的”来表示她们决不会简单地接受赔偿，而是要就搜身一事讨个说法。
在这次事件中，不论是女工们自己还是外界，都对她们56个人如此的齐心印象深刻。从头至尾，不论什么行动，总是一个人不少，到法庭开庭后，有20多个人被认定是无过错的，她们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赔偿，但是这些人仍然表示，即便如此也要和大家一起上诉。事件过程中，厂方使用了多种方式希望她们或其中的某些人态度能有所转变，但是女工们没有接受。最初很多人都认为她们可能是有组织的，或者她们的代表――原来的班长W 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在我们反复询问后，确认不是这样。前文曾述，这个班的女工过去就比较团结，这是她们第一次集体行动的基础。除此以外，在若干天的坚持中，女工们显然意识到了集体团结的重要性，她们的力量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集体，而且是完整的集体。她们说，“我们原来是56个，现在还是56个，缺1个就不是56个了。”她们已经不仅仅出自于感情，而是对这个集体有了某种义务，或者不愿承担背弃集体的名声。比如W ，在后来的事情中，她感到身心俱疲，实际上已经不认为有必要再采取最后的行动了，但是她说：“有一个人调解，我要陪她；有一个人要去北京，我也要陪她。”这种义务感甚至扩大到本厂和曾经支持过她们的工人，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把（为工人伸张）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这是不是某种萌生的阶级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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